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維定勢與方法定勢
簡單梳理韓少功小說研究的狀況，我國評論界1980年後有關韓少功小說創作的批評出現過幾個高潮：
（1）1986-1989年間對於韓少功“尋根”時期小說創作的評論。其中最突出的是劉再複的《論丙崽》，文章通過探討《爸爸爸》小說主人公丙崽的象征意義，將丙崽的思維方式概括為非此即彼的“二值判斷”，並視之為中國傳統文化造成的文化病態。劉再複在以後的相關論述中進一步發展了自己對丙崽這一人物的理解，將他視為中國20世紀80-90年代小說文化取向轉變後形成的“侏儒王國”的代表之一。
（2）1994年左右對韓少功“尋根”時期小說的重讀以及對其1987-1994年間中短篇小說創作的評論。這一階段的評論顯現了中國批評界的逐步成熟，一些評論者注意到前期闡述存有的局限和留下的空白，批評者開始切實進入對這裏以1994年作為時間界限之一主要是因為考察韓少功小說研究的批評資料，可發現1987年“尋根”思潮逐漸消退以後，相關批評延續至1989年也逐漸減少，而到1994年左右，對韓少功“尋根”時期創作的重新闡述以及對其之後至1994年間創作的批評又形成一股小高潮，故以此為界。
文本本身的分析闡釋，從不少新穎的角度入手考察了作家作品的精神內涵。
（3）1996-1997年對於韓少功長篇小說《馬橋詞典》的評論。總的來說，有關《馬橋詞典》評論的最大特點在於論述重點的分散性。不同研究領域的批評者關注了這部作品的不同側麵。即便是針對《馬橋詞典》進行的長篇論述，同樣也體現出課題分散的特點。這一批評傾向反過來亦顯示了《馬橋詞典》的某種特質，其形式與內容的豐富意味提供了大量話題，似乎不是一種批評方法和批評角度就所能夠涵蓋的。圍繞《馬橋詞典》展開的論戰和曆時兩年的訴訟官司，從根本上講並非一次嚴肅的學術交鋒，但值得一提的是，這一事件引導了一些批評者撰文比較《馬橋詞典》、《哈紮爾辭典》兩個文本。另外，韓少功提出訴訟來解決文學爭議的做法也引發了文學界有關“文學創作與文學批評關係”的討論。
（4）2002-2004年間圍繞《暗示》的討論大多在與《馬橋詞典》的對照中進行，主要強調韓少功對於語言之外的具象世界的關注，以及文本對於文化悖論性的揭示。亦有一些文章對作品透露的創作狀態不以為然。
有關韓少功小說創作的整體論述不多，較有特色的如王建剛從“不確定性”的角度來探討韓少功創作中的文化心態。他對“不確定性”的界定借用了巴赫金所說的未完成性和不可論定性，是“對象世界的一種存在狀態”，但這一主導線索的界定和相關理論梳理並不明確。相比之下，賀仲明發表於《文學評論》的文章，雖不是專論韓少功的作品，但從現代城市文化與鄉村文化的劇烈衝突的角度，有效揭示了以韓少功為代表的知青作家的精神困境，提供了一條重要的思路。
海外學者的韓少功研究中，較早有張佩瑤（Martha Cheung）為英文版的《韓少功小說選集》撰寫的序及後來跟進的研究。文章呈現了海外學者對於小說文本的獨特理解，對於作品的闡釋與評價雖有偏頗但不乏獨到之處。劉紹銘（Joseph S．M．Lau）對韓少功“尋根”時期的小說也有過長文論述，他首先對韓少功1974年後創作的早期作品進行了詳盡的考察，這部分作品往往被內地評論者忽略或省略。對其1985年以後的作品，劉紹銘將其放置於源遠流長的中國文學傳統中予以考察，莊子、屈原、魯迅、沈從文……他認為在精神上韓少功更接近魯迅而非他的楚文化祖先。文中有許多令人印象深刻的文本分析，但他將韓少功的精神困境同樣歸結於“文革”時期知識分子所遭受的精神壓迫，這一點值得商討。另有台灣方麵的專論文章，如張寧關注尋根小說中的“審鄉”主題；宋如珊考察重要文藝政策、文學思潮對其創作的影響；唐翼明探討《馬橋詞典》的特色及其在當代文學中的地位；以及其他的一些碩士論文。英文撰寫的博士論文，Jiang Ningkang考察中國當代文學中的文化認同問題，Vivian Lee則探討中國當代小說中的曆史陳述，他們都以主要章節論述了韓少功的小說作品，一些觀點頗有見地，但有時也會出現為了服從全文論述而牽強理解文本的現象。具體的案例，正文的論述將會涉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