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權的迷失
在中國的文化史上，應該說是不乏女性形象的。從人物來看，總的概括起來不外乎兩大類：思婦和棄婦；從作者來看，也是兩大類：民間的和官方的。無論人物典型是思婦是棄婦，無論作者的眼光是官方是民方，有一個在今天必須指出的，它們都是父權社會中兩個對立階級在婦女觀念上的共謀。下麵我們來看看一些人物。
一類是白蛇娘娘、七仙女、田螺姑娘。她們聰明美麗，神力與魔法超人，但是她們擇偶的條件並不是誌同道合、比翼齊飛者。在《天仙配》中反複唱的有句唱詞是：我愛你忠厚老實又本分。如果拿這些女神和希臘神話的女神相比，我們不難發現中國的女神在神的國度裏也並不浪漫，她們隻是希望在人間找一個比她們遜色得多的，隻要本分忠厚的，對她們忠貞不二的男人做丈夫，兩人白頭偕老，就十分滿足了。董永、許仙這一類十分平庸的男性典型便是這些女神們曆盡磨難，九死一生苦苦追求的對象。這些女神代表著思婦的形象。
另一類是棄婦形象。像老百姓熟悉的秦香蓮。類似《鍘美案》中的秦香蓮這類女性角色在中國傳統戲劇和傳說中還不少。總的說來是女的含辛茹苦，在婆家孝順公婆撫養孩子，而讓自己的丈夫專心攻讀四書五經，最後丈夫金榜題名，中了狀元。丈夫一旦輝煌起來，便不認糟糠。於是秦香蓮便用感天動地的哭冤，終於感動了包公，包公拿忘恩負義的陳世美來問斬。這個結局無疑是劇本作者的主觀願望，在中國眾多類似秦香蓮的故事和傳說，說明陳世美並沒有被斬，秦香蓮依然是秦香蓮。中國的傳統文化中的女性形象無疑至今仍在左右我們當今的女性自我判斷的優劣標準，尤其對知識女性的影響更大。很多很有才華的女性不敢以才華橫溢的男性為求偶對象，她們害怕將來被遺棄，害怕他們成為陳世美，似乎有才華等於喜新厭舊，害怕他們要淩駕於自己之上，害怕將來有第三者追求他們，婚姻會破裂。總之，有才華的男性恐怕靠不住，也不好服侍，情願找一個比自己能力差點的忠厚可靠的男人。其實她們不明白，男性的文化層次越高一些，對女性的尊重和理解，對女性事業上的支持會更多一些。造成這種種誤區的曆史的社會的原因由來已久，簡單地說，這是幾千年的父權社會形成的男尊女卑的觀念在作祟，使知識女性在婚姻問題上總覺得自己的學曆和專長都不利於婚姻，遲遲不敢主動，不敢行動。
我們不否認仍然有一些男人抱著封建士大夫的觀念，同時我們也必須看到今天的婦女解放首先是得到了舉起民主和科學兩麵大旗的先進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倡導的，這其中大多數是男性。現代社會不再為我們提供一個從一而終的客觀保證了，信息時代千變萬化，如果我們仍然擺脫不了曆史文化的女性誤區，無論白娘子的信念，還是秦香蓮的堅貞，都不會為現代女性帶來福音。我們可以反問一下，在今天，即便七仙女得到了大團圓，七仙女天天圍著董永家的鍋台轉能轉出幸福嗎？即便秦香蓮夫妻團圓，守著一個陳世美就是幸福嗎？所以說，她們的“喜劇”色彩是以男權為中心的封建社會強加的，實質上她們無論思婦或棄婦都是父權的犧牲品，都是悲劇人物，她們的悲劇在於喪失了自我，都在追求從一而終的結局。
今天，女性常常被當做理想與美的化身，從遠古流傳的神話到今天矗立在太平洋彼岸的紐約港自由女神像，春江花月夜早已在曆史的長河裏流失，卻給後人留下多少謳歌女性惜別女性追憶女性的不朽詩篇。
然而，什麼是理想的女性？是秦香蓮似的女子無才便是德，以當“賢妻良母”逆來順受為自身價值的實現和完善；還是白娘子似的敢於選擇一位自己可心的男性作為自己的對象（這類典型當然包括敢於抗婚，敢於自由戀愛者）?這兩種認識當然有差異，但它們並沒有擺脫男性為中心的男尊女卑的文化範疇。女性自身的理想已經在生活現實麵前破碎，她們終究沒有走出男權主宰的權力話語，從此甘心或不那麼甘心地“夫榮妻貴”夫唱妻隨起來。年年載載，年深月久，循規蹈矩，加上女人極容易在情戀編織的羅網中迷失自我，看來曆史上女權的迷失已如同流經沙漠的小川，蹤跡難覓了。
不僅僅是角色的反串
──一個女權話語的文本
法國女作家波伏娃的長篇小說《人都是要死的》裏的女主人公是一位演員，這位名叫雷吉娜的女演員在一個很偶然的場合愛上了一位男神雷蒙·福斯卡。福斯卡因為服用了埃及法老的長生不老藥而不死，當初，他服用這種藥是幻想以不死來實現其征服宇宙的目的。
而雷吉娜為什麼會愛上這位比她大了幾百歲的男神福斯卡呢？為此，她放棄了原來的男朋友。雷吉娜做出這種選擇是因為她覺得凡男（凡人男性）生命有限，而且凡男（她的男友）追逐功名利祿榮華富貴，愛情自然變得很有限很平庸。雷吉娜追求一種永恒的博大的愛情，為此，她不顧世俗的反對，和男神一道離家出走。
然而在與男神一道“私奔”的途中，雷吉娜發現男神福斯卡的長生不死是一個極大的麻煩。首先他對於雷吉娜是一位正走紅的女演員，這一份成就感並不怎麼看重。在福斯卡眼裏，雷吉娜和她雇傭的女傭人似乎區別並不大，這讓雷吉娜十分沮喪和煩惱。更要命的是假如有一天，她麵臨衰老甚至死亡，她所愛戀的男神不會衰老，也不會死亡，她與他所擁有的不是同一個時空。男神福斯卡在雷吉娜一再追問下，說起了他自己的往事，每每說到動情之處，仍然是他所愛過的一個一個女人。
福斯卡在人世間活了600年，從歐洲大陸到美洲大陸他都曾經遊曆過。他經曆了戰爭與和平；從事過軍事和政治，也從事過科學研究；他曾經是皇室貴族，也當過革命黨人，他當過平民，甚至淪為流浪漢。他為實現自己的理想奮鬥了600年。而理想的實現距他愈來愈遠。他仍然是一個回天乏術的普通人。長生不死，對於他，是一串串愛戀與悔恨的負荷，一番番生離與死別的儲存，是一個天懲。
這的確讓雷吉娜非常失望。
看來，人都是要死的，隻能如此，也隻好如此了。
人都是要死的，小說由此獲得一種全新的審視人生的視角，成為有別與眾多男權話語文本之外的一個女權話語的文本。
貫穿全部小說的故事是人神之戀，說它是人神之戀也好，人妖之戀也好，在古代小說和民間故事中這類情節是屢見不鮮的。就拿我們熟悉的中國古代的民間傳說來說，白蛇娘娘，《聊齋》故事中眾多的狐狸精，還有嫦娥奔月，仙女下凡，等等，這些妖精無一不是修煉了幾百年乃至上千年而成精成仙的。這些古代的人妖之戀與波伏娃筆下的人妖之戀，看似情節相似，實質上卻有著截然不同的價值取向。
在傳統故事中，大多數是女妖與凡男相戀，女妖一方麵是超乎禮法的蕩婦，一旦委身某書生，蕩婦又成了傳統婦德的化身。總之，女妖是書生現實生活中的精神寄托者，又是幫助書生脫離苦海實現升官發財夢想的拯救者，女妖能幫助書生獲得世俗的勝利。從這其間不難看出，傳統故事情節的人妖之戀始終湧動著凡男的性欲追求，渴望著自己愛慕的女性有永不衰敗的美色和青春，既有娼家的行徑，又是很標準的賢慧妻子，所謂的女妖形象的塑造，正是體現男權話語的典型文本。
而在波伏娃的筆下，是男神與凡女的戀愛。首先在她的筆下，與傳統故事的女妖凡男之戀剛好是人與妖，角色的反串，男神的出現給凡女又帶來了什麼呢？男神福斯卡以他豐富的人生經曆看破紅塵，淡漠了世俗社會對功名利祿的追求，甚至福斯卡對雷吉娜的愛，反應也很淡漠。這使得女主人公生出很多小心眼，作品把雷吉娜的爭風吃醋寫得淋漓盡致，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男神的出現給凡女帶來的是一連串的幻滅，理想的幻滅，愛情的幻滅，除此之外，什麼也沒有。這種失望的悲劇的色彩彌漫在整個小說始終，這使得這篇同樣是人妖之戀情節的小說有了和男權話語的文本完全不同的立足點，和傳統故事的男才女貌，男耕女織，花好月圓的皆大歡喜的大團圓，有了截然不同的結局。在這裏不僅僅是人妖性別角色反串，同時使人妖之戀的情節翻出了新的現代的女權話語的含義。
從《城堡》看卡夫卡的性別立場
女人是什麼？是戰利品，是和領地一樣的財富，還是人？
卡夫卡的小說《城堡》描寫Ｋ冒充土地測量員，企圖讓政府批準他在城堡附近的村子安家落戶，經過種種努力，他終於無法進入城堡的經曆，敘述了K與弗麗達的情感經曆。K與弗麗達是從相識到產生愛情的確是異乎尋常的，在鄉村酒吧間，K是一個外鄉人，企圖找一個過夜的地方。弗麗達則是酒吧的女招待，K很快發現弗麗達不是普通的酒吧女郎，她可以用鞭子抽打一群漢子。這些男人是當地長官克拉姆的隨從。弗麗達是從一個看牛欄的女孩子，爬到酒吧侍女這個位子的。尤其與眾不同的是，她還是長官克拉姆的情婦。K在弗麗達的指點下，從門上的一個小孔“看見”了克拉姆的尊容，而且弗麗達“特批”他願意看多久便可以看多久。K和弗的愛情從一開始關係便很不一般，他們做愛居然是躺在長官克拉姆的房門前“積著殘酒的坑坑窪窪和扔在地板上的垃圾中間”。
卡夫卡的《城堡》是一部性別立場非常鮮明的作品，作者從情節一展開就突出地表現他對專製、權力和性的長久的思考和凝視。有人說《城堡》中的K似乎是一個性無能者，甚至推論是不是卡夫卡在性方麵的缺陷所造成，我認為這是對卡夫卡的一個“誤讀”。K是一個有社會責任感的人，當他意識到他將在這個城堡附近安家，娶弗麗達為妻，他馬上得考慮他的工作問題，他應該找到長官克拉姆，他假如不能擁有正常人的生存的權利，他便會失去愛的權利。甚至他發現弗麗達跟他離開酒吧到鄉村小學後，離開了克拉姆幾天，便在他的懷抱裏失去了往日的美麗。他由此不安，決定去找往城堡送信的巴納巴斯。
在巴納巴斯的家中發生的事情則比弗麗達離開了酒吧跟著K“私奔”更為嚴重。
巴納巴斯的姐姐阿瑪麗亞將他父親的長官得罪了。阿瑪麗亞與許許多多鄉村姑娘一樣對權力和金錢有著本能的向往，可是當權力的象征者索爾蒂尼派人送來一張征召她的紙條，上麵全是下流和粗野的話，阿瑪麗亞激怒了，當場將紙條撕得粉碎。於是悲劇在這個家庭無休止地展開了。也許作為長官的索爾蒂尼並不在意這件事情，在專製的社會裏，女人對於一個權力的象征者幾乎說得上唾手可得層出不窮。可怕的是村民們的普遍經驗，他們一旦得知巴納巴斯家得罪了長官，便紛紛斷絕與巴家的交往。巴的父親，這位鄉村一貫信譽很好的鞋匠沒了客戶，幾乎所有的顧客都走了，手下幹活的夥計也走了。阿瑪麗亞的父親在冰雪裏坐了一天又一天，等著城堡的老爺，希望女兒有機會彌補“過錯”，直至全身癱瘓，也沒有見著老爺一麵。甚至另一個女兒賣身於城堡老爺侍衛隨從，被任意蹂躪，一切能付出的都付出了，希望仍然很渺茫。就在K到巴納巴斯家之後，未婚妻弗麗達離開了他，弗麗達在學校的臨時住所呆不下去了，返回了酒吧間。K終於發現他為了安家，娶弗麗達為妻的一切努力都成為泡影，巴的一家和他，一切都是徒勞。
當然這篇小說讓許多習慣男歡女合結局的人感到讀不下去，不對路，這正是卡夫卡的《城堡》與男權文化徹底劃清了界限之處。當一個人在專製社會裏得不到起碼的生存權利時，性對於她或者他同樣沒有人的尊嚴，更談不上愛情這種神聖的感情。等待弗麗達等女人的命運有的隻是占領與被占領，奴役與被奴役，利用與被利用。在專製者眼裏擁有女人和擁有牲口、擴張疆土、掠奪財富意義等同。卡夫卡的偉大就在於他揭示了這一切的悲劇所在，他久久地凝視過了久久地思考過了專製下性與權力的關係。
應該說卡夫卡是具有非常強烈的人道主義理想光芒的，專製製度下女性的不幸，同時也是男性的不幸，他的性別立場表現為一種雙性的結合，他從雙性平等的立場出發既能體驗女性的受淩辱而不能自拔的困境，也很希望男性能夠與女性攜手共進，努力建立平等互助互愛的男女關係。當他在揭示麻木的村民時時事事將性與至高無上權力結合時，他覺得自己都被摧毀了。所以卡夫卡在他彌留之際會留下這樣的遺言：“在巴爾紮克的手杖上刻著：‘我能夠摧毀一切障礙’；在我的手杖上則刻著：‘一切障礙都在摧毀我。’”無疑這也證實卡夫卡的不朽，他與那個腐朽的社會製度的確是勢不兩立的。
由此我想到眾多的所謂文學，床上戲往往是作為“賣點”頻頻出現，那些眾多的宣稱自己是為人民大眾的文學家們，在描寫那些連基本的生活條件都不具備的風塵女子時，主角一出場就愛得死去活來，愛得轟轟烈烈。他們的基本立場是真正愛他們筆下那些不幸的女性，還是讓這些紅塵女子強打精神粉墨登場矯情表演，以迎和打著飽嗝噴著酒氣的權貴們的胃口呢？作家的性別立場往往在不經意中流露出專製下的男權文化的尾巴，也許正因為如此，他們才會一再“誤讀”卡夫卡的。
關於普拉斯
兩年前有一位先生提議我譯普拉斯。我第一次接觸普拉斯，是從她的自傳體小說《鍾形壇》開始的，封麵有她的頭像，滿頭秀發，女詩人的一雙眼美麗而迷人，我就迷上她了。憑著我也寫些詩，也是女人。有一位友人對我說，你最好別讀普拉斯，讀普拉斯，你也會去自殺，去發瘋的。
這普拉斯，叫我害怕叫我著迷，這有人提議有人阻止有人規勸結果更增添了普拉斯的魅力。我要爬山涉水去認識普拉斯，這阻隔不在生死之界，疆域之界，而在語言文化的障礙。要真格兒認識普拉斯，隻有一頭紮進她的原著，而將四處流行的分經眾說置於不顧了。感謝在美國愛爾華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我的好友賀寧基以及在加拿大學習的謝少波先生，他們分別托人帶回了《西爾維婭·普拉斯詩集》以及西爾維婭·普拉斯的詩集《冬樹》，同時將1987年10月25日《紐約時報》以及1988年2月的《得梅因記事報》上大篇幅評價普拉斯的文章及普拉斯的照片寄給了我。普拉斯迄今為止還是美國走紅熱潮未退的女詩人，盡管她已去世25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