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救美的另一種說法
女孩大了，常常會發生一些微妙的變化。你表揚她學習不錯，她不再像小的時候那樣得意，反而會告訴你，她們班的某些女生比她更不錯。這其中“不錯”的含義已經有了變化，因為那個比她更不錯的女孩是根本不把分數放在眼裏的，她考得好不好都無所謂，反正她有大哥哥、二哥哥“英雄救美”幫她的忙。言下之意當然是她盡管考分不錯，但是人緣是趕不上考分比她低的女孩，也不比別人活得瀟灑、自在。我很驚訝女孩子這種微妙的變化。
青春期無疑是女孩的危險期。比如女孩比男孩更喜歡童話，尤其是那些白馬王子和公主的故事，她們在讀這些可愛童話的時候總是有某種移情需求。類似女孩吃了毒蘋果或者碰到巫婆使魔法，能一覺睡100年，醒來便遇上心愛的小王子，變成柔弱可愛的心上人等等。這正是青春期的女孩對內心躁動的一種解脫，並不是智能優勢。
1971年美國曾經對13種流行的美國史教科書進行了評定，結果發現所有課文中涉及婦女的內容不到1%。婦女的生活和業績幾乎完全被遺漏。這反映了對女孩的排斥，對男生性別的模式化，女性地位的降低或貶低，對當代婦女生活的膚淺了解。有的教師談到在教學生涯中搜尋女英雄或者女性曆史人物時，她們驚訝地發現，除了幾位女神(菩薩、聖母)，唯一被學生普遍知道的隻有一位女科學家：居裏夫人。我們常說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而女生在正規教育中很難找到自己的楷模。再比如目前的時事課，注意力基本放在重大新聞事件上，忽視日常生活的女生將麵臨的許多矛盾。於是，女生很容易得出一個結論，正規教育離她們的生活很遠，似乎與她們不大相幹。這實際上影響了女生主動學習的興趣。
課外活動和體育項目能夠鍛煉青少年的組織能力，培養領袖意識和勇敢、冒險精神，而在許多人的眼裏都被看成是“男生幹的事情”。
英雄救美的定式就這樣被我們的大眾文化規範、塑造出來。
其實說到底，女性並不天生處於屈從地位，女性也並不缺少聰明才智，所以說，女孩子千萬別掉進“英雄救美”的誤區。
成績單上看不見的成績
那些日子離我而去已經很遠了。那時我不到12歲。我考入四中。在排著長長的報名隊伍裏，我是班上年齡較小的，我的父親帶我來學校報名。辦完了注冊手續，我來到寢室，我們班的寄宿生隻有四個人。我至今仍然記得和我的好朋友李宗慧的相識。我們的第一次談話：
“小鴿子，”我的少年同伴都是這樣稱呼我的。“你那天報到時，我就看見你了，你還要你爸爸帶。”我頓時感到驚訝，她不要爸爸帶麼?她認得怎麼到學校的路麼?她一個人敢於拿著戶口簿麼?還敢自己來交學費、夥食費?
我們頭挨著腳，是兩張相鄰的床。
很快，為期一周的新生入校校史教育開始了。四中當時的校長姓何，是個高度近視眼，他到我們班來檢查黑板報，眼睛幾乎湊到黑板麵前，好像是用鼻子去聞那些粉筆字。記得我進校的第一篇作文受到了當時的班主任楊敦偉老師的讚揚，而且登到了班上的黑板報，題目是“我愛四中”。主要內容是通過一周的校史教育的體會。我那年是報考一中，錄取了四中。我的父母對於我進女校很不以為然，看了我的通知書，好久才說，那就高中再考男女混合的學校吧。父母不再提考一中、二中，大概他們已經明白當時在城鄉開展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使我們的家庭已經蒙上了陰影。女孩子到了高中學習就會不如男生的。我父親這樣歎息。
然而在學校的光榮亭，我們的麵前擺著的是一本本載入史冊的原女校學生名單。從“五四”前後，四中(周南女中)的學生運動就是湖南新女性運動風潮雲湧的革命搖籃。從這裏走出去的有老一輩女革命家，更有在幾十年革命鬥爭中為國捐軀的女英烈。我們所處的年代盡管是1964年，是貫徹階級路線，唯血統論，唯成分論，極左路線壓倒一切的時代，但仍然是一個崇尚英雄，追求崇高的犧牲精神的年代。我被一種崇高的精神鼓舞了。參觀完畢之後，何校長給我們作報告。至今仍然記得清楚的是，校長強調在我們這所女子學校，所承擔的每年支農勞動和長沙市其他男女混合學校是一樣的，所以，不管是修堤壩，還是下鄉“雙搶”，女同學是沒有照顧的。當時，我很以為自豪。當然何校長湊近黑板看了我的黑板報稿，也是很滿意的。
記得第一次下鄉回來，我和我小時的鄰居家女孩子萍萍談起了下鄉勞動。她當時在九中，她的九中當然是不如我的四中的。但是她卻找到了一個貶低我的話題。你們四中有什麼好，下鄉勞動還要自己幹活，看我們隻要給男同學洗洗衣服，做做飯就算完成任務了。我當時很有些藐視這些男女混合學校的女生，給男同學洗衣服，做飯，這算是什麼下鄉勞動鍛煉?瞧我們，挑堤，割禾，車水，擺渡船，什麼沒有幹過?我們太值得驕傲了。
驕傲是驕傲，下鄉勞動我們的確比男女混合學校的女生要苦得多。記得第一次上堤挑土，我完全空手走泥濘的大壩，從大壩到我們住宿地一共摔了10跤。一位貧下中農老大爺攙扶著我，他說，硬是拖都拖不住，直往下“梭”，絆得跟泥菩薩一樣(長沙方言)。尤其有一回，我們班的女生一半以上來了月經。姑娘家初潮，很緊張，也嬌氣。一半以上的人躺倒在床上，我在班上因為年紀小，還沒有這些事。便給那些“病號”端水送飯。走在半路上，被班主任老師碰見了。班主任老師發火了，立即全班集合訓話。
訓話的大意是來月經是什麼了不起的事，還這麼嬌氣睡著讓人家伺候。大齡的女同學簡直就像是受了極大的侮辱，很難得接受，班裏跟掀了鍋蓋的滾開水似的，鬧起來了。鬧歸鬧，我們還是咬著牙，把雙搶的任務完成了。
回想起來，我們後來下鄉當知青，農場的人就說你們四中的女生特別能吃苦。這恐怕與四中的女生從來就和男生一樣幹重活，挑重擔子鍛煉過有關係。就女性的一生來說，成就她的事業的與其說是才氣，不如說是自信、自愛和自尊，韌性和不怕挫折，敢於承擔風險的意誌力。
文學女性與女性文學
文學女性與女性文學，這看起來似乎是文字上的兜圈子。其實不，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我在這裏所指的文學女性是指文學作品中出現的女性，這其中既有婦女的作品，當然也有男性的甚至更多的是男性筆下的婦女形象。
應該說，在中國幾千年的文明史上不乏女子的文學創作才華和創作作品。然而，在以男權為重的社會裏，即便是女性的作品幾乎也得由男性執筆者認可，方可流傳於世。所以可以這樣說，幾千年的文明史實質是一部男尊女卑史，而出現的文學作品中的婦女形象當然就是由男性認可或者由男性塑造的婦女形象了。
我們不妨舉幾個例子來說明。我國最早的文學作品《詩經》有大量的與婦女有關的內容，細細讀來，不外乎是婚歌、戀歌、思婦詩和棄婦詩這幾種。這些詩篇表現了婦女生命的兩大基調：和樂之聲和哀怨之音。《詩經》三百篇產生於封建禮教剛剛建立的年代，從貴族到民間，現實生活中還殘存著很多遠古的習俗，婦女相對以後的嚴格的封建統治來說，也自由得多。從《詩經》許多篇目的敘述形式來看，這些與婦女相關的詩歌大都出自婦女的口吻，從婦女自身的角度來抒情言誌，表現了婦女在婚戀中的特殊經驗。即便如此，我們不難看出，所謂“溫柔敦厚”，“發乎情，止乎禮義”的編輯標準和後來的漢儒們的注解，完完全全是以男性為中心的選擇標準。他們把這些詩歌作為向當時的帝王諷諫的一種形式，通過詩歌來維持封建教化，使之起到“風天下而正夫婦”的作用。
在《衛風·伯兮》中的第二章是這樣寫的：“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沫，誰適為容。”據說這裏所描寫的形象對後來的閨怨詩影響極大。詩中的女主角，自從她的丈夫去遠征，她便無心梳妝“首如飛蓬”了。作為詩的作者當然表達了她對丈夫的一種忠貞不渝的信念。而作為收集者，目的也是十分明確的，丈夫出征，婦人恪守婦道，連頭發都不再梳理，這當然是有利於封建王朝的統治。由此引發出“女為悅己者容”這句古話。今天看來，這裏所包含的的確隻是真理的一半，女既為悅己者容，同時也為己悅而容。在這裏我想再引用南宋女詩人李清照的一首詩的其中一段：如今憔悴，風鬟霧鬢，怕見夜間出去。不如向簾兒底下，聽人笑語。（《永遇樂》）同樣是取材於婦女的“首如飛蓬”，在李清照的詞裏完全是一種自愛和自憐，是一位老婦人在使用自己的語言與自己對話，是自白，或者說是自言自語。李清照的偉大就在這裏，她終於擺脫了男人的模式，用自己的言語說自己的生活感受。我們隻要將以上兩首寫的同一題材的詩進行比較，就不難發現文學女性和女性文學的性質是完全不同的。女詩人如果一味沿襲曆代文人的套語，她即便著作等身，仍然背離了她的生活真實，仍然沒有走出男性文化的範疇。
這些女才子由於她們的才情往往被社會歪曲，被文人或者官吏納入他們的喜好和趣味，能夠擺脫男權主流文化思維模式的是很少見的。被譽為最能表達女性意識，表達了對男女不平等的抗爭的有唐代女詩人魚玄機的一首詩：雲峰滿目放春晴，曆曆銀鉤指下生。自恨羅衣掩詩句，舉頭空羨榜中名。（《遊崇真觀南樓睹新及第題名處》）細細讀來，表達的也不過是她對於女性不能和男性那樣通過科舉走仕途的不滿。換一句話說，她的最大願望，也就是希望自己和男性一樣考科舉走仕途。屈從和卑微的社會地位也許局限了她們作為女性的智慧。惟獨李清照是一個例外，在兵荒馬亂的日子裏，數年之內，國破、家亡兩大災難驟然降臨在李清照頭上，從前敢於上書當宰相的公公，從前和丈夫一起品茶論詩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大家閨秀成了流離失所的難民，作為女詩人，國與家的不幸是她這位詩家之大幸，她的命運從此和下層人民緊緊聯係在一起。大悲大喜大起大落，李清照的心懷和胸襟是曆史上任何一位女詩人無法比擬的，她的文學批評視線常常穿透曆史上下幾千年，同時由於她處於社會上層，對當時主流社會的陰暗麵有較為透徹的認識和批判。她不會像那些出身卑微的青樓才女，自責“羅衣掩詩句”，感歎不能金榜題名，也隻有她才能寫出“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這樣氣吞山河的詩句。在李清照的心目中，當了皇帝的劉邦都難讓她看上眼，她“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哪裏會歎息那個金榜是否題名呢？這首《夏日絕句》短短20個字，英雄氣，尤其是藐視主流社會的女性視角的英雄氣，讓我們今天的女性讀到它的時候仍然肅然起敬。正是有了這樣一種英雄氣概，李清照的詩詞中才會出現“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等等那麼多極富創造的千古傳誦的名句和詩篇。
有一個概念必須澄清，我所指的男人模式並不完全以性別來劃分的。所謂的男人模式是以男尊女卑，以男性為社會的主宰為主要特征的。在我國的文化史上無疑出現過十分出色的男性，他們為婦女的解放作出過不朽的貢獻。比如曹雪芹《紅樓夢》筆下的婦女形象，透過字裏行間，我們可以看出作者對婦女的尊重、信賴和愛憐。又如清代著名詩人袁枚和他的著作《隨園詩話》。袁枚非常重視女子的詩才，他不僅著書立說，婦女從事文學創作起到了在理論上掃除障礙的作用，而且身體力行，為他的三個妹妹編輯詩集。他一反封建常規禁止女子入學的做法，大收隨園女弟子，舉辦閨秀詩會，刊印《隨園女弟子詩》，征集天下才女的詩作。當然在中國現代“五四”以後的文學史上為婦女的解放而大聲疾呼的男性作家就更多了。
然而並不能排除另一種現象，就在當代，一些文學和一些女性為了迎和、討好男權主義者，弄出了一種所謂的女性文學。你們不是喜歡“粉淚”、“酥胸”以及床上戲、三點式麼？好，我來寫，我可以寫得比你們更深入、更媚、更俗、更有質感、更細膩、更不必遮遮藏藏。於是乎，這樣的女作家可以在一夜間紅了。其實，即使在封建社會的歌妓，由於她們的某種心理障礙，她們是羞於用那些男人慣用的字眼來形容自己的身體各個部位的。即便是寫性，寫生孩子，真正從婦女的自身經驗出發，完全是另一番景象。真正的女性文學有一個與男權文化完全不同的基本出發點。她們寫性時，有歡樂，有恐懼，有希望，也有絕望，有歇斯底裏的嚎哭，有不被人所理解的委屈，有漫漫無期的等待，也有身體深處的呼喚，惟獨不會有色情。而那些為了迎合男人的女性寫這些時充滿了色情和挑逗，她跟自己的真實感受是絕了緣的。讀過法國女作家杜拉的小說以及她的其他作品的人會對什麼是從婦女自身的經驗來寫作，什麼是為了迎和男人寫作，得出結論的。女人當然有性體驗，但不僅僅是性體驗。性隻是她的人生體驗的一部分。希望女人隻作為性器官存在，決不是什麼新鮮話題。早在漫長的封建社會裏，女人就被排斥在男子所能受到的正規教育之外，更談不上在出入男性文化之後，自由地表現婦女自身的生命體驗了。於是女人被規範為男子的傳宗接代的性器官和家務勞動力。女人＝性器官，新潮嗎？實在是舊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