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性的困境根源於現代性的內在矛盾，即現代性自身包含著一種內在衝突的結構。現代性理想對於理性的崇拜，對於個人主體性的張揚，產生了以主體為中心的理性觀念，這種觀念的膨脹最終導致了主體和客體對象的分離和對立，以技術統治為特征的工具理性壓倒了一切，自然和他人都成為工具，因此對自然資源的無節製掠奪和對他人的剝削奴役都成為了這一惡性發展的結果。以人的主體自由為標誌的現代性理想，最終恰恰因理性基礎的變質而喪失了現代性的特征。艾森斯塔特曾就韋伯所指出的現代性矛盾進行過總結：韋伯所指出的矛盾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第一，導致現代性成形的理想原本具有某種創造性，但是，這些理想在後來卻逐漸失去了生氣，與日俱增的常規化和科層製化必然導致世界的“脫魅”。第二，近代世界原本是通過一種超越理想而獲得意義的，然而，由於不同的製度領域（經濟的、政治的和文化的）日益地自主發展，這種意義分裂成一些殘缺不全的碎片。與此緊密相關，還出現了這樣一種張力：一方麵強調人的自主性、個人的自主性，但在另一方麵，從近代生活的製度化實現中，又產生出了一種強烈的、內在的約束和控製機製。埃利亞斯（Norbert Elias）、福柯（Michel Foucault）及其他一些人都曾描述過這種現象，盡管他們所采取的方式有所不同。用瓦格納（Peter Wagner）的話來說，這是自由與控製之間的張力。
“自由與控製之間的張力”，在齊格蒙·鮑曼（Zygmunt Bauman）那裏亦有類似的表述，即“秩序和混亂之間的辯證關係”。在鮑曼看來，現代性誕生了一種秩序意識，也就是說現代性從本質上講就是一種對秩序的追求，追求統一、和諧、一致、確定性，反對混亂、差異和矛盾。他說：典型的現代實踐，即現代政治、思想和生活的本質，就是根除矛盾： 努力精確地界定——壓製或根除一切不可以被精確界定的東西。現代性“與混亂的戰爭，分裂成了許多追求秩序的戰役……目的達到後，混亂被驅逐於門外，秩序建立其中”。然而，鮑曼同時發現，秩序和混亂又是“一對現代的孿生兒”，沒有混亂，就沒有秩序，兩者互相排斥又互相依存，具有一種辯證的關係。而現代性對秩序的追求，反過來也產生著“秩序的他者”。
他說：“現代國家和思想都需要混亂，——隻要它們試圖繼續創造秩序”，“更多的矛盾是現代的最終產物……難題的解決中又製造著難題，新領域的混亂在秩序運作中產生出來。”正在此意義上，鮑曼察覺了現代性內在無法克服的矛盾，指出了現代性的不可能性：現代性通過將自己置於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之中來使自身得以實現。……追求著絕對的真理，純粹的藝術和人性，如秩序、確定性、和諧、曆史的終結等等。像所有的地平線一樣，他們是永遠不可能觸及的，像所有的地平線一樣，他們使有目的的行走成為可能。無論是“自由與控製之間的張力”，還是“秩序和混亂之間的辯證關係”，都揭示出現代性內在具有的衝突結構，它從一開始便暗含在啟蒙主義的現代性理想中，最終導致了現代性的困境。
與現代性的內在矛盾相互依存的還有現代性自身具有的反思性（reflexivity）。在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分析中，反思性可以說是所有人類活動共有的一個特性，但現代性的反思性具有其特殊之處。如果說在前現代文明中，反思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被限製為重新解釋和闡明傳統，那麼隨著現代性的出現，反思具有了不同的特征：
它（反思）被引入到係統再生產的每一個基礎之內，致使思想和行動總是處在連續不斷地彼此相互反映的過程之中。……社會實踐總是不斷地受到關於這些實踐本身的新認識的檢驗和改造，從而在結構上不斷改變著自己的特征。……現代性的特征並不是為新事物而接受新事物，而是對整個反思性的認定，這當然也包括對反思性自身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