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性別檔案
我出生於1952年。世界和平大會在北京舉行,畢加索的和平鴿滿天飛,我被取名為小鴿。更名為曉戈則是文革中的事情,為了創造條件參加紅衛兵,下決心將這個有修正主義色彩的“小鴿”改為有火藥味的“曉戈”。這個駱曉戈(別人拿我當成男性)怎麼寫出文章女裏女氣的,因為這個名字我向編輯部投稿吃了不少虧。這是後話,以後的文章我會專門提到的。
在我六歲那年,正是如火如荼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大躍進年代。有一天在食堂吃飯,有一位看上去跟我父親年紀不相上下的人,端著飯碗朝我走過來。他先跟我父親打過招呼,接著無限欣慰地看我,那份興奮勁完全像觀賞一件他盼望已久,今天終於盼到了的優質產品。多好啊,她們趕上好時代,多麼幸福啊,已經沒有吃人的禮教了,那個吃人的時代已經被我們送進曆史博物館。記得當時我的眼睛被他那種灼熱的光芒照得暖烘烘的,那種光芒幾乎和我的身段等高,頓時使我感到我的幸福感幾乎是與生俱來的。從那以後,從課本上,從歌詞中,從長輩的眼光裏,我幾乎從來不懷疑這種幸福的可靠性。
到了大學,第一次聽到一種稍帶懷疑的言論。我的一位老師公開在課堂上說,別看你們現在男男女女同坐一條板凳上課,你們以後走上社會就知道厲害了。言下之意當然指我們女生。厲害,什麼厲害,有性別歧視麼?有比職業殺手更可怕的世俗禮教麼?
我16歲那年上山下鄉,第一次有了性別歧視的體驗。農民給男知青蓋房子,不給我們蓋房。後來我跑到橡膠農場,一幹就是六年,年年得先進,就是提拔和上大學的機會輪不到我的頭上。後來才明白,女知青要得到提拔,必須以“紮根”、“獻身”作為代價。我開始意識到性別是一件不那麼令人愉快的事情。在那個非常時期,反反複複,整夜整夜,我希望和我的性別搏鬥,我的思緒在激烈地飛奔,直到她的翅膀僵硬,成了石頭,成了跟我枕頭一般大小的草皮,在我的睡眠中深深地紮下根。
80年代後期,大批的朋友下海,大家無一例外,幾乎有完全一致意見,認為我不合適入夥,因為我做了母親,孩子又太小。朋友的離去,讓我又一次感到性別的無奈。
我開始懷疑我過去幾十年裏所接受的教育和其中教給我的種種價值標準。
我開始重視我的親身體驗,而對書本上的楷模、教導、規範質疑。
我開始接觸女性主義。
“一個新的夏娃即將誕生”,我被這種預言所鼓舞。我的詩集《挎空籃子的主婦》(1994)、我的散文集《母親手記》(1995),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產生的。
這種性別的認同使我的自信心大大地增強。假如說我過去不大看重和女性的交流,更習慣向男性“討個說法”,而現在我重視了解女性,傾聽她們發自內心的話語。在了解她們的同時,我在了解我自己。我開始重視我的思維模式、我的語言節奏、我的文本構件,我希望我的創作從此有一個新的突破,擺脫了男人的模式,用自己的言語敘說自己的生活感受和外麵的世界。
從1994年起,我與北京大學中外婦女問題研究中心建立了聯係,參加了北大94“中國傳統文化與婦女”第三屆國際婦女問題研討會,在95北京的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上參加了“文學與婦女”、“中國傳統文化與婦女”論壇,並在湖南長沙的湘女熱線和長沙電視女性頻道做過特邀總策劃人。我希望了解更多的婦女,有更開闊的視野,我需要自己給自己定位。
1995年,我出任兒童文學刊物《小溪流》主編。這對於在書齋一呆就是10年的我,無疑是一種十分嚴峻的考驗。市場經濟的風浪,種種險情困境,我覺得這是我的母親、我的祖母、外祖母、曾祖母,我的祖祖輩輩的女性無法體驗的人生,無論多大的困難,都是機遇,都是挑戰。這是過去的女性無法進入的世界,無法體驗的生活。如果一個女性希望對這個世界的文化有所建樹,她必須有足夠的勇氣盡可能透徹地看透她的視野可能通達的空間,她才可以說,她有了解構它的理由。我把主編當成了我的人生體驗中扮演的一個角色。
我想一個人之所以還能寫作,一定是他(她)想對文化秩序作出一些自己獨立的思考。這是一份隻屬於我的而不是他(或者她)的很不成樣的《性別的追問》。因為有部分是應電視談話節目和報刊的專欄撰稿之約寫出來的,所以也可以說這是一本談話的書。
有性別的時代
目前中國正在由無性別時代進入一個有性別時代。
這樣說,是因為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中國的“男女平等”被寫進了法律,從此似乎不再存在性別問題。於是有人說中國從此進入無性別時期。最有說服力的無疑是文革期間的八個樣板戲中所塑造的婦女形象。她們不僅沒有性別,沒有愛情,似乎連正常的家庭、夫妻、母子關係都沒有了。
事實上,早在六七十年代的知青運動時期,廣大的女學生和男同學一塊下放到社會的底層,使女知青第一次有了性別歧視的切身體驗。她們極為震驚:給男知青蓋房子,而不給女知青蓋;給男知青撥口糧,而不給女知青撥;女知青倘若想招工返城,就得以肉體作為代價,道理是你們都到了該“紮根”的年齡。
性別,第一次成了一件使知識女性尷尬的事情。
到了90年代,市場經濟商業大潮的衝擊,幾乎觸動了所有的社會各階層的女性。從這個時候起,中國開始了真正的有性別社會。隨著“大鍋飯”這種神話的破滅,“男女平等”的神話同樣失去了它往日的風采。性別的認同並不是那麼愉快的,甚至可以說是殘忍的、痛苦的。女性的性別突然被作為商品價值呈現。大眾的傳播媒體以史無前例的速度迅速將這樣的一種標準普及到各個階層。突然有了這樣一種標準,即按性別標準來決定錄用取舍,決定褒貶了。女工下崗,女童失學,酒吧女郎把賣身賣笑作為一種便當的掙錢職業,年輕貌美的女秘書女公關人員走紅。性別的認同頓時成了一件令世人驚駭同時令人難以接受的事實。而女警官培訓學校、女子禮儀學校等等,是真正的性別教育麼?
還有人發出這樣的驚歎:早在20年代、30年代的女大學生以反抗家長將自己許配給某闊少爺或闊老爺的包辦婚姻,爭取婚姻戀愛自由為光榮,為什麼到了今天,90年代的女大學生甚至女研究生會以自己能嫁給闊少爺甚至闊老爺(甚至不是做太太而是當妾)為一種時髦呢?
正在西方婦女呼籲脫下裙子和男人一樣穿起褲子,將化妝品和假眼睫毛、假乳房扔掉的時候,我們的商品推銷商們居然犯這樣的錯誤,將在我國舉行的一個非常嚴肅的婦女會議當成了他們推銷化妝品的最佳市場,在會場內外開展他們的化妝品的大派送,使得西方婦女大為驚訝:為什麼在西方看來中國的解放婦女一個個倒退,變得脂粉味十足了?
這一次的性別認同使我國真正出現了有性別的時代,這正是商品大潮和市場經濟的副產品。我們在接受市場經濟的同時,接受(正是被西方婦女運動所抨擊的)婦女在某種程度被物化的事實。
生理性別和社會性別
在北京懷柔舉行的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的非政府論壇,有兩個使用頻率十分高的名詞:Sex(生理性別)和Gender(社會性別)。女性主義的理論就是建立在將性別區別為Sex和Gender之上的。最早的女性主義者們認為男女的不平等不是生理性別造成的,而是建立在性的社會性別(Gender)之上,所以她們最早提出了“男女平等”的口號。這種理論被稱為經典女性主義或社會性別論,或稱為社會性別差異論。法國的女權運動領袖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就是這個理論的最佳發揮。
在後來的婦女解放運動中,這個理論受到了各種質疑和挑戰,最大的挑戰可以說來自兩個方麵:首先是來自以黑人女性主義者為代表的第三世界女性的挑戰,她們認為一個女人的社會身份不僅僅是女性,她還屬於某一個階級、某一個民族,並且有自己獨特的生活經驗。在社會這張網上,她是一個獨一無二的,不會與其他婦女相同,比如一個黑人婦女成天在室外勞作要求有休息的權力與一個白人貴族婦女的要求走出家門工作就不一樣。這種女性主義,灌注著弱勢階級與民族的心理抗爭熱能。
到了本世紀的60年代第二次女權運動的興起,廣泛傳播的後現代主義的思潮是更為嚴重的對傳統女性主義的挑戰。後現代女性主義首先否定了傳統女性主義的“男女平等”的概念。因為女性和哪一個階層的哪一個種族的男性平等呢?是腦力的平等還是體力的平等呢?這是女性主義從未回答也無力回答的問題。“平等”往往導致女性的個性和特征消失,用男性的標準要求自己。“平等”意味著女性必須進入男權所控製的各個領域嗎?後現代女性主義認為在生活中相同是相對的,也就是說平等是相對的,而差異是絕對的。當她們重新用解構主義的方法來討論婦女解放的可能性時,她們認為兩性平等觀是男權的思維邏輯的延續,不能從本質上認識婦女。後現代女性主義放棄了婦女解放的一些口號,盡心去解構社會意識,思維習慣,傳統文化,人的主體性對女性主義的影響。
女性主義文學的來曆
在本世紀60年代西方興起的女性主義研究有一個十分重要也十分有價值的論點,即幾千年的曆史(History),實質上隻寫了“半邊天”的曆史。隻寫了男人(His)的曆史。這一論點大大激發了知識界女性構建女性文化的雄心,她們重新用女性的眼睛解釋世界和解構曆史。於是,一場涉及到人類學、社會學、曆史學、心理學、文學、醫學等各個門類學科的女性主義研究開始了。在它的影響下,在文學理論上出現了解構主義等等的所謂後現代主義思潮和文學批評。他們甚至預言後現代主義時代是一個鏟除男權文化一統天下的時代。
在預言“一個新的夏娃即將誕生”,重建女性文化的思潮鼓舞之下出現婦女寫作熱,她們看重自己的個人經曆,表現了對戰爭、對母愛、對愛情這一類在男權文化中一貫被謳歌的被神聖化的形象的一種反叛,她們以挑戰者的姿態對文學史和曆史上的種種神聖的偶像提出質疑和嘲諷。從純粹女性視角出發,她們對戰爭的切入點不再關注正義非正義的問題,誰勝誰負的問題,而是在戰場這一特殊情境中人類生存與死亡的問題。在這裏,“死亡簡單得就像每一次呼吸”([美]普拉斯語)。
她們寫自己的情感經曆,卻又不是被男權文化中心籠罩之下的女詩人的所謂“閨怨”所謂“閑愁”的那一類情詩。因為她們不再乞求愛情,更不去扭怩作態向異性獻媚。說它是情詩,隻因為它坦誠地描述出自己辛酸的失敗的情感經曆,對眷念者的依戀和失戀;她們把這種情感的描述當成自我拯救自我解脫自我認同的過程。
我們的身體就是語言。用我們的身體來說話。
“我看見了我自己。”女性用自己的眼光認識自己的身體,“讓我們的身體被人聽見”。這是西方女權運動的一個重要方麵。美國婦女曾經發出“我們的身體,我們自己”的宣言,她們提出婦女拋棄男性權威,掌握自己身體主權的意願,她們反對“生理決定命運”的男權文化。基於這個出發點,她們對傳統文化表示懷疑,而對個人體驗表示極大的肯定。“個人的就是政治的”成為婦女寫作熱的直接動力。我們可以稍稍回顧一下文學史上男作家筆下的對女性作為“情人”的心理描寫,這一類形象往往把女主角寫成“寸寸柔腸,盈盈粉淚”,寫她們對男性的依戀甚至以身殉情。女權主義的作品往往有著截然不同的視角。德國女作家赫·柯尼希多夫的《博萊羅舞曲》對女性處於“婚外戀”角色的心理活動是這樣描寫的,當小說中的女主角出於憤怒把她的性夥伴從陽台推了下去,隨後將他的一雙拖鞋也扔下去之後,作者在小說的結尾寫道:“有時,我也琢磨,不知道那些在他的悼詞裏把他稱為是他們或別的人眼裏最井井有條的人是如何解釋為什麼在他自殺時竟然連鞋都沒有穿。”在英國女權主義者、作家費·韋爾登的《薩拉熱窩失戀記》裏,作者對男女主角到薩拉熱窩幽會度假時,女主角發現她對她的指導老師熱戀隻是把一時的學術抱負和愛情混為一談,與妹妹爭個高下而不是真正的愛情。她從此自覺地“失戀”。
在詩歌《山地議會》(普拉斯)這樣的標題下,她們可以在議會內容形式(社會的主流文化)上不著一筆一墨,完全寫的是一位居喪中的婦女在宗教活動中的內心活動。這位婦女參加宗教儀式,無疑是因為她失去親人後,需要尋求一種精神力量以支撐自己擺脫困窘。詩歌所描寫的正是這位婦女逐漸從麻木中蘇醒的心理曆程。在這首詩中,普拉斯對婦女與宗教的關係做出了女性主義的全新的詮釋。
同樣是寫性,從女性視角出發,便有了一種與男權文化寫性的截然不同的景象。詩中這位處於私通性關係中的女性,像盜馬賊,擔心警察,忍著腹痛,頂住,“啊,病態的月亮;啊,有病的身子”,“屏住呼吸像公裏計程/你上哪裏去?”隻要和男權文化所描寫的那些色情味的東西作一個比較,就能對女性主義對性的描寫有些了解。
女性主義文學的興起,無疑大大豐富了文學的視角和文學作品的人物形象。
女性的天空
——95世界婦女大會印象
當我們回首20世紀,我們不得不為這一片天空驚訝,曾幾何時,曆史的舞台上出現了她們:這樣的聲音,這樣的腳步,這樣的手勢,這樣的眼睛,這樣的遊行隊伍和每天每天以噸位計數的宣傳品和出版物。我被它震撼了!
我不打算在這裏說這種曆史的演變過程,因為它也不是一篇散文能夠說得明白的事情。在北京懷柔舉行的95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的NGO婦女論壇,我親身感受到了婦女參政的氣氛。這裏似乎為婦女的參政找到了一種十分合適的形式:50多個大大小小的室內論壇和將近60個形形色色的帳篷,在這100多個會場裏,每天有400多場論壇,從8月31日到9月8日上午為止,一共3萬餘人進行了3500場論壇。話題從世界範圍的平等、發展、和平到未出生嬰兒、未婚母親的健康,從五大洲婦女關於建立和平之橋的對話到家庭內部建立和睦的夫妻關係和子女的教育,從文學藝術到法律、宗教的各個門類,幾乎當今男性涉及的各個話題都涉及到了,男性公民不大去研究的話題,類似婦女們的家常話、私房話,也成為論壇的話題。尤其是更為重視女性在人口發展、教育、文學藝術、醫療保健方麵的優勢,使婦女的論壇有了多元化,求共存,求發展,而且是男性不可取替的角色。這裏所指的是婦女論壇的內容。
在論壇的形式方麵,婦女論壇也有許多獨到的創造是男性不可取替的。例如我看見在“婦女與和平”論壇,會議一開始,一群南斯拉夫的婦女彈著吉他唱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十分流行的歌曲(:《老朋友,再見!》。當她們齊聲高唱“Go,Go,Go(中文譯為再見吧)”,她們對和平的向往,對戰爭的抗議之情完全超越了語言不通的障礙,一首歌竟然比洋洋萬言的論文更能傳達出自內心的聲音。在懷柔的論壇上,婦女們以歌曲開始,以話劇作開場白,以製作的手工,以舞劇、以啞劇來表達自己的觀點,花樣繁多。在國際帳篷,有好幾位非洲婦女連連向我們招呼,她們的一雙手正飛快地替白種人、黃種人編織她們非洲婦女特有的密密麻麻的小辮子,以表達她們對不同膚色婦女的友好之情。我們湖南的一位代表就被編了一頭的非洲小辮子帶回長沙來。
無疑,婦女們以歌聲、以舞姿、以動作、以手工、以表情來發言,這大概也是因為婦女在揚長避短,充分展示自己的優勢吧。當然,在許多的論壇上,都采用了國際會議慣用的方法,比如用幻燈、用電視錄像作為發言的輔助手段,而以載歌載舞作為發言的輔助手段大概是婦女論壇獨有的特色了。
自己的歌聲
我從小喜歡歌曲,因為歌而激動不已,因為歌而熱淚盈眶,因為歌而久遠地懷念某一段經曆。北京的懷柔,我將永遠追隨著某種旋律回憶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