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知怎的我想起來說些關於女子的雜話。不是女子問題。我不懂得科學，沒有方法來解剖“女子”這個不可思議的現象。我也不是一個社會學家，搬弄著一套現成的名詞來清理戀愛，改良婚姻或家庭。我也沒有一個道學家的權威，來督責女子們去做良妻賢母，或獎勵她們去做不良的妻不賢的母。我沒有任何解決或解答的能力。我自己所知道的隻是我的意識的流動，就那個我也沒有支配的力量。就比是隔著雨霧望遠山的景物，你隻能辨認一個大概。也不知是哪裏來的光照亮了我意識的一角，給我一個辨認的機會，我的困難是在想用粗笨的語言來傳達原來極微纖的印象，像是想用粗笨的鐵針來繡描細致的圖案。我今天所要查考的，所以，不是女子，更不是什麼女子問題，而是我自己的意識的一個片段。
我說也不知怎的我的思想轉上了關於女子的一路。最顯淺的原由，我想，當然是為我到一個女子學校裏來說話。但此外也還有別的給我暗示的機會。有一天我在一家書店門首見著某某女士的一本新書的廣告，書名是“蠹魚生活”。這倒是新鮮，我想，這年頭有甘心做書蟲的女子。三百年來女子中多的是良妻賢母，多的是詩人詞人，但出名的書蟲不就是一位郝夫人王照圓女士嗎？這是一件事，再有是我看到一篇文章，英國一位名小說家做的，她說婦女們想從事著述至少得有兩個條件：一是她得有她自己的一間屋子，這她隨時有關上或鎖上的自由。二是她得有五百一年（那合華銀有六千元）的進益。她說的是外國情形，當然和我們的相差得遠，但原則還不一樣是相通的？你們或許要說外國女人當然比我們強，我們怎好跟她們比；她們的環境要比我們的好多少，她們的自由要比我們的大多少；好，外國女人，先讓我們的男人比上了外國的男人再說女人吧！
可是你們先別氣餒，你們來聽聽外國女人的苦處。在QueenAnns的時候，不說更早，那就是我們清朝乾隆的時候，有天才的貴族女子們（平民更不必說了）實在忍不住寫下了些詩文就許往抽屜裏堆著給蛀蟲們享受，哪敢拿著作公開給莊嚴偉大的男子們看，那不讓他們笑掉了牙。男人是女人的“反對黨”（“Theopposefacfion”），LadyWinchilsea說。趁早，女人，誰敢賣弄誰活該遭殃，才學哪是你們的分！一個女人拿起筆就像是在做賊，誰受得了男人們的譏笑。別看英國人開通，他們中間多的是寫“婦學篇”的章實齋。倒是章先生那板起道學麵孔公然反對女人弄筆墨還好受些。他們的蒲伯，他們的JohnGtay，他們管愛文學有才情的女人叫作藍襪子，說她們放著家務不管，“癢癢的就愛亂塗”。MargaretofNewcastle另一位才學的女子，也憤憤的說，“女人像蝙蝠或貓頭鷹似的活著，牲口似的工作，蟲子似的死……”且不說男人的態度，女性自己的謙卑也是可以的。DorothyOsburne那位清麗的書翰家一寫到那位有文才的爵夫人就生氣，她說，“那可憐的女人準是有點兒偏心的，她什麼傻事不做，到來寫什麼書，又況是詩，那不太可笑了，要是我就算我半個月不睡覺我也到不了那個。”奧斯朋自己可沒有想到自己的書翰在千百年後還有人當作寶貴的文學作品念著，反比那“有點兒偏心膽敢寫書的女人”風頭出得更大，更久！
再說近一點，一百年前英國出一位女小說家，她的地位，有一個批評家說，是離著莎士比亞不遠的JaneAusten——她的環境也不見得比你們的強。實際上她更不如我們現代的女子。再說她也沒有一間她自己可以開關的屋子，也沒有每年多少固定的收入。她從不出門，也見不到什麼有學問的人；她是一位在家裏養老的姑娘，看到有限幾本書，每天就在一間永遠不得清靜的公共起坐間裏裝作寫信似的起草她的不朽的作品。“女人從沒有半個鍾頭，”FlorenceNightingale說，“女人從沒有半個鍾頭可以說是她們自己的。”再說近一點，白龍德姊妹們，也何嚐有什麼安逸的生活。在鄉間，在一個牧師家裏，她們生，她們長，她們死。她們至多站在露台上望望野景，在霧茫茫的天邊幻想大千世界的形形色色，幻想她們無顏色無波浪的生活中所不能的經驗。要不是她們卓絕的天才，蓬勃的熱情與超趣的想象，逼著她們不得不寫，她們也無非是三個平常的鄉間女子，鬱死在無歡的家裏，有誰想得到她們——光明的十九世紀於她們有什麼相幹，她們得到了些什麼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