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的反思性運用，被吉登斯視為現代性動力的三大來源之一。對自身不斷地檢驗和改造，構成了現代性特有的動力機製。可以看到，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自始至終伴隨著現代性的腳步。在現代性發展的同一過程中，產生了以否定批判工業主義和資本主義世俗化為己任的另一種現代性——美學現代性，以現代主義這股文藝領域的反思力量為主要體現。問題是，這些對現代性進行深刻反省和激烈批判的聲音，恰恰最為充分地體現了現代性的精髓，這便是現代性這一概念的悖論性所在。內在矛盾的激化引發現代性危機，正是在這些其自身生成的反思性力量的介入下，現代性才得以不斷地進行自我修複、維持和更新，重獲動力，向前發展。
現代性與相關概念
劉小楓在《現代性社會理論緒論》中，將現代現象歸納為“人類有‘史’以來在社會的政治-經濟製度、知識理念體係和個體-群體心性結構及其相應的文化製度方麵發生的全方位秩序轉型”，並在此基礎之上，提出了現代學的三個題域：現代化題域——政治經濟製度的轉型；現代主義題域——知識和感受之理念體係的變調和重構；現代性題域——個體-群體心性結構及其文化製度之質態和形態變化。
劉小楓的區分和指稱，從一個角度為我們劃出了“現代化”、“現代主義”、“現代性”概念之間的內涵界限，也就是說，三者分別強調了現代社會現象的不同側麵。以下將在此基本區分的基礎之上，進一步來探討現代性與其他概念之間的內在聯係。
一、現代性與現代主義
“現代主義”一詞的曆史可以追溯到18世紀，在19世紀的使用帶有明顯的消極內涵和論辯色彩。根據卡林內斯庫詳盡的詞源考證，從貶義到褒義，“現代主義”一詞的內涵變遷，蘊含著現代意識萌芽到取得合法性的崎嶇過程。狹義的“現代主義”一詞在今天主要用來指19世紀後期在文藝領域中形成的各種革新和反傳統的新趨勢，這一意義定型於20世紀早期。而“現代主義”在使用中往往並不限於指稱那些文藝流派或運動，而是對一個時代主導精神和文化的描述。正如馬歇爾·伯曼（Marshall Berman）為“現代主義”所下的寬泛定義：“現代的男男女女試圖成為現代化的客體與主體、試圖掌握現代世界並把它改造為自己的家的一切嚐試。”這裏呈現的是現代人麵對一個新世界持有的積極態度。
要追溯現代主義的起源語境，需關注18世紀以來人們的現代性經驗。如前所述，“現代性”除了被用來指代一個曆史時期、一種時代意識和價值理想之外，還被作為一種人們在現代時期的特殊經驗來加以描述。伯曼將現代性視為全世界人們共享的一種重要經驗——“一種關於時間和空間、自我和他人、生活的各種可能及危險的經驗”：現代性，就是發現我們自己身處一種環境之中，這種環境允許我們去曆險，去獲得權力、快樂和成長，去改變我們自己和世界，但與此同時它又威脅要摧毀我們擁有的一切，摧毀我們所知的一切，摧毀我們表現出來的一切。
這樣的“現代性”境遇被伯曼形容為一個“不斷崩潰與更新、鬥爭與衝突、模棱兩可與痛苦的大漩渦”，在這個漩渦中，“每一種事物都包含著自己的反麵”；“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
人們對自身這種現代境遇的察覺經曆了一個漫長的過程。在伯曼的考察中，人們在16世紀初到18世紀末的時間裏，剛剛開始體驗現代生活，但仍不清楚自己受到了什麼東西的撞擊。而在法國大革命之後，19世紀的公眾共享著革命時代帶來的種種巨變感受，同時仍對曾經的生活記憶猶新。在這種生活在兩個世界的感覺中，產生和展開了各種現代化和現代性的觀念。19世紀人們對現代性經驗的意識自覺，直接引發了現代主義潮流的生成。作家、藝術家和思想家們，是這種意識自覺的先驅者。他們在紛亂的現代生活體驗中發言，表達著被拋入現代性大漩渦後的種種焦慮、暈眩、混亂的感受，他們的聲音是“嘲弄的、矛盾的、多音調和辯證的”，他們一方麵“以現代性自身創造出來的各種價值觀念的名義來指責現代生活”，另一方麵又對現代性的明天懷有希望。齊格蒙·鮑曼形容“現代存在和現代文化之間有一種愛恨交織的關係（a hate‐love relation）”，而他認為這種關係是現代性自身暗含的內在矛盾的又一體現： 現代性的曆史就是社會存在與其文化之間緊張的曆史。現代存在迫使其文化站在自己的對立麵。這種不和諧恰恰就是現代性所需要的和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