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論述普拉斯的作品時，ML羅森塔寫道：“如果一首真正的自白詩要使內心和語言上的象征融為一體，在藝術上就必須取得無可爭議的成功。”普拉斯無疑取得了這種成功。美國“自白派”開派詩人羅伯特·洛厄郊給她死後發表的第二本詩集《愛麗爾》寫序時回憶道：“我感覺到她的羞怯和個性，從未想到她後來令人震驚而成功的結果。”“她的藝術不朽正是生命的分裂。”有威望的英國評論家愛阿爾瓦在一篇評論裏說《愛麗兒》“有一種擺脫傳統詩歌風格的創舉”。所有這些評價都是不尋常的。
我在讀普拉斯的詩，也在解讀詩的普拉斯。
在試圖譯它而掩卷沉思的這一刻，使我大為震驚，並使我為此傾倒的首先是普拉斯的健康與力量。
在那些銘心刻骨的詩句裏，那些鬼魅夢魘般的描寫，以及一個個性愛虐待狂者的痛苦追求後麵，有一雙很好地控製和駕馭著這些生命體驗的手，一雙超越現實的、健康而有力量的、清醒而充滿智慧的手。在自殺之前生命的最後九個月，她幾乎每天淩晨起床寫詩，直至孩子早上起床，開始她做母親一天的辛苦勞作。她的詩集《愛麗兒》、《冬樹》幾乎都是這段時間裏這樣寫出來的。
是什麼支撐著普拉斯，使她能夠用這樣一些“材料”構築了一座僅僅屬於她的女性的藝術宮殿呢？一堆這樣的“材料”：死嬰、空牛奶罐頭、性愛虐待狂、白骨、頭發、灰塵、汙血等。然而普拉斯是健康的，對於目前流行的“世紀末”病，對於當前某些人所崇尚的對一切都容忍、寬容，都彼此不以為然，導致文學出現一種疲軟、一種病態，她是健康的。也許寬容是一種可以使人好好活下來的好狀態，卻不是進入藝術創作的好狀態。藝術需要偏執，需要有所仰仗，需要信仰。
普拉斯是在美國60年代女權主義運動初期進行詩歌創作的。繼而，70年代的美國女性又形成過一次對傳統婚姻的衝擊，普拉斯從剛剛萌動的女權主義運動中獲得強大的生命。僅僅說普拉斯的詩描述的隻有痛苦、失望是不夠的，一個病入膏肓的人總是給自己製造“麻醉劑花瓶”，普拉斯卻在大聲宣稱：“我有過陳舊的傷口，但正在治愈它／隻有到了某種痛苦和失望可以斷定已經接近尾聲的時候，隻有自信自身具有強旺的生命力——不論是一個人，還是一個民族，隻有在這種時刻，才會坦然地正視屈辱和淪落，把陰暗的精神氣氛坦然地公布於眾。”普拉斯的詩看去像人性後退的地方，正是她最接近人性的地方，看去最黑暗的地方，也正因為她此處最接近光明。
普拉斯將女人肉體上的屈辱感、淪落感以及情感上的極度困惑公之於眾，這一切當然依仗於信仰。她堅信女人（她筆下的女人）的這一種狀態不會再繼續下去。她說：“我認為我將喜歡這樣的稱呼我自己：這個女孩要成為上帝。”
普拉斯是以一種接近瘋狂的衝刺，將商品社會裏花花綠綠的美女背後的汙垢暴露無遺，最終她發現她生活的世界“每一個女人都是妓女”（《萊絲奧絲》）。“我握住我的手指頭，十根白白的尖樁，／看，黑暗從這爆裂中滲漏出來，／我不能容納這些，我容不了我的生命。”（《三女人》）顯然，這種成就了普拉斯藝術的偏執，偏偏毀滅了普拉斯的生命。正如羅伯特·洛尼爾在給《愛麗兒》寫的序裏說的，這一切都“太過分”了。
當然，在我們讀完普拉斯時，我們會發覺我們又有理由好好地活下去了。因為我們必須走出普拉斯的世界。我們得問自己，我們究竟偏執於什麼？仰仗於什麼？我們的信仰呢？
在讀普拉斯的詩之前，有必要了解她的生平。
西爾維婭·普拉斯，1932年出生於美國。她是一位德國移民的女兒，父親是著名生物學家，曾撰寫過研究野蜂的論著。母親是澳大利亞人。她八歲時，父親去世，使她從童年時代就有一種亡父的內疚感，一直認為自己是直接虐待並迫害父親的敵人。同時對她父親早逝而沒有對她盡責任也有一種抱怨甚至怨恨。她從小就開始無目的做開始無目的自我奮鬥，靠獎學金讀完了史密斯大學，獲得學術和文學優等獎，之後又獲得獎學金到英國劍橋大學深造。在此期間結識英國詩人T.休斯並同他結婚。生一兒一女，1962年10月離異，1963年2月自殺身亡。
普拉斯離開人世間已有25年，她的詩，她的一生，長時間成為美國文學界的熱門話題。對於熱愛她、崇拜她的讀者來說，她的真實遭遇賦予她作為作品之外的一種超乎單純文學聲音的意義。普拉斯短暫的一生是在一種自我格鬥的神經緊張狀態之中度過的。她與許多才貌出眾的現代女性一樣有過學位、戀愛婚姻、事業、孩子，同時又有出人意外的插曲——發瘋。從1953年少女時代一直到1963年做了兩個孩子的母親後自殺身亡，這期間曾有過多達十次自殺的企圖。這種強烈的介乎於做規範的女人（做女兒、妻子、母親）與做理想化的女人（做聖母，做女神，做繆斯）之間的矛盾的緊張的神經狀態，在她的作品中表現成了那些生活中極平易極簡單的瑣事，變成了令人不寒而栗的象征。
普拉斯生前隻出版過一本詩集《巨人》（1960年），曾經發表過一些短篇小說，死後出版的遺作有：自傳體小說《鍾形壇》（1963）、詩集《愛麗爾》（1965）、《涉水》（1971）、《冬樹》（1972）、《西爾維婭·普拉斯詩集》（1981）。
關於普拉斯，迄今依然眾說紛紜。
為普拉斯寫傳的美國女作家林達·曼厄·瑪丁（TindaWagner－Martin）引用一段普拉斯的話來說明普拉斯的創作動機：“我已學會從我的憤怒與我的快活以及我的自我否定和自我炫耀兩者中取材，創造一種對讀者強有力的可誦讀的詩歌。”
我手邊還有一篇1962年10月30日普拉斯與渥爾先生關於詩歌創作與真實人生的一次對話，這是其中的一段：
“渥爾：你現在詩更多的來自書本而不是你自己的私生活嗎？
普拉斯：不，根本不能這樣說，我認為我的詩是感覺和激情的直接經驗下產生的。但我必須說，我不能同情這些來自心靈的嚎哭！那是針尖、刀子或別的什麼，除此之外，不能告訴我的任何東西。我相信有一個人是能夠控製把握體驗的，即使是最為恐懼的體驗；像發瘋，遭受折磨，這一類體驗，一個人能夠用一種清醒的智慧的大腦把握這類體驗。我認為個人的經驗是非常重要的，但這斷斷不是一種哇啦哇啦和視野狹窄的自戀者體驗。我相信有一類體驗關連到一些大事，一些要事，比如說廣島事件，達豪集中營之類，等等。”
談到她今後的打算，普拉斯說她將努力成為一個有曆史感的詩人。拿破倫、德國希特勒等等，戰爭、軍事，令她“神魂顛倒”。普拉斯的這些話題是在離她自殺之前的4個月時說的。這裏展出了普拉斯的內心的另一番氣象，一個博大、開闊而豐富的普拉斯。
而她的已離異的丈夫，英國桂冠詩人T休斯在為她的詩集所寫的序言中回憶道：“她像一個工藝匠人精雕細刻她的詩句，如果從一堆素材中雕不出一張桌子，她也很樂意雕出一把椅子甚至一個玩具。”
這又是一個普拉斯：純真的繆斯般的普拉斯。
難怪美國的評論家羅奇爾·拉特納說普拉斯是“一位傳說難以介紹的女詩人”。
好一個眾說紛紜，眾說紛紜的本身正好說明普拉斯的成功。隻有成功的作品，才會留一生真事與假語斑斕麵目，誘惑人感染人，讓後人不厭其煩地指鹿為馬或指馬為鹿地這麼那麼地評論，熱鬧得轟轟烈烈，這正是成功的好作品的魅力。也許，凡是成功的好作品，都是超出某個流派某個小圈子的界限的。好作品，隻好隻用這麼一個判定：好作品就是好作品。
普拉斯的遺稿陸續出版後，在美國詩壇上激起了熱烈的反應，成為自白詩運動的又一個高潮。近幾年來，她的聲望日益升高，被公認為當代世界英語作家中最優秀的詩人之一。
毫無疑問，普拉斯已被眾多的權威評論家說成美國自白派詩的代表，最為成功的自白派詩人。而她似乎也在努力把詩寫成好像從她的神經末梢奔流出來的一樣，然而我們不應當忽略了普拉斯在談創作時說的對生命體驗的“控製”、“把握”，也許我們不必過分地炫耀我們的潛意識，感覺的奇異與靈敏，失去控製的種種意識潛流的審美價值全在於控製。“放倒警衛，別讓他昏睡”（西班牙赫蘇斯·穆那裏茲語），這個比喻來說明在文學創作過程中的理性是恰當的。生活在當代社會的人離開了理性的支撐畢竟是無法生存的，更不消說去寫作，而普拉斯的大智大勇就在於用理性這一束冷光冷峻地剖析人生及自身的靈與肉（包括潛意識，感覺等等，以及難以馴化的瘋狂的情緒潛流）。她詩中的那些日常生活中的瑣碎意象和那些酷似自白的形象又常常暗示著一種神秘的力量，噴吐的情緒常常遙指一種遙遠的虛無，這時，詩中便出現不真實感和書卷氣。那些所謂的“生活細節”常常成為構成一種神話的構件，由此，又可以說普拉斯根本不是自白，她的詩隻是含有個人內心體驗的成分，這種成分是生活的影像，而不是事實。
早在英國劍橋大學讀書時，普拉斯就與休斯等詩人一起就詩歌的創新進行過研討和大膽嚐試。從她早期的創作開始，她就開始了將一些帶著生命體驗而又超越現實的幻影同神話相聯係的追求。如果說她的詩是“自白”，大概要歸結於她所采用的那些“生活細節”了。談到普拉斯詩中的“生活細節”，我們不應忘記她曾經學過醫，她有一些助產士和從事人體解剖、移植人的各種器官的朋友，她熱愛她的這些在實際操作領域中認識人並從事創造性勞動的朋友們。她還有一位養蜂研究蜂的生物學家父親。這些經曆大概對普拉斯冷峻地剖析人生，產生了一定影響。
真正感動著我們的除了普拉斯的真誠與智慧之外，我以為主要的還是她的冷峻。她的冷峻像一把手術刀，成了一間空屋子裏的陰影——將世間生生死死一一融入她的黑色長袍之中。普拉斯的美是智慧女性之美，是罌色與深紅，是鐵與血。她屬於夢，她的美是一種冷峻的美。她的想象力發揮到了一種極敏捷、極透明的程度——一切人生體驗都與冥冥之中的虛無相關連，從而轉化為一種潛語言。普拉斯的詩歌是她幾近瘋狂的生活中唯一清晰的由她創建的激動人心的有秩序的國度。她的詩在啟示式的比喻中縱橫馳騁，造型輪廓是短語式的、口語式的，有些甚至像童謠和祈禱詩，如《擾人心煩的綴斯》與《爹爹》等等。普拉斯的語言在現代詩人中是值得研究的。
由此，在翻譯過程中，我感到最棘手的一個問題是如何保持普拉斯的風格，也許譯詩是一件最費力不討好的事。難以傳遞的神韻、語義在破譯及再由漢語言傳達時也許被篩漏得所剩無幾。我隻得力求用一種比較接近的漢語言的口語式表達。
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我相信魯迅先生的話，隻有硬譯。而且寧願硬一些，卻絕不能肆意藻飾它們；寧可野一些，質白一些，不可任意雕琢，去“民族化”，而使它失去衝擊的節奏和進吐的方式；更不可以故弄玄虛，將一些明朗平易的詩句弄得晦澀難懂。
我的學識太淺了，這本書的譯詩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僅僅是我認識的普拉斯，也隻因為我想認識普拉斯，才有了這些譯詩。今天當我要把它奉獻給讀者時，我有些忐忑不安。這投向普拉斯的淺淺一瞥目光也許能激發更多的人去認識普拉斯與美國詩歌。
解讀普拉斯
美國女詩人西爾維婭·普拉斯（SylviaPlath1932～1963）的詩歌創作鼎盛時期正處在女權運動興起的60年代初，她無疑受到女權運動的激發。她曾經說道：“我預言一個新的夏娃即將誕生。”普拉斯作為美國自白派的最典型的最成功的女詩人，她大量的詩歌創作正是在重建女性文化的思潮鼓舞之下產生的。在她的詩歌中，她表現了對戰爭、對母愛、對愛情這一類在男權文化中一貫被謳歌的被神聖化的形象的一種反叛，她以挑戰者的姿態對文學史和曆史上的種種神聖的偶像提出質疑和嘲諷。下麵是我在讀她的詩歌時的一些隨想。
擾人心煩的繆斯
讀《擾人心煩的繆斯》，不難看出作者表達了年幼的女子對刻板的日常生活的厭倦，對嚴格的母訓的反叛。“定做的故事”不斷地從老是站在童床邊的老婦人的嘴裏重複；音樂課，舞蹈課，從一處到另一處接受沒完沒了的訓練；然後白天晚上都有被母親雇傭的保姆看守著，難道這就是被人們歌頌了幾千年的母愛？“媽媽，媽媽，但我不皺眉頭，/我將永遠辜負這神秘的伴侶。”
灰鼴鼠
我們讀過許多謳歌戰爭的詩歌。而在這首《灰鼴鼠》中沒有對參戰人員的禮讚，甚至沒有悲壯，也沒有悲傷。作者隻有對參戰人員冷峻的描寫，冷峻得像一把鋒利極了的手術刀，它撥開了戰場上濃濃的硝煙，一縷一縷地將戰場上嚴酷的現實挑出來給人們看。戰爭不屬於女人，謳歌戰爭是男權政治的派生物，更不是女人的心聲。普拉斯從純粹女性視角出發，她的詩歌的切入點不再關注戰爭的正義非正義的問題，誰勝誰負的問題，而是在戰場這一特殊情境中人類生存與死亡的問題，在這裏，“死亡簡單得就像每一次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