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的中國現當代文學批評語境裏，“現代性”概念已然是一個陳詞濫調（cliché）。從社會學的角度而言，現代性就是現代社會的一切特征。既然晚清以來中國便以各種方式進行著“現代”化，既然整個“中國現當代文學”（包括這一指稱本身）都是現代的產物，既然我們生活的社會著實“現代”，那麼，什麼與“現代性”無關？什麼不能用“現代性”來解釋？當一個概念擁有了“宏偉的涵蓋一切的視野和明顯的萬能應用性”，它便成了一個“宏大概念”，普遍適用同時也意味著普遍失效。
這本書以“現代性”為主題詞，落此“俗套”恰恰是為了還原這個概念在文學批評中的新鮮感與有效性，而“文本細讀”是用來回避“宏大”論述局麵的方法之一。文本細讀（close reading），在這裏已脫離了英美新批評將文本孤立於外圍語境的原旨，而更符合英文表達的字麵意義——“切近的閱讀”，包含著一種切近文本的謹慎態度。當“現代性”被限定在具體的文本和謹慎的細讀中來討論時，宏大概念便化解為固實而細小的課題，意義掩藏於衍生出的問題之中。
“現代性”與韓少功
本書細讀的對象是韓少功的小說文本，它們與“現代性”之間存有互為詮Clifford Geertz．T he Inter p retation o f Cultures：Selected Essays．Fontana Press，1993有關“宏大概念”的具體論述詳見第二章。
釋的關係，也就是說，“現代性”為解讀文本提供了新的詮釋角度，而反過來，這些文本同樣詮釋了“現代性”繁複吊詭的意涵，這一關係取決於文本自身的特質。
許多作家都以自己的方式書寫著中國的現代性，韓少功的不同之處在於，“現代性”在他始於1978年的小說創作中始終是一個直麵思考的主題，換句話說，小說，是他借用來思考、探討中國現代性問題的一種發言方式。思想性與故事性，當兩者有效結合時，韓少功的小說便成為一股獨特的話語力量參與到整個“文革”後中國的現代性話語建構中。一方麵，從“文革”結束至今，韓少功不同階段的作品，以貼近現實變幻的思考姿態，敏銳體察當下潛藏的現代性主題，從“新時期”對“文革”、“知青”話語的反省，到80年代中期以“尋根”為題的民族文化現代化方案的呈交，以及90年代對現代性霸權話語、全球化趨勢的警醒，世紀末對現代性知識生產機製的批評，其現代性問題意識的傳承和轉變清晰可鑒。並且，在主題之外，小說的敘事及敘事方式本身亦成為傳達思考的渠道，《馬橋詞典》的形式創新便是一例。有意思的是，在韓少功的小說文本裏，這些現代性問題意識的呈現往往有著自相矛盾的吊詭麵目，已有的結論往往引出更多的自我質疑。可以說，這些文本記錄下了一個懷疑論者在普適性論斷和權威話語麵前的狐疑表情和思想困惑，整個寫作對韓少功自身而言是一個不斷突破自我的精神成長曆程，對“文革”後的現代性話語來說則提供了許多反思的維度。
此外，韓少功小說課題引發的爭論現象亦從另一側麵說明了文本與當下現代性話語之間的互動關係。1978年的小說《月蘭》既受到好評，也被不少人認為是反動之作；尋根時期的作品和觀點引起很大反響，同時也受到文壇權威人士及激進人士的批駁；《馬橋詞典》同樣成為爭執的焦點，是創新突破抑或抄襲模仿，筆戰打得硝煙彌漫，還升級為一場訴訟官司。而在《暗示》的評論中，有人視其為對《馬橋詞典》的超越，有人卻指出韓少功的創作已“疲態盡現”。
評論界對文學作品的反響不一實屬正常現象，但韓少功不同時期重要作品的發表往往都會觸發論戰，且論題常延伸到文本以外的文化、社會領域，這一批評現象不正說明了這些作品暗含的現代性課題切中當下社會發展或文學發展的要害，從而產生了某種衝擊力，激發起文學界和批評界的觀點碰撞。這樣的除了小說和散文／雜文創作之外，韓少功還以多種文學實踐方式進行發言。比如他在1987年翻譯米蘭·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引導了中國後來的昆德拉閱讀熱潮。1999年他又首先向國內介紹葡萄牙作家費爾南多·佩索阿的散文集《惶然錄》。這些作品的選擇和譯介都與韓少功的創作思考有著密切的聯係，直接推動著大陸的小說發展。
作品同時也提供了一種契機，爭議本身讓文學／社會發展中的各種觀念限製暴露出來。在此意義上，以韓少功小說文本的現代性問題意識為中心，結合由此產生的各種論爭話語文本，我們可以觸及“文革”後中國現代性發展的種種問題，以及種種現代性觀念之間的齟齬分歧，據此在“現代性”的宏大概念之下拚貼出現實的圖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