《李鴻章傳》reference_book_ids\":[6925013720812801038,6991770451932351519,7122025494547041293,6955675031808527391,7217738161726688256]}]},\"author_speak\":\"code\":0,\"compress_status\":1,\"content\":\" 1.李鴻章蔑視日本人：文明其外，內裏是野獸李鴻章並非與日本人第一次打交道。
對於日本這個島國，他的了解勝於當時的一般人，他的兒子李經方就曾在日本當外交官。李鴻章總覺得，近30年來，日本國勵精圖治，變法求強，與以前早已不可同日而語。特別是明治天皇遠見卓識，加之上下一心，維新變法，幾乎可以說是一蹴而成。
相比之下，中國的狀況卻令人擔憂。光緒帝孱弱無力，非英明果敢之輩，掌握實權的慈禧太後陰毒浮淺，隻擅長宮廷權術；其餘大臣，直至尋常百姓，離心離德，分崩離析，遠不能成就大事。
李鴻章過去從來不敢、也從來沒有懷疑過中國的體製，他一向堅持中國的製度，比西方要文明和好得多，隻是輸在一些技術製造上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已經成了中國最先進人物的默默遵循的座右銘了，當然，經過這次大敗，李鴻章已經開始再往前想了一步：既然中國的體製勝於西方，為什麼這個體製下卻不能產生新的文明？
李鴻章曾自信滿滿地宣稱，中國文武製度皆優於西方，所缺隻有輪船與開花大炮。現在，他不能不對自己的這些認識進行檢討。
也許，每一個中國人都是最自負又最自卑的混合體。
從曆史上來看，中國學過什麼？都是周邊的國家在學它。而日本早些時候學中國，晚近時代學西方。
而從日本轉而學習西方時，它與中國就已經拉開了最大的距離。
而這個距離的致命之處就是：在數次戰爭中，世界最大最古老的帝國不是一個小小島國的對手。
李鴻章十分看不起日本人，他曾對幕僚說：“倭人凶蠻，不可理喻。即使是最有教養的倭人，也是文明其外，而內裏是野獸。對待倭人之法，要麼你一下打死它，如果不行，就一麵喂其肥肉，一麵想法徐圖之，否則，它會把你咬死。”因此，他幾乎就是用這個辦法來同日本打交道的。
光緒元年（1875年），由於朝鮮政府拒不接納日本使節，日本派使臣森有禮來到中國。他一方麵照會清政府，要求中國對朝鮮問題不要過問，另一方麵又希望中國“勸說”朝鮮改變政府，並威脅說：“如果朝鮮按禮節接納我國使臣，不拒絕我國要求，就可以保證永久和平；否則，自取不測之禍。”這種明目張膽的戰爭叫囂和無理要求，遭到總理衙門的嚴詞駁斥。
不久，森有禮又到天津活動，並同北洋大臣李鴻章進行了會談。從他們的對話中可以看出，所謂朝鮮問題不過是日本侵略中國的第一步。
我們不妨摘引他們的幾段對話：
森：貴國與日本同在亞洲，可惜被西方壓住了。
李：我們東方諸國，中國最大，日本次之，其餘各小國都要同心一致，和睦相處，才能敵得住歐洲各國。
森：據我看，和約沒有用處。
李：兩國和好，全憑條約，如何沒有用？
森：國家辦一切事件，隻看強弱，不必完全按照條約。
李：這是謬論！倚仗自己強大，違背條約，這是萬國公法所不容許的！
森：萬國公法也沒有用！
李：“和約”的“和”字，就是和氣；“約”是約束人心。（指了指桌上的酒杯）譬如這酒杯，圍住了酒，不教它溢出來。
森：這“和氣”無孔不入，有縫即去，杯子如何能攔得住呢？
李：森大人年少氣盛，發此謬論……森：我國與中國的和約是中堂定的嗎？
李：是我和伊達商定。
森：伊達現在已經退休了……從來定約的人一下台，條約就靠不住的。
李：條約是奉聖旨、蓋有國寶的，世世代代都應當遵守。
森：總要變通。
李：不到10年不能變！
……森有禮又講到朝鮮炮擊日本軍艦的問題。
李：你兵船去朝鮮，根據萬國公法，近岸10 裏就是本國境地。日本既然沒有和朝鮮通商，擅自去測量，朝鮮開炮有道理。
森：朝鮮沒有立約，不能引用萬國公法。
李：既然沒有立約，日本就不應當去測量，是日本有錯在先；朝鮮貿然開炮，也有小小的過失；日本又上岸毀人家炮台，殺傷其士兵，又是日本的錯。
……
森：朝鮮如不接納日本使臣，恐怕一定要打仗了。
李：這種事古來就有。元代時，兩次派使臣到日本，日本不但不接納，還殺了元朝使者。
森有禮幾次被李鴻章駁得無言以對，他隻得威脅說：“以後難免要打仗”，公然進行威脅。
李：打起仗來，歐洲人一定要看我們的笑話。
森：那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日本國民要打仗，國家恐怕製止不住。
李：日本不是君主之國嗎？
森：是。
李：君主之國是國君與大臣主持國政，如何聽任國民違背條約、胡作非為！這能叫君主之國嗎？
森有禮又一次理屈詞窮。最後，他請李鴻章幫忙，設法使朝鮮接納日本使臣。
李鴻章回答說：“現在，朝鮮和日本都在氣頭上，等一兩年緩和一下再說吧。”
森有禮最後說：“領教了，領教了！試想，日本即使得了朝鮮，又有什麼好處？原隻是氣憤不過。”
李：俄國聽說日本要打朝鮮，駐兵於黑龍江口。不但俄國要出兵幹預，中國恐怕也難保不出兵。那時鬧得亂亂的，真沒好處。
李鴻章一邊說，一邊提筆寫了“徒傷和氣，毫無益處”8個字。森有禮看了後連忙問：“這是指同朝鮮傷和氣嗎？”
李：“不但同朝鮮傷和氣，連中國恐怕也要傷和氣。”說完，他又寫了“忠告”兩個字。森有禮連忙說：“日本國民要打仗的事，可以暫時壓住。請中堂設法勸勸朝鮮。”李鴻章說：“總理衙門既已明確答複，無法可想。不過，你既然求我。我一定向總理衙門轉達，看看有沒有商量的餘地。”
日本侵略朝鮮，正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日本使臣多次以毀約、打仗相要挾，企圖走西方列強的老路，這才是朝鮮問題的實質。
在這次談話中，李鴻章駁斥了日本使臣的謬論，從一定程度上堅持了原則立場，使日本使臣的氣焰有所收斂。這可以反映出李鴻章在19世紀70年代初期之前的外交思想。
清政府內部，一些人認為日本無視中國的抗議，駐兵朝鮮都城，後患嚴重，就向李鴻章建議，在煙台設立大本營，調集海陸軍隊，同日本宣戰。
給事中鄧承修在給李鴻章的信中說：“日本悍然不顧一切向中國挑釁，不是不知中國之大，也不是不知中國之強，他們隻是利用了中國的怕事心理和中國人所注重的不肯先發難這個弱點。”
李鴻章拒絕了這些意見。他給清廷上疏說：“日本人自變法以來，跟著西方亦步亦趨，無非想仿效西人，以圖自雄。今年又派參政官伊藤博文到歐洲考察民情，還派親王棲川到俄國考察行政，同時不斷派使節到意大利、奧匈帝國……西方人也希望日本傾心投靠，每遇到中日交涉的事，往往袒護日本……我國還沒有對付別人的器械，如果先露出形跡，這是軍事家所忌諱的事。日本的船炮同我國大略相等，如果我們跨海千裏，與其決勝，想製其死命，我不敢說有成功的把握。所以，我以為，東征的事不必有，東征的誌向不可無。中國現在添練水師，實在不容稍緩。過去戶部撥給南北洋的經費，說是每年400 萬兩，而實際不足1\/4，如果能照數撥給，不需要5年，南北洋兩支水師，自可成為勁旅。”
自然，他的看法有一定的道理。照當時形勢看，東征自是不切實際之論。
然則，李鴻章企圖等他慢慢加強海軍然後再去爭雄長，而海軍經費卻又毫無著落，因此，所謂“東征之誌”雲雲，隻不過說說而已。
光緒十一年（1885年）正月，越南戰場上。法軍攻占諒山，奪取鎮南關，清軍紛紛奔逃。日本乘人之危，以其公使“受中國攻擊，有傷體麵”為辭，派大臣伊藤博文來中國，進行要挾。
當時的外文報紙披露：日本以為中國自顧不暇，不會同它糾纏，所以，伊藤來華，準備提出5 條要求，強迫中國接受。這5 條是：索取賠款80 萬兩，要中國從朝鮮撤軍，要中國承認日本吞並琉球合法，中國開通商口岸，重新訂立通商條約。
伊藤路過天津，不肯與李鴻章會談，以需要進京遞交國書為借口，直奔北京，大約他認為總理衙門的官員更好對付一點吧。
李鴻章給總署寫信說：“伊藤借中國有戰事的機會，希圖以利，無理取鬧，十分可惡。如果同法國的戰事迅速了結，他就無依仗，盡可以據理駁斥。”
伊藤到京後，清廷卻委任李鴻章為全權代表，伊藤不得不轉回天津。2月18日，伊藤同李鴻章進行了第一次談判。伊藤一開始就蠻橫地說：“中國駐朝鮮的兵士達1000 多，比日本多，各有猜忌，恐怕將來中日失和，不如由中國撤兵，使兩國永遠和好。”
李鴻章反問：“你要中國撤兵，日本是否也撤？”
伊藤：“我國與朝鮮有條約，須等一年之後，如果朝鮮百姓不再鬧事，日本使館不必保護，才能撤兵。”
李鴻章嘿嘿冷笑：“貴國既不能馬上撤兵，先要讓中國撤兵，未免越俎代庖，不近情理！”
伊藤：“如中國答應撤兵，我們也可以商量；如中國不肯撤，日本也會照樣添兵。”
李鴻章：“中國留兵在朝鮮，並非多事，似乎與日本無關！”
伊藤見李鴻章態度嚴厲，又改變了話題，要中國懲辦袁世凱等有關將士，賠償日本損失。對此，李鴻章據理駁斥，指出責任完全在日本公使竹添，日本先開槍打死打傷中國士兵，中國不得已還擊，是無可指責的。中國已派欽差大臣續昌等去調查過，如果日本方麵不相信中國欽使，那麼，“我何能相信竹添公使？”
雙方爭執不休，伊藤胡攪蠻纏，無結果而罷。其後，又分別於2月20日、22日、25日、3月1日進行了幾次會談。
李鴻章時而據理駁斥，時而聲色俱厲，甚至說：“朝鮮的事，中國並沒有錯，錯誤全在竹添一人。如果因此決裂，我隻有準備打仗了！”
清廷在給李鴻章的詔書中稱讚他駁斥伊藤的話“十分得體”。
2.和談：日本要李鴻章親自出馬
在北洋海軍慘遭覆滅的同時，清政府的兩名使節——邵友濂和張蔭桓，又被日本以全權資格不足為理由給攆了回來。
張蔭桓是廣東人，不是科舉出身，而是用巨款捐來的官。現任駐美、秘魯、西班牙三國公使，在外交方麵很有才幹。邵友濂接任著名巡撫劉銘傳之職，已經當了三年多台灣巡撫。父親邵燦是漕運總督，為官正直，備受推崇。
“這次可不要再有疏漏。”恭親王命令李鴻章。
“我已經告訴經辦人員，多多注意手續問題。”
德璀琳去日本，日本借口手續問題，不承認他的代表資格。有了不愉快的教訓，這次李鴻章十分慎重了。他將任命通知了美國公使。
這位公使又讓駐東京的美國公使把清政府的意向傳達給日本政府。清政府希望會談地點在長崎，並提議，日本任命全權委員之日為雙方停戰之日。
日本政府拒絕了。
會談地點在長崎，需要從大本營所在地的廣島特意去那裏。日本是戰勝國，有權力召來戰敗國，所以，地點必須在廣島。日本政府拒絕休戰，會談中也不能休戰。
中國委員於1月26日從上海出發，前往日本的廣島。
日本方麵的全權委員定為伊藤總理大臣和陸奧外相兩人。一個是管理國務的最高負責人，一個是外交方麵的最高負責人。清政府代表是侍郎和巡撫，從品級上就不同。而且，日方是名副其實的全權，中國委員卻沒有被授予獨斷專行的權限。
“首先駁倒他們的全權問題。”陸奧說道。
“能得手嗎？”伊藤摸了一下鼻下的胡髭。
“一定能得手！侍郎和巡撫之流肯定不能授予那麼大的權限。”
“頂它一下，若是能縮回去，我們就有把握了。”
“無論如何也得拖一下。”
“對，要等占領威海衛之後再談。”
“日本國民還沒有厭戰情緒，恐怕對什麼樣的媾和也要大喊不行的。”
交談不多，但彼此了解對方的心思。
“說到底，還得把中堂（李鴻章）拉出來才行！”
伊藤回想起1885年在天津同李鴻章會晤時的情景，不禁自言自語道：“是雪當年之恥辱的時候了！”
2月1日，日方全權大臣伊藤博文和陸奧宗光在廣島縣政府同中方全權大臣會晤。依據外交慣例，雙方先交換全權委任書，然後才進行會談。陸奧看了中方使節提出的文書，說道：
“這不過是一種信任書，哪裏是全權委任書！”
中方使節說這就是“國書”，是清朝皇帝給日本天皇的文書：“大清國大皇帝問候大日本大皇帝。我兩國誼屬同洲，素無嫌怨，近以朝鮮事彼此用兵，勞民傷財，誠非得已。現經美國居間調處，中國派全權大臣，同貴國所派全權大臣會商妥協。茲特派尚書銜總理各國事務大臣戶部左侍郎張蔭桓、頭品頂戴署湖南巡撫邵友濂為全權大臣，前往貴國商辦。唯願大皇帝予以接待，俾該使臣盡職，是所望焉。”
“哪裏有不妥之處？”張蔭桓問道。
“我國和中國目前已斷絕了國交，沒有邦交的國君之間不能交換文書。可以拒絕接受沒有外交的國家君主的信件，這是外交常識。我們要問：你們是否真從皇帝那裏得到了全權？你們所說的國書，不過是介紹信而已。”
陸奧宗光的話被流利地譯成漢語。他早就估計到這種情況，所以翻譯事先也做了準備。
“請你們看看，這是我國皇上給我們的敕諭。”
張蔭桓雙手把敕諭舉過頭頂，遞給日方。
“派尚書銜總理各國事務大臣戶部左侍郎張蔭桓、頭品頂戴署湖南巡撫邵友濂為全權大臣，與日本派出之全權大臣會商事件。爾仍須一麵電達總理衙門，請朕旨遵行。隨行官員須聽爾節製。爾其殫竭精誠，謹以行事，勿負委任。爾其慎之，特諭。”
“這隻是一紙命令。上麵雖寫著會商事件，但究竟是何事件卻沒明寫出來。
是通商問題？還是漁業事件？未免太含混不清了。而且，要用電報一一請示總理衙門，這能算做全權嗎？”
陸奧宗光看了“敕諭”之後，低聲命令隨員，“把那個拿來”。他設想了各種情況，做了多手準備。他又繼續說下去。
“日方全權大臣的權限同中方全權大臣的權限不相同，就不能開始談判。隻憑口頭，是不能作為日後的證據的。所以，要先用文件形式確認這件事，談判以後再說吧。”
他把話一停，日方的隨員立刻分發給每個代表一份文書。分發完，陸奧又追加一句：
“請在剛才發給各位的備忘錄上書麵回答。”
這份備忘錄內容如下：
“在締結媾和條約方麵，日本皇帝陛下授予日本全權大臣一切權限。根據相互對等之原則，中方全權大臣是否也由清朝皇帝陛下授予了締結媾和條約之一切權限？請以書麵明確答複。”
對此，中方全權大臣不能當即作答，這天的談判便結束了。
次日，2月2日，中方送來答複文書。其中寫道：中方全權大臣被授予為媾和會談、簽字、蓋章之全權。至於各項條款，須以電報奏聞本國，請準敕旨，定期簽署。然後將條約帶回，經皇帝禦覽，批準後施行。
“這怎麼能稱作全權？”日方以此為借口停止了談判，並把責任推到了中方身上。
正如袁世凱所看穿的那樣，日方企圖再來一次凶猛的打擊，獲得有利的地位後，再進行媾和談判。
即使中國的全權委任書是完備的，陸奧宗光也要提出苛刻的條件，使談判中斷。不過，為了不駁居中調停的美國的麵子，與其用盛氣淩人的態度，不如借口中方手續不完備更好些。事態正是按日方的意願進展的。
接受答複的當天，兩國代表再次在廣島縣政府會談。伊藤首相演講一通，宣告停止談判。
“兩閣下的委任權極不完備，足以證明清政府尚無求和之誠意。”
這就是中止會談的理由。
張蔭桓大吃一驚。如果因意見不合，談判決裂，無計可施，倒也算完成了使命。可是，現在還未進入談判階段就停止，豈不是白來一趟。他懇求道：“委任書不夠完備，我可以致電本國政府，授予完備的全權。務請設法促成會談。”
這簡直是哀求。對此，陸奧冷冷地回答：“我不願同我拒絕過的人再進行談判。”
中方代表們垂頭喪氣地站起來，準備離去。這時，伊藤首相叫住隨員之一伍廷芳。
“伍先生，久違了，請留步。”
伊藤博文十年前去天津談判時，伍廷芳是李鴻章的幕僚，見過幾次麵，可算是老相識了。
伊藤首相向敵國代表的一個成員這麼親昵地打招呼，使會場的緊張空氣頓時緩和了不少。
“為什麼您沒當上全權大臣？”伊藤博文用英語說道。
伍廷芳是廣東人，年輕時曾在香港英國人辦的法律學校學法律，後來又去美國留過學。
“哎呀，我怎麼行……像剛才您說的那樣，我完全不夠資格。”伍廷芳答道。
“不，您是法律專家，今天問題之所在，您最明白。如果由最明白法律的您直接來談判，或許事情就好辦得多。”
“恐怕是一樣吧！”
法律專家伍廷芳清楚，清政府的全權委任書的確有問題，但那隻是手續上的問題，可以隨後補齊，並不妨礙先進入談判階段。這在外交活動中也不乏先例。伍廷芳看穿了日本是想再打擊一次中國。袁世凱憑感官覺察，而伍廷芳是憑法學家的眼睛及所處的外交地位來觀察。
伊藤苦笑了。他明白，今天為拖延時日耍的把戲被伍廷芳看穿了。他想起十年前在天津談判朝鮮問題時，曾被伍廷芳從法律的角度頂得張口結舌。
當時的《天津條約》規定了從朝鮮同時撤兵，將來派兵之際相互通告。結果，依據這個條約卻產生了這次戰爭。
“請轉告中堂。”伊藤說道。
“轉告什麼呢？”
“這次中斷談判，絕不是因為日本好戰，務請說清楚。我盼望兩國盡早恢複和平。這次談判雖然中斷了，但具備合法資格的全權代表來日本時，我們將高興地再開談判。……嗯，因為同閣下是老相識了，所以才說了這番話。不是正式發言，就不必告訴那兩位全權大臣了，算我們兩個人的悄悄話吧。”
“明白了，謝謝，不過，我還有一事不明……是不是這次全權大臣的官位和名望不夠，惹起您不滿？”
“不，不是，若持有完備的全權委任狀，我是不能拒絕舉行談判的。當然，代表的爵位、名望越高就越好些。老實說，最好是國政的最高負責人，如中堂或者恭親王。他們當全權大臣，我們甚至願意前去就談。因為同地位最高的人會談，就不會成為紙上空談，能負責到底，徹底實行。”
“我全明白了，一定轉告給中堂。”
伊藤和伍廷芳的私談結束了。表麵上隻是幾句簡短的應酬語，但陸奧外相立刻明白了，這是希望李鴻章親自出馬的意思。
1月5日，張蔭桓、邵友濂兩大臣又接到敕諭，其中言及：“關於各項交涉，須隨時電奏，待旨辦理。凡有傷國體、中國力所不及者，不可任意許諾。”
日方要求中方使節團早日離開廣島，理由是這裏乃大本營所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