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專論以外，海外學者關於韓少功“尋根”作品的局部解讀很讓人耳目一新。比如，李歐梵在有關中國邊緣話語的探討中，把《爸爸爸》的主人公丙崽和魯迅筆下“無靈魂、無自我個性”的阿Q進行比較，認為韓少功的塑造更令人沮喪：“他（丙崽）從來沒有被給過機會說出自己的欲望。”而針對《爸爸爸》的文體問題，他認為這部中篇小說的主題十分豐富，實在不能在如此短的篇幅中充分表現，故事的結構需要一個長篇小說的文本來承擔，但韓少功的敘事語言無法完全支撐起來，“因此就存在一種距離——並非表達和事實之間，而是意圖和實現之間的距離”。
金介甫（Jeffrey C．Kinkley）在考察沈從文對中國80年代文學的影響時，將韓少功視為沈從文文學傳統的繼承者之一，但同時他更強調兩者的分歧： 沈從文試圖通過一麵美好湘西的鏡子來批判中國傳統，而韓少功則試圖通過一個醜惡的湘西來批判中國傳統。兩者都需要作家重新改造地域文化來使其成為文化批評的合適工具。……在對地域獨特性神話的否定和拋棄中，韓少功對湘西文化的看法與沈從文的神話背道而馳。梅貽慈（Yi‐tsi Mei Feuerwerker）關於中國當代文學中農民“他者”角色的研究，指出《爸爸爸》給作家提供了一個文學探索的新領域，在意識形態統治中農民大眾被進行改造並被描述為中國社會和文化的基礎，而丙崽慘淡的形象和那個無知倒退的小社會，對那種作為先鋒的農民大眾的光輝形象進行了有力的拒斥。可以看到，海外學者不同課題不同角度的觸及，拓寬了韓少功小說研究的視野，深入開掘了文本的豐富內涵，同時也向我們展示了作品本身所提供的寬闊的闡釋空間。
考察了韓少功小說研究的基本麵貌之後，可以發現盡管不乏精彩的零星論述，但仍然欠缺把握韓少功整體創作的有效視角，作品內部的矛盾和裂隙，以及作品相關的話語資源（如各個時期的論爭話語），都未獲得相應的關照和詮釋。
而更為關鍵的是，從現有的評論我們可以讀出一些觀點，它們積澱成共識性的闡釋基調，加固了某種思維定勢，製約著對材料的重新發現和解讀，例如： 斷裂論觀點：認為韓少功1985年之前的早期作品乃起步之作，不夠成熟，因而忽略不談或一筆帶過。這一觀點潛在認定韓少功1985年的創作成績是一個跳躍式發展，遺漏了對其思想漸變過程的考察。
代表論觀點：相信理論表述和文學作品之間互相印證、互相解釋的關係。
尤其體現在認定韓少功1985年的小說創作就是其“尋根”主張的落實，是“尋根文學”的代表作，殊不知對於小說文本而言，“作者已死”，作家的“現身說法”隻能當作另一個文本，而兩者之間的差距更值得解讀。
進化論觀點：將韓少功的整體創作詮釋為在一個軌道上不斷進步的過程，比如將《馬橋詞典》納入“尋根”的軌跡中，視其為同一主題的延續和發展。王堯曾言：“我所不安的是，我們的文學史著作和文學批評的規範（準確說是習慣）正在把一個豐富的韓少功裁減為一個簡單的韓少功。”在我看來，正是在批評中生成的思維定勢和方法定勢導致了對“豐富的韓少功”的視而不見，而本書的“還原”方法很簡單：在文本細讀和話語分析中，回到文本，回到話語本身。
具體而言，本書努力擺脫舊有“背景-作家-作品-評論”的作家論闡釋模式，而將韓少功不同時期的小說文本放置到當下的創作語境中加以細讀，同時結合作家創作的發展脈絡來考察其思考狀態的變化、價值立場的轉移，及其獨異的創作特質及文學史意義。在這種考察中，社會的動態發展、思想界的文化討論、作家其他形式的文化實踐與社會實踐，以及作品引發的文壇爭議等等，都成為相對獨立但互為詮釋的文本和話語資源，都作為闡釋小說作品的有機元素結合進批評中。而如何有效選擇、組織和調動這些元素，便取決於闡釋的角度與論述的線索，這樣就又回到了“現代性”視角的選擇問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