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之，盡管伊波利特·基裏洛維奇還十分醉心於滔滔雄辯，但終於還是以動人的辭令結束了他的演說，而事實上，他的演說詞所產生的印象也確實是很強烈的。他本人一說完之後，就連忙離開大廳到另一個房間去，而且，我再說一句，幾乎在那裏昏了過去。聽眾沒有鼓掌，但是一幫正經的人都很滿意。隻有太太們不大滿意，不過也很喜歡聽他的巧妙的辯才，況且她們並不擔心後果，因為她們一心指望費丘科維奇能左右一切，“隻要他一開口，自然會駁倒所有的人!”大家瞧著米卡。他在檢察官說話的時候一直默默地坐著，捏緊拳頭，咬緊牙關，低下頭，隻是偶爾抬起頭來，傾聽一下。特別是在提到格魯申卡的時候。當檢察官引述拉基金議論她的話的時候，他的臉上表現出輕蔑的、惡狠狠的冷笑，並且相當響亮地說了一句：“伯納德!”在伊波利特·基裏洛維奇敘述他怎樣在莫克洛葉審問他、折磨他的時候，米卡帶著十分好奇的神情抬頭傾聽。說到某一段話時，他甚至仿佛想跳起來，嚷出幾句什麼話來，但到底勉強控製住了自己，隻是輕蔑地聳了聳肩膀。至於演說詞的末段，就是關於檢察官在莫克洛葉審問罪犯時的業績，事後我們社會上曾加以議論，還嘲笑伊波利特·基裏洛維奇說：“這個人到底忍不住要誇一誇自己的能幹。”
法庭暫停審理，但隻休息了很短的時間，有一刻鍾，至多二十分鍾。旁聽的群眾裏麵傳出一陣談話聲和感歎聲。我記下了一些來：
“一篇有分量的演說!”在一堆人中有一位先生皺著眉頭說。
“加上了許多心理分析。”另一個聲音說。
“這全是事實，駁不倒的真理!”
“是的，這方麵他是個能手。”
“他還下了結論。”
“他也給我們做了結論，”第三個聲音接口說，“記得嗎？在演說開頭的時候，他說大家全跟費多爾·巴夫洛維奇一模一樣。”
“結尾的時候也是這樣。不過他這話全是信口胡說。”
“而且有些地方說得含含糊糊。”
“有點說走了嘴。”
“不很公平，不很公平。”
“但到底還巧妙。這個人盼了好久，現在總算有了說一說的機會，哈哈!”
“且看辯護律師怎麼說？”
在另一堆人裏：
“他剛才把彼得堡的律師挖苦了一句，那又何必呢？你們不記得他所說‘打動人心’的話嗎？”
“是的，他這話說得有點蠢。”
“太沉不住氣了。”
“神經質的人。”
“我們在這兒說說笑笑，可是被告是什麼感覺呢？”
“是的，米卡怎麼樣呢？”
“且看律師怎麼說吧!”
在第三堆人裏：
“那位拿著長柄眼鏡的太太，胖胖的，坐在邊上，她是誰呀？”
“那是將軍夫人獨自一個人，已經離了婚的，我認識她。”
“怪不得，還拿著副長柄眼鏡哩。”
“一個臭女人。”
“不，長得挺妖豔。”
“在她旁邊隔兩個座位，坐著一個金發女人，比她還漂亮些。”
“他們當時在莫克洛葉抓住他的時候，幹得挺漂亮，對嗎？”
“幹得倒是很漂亮。可他又大講特講起來。這事他在這兒挨家講了有多少遍了。”
“今天也仍舊忍不住。虛榮心。”
“他是個鬱鬱不得誌的人，嘿嘿!”
“也是個好生氣的人。過分講究辭藻，句子長得厲害。”
“而且盡嚇人，你們注意到了嗎？盡嚇人。記得關於三套馬車的話嗎？‘他們有哈姆雷特，而我們目前還隻有卡拉馬佐夫!’他這句話說得很巧妙。”
“他這是拍自由派的馬屁。他怕他們!”
“還怕律師。”
“是啊，費丘科維奇先生不知會說些什麼呢？”
“不管他說什麼，也不會把我們這些鄉下人說服的!”
“您這樣認為嗎？”
在第四堆人裏：
“他那一段關於三套馬車的話，就是關於別的民族那套話，倒說得很好。”
“他說的是實話，你記得他說別的民族不會等待的那句話嗎？”
“怎麼樣呢？”
“上星期在英國議會裏有一位議員為了虛無黨問題起來質問政府：現在是不是應該對野蠻民族實行幹涉，加以教化了。伊波利特指的就是他，我知道就是指他。他在上星期談到過這件事情。”
“這不是傻瓜們容易做到的事。”
“什麼傻瓜？為什麼不容易做到？”
“我們會把喀琅斯塔特封鎖住，不運糧食給他們。他們到哪裏去弄糧食呢？”
“不能到美國去弄嗎？他們現在已經到美國去弄了。”
“這是胡說。”
但是鈴響了，大家全跑回座位。費丘科維奇走上了講台。
十 律師的演說。兩頭傷人的大棒
著名的演說家剛一開口說出頭幾句話，全場就肅然無聲了。整個大廳的人全都盯著他。他一開始就說得異常直率而隨便，口氣很自信，但卻沒有一點自大的神色。他完全不想施展辯才，也不用慷慨激昂的語調，以及感情洋溢的語句。他就像在一小群抱著同情態度的熟朋友中間講話似的。他的嗓音美妙、洪亮，而且悅耳，他的聲音裏就仿佛帶著一種誠懇、坦白的味道。但是大家很快就明白，這位演說家是善於突然之間變得十分慷慨激昂起來，並且“用一種神秘莫測的力量打動人們的心弦”的。他的語言也許不像伊波利特·基裏洛維奇那樣合乎規則，但是他不用長句子，卻表達得更為準確。隻有一件事情是太太們不喜歡的：他似乎一直彎著腰，尤其在演講開始的時候更是這樣，並不是在鞠躬，卻好像是竭力向前衝著身子想要朝聽眾撲過去似的，而且幾乎就像把他那長長的脊背的一半彎了下來，在他的細長的腰上安裝了一個鉸鏈，使它簡直差不多可以彎成九十度的直角。他開始說得仿佛有點散，似乎不大有係統，分別一件件地就事論事，但最後卻連成了一個整體。他的演說可以分成兩部：前半部是對於公訴的批評和辯駁，有時帶著惡毒和嘲弄的口氣。講到後半部，他仿佛突然改變了語調，甚至連說話方式也變了，一下子變得慷慨激昂。會場的聽眾似乎正等候著這個，高興得戰栗起來。他一開始就直接進入正題，起頭先說他雖在彼得堡履行律師職務，但到俄國各城市為被告辯護已不是初次，但他所辯護的總是那種他自己深信他們無罪，或預感到他們是無罪的人。“這一次我所遇到的情況也是如此。”他解釋說，“從讀最初報上的通訊，我就異常吃驚地覺察到了一點對被告有利的情況。簡單地說，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某種法律事實，這樣的事實在司法的實例中雖然屢見不鮮，但我覺得從來沒有像在本案中那樣完整而且富有特色。這事實我本來應該等我快要說完話的時候，在結尾部分再加以概括的，但現在我卻想一開始就先把我的想法說出來，因為我有一個弱點，就是喜歡開門見山，不想故弄玄虛，拖延不說，以求製造效果和驚人的印象。這在我來說也許是缺乏計算，但也恰恰說明，這是誠懇的。我的想法、我的論點是這樣的：盡管大量事實的總和確實於被告不利，但如果一件件單獨地加以分析，卻沒有一樁事實可以經得住批評!我越往下注意報紙的記載和各項傳聞，就對於我的意見越加確信。這時，我忽然從被告的親屬方麵接到了替他辯護的邀請。我連忙立即趕到了這裏，而來到這裏以後，我就更加完全地確信了。我現在承擔為這個案件辯護，就是為了要擊破這個可怕的事實的總和，證明據以指控的每個單獨的事實是多麼沒有根據，而且荒誕不經。”
律師這樣開了個頭，然後突然宣布道：
“諸位陪審員，我在這裏是新來的人。我獲得一切印象都絲毫不帶成見。性格暴躁、放浪不羈的被告並沒有在事前冒犯過我，像他也許曾經冒犯過成百個住在本城的人那樣，就為了這個原因有許多人預先對他懷有成見。自然我也承認，此地社會上激起了道德義憤是理所應當的，因為被告生性確實暴躁而又放浪。但盡管如此，此地的社會卻仍舊接待他，甚至在才幹卓越的公訴人的家裏，他也受到了優渥的招待。(按[60]：他說出這句話來時，聽眾中發出了兩三聲笑聲，雖然連忙收住，但是大家都聽到了。我們大家都知道檢察官接待米卡並不是出於自願，完全是因為檢察官太太不知為什麼把他當作是十分有趣的人。她是一位極有道德的、可尊敬的太太，但是好發幻想，性格執拗，喜歡在某種情況下，特別在瑣碎的事情上和她的丈夫作對。不過米卡並不常到他們家裏去。)但話雖如此，”律師繼續講下去，“我敢鬥膽地說，即使像我的對手那樣具有獨立頭腦和正直性格的人，也會對我的不幸的委托人抱有一些錯誤的成見。這是很自然的，因為按這個不幸的人所作所為，人家即使對他抱成見也是太罪有應得了。受了侮辱的道德感，尤其是受了侮辱的審美感，有時是殘酷地渴望報複的。自然，在檢察官的才華橫溢的演說詞裏，對於被告的性格和行為有嚴格的分析，對於案件也抱著嚴格的、批判的態度，而主要的是在說明案件要點時表現了難得的心理深度，一個人如果對於被告的態度具有多少故意的、惡毒的成見，是不會達到這樣的深度的。但是要知道，在某種情況下，有些東西是會比最惡意、最抱有成見的態度還要更加糟糕、更加壞事的。比方說，如果我們醉心於某種所謂藝術遊戲，產生了諸如編寫小說之類藝術創作的興趣，尤其是在上帝賦予我們豐富的心理研究的才能的時候。我在彼得堡臨動身到這裏以前，有人警告我，就是沒有警告，我自己也知道，我在這裏將遇到一位堪稱是深刻精明的心理學家的對手，這位對手憑他的這種特長，早已在我們年輕的法律界裏博得了一種特別的聲譽。可是諸位，心理學雖然是很深刻的東西，卻到底像是一根能兩頭傷人的大棒(聽眾裏發出了笑聲)。啊，當然啦，你們是會原諒我做這粗俗的比喻的；我不是十分巧言善辯的能手。但我可以從檢察官的演說裏，隨便引用一段作為例子。被告深夜在園中跳牆潛逃，用銅杵把拉住他腿的仆人打倒。然後又立刻跳回園中，在被打倒的人跟前忙碌了整整五分鍾，竭力想弄清楚他是不是被打死了？檢察官怎麼也不肯相信被告所供的話是實在的，不相信他的跳下來看格裏戈裏是出於憐憫。‘不，在這種時刻，還會有這樣多情善感的心理嗎？這是不自然的。他之所以跳下來，就為了想弄明白：他的罪行的唯一的證人是還活著，還是已被殺死。他這種行動恰巧可以證明，他確已犯下了罪行，因為決不會為了別的理由、別的動機或情感而再跳進花園裏去的。’這就是心理學。但如果我們就把這同樣的心理學拿來，應用到案件上去，隻是從另一種角度來看，結果也同樣是言之成理的。凶手跳下牆來，是出於小心警惕的意思，想弄明白證人是否還活著，而同時根據檢察官自己的證明，凶手卻竟把一個極大的物證遺留在被他殺死的父親的書房裏，那就是被撕破的信封，上麵注明內有三千盧布。‘隻要把這信封拿走，全世界就沒有人會知道有這個信封，裏麵還有錢，那筆錢一定是被告劫走的。’這是檢察官自己的話。現在瞧吧，一個人對於一樁事情毫無戒備，又慌張又害怕，匆忙地逃走，把物證遺留在地板上，而過了兩分鍾，打死了另一個人以後，卻正如我們心願似的，立刻產生了全無心肝、極有計算的戒備心。可是管他哩，心理學的奧妙處就在於在前一種情勢下，我像高加索的兀鷹一般，嗜血成性、目光如劍，而在隨後的一分鍾裏，卻又麻木不仁、膽小如鼠。但既然我這樣殺人不眨眼，既殘忍又精明，殺人以後，還要跳下來，看證人活著沒有，那麼為什麼還要在我的新的犧牲品旁邊忙碌五分鍾之久，何況還冒著可能會引出新證人來的危險呢？為什麼要用手帕去擦被打倒的人頭上的血，弄汙手帕，以後使它成為不利於我的有力證據呢？不，既然我具有這樣的計算心和硬心腸，那麼跳下來以後，何不幹脆就用原來的銅杵，一連再朝仆人的頭上狠砸它幾下，索性把他完全殺死，以便消滅證人，去掉自己的一切心病呢？再說，要說我跳下來，是為了查明證人是不是還活著，為什麼同時又在小徑上遺留下另一個證人，就是那根銅杵？要知道，這是我從兩個女人那裏搶來的，以後她們兩人永遠會辨認出這銅杵是自己的東西，並且可以證明是我從她們那裏搶來的。而且我還並不是把銅杵遺失在路旁，由於心慌意亂而無心掉在那裏的。不，我恰恰是有意扔掉我的武器的，因為它被發現時，是在離格裏戈裏被打倒處的十五步以外。試問：我這樣做是為了什麼？我這樣做，是因為我殺了一個人，殺了老仆而感到痛苦，因此在懊惱中，懷著詛咒把作為殺人武器的銅杵扔掉，隻能是這樣，要不然為什麼把它那麼使勁扔出去呢？但既然會因為殺了人而感到痛苦和憐憫，那麼自然我並不曾殺死父親。因為如果已殺了父親，就決不會由於憐憫的心情而跳到另一個被打倒的人身旁去，那時便會有另一種情感，那時就會顧不得憐憫，隻顧到自救，那是毫無疑義的。恰恰相反，我要再重說一句，我一定會完全砸破他的腦袋，而不會去在他身上花費五分鍾之久。所以能有憐憫和善良情感容身的餘地，就因為他本來是問心無愧的。因此，這又是另一種心理學。諸位陪審員，我自己現在故意也來援用心理學，就為的是要明白地指出，從這裏是可以隨心所欲地推出任何結論來的。問題全在於它落在什麼人手裏。心理學甚至可以誘使最嚴肅的人也去想入非非，而且會完全身不由己。我說的是過分迷戀心理學，諸位陪審員，我說的是對於心理學的某種濫用。”
這時觀眾裏又傳出讚成的笑聲，全是針對檢察官而發的。我不打算詳盡引述這位律師的全部演說，隻想擇出其中主要的幾段，幾個最主要的論點來說一說。
十一 既沒有錢。也沒有搶劫的事
律師的演說中有一個論點，使大家都大吃一驚，那就是完全否認這倒黴的三千盧布的存在，因此也就沒有搶劫的可能。
“諸位陪審員，”律師開始說，“在這個案子裏有一個極為突出的特點最使一切剛來的、沒有成見的人覺得驚愕，那就是控訴搶劫，同時卻完全不能在事實上指出：所劫的是什麼？據說，所劫的是錢，就是那三千盧布，但是誰也不知道，這筆錢究竟是否實際存在。你們想一想：第一，我們怎麼知道有這三千盧布，誰看見的？隻有仆人斯麥爾佳科夫一個人看見過，而且指出這錢是放在信封裏，還注有幾行字。也是他，在災難發生以前，就把這事告訴了被告和他的兄弟伊凡·費多羅維奇，也曾通知過斯維特洛娃小姐。但是這三個人自己都並沒有看見過這筆錢，看見過的還是隻有斯麥爾佳科夫一個人。這裏自然而然產生了一個問題：假使果真有這筆錢，斯麥爾佳科夫果真看到過，那麼他最後一次是在什麼時候看到的？如果主人把這筆錢從床上拿走，又放在小箱裏，沒有對他說，又怎樣呢？你們要注意，據斯麥爾佳科夫說，錢放在床上被褥底下；被告應該從被褥底下摸出來，但是床鋪一點也沒有弄皺，對於這層，筆錄裏記載得清清楚楚。被告怎麼會一點也不弄皺床鋪？還有他的染滿了血的手，怎麼竟沒有弄髒特地鋪上的幹淨而細致的床單？有人會說：地板上那個信封怎麼說呢？關於這信封，倒正值得我們好好談一下。我剛才甚至感覺有點驚訝：才智高超的檢察官在提到信封以後，就在他指出關於斯麥爾佳科夫殺人的這種懷疑十分荒誕的時候，曾突然自己說明，諸位聽清楚，他是自己聲明的：‘假如沒有這個信封，要是它不留在地板上成為一個物證，要是搶劫的人把它帶走了，那麼全世界沒有人會知道有這個信封，信封裏麵有錢，從而知道那錢是被告搶走了。’因此，甚至檢察官自己也承認，隻有這一塊上麵寫著字的破紙，是控告被告搶劫的根據，‘要不然，誰也不知道搶去了錢，也許根本就不知道有這筆錢。’但是難道僅僅因為有一塊破紙留在地板上就能算做裏麵曾放過錢，而且這錢已被搶走的證據嗎？有人會回答：‘可是斯麥爾佳科夫看見過這信封裏有錢的。’但是他在什麼時候，最後一次是在什麼時候看見的？我現在要問的就是這句話。我同斯麥爾佳科夫談過，他對我說，他在災禍發生的前兩天看見過這筆錢!但是為什麼，比方說，我不能做以下的設想呢，那就是費多爾·巴夫洛維奇這老頭子獨自關在屋裏，在不耐煩地、歇斯底裏地期待著他的情人來到時，由於無事可做，突然把信封拿出來，拆開封口說：‘要信封幹嗎，也許她還不會相信哩，如果把三十張一百盧布的鈔票擺在一堆給她看，也許會印象更強烈，引得她流出口水來。’於是他撕破信封掏出鈔票以後，作為主人，自然有權把信封隨手扔在地板上，不會擔心什麼物證不物證。諸位陪審員，請問，還有比這種設想，這種情況可能性更大的嗎？這有什麼不可能呢？但要是類似這種情況有可能發生的話，那麼關於搶劫的指控就不攻自破了：既沒有錢，自然也不會有搶劫的事，如果那個信封留在地板上，就是裏麵有錢的證據，那為什麼我不能提出相反的說法，就說信封所以落在地板上，正是因為裏麵已經沒有錢，那筆錢已由他的主人事先取了出來呢？‘不錯，照這樣說，這筆錢在費多爾·巴夫洛維奇自己從信封裏取了出來以後，既然家裏進行搜查的時候並沒有發現，那麼它究竟到哪裏去了呢？’第一，在他的小錢箱裏發現了一部分錢；第二，他在早晨的時候，甚至還在頭一天，就可能把錢取了出來，另做處置，付給別人，寄出去，或者變更主意，根本改變了他的行動計劃，而在這樣做時根本不認為事先必須要報告給斯麥爾佳科夫知道。隻要哪怕有這樣設想的可能存在，就怎麼可以這樣堅決、這樣肯定地指控被告為搶劫而殺了人，而且確實有搶劫的事情發生呢？要是這樣，就等於是侵入了小說的領域。既然肯定某種物件被劫，就該指出這東西來，或者至少確切證明它是存在的。但是竟沒有一個人看到過它。在彼得堡，最近有一個做小販的青年人，隻有十八歲，還幾乎是個小孩，在大白天拿斧子闖進一家錢鋪，用不尋常的、典型的大膽舉動殺死了老板，搶走一千五百盧布。五小時以後他被捕，從他身上抄出除了他已經用去的十五盧布以外的全部款項。此外，一個夥計在凶手走後回到鋪子裏，不但把被搶去的錢數報告了警察，還說出這筆款子是什麼樣的錢，有多少張花鈔票，多少張藍色，多少張紅色的，多少個金幣，是什麼樣的，而在被捕的凶手身上發現的恰巧就是這樣的錢和金幣，不但如此，跟著凶手還完全坦白地承認了他殺人，並且搶走的正是這樣一筆錢。諸位陪審員，我認為這才叫物證!因為在這裏我知道、看見而且摸到了這筆錢，決無法說沒有錢，或者以前根本就沒有過這筆錢。本案的情況是這樣嗎？要知道這事關係到一個人的生死，一個人的命運。人家要說，‘這話對，不過他在那天夜裏酗酒胡鬧，亂花銀錢，在他身上發現了一千五百盧布，他是從哪裏弄來的呢？’但是正因為發現的隻有一千五百盧布，而另外一半無論如何也找不到，發現不出；因此恰恰證明這也許並不是那筆錢，也根本從來沒有裝在任何信封裏過。經過時間推算(而且非常嚴密)，預審中已經查明並且證實被告從女仆那裏跑到官員彼爾霍金那裏去的時候，並沒有回家，也沒有到任何別的地方去，以後一直在眾人麵前，所以不可能從三千盧布裏分出一半來，藏在城裏。正是因為這一點，檢察官才猜測錢藏在莫克洛葉村中的地板縫裏。諸位，是不是藏在烏道爾夫城堡[61]的地窖裏了？這個猜測是不是太富於幻想和浪漫色彩了呢？大家注意，隻要這一個猜測，就是藏在莫克洛葉的猜測，一被打消，關於搶劫的指控就完全成了泡影，因為要是那樣，這一千五百盧布究竟在哪裏，究竟跑到哪兒去了呢？既然已經證明被告沒有到任何地方去過，那麼究竟是什麼奇跡竟會使這筆錢變得無影無蹤了？我們竟準備用這樣的傳奇小說斷送一個人的生命!有人會說：‘無論如何他始終說不出他身上那一千五百盧布是哪裏來的，大家又都知道在這夜裏以前他並沒有錢。’但是誰知道呢？被告自己卻清楚而堅定地交代過錢是哪裏來的，而且可以說，諸位陪審員，可以說，再沒有也不可能有比這供詞更可信，而且同被告的性格和心靈更符合的了。檢察官喜歡他自己的傳奇小說：一個意誌薄弱的人，決定蒙著恥辱拿他的未婚妻給他的三千盧布，是不會分出一半來縫到護身香囊裏的；反過來說，即使果真縫了，也會每兩天一拆，一百一百地掏出來用，在一個月內把它全數花光。別忘了，這一切全是用毫不容人反駁的口氣說出來的。但假如事情根本不是這樣又怎麼辦呢？假如你們編了一部傳奇小說，可是小說裏描寫的完全是另外一個人物，又怎麼辦呢？而事實上你們恰恰是創作了另外一個人物!有人也許要駁：‘有證人可以證明他在災禍發生以前的一個月，在莫克洛葉村裏已經把從維爾霍夫采娃小姐那裏拿來的三千盧布揮霍幹淨，像花一個戈比那樣隨便，因此是不可能分出一半來的!’但那是些什麼證人呀？這類證人可靠的程度已在法庭上暴露無遺了。再說，別人手裏的麵包看起來總是顯得大些的。何況這些證人裏麵誰也沒有數過這筆錢，隻不過用眼睛估量了一下。證人馬克西莫夫不是曾經供過，說被告手裏有兩萬盧布嗎？你們瞧，諸位，既然心理學是兩頭的，那就容許我也利用一下另一頭，再看看結果是否一樣。
“禍事發生前的一個月，維爾霍夫采娃小姐曾給被告三千盧布，托他代彙出去，但問題是，托付這筆錢時竟是這樣丟臉，這樣屈辱，像剛才宣布的那樣，這到底是否真實？在維爾霍夫采娃小姐對於這問題最初的供詞裏並沒這樣說，完全沒這樣說；而在第二次的供述中，我們隻聽到怨恨、複仇的叫嚷，長期積憤的叫嚷。單單從女證人曾在最初的供詞裏做不正確的供述這一層，就使我們有權利下結論說，第二次供述也有可能不正確。照檢察官的話說，他‘不願意，也不敢’接觸這段浪漫史。隨他去吧，我也不去接觸它，但隻想說，假使像可尊敬的維爾霍夫采娃小姐那樣一位毫無疑問是心地純潔、道德高尚的人，像這樣一位女士，也竟會忽然在法庭上懷著陷害被告的明顯動機突然翻供，那十分明白，她做這個供詞時顯然既不是不偏不倚，也並非平心靜氣的。難道我們沒有權利斷定複仇的女人會言過其實嗎？很明顯，她正是過分誇大了她交錢給他時的那種輕侮和淩辱。恰恰相反，她交托這筆錢時，一定是還能夠令人接受的，尤其是對於像我們的被告那樣一個輕率不假思索的人來說。特別是因為，他當時可以指望從他的父親那裏很快地拿到賬上欠他的三千盧布。這是輕率的，但正是由於輕率的緣故，他深信父親會付他這筆錢，他會拿到它，因此早晚能把維爾霍夫采娃小姐交付給他的錢從郵局裏彙寄出去，還清他的債務。但是檢察官無論如何不願意承認，他會在當天，在剛受過她指責的那一天，從到手的錢裏分出一半來，縫進護身香囊。‘他不是這樣的性格，不會有這樣的情感。’但是他自己卻又說，卡拉馬佐夫天性廣闊，他自己大聲宣揚過卡拉馬佐夫能同時體察兩個正巧相反的深淵。卡拉馬佐夫就具有這種兩方麵的，橫跨兩個深淵的天性。他即使在感到難忍的酗酒的需要時，如果有什麼東西從另一方麵打動了他，他也會頓時止步回頭的。這另一方麵就是愛情，就是恰恰在那時候像火藥一般燃燒起來的新的愛情。為了這愛情，他需要金錢，甚至比起和他的這位愛人一起酗酒的需要來還要迫切得多，哎，還要遠為迫切得多!一旦她向他說：‘我是你的，我不要費多爾·巴夫洛維奇。’他就要馬上抓住她，把她帶走，到那時候他必須有錢才辦得到。這比酗酒還重要。卡拉馬佐夫不懂得這一點嗎？其實他正是在為這件事情操心，為這件事煩惱，因此他把錢分出一半，藏匿起來，以備萬一的需要，還有什麼不可能呢？但是時間一天天的過去，費多爾·巴夫洛維奇一直不曾把三千盧布交給被告，卻聽說反而要把這筆款子用來引誘他的情人。他想道：‘假使費多爾·巴夫洛維奇不肯付款，我在卡捷琳娜·伊凡諾芙娜麵前豈不是將成為一個小偷嗎？’於是他產生了一個念頭，就是他要走到維爾霍夫采娃小姐麵前，把他一直藏在護身香囊裏的一千五百盧布交出來，對她說：‘我是卑鄙的人，但不是賊。’這才是他把一千五百盧布寶藏著，決不會拆開護身香囊一百一百地掏出來花的雙重原因。你們根據什麼不承認被告會有名譽感呢？不對，他是有名譽感的，也許是不正確，也許時常有錯誤，然而這種情感是有的，還十分激烈，而且他已證明了這一點。但是事情複雜起來了，吃醋的痛苦達到了高峰，在被告的發熱的頭腦裏越來越痛苦地呈現出那兩個老問題。‘我把錢還給卡捷琳娜·伊凡諾芙娜，可叫我拿什麼錢來把格魯申卡帶走呢？’他在這一個月內不住發狂，暴飲，在酒店裏鬧事，也許就因為他心中悲苦，簡直無法忍受。這兩個矛盾問題最後終於尖銳到了使他絕望的地步。他剛打發三弟去代他最後一次向父親索取這三千盧布，但沒等到回音，就竟自己闖進家裏去，結果弄到當著證人們的麵揍了老人一頓。這樣一來就再也不可能從任何人手裏得到款子了，挨了打的父親是不肯給錢的。就在那天晚上他捶著自己前胸的上部，藏著護身香囊的地方，還對兄弟起誓，他有辦法不做卑鄙的人，但畢竟還是會成為卑鄙的人，因為他預感到自己是不會去利用那個辦法的，他的意誌力不夠，性格不堅強。為什麼公訴人不相信阿曆克賽·費多羅維奇那樣純潔、誠懇、不假裝、可信服的供詞呢？為什麼反而要讓我去相信錢藏在地板縫裏、烏道爾夫城堡的地窖裏呢？在同一天晚上，被告和兄弟談話以後，寫了那封倒黴的信，而這封信就成了被告搶劫的最主要、最大的證據!‘我要向所有的人借錢，別人不肯借，我便殺死父親，從床褥底下拿走他裝在係著玫瑰色綢帶的信封裏的錢，隻要伊凡離開了這裏。’據說，這簡直是完整的謀殺計劃，所以殺人的一定是他!‘完全照所寫的實行了!’公訴人這樣說。但是首先，這是醉後氣惱中所寫的信；其次，他講關於信封的事根據的還是斯麥爾佳科夫的話，因為他自己並沒有見過信封；而第三點，寫是寫了，但究竟是否確已照所寫的實行，憑什麼來證明呢？被告是不是從枕頭底下拿到了信封？找到了錢沒有？究竟這錢存在不存在？再說被告究竟是不是跑去搶錢的，請你們好好想一想，好好想一想!他不顧一切地跑去，並不是去搶劫，而隻是想知道她在哪裏，這個傷透了他的心的女人到底在哪裏？這就是說，他並不是為實行計劃，實行他所寫的話才跑去的，也就是說，並不是為了實行預謀的搶劫，而是突然地、偶然地，懷著瘋狂的醋意跑去的!大家要說：‘話是對的，但不管這樣他畢竟跑去殺了人，把錢搶走了。’對啊，最後就正是要問，他究竟殺了沒有？對於搶劫的指控我憤慨地斷然予以否認，因為既然不能確切指出究竟搶了什麼東西，就不能控告人家搶劫，這是不言而喻的道理!但是他到底殺了沒有，沒有搶劫而殺了人沒有？已經得到證明嗎？不會也是傳奇小說嗎？”
十二 也沒有謀殺
“諸位陪審員，這事關係到一個人的生命，必須謹慎從事。我們已經聽見，公訴人自己也承認，他直到最後一天以前，直到今天開審以前，對於指控被告完全蓄意殺人一層，還抱著猶豫不決的態度，一直到今天那封致命的醉後來信呈交給法庭以前，還在遊移不決。‘完全照所寫的實行了!’但是我還是要重複一句：他跑去是找她，追蹤她的，隻是為了去打聽她在哪兒。這是無可置辯的事實。假使她在家，他不會跑到任何地方去，而會留在她身邊，也就不會履行信裏所說的話。他跑出去是突然的，出於偶然的，對於自己那封醉後所寫的信當時也許已經忘得一幹二淨了。有人會說：‘他抓了一根銅杵在手。’你們都應該記得，就從這根銅杵上還給我們發揮了一整套的心理學：為什麼他要把這銅杵當凶器，把它當作凶器一般抓在手裏，等等，等等。我的腦子裏立刻產生出一個極尋常的念頭：假如這銅杵不放在眼前，並不在架子上，被告是從架上抓走的，而放在櫥櫃裏，那時候它就不會讓被告看見，他就會不帶凶器，空著兩手跑去，這樣當時也許就不會殺死任何人了。因此我怎麼能斷定銅杵是預謀殺人的證據呢？不錯，他在酒店裏嚷著要殺死父親，而兩天以前，寫那封‘醉’信的那天晚上，他十分安靜，在酒店裏隻和一個商店夥計吵了一下嘴，‘因為卡拉馬佐夫是不可能不吵嘴的。’我要回答的是假使他有意謀殺，還要按照計劃，按照所寫的辦法去實行，那他一定不會和夥計吵嘴，也許根本就不會去進酒店，因為一個人起意要幹這樣的事以後，總是會竭力安靜退縮，力求不拋頭露麵，不讓人家看見他，聽見他‘最好忘掉了我’，不過這並不全是出於心計，而是出於本能。諸位陪審員，心理學是兩頭的，我們也懂一點心理學。至於說到整整一個月以來在酒店裏叫嚷的話，那麼一幫孩子，或者那些從酒店裏走出來互相吵吵鬧鬧的醉鬼還嚷得少嗎：“我要殺死你!”可實際上並沒有殺。那封不幸的信——不也是醉後的氣話，不也和從酒店裏出來的人嚷嚷‘我要把你們統統殺死’的話一樣嗎？為什麼不是這樣，為什麼不會是這樣？為什麼這封信一定是致命的，恰恰相反，為什麼它不是可笑的？就因為發現了被殺死的父親的屍首，因為有一個證人看見被告在園裏手拿武器逃跑，而且自己被他打倒，因此就必定是完全照所寫的計劃實行了，因此這封信就不是可笑的，而是致命的了。謝天謝地，我們總算講到了要害問題：‘既然在花園裏，那就一定是他殺的。’一切全包括在‘既然在那裏，就一定是他’這兩句話裏了。全部控訴就建築在‘既然在那裏，就一定是他’的上麵。但假如他雖在那裏，而並不就一定是他，又怎樣呢？哎，我同意，事實的總和，事實的偶合實在是十分雄辯的。但是你們不妨試試別為這些事實的總和所懾服，先做一下個別的觀察。例如說，被告供述他從父親的窗子跟前跑開的話，為什麼檢察官無論如何也不肯承認它是真實的呢？你們會記得，公訴人說到這裏還大事嘲弄起來，說凶手的心裏竟突然會湧出尊敬的、‘虔誠’的感情來了。但假如果真發生了類似的情形，雖然不是尊敬的情感，卻是虔誠的情感，那又怎樣呢？‘大概那時母親在那裏替我祈禱。’被告在預審中供述說，因此他剛一弄清楚斯維特洛娃不在父親家裏，就立刻跑開了。而起訴人卻對我們反駁說：‘但是他隔著窗子是不會弄清楚的。’為什麼不會呢？窗子是被告發了暗號以後打開的，這時費多爾·巴夫洛維奇很可能會說出一句什麼話來，會發出一聲什麼喊聲來，使被告突然確信斯維特洛娃沒有在那裏。為什麼我們一定要照我們所想象的，照我們願意想象的那樣去加以猜測呢？現實生活中會出現成千樁事情，就連最精細的小說家也可能會加以忽略。‘是的，格裏戈裏看見門開著，因此被告一定曾經進過屋子，因此也一定是他殺死的。’諸位陪審員，關於這個門……你們要知道，關於門開著的話，隻有一個人可以證明，而這人當時本身也處在那種情形之下。好吧，就算門開著，就算被告堅不承認，是基於一種自衛的心情而撒了謊，這種心情在他的地位上是很容易理解的，就算他闖進了屋子，到屋裏去過，那又怎樣，為什麼隻要去過就一定是殺了人呢？他可能闖進去，到各屋跑一遭，也可能推搡父親，甚至打了父親，但是一弄清楚斯維特洛娃不在家，就跑了出來，因為她不在那裏，又因為他沒有殺死父親就跑了出來，而感到慶幸。一會兒以後他之所以會從圍牆上跳下來，跑到被他因一時情急而打倒的格裏戈裏跟前，可能也正因為他能夠產生純潔的情感，產生同情和憐憫的情感，因為他擺脫了殺死父親的誘惑，因為他自己正為沒有殺死父親而感到問心無愧，衷心慶幸。公訴人用驚人的雄辯對我們描繪了被告在莫克洛葉村時的可怕心情，因為正當愛情又重新展現在他麵前，召喚他踏進新的生活的時候，他已經不能再愛，因為在他的後麵有他的父親的鮮血淋淋的屍首，而在屍首後麵就是死刑。但盡管這樣，公訴人到底還承認愛情，不過是用他的心理學來加以解釋：‘酒醉的狀態，罪人被帶去處死刑，還期待著無限長的時間。’等等，等等。可是我又要問，檢察官先生，您是不是創造了另一個人？被告是不是竟那樣粗蠢，那樣沒有心肝，當在他身上果真沾有父親的血的時候，還能在那種時候想著愛情和在法庭上怎樣狡辯嗎？不，不，絕對不!假使在他身後果真躺著父親的屍首的話，那麼隻要一發現她愛他，召喚他，授予他新的幸福，我敢發誓，他當時一定更會感到雙重的、三重的自殺的願望，而且一定會自殺的!哦，不，他決不至於忘記了他的手槍放在哪裏!我知道被告：公訴人所加於他的那種野蠻粗魯的殘忍無情是和他的性格不相符的。他會自殺，這是一定的；他之所以不自殺，正是因為“母親為他做了祈禱’，他對於父親的被殺是問心無愧的。那天夜裏他在莫克洛葉感到傷心痛苦，完全是為了被他打倒的老人格裏戈裏，他暗自禱告上帝，但願老人能夠清醒過來，重新站起，但願他的打擊不是致命的，因而也免得自己為他受到刑罰。為什麼不能接受對於事件的這種解釋呢？我們有什麼堅不可移的證據，證明被告說謊呢？有人立刻又要說，那麼父親的屍首怎麼辦呢？他跑了出去，他沒有殺死，那麼究竟是誰殺死的呢？
“我再重說一句，公訴方麵的全部邏輯就在這上麵：不是他，又是誰殺的呢？除了他，就找不出別的人來。諸位陪審員，真是這樣嗎？是不是果真完全找不出別的人了？我們聽見公訴人把那天夜裏所有在這所房子裏和到過那裏的人全都屈指數過了，總共有五個人。我同意，其中三個人完全沒有關係，那就是被害人自己，老人格裏戈裏和他的妻子。自然，剩下的就是被告和斯麥爾佳科夫了，公訴人因此慷慨激昂地叫嚷說，被告之所以指控斯麥爾佳科夫，是因為他指不出別人來，隻要有第六個人，甚至是第六個人的影子，被告為了感到慚愧，也立刻會放棄對斯麥爾佳科夫的控訴，而指控這第六個人的。但是，諸位陪審官，我為什麼不能做出完全相反的結論。現在有兩個人在這裏：被告和斯麥爾佳科夫，為什麼我不能說，你們之所以指控我的委托人，完全是因為你們沒有人可指控呢？而所以沒有人可指控，完全是因為你們懷著先入之見，預先把斯麥爾佳科夫排除在一切嫌疑之外。是的，指出斯麥爾佳科夫來的隻有被告本人、他的兩個兄弟和斯維特洛娃幾個人。但是也還有一些別的人在提出指控：那就是社會上隱約流傳著的某種疑問，某種懷疑。聽得見一種隱約的傳聞，感得到存在著某種期待。此外，可以作為佐證的也還有一些極有意思的事實對照，盡管我承認，我還有點不是太有把握：首先是恰巧在禍事發生的那天發作了羊癲風，公訴人不知為什麼感到必須為這次發作竭力進行解釋和辯護。其次是斯麥爾佳科夫出人意料地在開庭的前一夜自殺。隨後是被告的二弟今天在法庭上做出了同樣出人意料的供詞，他在這以前一直深信他哥哥有罪，今天卻忽然交出錢來，同樣也宣稱斯麥爾佳科夫是凶手!哦，我也跟法庭和檢察官一樣，深信伊凡·卡拉馬佐夫有病，並且發著寒熱，他的供詞也許確乎是在昏迷中想出來的一個可怕的嚐試，就是想搭救兄長，把罪名推到死人身上。但是斯麥爾佳科夫的名字到底說了出來，又似乎使人感到其中有一種使人迷惑不解的東西。諸位陪審員，他的話似乎沒有說盡，還不算完。也許將來還會說出來的。不過關於這一層暫且放下，以後再說。法庭剛才決定繼續審理，但眼下在大家還在等待結論的時候，我還要就公訴人那樣細致而且極有才華地對去世的斯麥爾佳科夫的性格所做的描繪表示一點意見。我一方麵固然對他的才華深表驚異，但另一方麵對這種性格描寫的實質卻未敢完全同意。我到斯麥爾佳科夫那裏去過，我見過他，和他談過話，他給我的印象完全不同。他的身體很衰弱，這是事實，但在性格和心地方麵，那他決不是非常脆弱的人，像公訴人所斷定的那樣。在他身上我尤其找不出膽怯來，找不出公訴人對我們那樣突出描寫的那種膽怯來。他根本沒有坦率的心情。相反，我發現了隱藏在天真裏麵的嚴重不信任和能夠洞察許多事情的心思。哦，公訴人把他當作頭腦癡呆的人未免太老實了。他給了我一個完全明確的印象：我離開他的時候深信這人是十分狠毒，異常虛榮，複仇心盛，妒忌心極重的。我收集了一些情況：他最恨自己的出身，對它感到羞愧，咬牙切齒地經常記得，‘他是臭麗薩維塔養出來的。’他對於他童年時代的恩人仆人格裏戈裏和他的妻子並不尊敬。他咒罵俄羅斯，嘲笑它。他幻想到法國去，成為法國人。他以前就時常說，他缺少錢來實現這件事。我覺得，他除了自己以外不愛任何人，自尊自大得出奇。他的文化表現在講究的衣裳、清潔的胸衣和刷得鋥亮的皮靴上。他自認為是費多爾·巴夫洛維奇的私生子(這一點也確有事實根據)，把自己的地位和他的主人的嫡子們相比而生出怨恨心，心想，他們應有盡有，而他一無所有，他們有一切的權利和遺產，而他隻是一個廚子。他告訴我，是他自己同費多爾·巴夫洛維奇一塊兒把錢裝進信封裏的。這筆款子的用途自然是他所憤恨的，因為他如果有這些錢，就可以成家立業了。再加上他看見了這三千盧布全是花花綠綠的一百盧布新鈔票(這一點我有意問過他)。唉，你們永遠不要把一大筆款子一下子給一個有妒忌心的、自私的人看見，而他恰恰是第一次看見在一個人的手裏有這許多鈔票。眼見一大疊花花綠綠的鈔票，會在他的頭腦中引起不健康的想象力，盡管起初還沒有立即引起什麼後果。才華橫溢的檢察官對有可能指控斯麥爾佳科夫殺人的設想，特別精細地對大家列舉了支持和反對的理由，而且特別質問：他假裝發作羊癲風究竟有什麼必要？是的，但是要知道，他也可能完全不是假裝，羊癲風會完全自然而然地發作，但同時它也會完全自然而然地停止，病人是會醒過來的。也許還沒有完全痊愈，但卻總有醒過來的時候，這是羊癲風常見的情形。公訴人問：斯麥爾佳科夫是在什麼時候作的案？其實指出時間來是極容易的。他可能會從沉睡中醒過來(因為他隻不過是睡熟罷了：在發作羊癲風以後，總是會沉沉地熟睡的)，正當老格裏戈裏在逃走的被告跳上圍牆時抓住他的腳，聲震四鄰地拚命喊‘殺父凶手!’的時候。在沉寂和黑暗中，這不尋常的喊聲會把斯麥爾佳科夫驚醒，因為他在那時候也許已經睡得不很熟，也許在一小時以前已自然而然地開始醒了過來。他從床上起來，幾乎會不自覺地、毫無用意地走到外麵去看看出了什麼事情。他的腦子還病得迷迷糊糊，神誌還不太清醒，但是他已經到了花園裏，走到有亮光的窗戶跟前。主人一看見他，自然很高興，把這可怕的消息告訴了他。他的神誌一下子立刻清醒了。他從驚慌的主人口中知道了一切的細節。漸漸地，在他那有病的、混亂的腦子裏產生了一個念頭，一個可怕然而誘人的，完全合乎邏輯的念頭：殺人，把三千塊錢取走，然後把一切推到小主人身上。既然一切證據俱全，小主人到那裏去過，不指控他還指控誰呢？對於金錢、贓物的可怕的貪婪，連同可以不受懲罰的念頭，可能使他激動得連氣都喘不過來了。唉，這類突如其來的、不可抗拒的激情經常是在遇著機會時才突然發作出來的，對那種在一分鍾以前還不曾想到動手殺人的凶手來說，情況就常常是這樣!所以當時斯麥爾佳科夫很可能會走進主人的房間裏，實行了他的計劃。用什麼凶器？就用他在花園裏隨手拾到的一塊石頭也行。但是為了什麼？懷著什麼動機？要知道三千盧布是成家立業的一筆好資本。哦，我並不是自相矛盾：錢也許是有的。甚至也許隻有斯麥爾佳科夫一個人知道在哪裏可以找到它，放在主人屋裏什麼地方。‘但是裝錢的封套呢？地板上撕碎的空信封呢？’剛才公訴人在講到這信封的時候，曾表示了一個十分精明的看法，說生賊才會把信封留在地板上，這隻能是卡拉馬佐夫這樣的人，而決不會是斯麥爾佳科夫，因為他是決不肯把這樣的物證留下來的。諸位陪審員，我剛才聽到這裏的時候，忽然覺得這話十分耳熟。你們想得到嗎？就在兩天以前，我從斯麥爾佳科夫本人口裏也正好聽見過這種想法，關於卡拉馬佐夫會怎樣處置這個信封的想法，這甚至使我十分吃驚：我當時確實覺得他是在那裏偽裝天真，預先把話說在前，預先把這種想法暗示給我，使我自己也產生同樣的看法。他似乎在那裏對我諷示。是不是他也把這想法諷示給偵查的官吏了？是不是他也給了多才多藝的檢察官這樣的暗示？有人會說：對格裏戈裏的老妻怎麼解釋呢？她不是曾聽見病人在她身邊呻吟了一夜嗎？是的，她是聽見的。但這印象十分靠不住。我認識一位太太，不住訴苦說有一隻小狗在院裏吵了一夜，弄得她睡不著覺。但是後來知道，這可憐的小狗明明在整夜裏隻不過叫了兩三聲。這是很自然的。一個人睡在那裏，忽然聽見呻吟聲，醒了過來，感到很惱恨，但是轉眼間重又睡熟了。兩小時以後又起了呻吟，又醒了，又睡著了；以後又過了兩小時，又來了一次呻吟，一夜之間一共隻有三次。到了早晨，睡覺的人起來訴苦說，有人整夜呻吟，不斷地把他吵醒。不過他也必然會這樣感覺的。在每兩小時中間他睡熟的時間，醒來時就不記得了，隻記得睡醒的幾分鍾，所以他以為吵醒了他一夜。公訴人會大叫道：但是為什麼斯麥爾佳科夫不在臨終遺書上直認出來呢？‘在一件事情上有良心，而在另一件事情上又會沒有良心？’但是要知道：良心就是懺悔，而自殺的人也許沒有懺悔，隻有絕望。懺悔和絕望是兩件完全不同的事情。絕望常常會是惡毒的，不易馴順的，自殺的人在動手自殺的那一瞬間會加倍仇恨他一輩子妒忌的人。諸位陪審員，你們應該小心防止一次錯判!我剛才對你們提出和描述的一切有什麼地方，什麼地方顯得不真實？請你們找出我敘述中的錯誤，找出它的不可能和荒誕的地方來!但如果在我的設想裏哪怕有一點可能的影子，哪怕有一點真實的影子，你們也應該慢下判決。何況這裏麵難道僅僅隻有一點影子嗎？我用一切神聖的名義起誓，我完全相信我剛才對你們提出來的關於凶案的解釋。而最使我，最使我感到不安和憤慨的始終是那樣一個想法，就是公訴人大量歸到被告頭上的許多事實沒有一件是多少有些確鑿而無可辯駁的，而這不幸的人卻要純粹由於這些事實的總和而遭到身敗名裂。是的，這總和確實非常可怕；這鮮血，這從手指上淌下來的血，染血的襯衫，為‘殺父凶手!’的狂喊聲所打破的黑沉沉的夜，一麵喊，一麵被砸破了腦袋倒下來的老人，再加上許多片言隻語、證詞、手勢、叫喊，哎，這一切會多麼有力地影響看法，博得輕信，但是你們，諸位陪審員，你們可以讓別人博得自己的輕信嗎？你們要記得，你們具有限製和批準的無限權力。但是權力越大，運用它的後果就越是可怕!我一點也不放棄我剛才說過的話，但是管他哩，就算這樣吧，就算我暫時可以同意公訴方麵的意見，認定被告確曾殺死了他的父親。這隻是一個假設，我要重複一句，我一點也不疑惑他的無罪，但是就算這樣，就假定我的被告確是犯了殺父的罪，可是即使如此，即使我也承認了這樣的假設，還是請你們聽一聽我的話吧。我心上還橫亙著一點東西，想要對你們說出來，因為我預感到你們的心裏和腦子裏也正發生著極大的鬥爭。諸位陪審員，我提到關於你們的心和腦子的話，請你們原諒。但是我願意真誠坦率到底。讓我們大家都保持真誠吧!”
說到這裏，一陣十分熱烈的掌聲打斷了律師的話。他的最後的話確實說得十分誠懇，使大家感到也許他果真有什麼話要說，他馬上要說出來的話是極為重要的。但是首席法官聽到掌聲以後，大聲威脅說，如果再重複“這類情況”，就要下令把大家“驅逐”出去了。大家全靜了下來，費丘科維奇開始用一種嶄新的，感情洋溢，完全與剛才不同的聲音，繼續說了下去。
十三 誨淫誨盜的論客
“諸位陪審員，毀了我的委托人的不僅是各種事實的總和，”他大聲說，“不，實際上，毀了我的委托人的隻是一件事實，那就是他的老父親的屍首!如果這是一樁普通的凶殺案，那麼由於它的微不足道，無從證實和各項事實的荒誕不經，如果不是總和地，而是個別地對這些事實進行單獨考察的話，你們一定會批駁這項指控，至少會下不了手，隻憑對一個人的成見而毀掉他的一生的，盡管可歎的是他對這種成見實在是罪有應得。但是這不是普通的命案，而是一件殺父案!這就會使人悚然動容，以致使據以提出指控的各項事實即使再微不足道和不足為憑，也會顯得並不那麼微不足道，那麼不足為憑，而這甚至在毫無成見的頭腦裏也常常如此。對於這樣的被告怎麼能宣判無罪呢？既然他殺了父親，怎麼還能讓他逍遙法外!這是每個人的心裏幾乎不由自主地、本能地產生的心情。是的，流親生父親的血實在是太可怕了，這是生我、愛我的人的血，這人為了我不惜自己的生命，從小把我的疾病當作自己的疾病，一輩子為我的幸福吃苦，以我的快樂、我的成功作為自己唯一的生活樂趣!唉，殺死這樣的父親，那真是無法相信、難以想象的事!諸位陪審員，父親，什麼是真正的父親？這是多麼偉大的一個名稱？在這個名稱裏包含著多麼偉大的含義？我們剛才還隻不過是約略地指出了，一位真正的父親是什麼，應該是什麼。然而我們大家現在正在為它操心、為它痛苦的這個案件裏的父親，去世的費多爾·巴夫洛維奇·卡拉馬佐夫，卻同我們方才心中所想的那種父親的概念是完全格格不入的。這真是災難。的確，有些父親實在也簡直就像是一種災難。那麼現在就讓我們把這樣一種災難比較真切地觀察一下吧，諸位陪審員，鑒於我們即將做出的決定的重要性，我們不應當害怕麵對任何事實。我們現在尤其不應該害怕，照多才多藝的檢察官方才那種精彩的說法，在某一種想法之前畏縮退避，就像小孩子或膽小的女人那樣。但是我的可尊敬的對手(而且還在我開口說話以前已經就是對手了)，在他的激烈的演說詞中曾幾次高喊：‘不，我不願把為被告辯護的權利讓給任何人，我不願把為他辯護的事讓給從彼得堡來的律師，我是檢察官，我也是辯護士!’這是他喊過好幾次的話，但他卻竟忘了提起，如果可怕的被告在整整二十三年中，單隻為了從他孩子時代在父親家裏唯一曾給予愛撫的人那裏得到一磅胡桃，就生出如此感恩圖報的心思，那麼反過來，這樣的人在這二十三年以來不會不記得，他如何赤著雙腳，在父親的後院亂跑，照仁慈愛人的赫爾岑斯圖勃醫生的說法：‘沒有鞋穿，小褲上隻有一個紐扣。’哦，諸位陪審員，我們為什麼要對這種‘災難’進行比較切近的觀察，重複大家已經知道的事情呢？我的委托人在回到父親那裏來以後，碰到的究竟是什麼遭遇？為什麼，為什麼要把我的委托人描寫成無情而自私的怪物？他缺少克製，他性格暴躁、粗野，我們現在就為了這個而裁判他。但是他遭到這種命運，究竟是誰的錯呢？以他原來良好的氣質，正直而敏感的心腸，竟受到了那樣荒唐的教養，究竟誰應該負責任呢？有人教過他理性沒有？在科學方麵是不是受到過相當的教育？在童年時代有人多少愛過他沒有？我的委托人是在上帝的庇佑下長大的，正和野獸一樣。在多年的離別之後，他也許渴想見一見他的父親，在此以前，也許曾千百次地像在夢中一般想起他的兒童時代，竭力驅除他當時所見的種種可憎的噩夢，衷心渴望擁抱他的父親，並且加以寬恕。但是怎樣呢？他遇到的隻是厚顏無恥的訕笑，為銀錢爭執而引起的猜疑和狡詐手段；他隻是每天聽到一些在‘喝白蘭地酒’時說出的無聊話和處世經驗，最後，又看見他的父親竟用他兒子的錢，奪走兒子的情婦，唉，諸位陪審員，這是多麼可憎和殘忍!可是這老人卻竟對大家埋怨他兒子如何不孝和殘忍，竭力在大庭廣眾中糟蹋他，損他，造他的謠言，收買他的借據，預備把他送進牢監裏去!諸位陪審員，像我的委托人那樣外表上殘忍粗暴、放肆胡行的人，有時候，而且常常是這樣，實際上是懷著十分溫柔的心腸，隻是沒表示出來罷了。你們不要笑，不要笑我的這個想法!多才多藝的檢察官剛才毫不容情地笑我的委托人，說他愛席勒，愛‘美好高尚的一切’。我處在他的地位上，處在檢察官的地位上，是不會笑的!讓我來替這類人不易被人了解，而且還常被曲解的天性辯護一下吧。是的，這類人的天性時常似乎正好同自己，同自己的狂暴和殘忍相反，渴求溫柔、美好和合理的事物，這種渴求盡管是不自覺的，但確實是在渴求著。他們雖表麵上激烈、殘忍，但卻能刻骨銘心地愛，例如愛某一個女人，而且一定是高尚的精神上的愛。請你們還是不要笑，這類天性確實時常是這樣的!不過，他們不善於隱藏他們那有時甚至是很粗暴的熱情(人家吃驚的就是這一點，人家注意到的也就是這一點，而對他的內心卻完全看不見)；相反，他們會很快耗盡他們的熱情。然而，在正直高尚的人的身旁，這個外表上粗暴而殘忍的人也會努力爭取重生，爭取改過自新，做一個高尚誠實的人，變得‘高尚美好’，盡管這句話是多麼受人嘲笑!我剛才說我不敢觸及我的委托人和維爾霍夫采娃小姐間的浪漫史。但是一言半語還是可以說的：我們剛才聽到的簡直不是供詞，而隻是一個瘋狂而想報複的女人的叫喊，她不能責備人家的變心，因為她自己就變了心!假使她有時間想一想，就不會做出這樣的證詞!你們不要相信她，我的委托人決不像她所說的是‘渾蛋’!那位被人釘在十字架上的仁愛者在走上十字架的時候，曾這樣說過：‘我是好牧人。好牧人願為羊群舍命，隻求不毀掉一隻羊。’我們也不應該毀掉一個人的心靈!我剛才問：父親是什麼，並曾說過，父親是個偉大的名稱，寶貴的名稱。但是諸位審判員，名稱是應該老老實實地應用的，因此我要鬥膽地用一項事物本來的名稱、應有的名稱來稱呼這項事物：像被害的老人卡拉馬佐夫那樣的父親不能也不配稱作父親。愛一個不值得愛的父親是荒唐的，不可能的。不能無中生有地去製造愛，唯有上帝才能從虛無中創造。使徒以滿腔熱愛的心寫道：“父親們，不要傷了你們孩子們的心。’我現在引用這句神聖的話並不是為了我的委托人，而是為了提醒所有做父親的人。誰給了我教訓為人父者的權利？誰也沒有。但是我以人和公民的資格發出呼籲——我召喚生者[62](席勒的詩句)我們活在人世並不長，而且還常做許多錯事，說許多壞話。因此我們更應當隨時不放過機會相互交心，以便彼此也能盡量說一些好話。我也是這樣：趁我站在這裏時，我應該利用我的機會。這個講壇由最高的權力賜給我們並不是隨隨便便的，整個俄羅斯都在傾聽我們。我現在並不單隻是在對這裏的父親們說話，我是在向世上所有的父親大聲疾呼：‘父親們，不要傷了你們孩子們的心!’是的，我們應該自己首先履行基督的教訓，然後才能管教我們的孩子!要不然我們不是我們孩子們的父親，卻是他們的仇敵；他們也不是我們的孩子，而是我們的仇敵，而且這是我們自己使他們成為我們的仇敵的。‘你們用什麼量器量給人，也必用什麼量器量給你們。’這話不是我說的，那是福音書給我們的教訓：應該用人家量給你的量器去量給別人。如果孩子們用我們的量器照樣量還給我們，我們怎麼能責備他們呢？新近在芬蘭有一個姑娘，在人家充當女仆。人家疑惑她私生了孩子。開始暗中偵查她，結果在閣樓一角的磚頭後麵發現了她的一口誰也不知道的箱子，打開來一看，裏麵有一個已被她弄死的新生的嬰兒，還在那個箱子裏發現了她以前生下來，產後就被她殺死的兩個嬰孩的骨骸。她當時全供認了。諸位陪審員，她能算是她的孩子們的母親嗎？是的，她生了他們出來。但她是不是他們的母親？我們中間誰敢給她加上母親這個神聖的稱號。我們應該有勇氣。諸位陪審員，我們甚至應該大膽，在現在這種時候我們更幾乎必須這樣，不要害怕某些思想和某些話，像那般莫斯科的女商人那樣，連聽到‘槍炮’呀、‘老虎’呀等幾個字眼都要害怕[63]。相反，我們證明近年來時代的進步也觸及到了我們自身的進步，可以直截了當地說：光是生出來還不是父親，生出來而盡到責任的才是父親。哦，父親這個名稱自然也還有別種含義，別種解釋，也有人主張，隻要我的父親生下我來，雖然他是渾蛋，雖然他對孩子們是惡棍，卻到底還應該算是我的父親。但是這個含義就有點神秘了，是我用理智所無法理解的，隻能用信仰去接受，或者說得正確些，是靠了信仰去接受，好比許多別的事情，我並不理解，可是宗教命令我們去信仰它。但在這種情況下，隻能把它劃在現實生活的領域以外。至於現實生活，它不但具有應享的權利，而且本身也給我們加上了極大的責任，在這個領域內，如果我們想要富於人情，或者歸根到底來說，合於基督徒的精神，我們就應該而且必須僅僅隻按照經過理智和經驗證實，並且由分析的洪爐所考驗過的信念來行事，一句話，必須做出有理性的行動，而不能像在夢中和囈語中那樣做出無理性的行動，以便不給人造成危害，不折磨人，不傷害人。這才是真正的基督教的事業，而不是神秘的，才是合乎理性的，真正愛人的事業!”
說到這裏，從大廳的許多角落裏發出了熱烈的掌聲，但費丘科維奇卻甚至連連地擺著手，似乎懇求大家不要打斷話頭，讓他說完。全場立刻寂靜下來。演說家繼續說下去：
“諸位陪審員，你們以為我們的孩子們，就是在已成為青年，開始懂得思考的時候，也還會不去想這類問題嗎？不，這是決不可能的，我們也不應該要求他們做這種不可能的克製!眼前擺著一個不值得敬重的父親，特別在和別個年歲相同的孩子們的值得敬重的父親相比較的時候，自然而然會在這個青年人的頭腦裏引起種種痛苦的疑問。對於這些疑問，人家打著官腔回答他：‘他生了你，你是他的親骨血，因此你就應該愛他。’青年不免會尋思起來：‘難道他生我的時候愛過我嗎？’他一邊問著，一邊心裏越來越感到奇怪，‘難道是為我而生我的嗎？他在那個時刻，也許是在被酒刺激得欲火如焚的時刻，他並不知道我，甚至也不知道我是男是女，最多隻是把好酒的癖性傳給了我，這就是他的全部恩德。為什麼單隻因為他生下了我，但以後一輩子卻並不愛我，我就應該愛他呢？’你們也許覺得這些問題是粗暴的，殘酷的，但是你不能給青年人的頭腦加上辦不到的限製，因為‘即使你把自然趕出門去，它也會從窗戶裏飛進來的’。而且主要的是，主要的是我們不必害怕那些‘槍炮’呀、‘老虎’呀之類，應該按照理智和仁愛的要求來解決問題，而不應按照神秘的觀念。怎樣解決呢？應該這樣辦：讓兒子站在父親麵前，明明白白地問他：‘父親，請告訴我：我為什麼應該愛你？父親，請你拿出我應該愛你的根據來!’如果這位父親有力量，能夠回答得出，向他提出根據來，那就是真正的、正常的家庭，不隻是建築在神秘的偏見上，而是建立在理智的、負責的、嚴格合乎人性的基礎上。反過來，如果父親提不出根據，那麼這個家庭就立刻完結了。他不成其為父親，兒子此後也就有充分的自由和權利，可以把父親看作是陌路人，甚至是仇敵。諸位陪審員，我們的講壇應該成為真理和健全思想的學校!”
說到這裏，演說家的話被一陣抑止不住的、近乎瘋狂的掌聲所打斷了。固然，並不是全場都鼓掌，但是到底有半數的人。父親們和母親們全鼓起掌來。從太太們坐著的樓上發出了尖叫和呼喊。有人搖晃起手帕來。首席法官拚命搖鈴。他顯然對旁聽席上的行動生氣，但卻又斷然不敢像剛才所威脅的那樣，真把聽眾“逐出場外”。因為連坐在法官席後麵的特座上的大員們，一些大禮服上掛著勳章的老頭子都向演說家又是鼓掌又是搖手帕。因此，等到喧鬧的聲音寂靜下去以後，首席法官也隻能仍限於說說以前那句嚴厲的、“逐出場外”的威脅話。得意揚揚、精神抖擻的費丘科維奇又繼續他的演說：
“諸位陪審員，你們還記得在那可怕的一夜裏，這一夜的情形今天講得很多了，一個兒子越牆闖進他父親的屋裏，結果跟生出他來的那個仇人和侮辱者狹路相逢。我還要竭力主張，他那時跑進去決不是為了金錢，因為指控他搶劫簡直是離奇的，這我早已說過了。他闖進去也決不是想謀殺他；如果他事先有這種打算，至少會預備下一個凶器，至於那個銅杵是他莫名其妙地本能地隨手抓來的。即使他用暗號欺哄父親，即使他闖進了屋裏，我已經說過，我決不信這段神話，但是隨他去吧，就算是這樣，讓我們暫且做這樣的假設!諸位陪審員，我可以用一切神聖的名義發誓，如果他不是他的父親，隻是一個不相幹的情敵，那麼在跑遍各屋，弄清楚這女人並不在這所房子裏以後，他一定會趕快離開，對他的情敵不加任何危害，最多打他一下，推他一下，也就完了，因為他顧不得，他沒有時間，他迫切要知道的是她在哪裏。但是父親，父親，純粹是因為一眼看見了父親，才促成了這一切，這父親從他小的時候起就恨他，成為他的仇人，現在又變成了醜惡的情敵!仇恨的情感自然而然無法控製地支配了他，沒有考慮的餘地：一下子全都爆發了!這是瘋狂和失掉理智的衝動，但也是自然的衝動，無節製地，無意識地，為它被違反了永恒的法則實行報複，自然界裏的一切也都是這樣。但即使這樣凶手也並沒有殺人，我要肯定地這樣說，我要大聲疾呼地這樣說，不，他隻是在憎惡的怒火中揮了一下銅杵，並不想殺人，也沒想到會殺人。他的手裏如果沒有那個倒黴的銅杵，他至多也許會打他的父親一頓，但不會殺他的。他跑走的時候，並不知道被他打倒的老人死了沒有。這樣的殺人不是謀殺。這樣的殺人案也不是逆倫的殺父案。不，殺死這樣的父親並不能稱為逆倫的殺父案。這樣的殺人案所以被列入逆倫的殺父案，隻是由於偏見的緣故!但是事實上究竟殺沒有殺，這是我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從我的心靈深處向你們提出呼籲的!諸位陪審員，我們現在給他定了罪，他會對自己說：‘這些人並沒有為我的命運、修養、教育做一點事情，以便使我變得好一些，使我成為一個人。這些人並不曾施給我一口飯，一口水，也從不曾到四壁空空的牢監裏來探望過我，可現在他們卻狠狠地把我判處流放去做苦工。現在我已經欠債還清，從此再不欠他們的債，永遠不欠任何人的債了。他們惡狠，我也惡狠。他們殘忍，我也殘忍。’他將要說這樣的話，諸位陪審員!我敢發誓：你們的控訴隻能使他感到輕鬆，使他的良心釋去重負，他將詛咒他所犯下的血案，卻並不感到遺憾。同時你們也在他身上扼殺了還能做一個人的可能性，因為他將從此一輩子成為狠毒而且盲目的人。你們是不是想要狠狠地嚴懲他，使用人們所能想象得到的最可怕的刑罰，目的隻是想使他的靈魂永遠得到拯救和重生？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你們還是用慈悲來降服他吧!你們會看到，你們會聽到，他的心靈將怎樣戰栗震驚。他將會高喊：‘叫我怎麼承受這樣的恩惠，這樣的愛，我是不配的呀!’我知道，諸位陪審員，我知道這顆心，這粗野而又正直的心。它會在你們高貴的行動麵前低頭膜拜，它渴求偉大的愛的行為，它會熾熱起來，永遠地得到重生。有些心靈由於本性的狹窄而怨天尤人，但隻要一旦用慈悲降服了它，給予它愛，它就將詛咒它的所作所為，因為它裏麵有著許多善良的因素。心胸會寬闊起來，會看出上帝是慈悲的，人們是善良公正的。懺悔和他今後應盡的無數責任將使他震驚，使他感到沉重。那時候他不會再說：‘我的債還清了。’而將說：“我對不起所有的人，我不如所有的人。’他會流出懺悔和痛切的悲哀感動之淚，喊道：‘人們比我好，因為他們不想害我，卻想拯救我!’是的，你們能夠輕而易舉地做到這件事，做出這種仁慈的舉動，因為在缺乏一切多少帶有幾分真實性的物證的情況下，你們會實在難於狠心地說出‘是的，被告有罪’這樣一句話來。寧可釋放十個有罪的人，也不可懲罰一個無辜。你們聽見沒有？你們聽見上世紀我們光榮的曆史裏這樣一個偉大的聲音沒有？以我這樣微不足道的人還用得著對你們提醒，俄羅斯的法庭不僅隻關心刑罰，而且也致力於拯救失足的人嗎？讓別的國家去淨講求條文和刑罰吧，我們這裏應該講求精神和意義，關心失足者的得救和重生。果真如此，俄羅斯和它的法庭果真如此，它就盡管勇往直前吧。你們不必用所謂瘋狂的、使別的民族厭惡地退避三舍的三套馬車來嚇唬我們!完全不是瘋狂的三套馬車，而是壯麗的俄羅斯高車大馬，將會莊嚴而平靜地駛到它的目的地。我的委托人的命運掌握在你們手裏，我們俄羅斯的真理的命運也掌握在你們手裏。你們可以拯救它，你們可以維護它，你們可以證明，有人在捍衛著它，它處在可靠的人的手裏!”
十四 鄉下人不為所動
費丘科維奇就這樣結束了他的辯護詞。這一次聽眾們爆發出來的歡呼就像暴風雨般地勢不可當，要阻止它簡直是不可能的：女人們，還有許多男人都哭泣起來，兩位大員也流著眼淚。首席法官隻好退讓，過了半天才搖鈴，因為“對這樣的熱誠橫加幹涉等於是褻瀆神明”，我們的太太們後來這樣叫嚷說。演說家自己也真誠地感動了。就在這樣的時刻，我們的伊波利特·基裏洛維奇竟再次站起來重新抗辯。大家懷著憎恨側目而視地望著他。“怎麼？這是什麼意思？他還敢抗辯嗎？”太太們嘟囔著。但是此時此刻，即使全世界的太太都嘟囔起來，而且由檢察官夫人，伊波利特·基裏洛維奇的太太親自帶頭，也是無法攔住他的。他臉色慘白，激動得渾身哆嗦；他最初所說的話，最初的幾個句子，別人甚至都無法聽懂。他氣喘籲籲，口齒不清，前言不搭後語。不過不久就恢複了常態。但他的這第二篇演詞我隻想引出其中的幾段。
“……人家責備我編小說。可是律師的話不是小說裏的小說嗎？缺少的隻有詩句了。費多爾·巴夫洛維奇一麵靜候情人的光臨，一麵撕碎信封，扔在地板上麵。甚至引出他在這種奇怪的情況下所說的話。難道這不是寫詩嗎？他掏出錢來的憑據在哪裏？誰聽見過他所說的話？愚笨的白癡斯麥爾佳科夫竟成了拜倫式的英雄，為他的私生子的地位而向社會複仇，難道這不是拜倫式的史詩嗎？至於那個闖進父親屋裏殺死他，而同時又沒有殺死他的兒子，那甚至不是小說，不是詩，而簡直是提出一些自己也無法解答的謎來的獅身人麵像了。既然殺了，就是殺了，怎麼會殺死了又沒有殺死，誰能弄得懂這個？他又宣告，我們的講壇是真理和健全思想的講壇，可是從這‘健全思想’的講壇上卻賭咒發誓地說出一個不證自明的公理，就是說把殺死父親稱作逆倫的殺父案是出於成見。但如果說殺父隻是成見，如果每個孩子都質問起他的父親來：‘父親，為什麼我應該愛你？’那我們這裏會弄成什麼樣子？還會有什麼社會基礎？還成個什麼家庭？瞧吧，殺父案據說隻不過是莫斯科女商人嘴裏的‘老虎’。但求達到目的，開脫不應開脫的罪名，竟不惜對有關俄國法院的使命和前途的種種最神聖寶貴的信條，加以歪曲、輕浮的解釋。辯護人大聲疾呼說：‘你們還是用慈悲來降服他吧，這正是罪人求之不得的，明天就可以看到他將怎樣被降服!’辯護人隻要求宣布被告無罪，不是太謙虛了嗎？為什麼不要求設立殺父者獎學金，以使他為後代和青年人所建立的豐功偉績永垂不朽呢？福音書和宗教都被做了修正，據說：這全是神秘主義，唯有我們掌握的才是真正的基督教精神，經過理智和健全思想分析過的。這簡直是給我們樹立了一個冒牌的基督形象。‘你們用什麼量器量給人，也必用什麼量器量給你們’，辯護人這樣喊著，接著就立刻下結論，說基督教訓世人應該照樣用別人量給你的量器量給別人，這話是從真理和健全思想的講壇上發出來的!我們剛剛在講演的前一天，朝福音書上溜了一眼，以便炫耀一下我們對於這部新奇的著作畢竟還是相當熟悉，這一點在必要的時候(一切都是為了必要!)，準會有點用處，博得一些效果的!可是，基督恰巧吩咐我們不要這樣做，切記不要這樣做，因為唯有罪惡的世界才會這樣做，我們卻應該寬恕一切，把另一麵臉送上去，不要用我們的侮辱者量給我們的量器去照樣量給別人。我們的上帝教訓我們的正是這個，而並沒有教訓我們說，禁止孩子們殺死父親是一種偏見。我們不應該在真理和健全思想的講壇上修正上帝的福音書。辯護人竟把他僅僅稱為‘被釘在十字架上的仁愛者’，這和向他呼籲‘你是我們的上帝’的全體俄羅斯正教徒是恰恰相反的。”
這時首席法官進行了幹預，製止這位說得忘情的人，請他不要過分誇大，保持適當的分寸等等，總之，說了一般首席法官遇到這類情形時通常應說的一套話。同時旁聽席上也變得不大安定。群眾開始亂了起來，甚至有人發出了憤懣的喊聲。費丘科維奇簡直沒有怎麼進行答辯，隻是站到台上，手撫著心口，用受了冒犯的口氣十分莊嚴地說了幾句。他不過嘲笑地重新又稍稍提了提“小說”和“心理學”的話，在一個地方還順口插了句：“裘必特，你發怒，可見你無理[64]。”這句話在觀眾中引起了許多人讚美的笑聲，因為伊波利特·基裏洛維奇實在太不像裘必特了。對於責備他縱容青年人殺父的話，費丘科維奇帶著異常莊嚴的態度說他簡直都不屑加以反駁。關於“冒牌的基督形象”和他不肯尊基督為上帝，隻稱他是被釘在十字架上的仁愛者，“違背了正教教義，不應在真理和健全思想的講壇上說出來”之類的話，費丘科維奇表示這是一種“毀謗”，說他動身到這裏來的時候，至少指望這裏的講壇上總還不至於發生會“危及我本人作為國民和忠實臣民的名譽”的事。但是他剛一說出這幾句話，首席法官也把他製止了，於是他鞠了一躬，結束了他的答詞，聽眾間隨著普遍發出了一片讚美的低語聲。據我們的太太的意見，伊波利特·基裏洛維奇是“被壓垮得永世不得翻身了”。
接著讓被告本人發言。米卡站了起來，但是隻說了不多幾句話。他在身心兩方麵都已疲乏到了極點。早晨他在法庭上出現時那種堅強和昂然的神氣幾乎一點也不剩了。他在這一天似乎經曆了某種終身難忘的體驗，使他學到和意識到了一些他以前所不明白的極其重要的東西。他的嗓音變得衰弱無力了，已不再像剛才似的大喊大叫。他的話裏顯出了一種新的、馴服的、俯首帖耳的意味。
“我有什麼話可說的，諸位陪審員!我受裁判的時間到了。我感到上帝懲罰的手已經降臨在我的身上。一個荒唐的人走到了末路!但是我要像在上帝麵前懺悔那樣地也對你們說：‘我對父親的血是沒有罪的!’我最後一次重複說：‘不是我殺死的!’我固然過的是荒唐生活，但也羨慕美德。我時時刻刻都在向往改過自新，但所過的生活還是像野獸一樣。我很感謝檢察官，他告訴了許多關於我的連我自己也不知道的事情，但是他說我殺死了父親，那是不實在的。是檢察官弄錯了!我也感謝辯護律師，聽他說著，我不由得哭了，但是說我殺死了父親，那是不實在的，就是假設也是不應該的!至於醫生的話你們不必信，我腦子很健全，不過我的心裏十分難受。你們如果赦免我，如能釋放我，我將為你們祈禱。我要努力做一個好一些的人，我可以起誓，在上帝麵前起誓。你們如果定罪判刑，我也將自己折斷佩劍，並且親吻那斷劍的碎片!但是請你們赦免我，不要把我的上帝奪去。我知道我自己：我將來是會反抗的!諸位，我的心靈是多麼痛苦……請你們赦免我吧!”
他幾乎倒在了他的座位上。他的聲音哽住了，最後一句是勉強說出來的。隨後，法官們開始提問，請兩造發表最後的意見。我不再詳細寫了。陪審員們終於起身離座，退出去開會。首席法官很疲乏，因此十分無力地對他們說了幾句臨判囑辭：“你們應該公正無私，不要為各種滔滔的辯詞所影響。但是你們應該反複衡量，時刻記住你們身上負著巨大的責任。”等等。陪審員們退出以後，法庭宣告休息。可以站起來走一走，交談一下各自的印象，在餐室裏吃點東西。時間已經很晚，已經將近半夜一點鍾，卻沒有人肯散去。大家的情緒都十分緊張，顧不得休息。大家都心頭沉重，屏息等待著。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這樣。太太們隻是歇斯底裏地不耐煩，心裏卻很安然，認為“反正會宣告無罪的”。她們大家都一心期待著那個皆大歡喜的動人時刻。說實話，男聽眾中也有許多人深信宣告無罪是肯定無疑的。有些人高興，另一些人皺眉，還有些人則拉長了臉：他們不願意聽到被告宣告無罪!費丘科維奇自己也深信事情一定會圓滿成功。他被團團圍住，受到大家的祝賀，許多人對他竭力奉承。
據以後傳述，他曾在一堆人裏麵說：“有那種無形的線把辯護人和陪審員們的心連在一起。這條線已經連上了，在演說的時候就感到了。我感到它，它是存在著的。這件案子我們是贏定了，你們放心吧。”
“不知我們那幫鄉下人會怎麼說呢？”一個城外的地主，滿臉麻點的胖子走到一堆正在談話的人跟前，皺著眉頭這樣說。
“並不全是鄉下人。裏麵有四個官員。”
“是的，有官員。”一位地方自治會委員邊說著，邊走過來。
“你認識普羅霍爾·伊凡諾維奇·納紮裏耶夫嗎？就是那個陪審員，佩著勳章的商人？”
“怎麼樣？”
“他是有腦子的人。”
“可他老是默不作聲。”
“不作聲倒是不作聲，但這樣更好。他用不著彼得堡來的人教訓他，他自己倒可以教訓全彼得堡的人。他有十二個孩子，你們想一想!”
“對不起，他們真的會不肯宣告無罪嗎？”一個年輕的官員在另外一堆人裏大聲嚷著說。
“一定會宣告無罪的。”傳出一個堅決的聲音。
“不赦免他的罪簡直是可羞可恥的!”一位官員高聲說，“即使是他殺的，但是那個父親，那個父親是什麼樣的人呀!再說他當時處在瘋狂的心情中。……他也許真的隻是揮了一下銅杵，那一個當時就倒下了。隻是把那個仆人牽連在裏麵，可真有點不大對頭。這簡直是開玩笑。我要是辯護律師，會老實說：他殺是殺了，但是沒有罪，滾你們的蛋吧!”
“他是這樣做的，隻是沒有說‘滾你們的蛋’罷了。”
“不，米哈伊爾·謝苗內奇，他幾乎也說了。”第三個聲音插進來說。
“對不起，諸位，有一個女戲子割斷了她情人的老婆的喉嚨，在四旬齋的時候不是也宣告無罪了嗎。”
“但是她最後並沒有割斷。”
“那也一樣，那也一樣，反正她總割了。”
“關於孩子們的話他是怎麼說的？說得真妙!”
“妙極了。”
“還有關於迷信，關於神秘主義的話他是怎麼說的？”
“得啦，您不必講什麼神秘主義了，”另外一個人嚷著說，“您替伊波利特設身處地想一想，想想他往後的日子吧!他那位檢察官夫人明天會為了米欽卡把他的眼珠子都挖出來的。”
“她也來了嗎？”
“怎麼會來了？她要是來了，當場就會挖出他的眼珠子來了。她待在家裏，鬧牙痛哩。嘻，嘻，嘻!”
“嘻，嘻，嘻!”
在第三堆人裏。
“米卡也許真會被宣告無罪的。”
“有什麼好處，他明天準會把‘京都’飯店鬧翻了天，喝它十天十夜。”
“真見鬼!”
“鬼總是鬼，沒有它插一手還成嗎？它不上這兒來插一手，又叫它上哪兒？”
“諸位，盡管他說得頭頭是道，但總不能用秤杆什麼的砸碎父親的腦袋呀。要不然我們會落到什麼地步？”
“高車大馬，高車大馬，您記得嗎？”
“是的，大車一下子變成了高車大馬。”
“明天再由高車大馬變成大車，‘在必要的時候，一切都是為了必要’。”
“現在這幫人真機靈。可諸位，我們俄羅斯究竟有沒有真理？還是根本就沒有？”
但是鈴聲響了。陪審員們不多不少，整整討論了一小時。旁聽的群眾剛坐好，全場就馬上一片寂靜。我現在還記得陪審員們怎樣走進大廳裏來。終於來了!我不想把各項問題依次敘述一遍，況且我也記不全了。我隻記住對於首席法官第一個主要問題的答複，這問題是：“有沒有預謀搶劫殺人情事？”(原話卻記不清了。)大家都屏住呼吸。首席陪審員，就是比別人年輕的那個官員，在全場死一般的寂靜中，洪亮而清晰地宣告：
“是的，被告有罪!”
隨後對所有列舉的各點都一一做了同樣的回答：被告有罪，是的，被告有罪，而且竟絲毫沒有可以酌情從輕處罪的話!這真是出乎任何人的意料，至少對於從輕處罪一層是幾乎大家都曾經深信不疑的。全場繼續一片死寂，大家簡直全像石頭似的僵住了，希望定罪和希望宣布無罪的人們都是一樣。但這隻是最初幾分鍾的事情。接著就掀起了一片可怕的騷亂。男旁聽群眾裏有許多人十分滿意，有的人甚至搓著手，毫不隱瞞他的喜悅。不滿意的人們似乎露出垂頭喪氣的神色，聳肩，嘮叨，但仿佛還沒有完全弄清是怎麼回事。至於我們的太太們，天啊，真不知道該怎麼說才好!我簡直以為她們要造反了。她們起初好像還不相信她們的耳朵。接著突然從全場各處發出了一片喊聲：“這是怎麼回事？怎麼還會有這樣的事？”她們紛紛從座位上跳起來。她們準以為這一切是還會馬上發生變化，重新改正的。這時候米卡突然站了起來，向前伸出雙手，用一種令人心碎的淒慘聲音喊道：
“我用上帝和他可怕的裁判的名義發誓，我對於父親的血是無辜的!卡嘉，我現在饒恕你!兄弟們，朋友們，請你們可憐可憐另一個女人!”
他沒有說完就放聲痛哭起來，這是一種新的，仿佛不是他自己的，完全出於意料的不知突然從哪兒發出來的聲音。從樓上旁聽席最後的角落裏傳來一聲尖厲的女人的悲號：那是格魯申卡。她是剛才央求別人在法庭辯論開始前又重新把她放進來的。米卡被帶走了。宣判延期到了明天。全場的人都忙亂地站了起來。但我已不再等下去，也不想去再聽大家說話了。隻記得走到門前台階上的時候聽見了幾個人的感歎聲。
“這回他要嚐嚐罰做二十年開礦苦工的滋味了。”
“不會再少了。”
“是的，我們的鄉下人沒有被說動。”
“把我們的米卡給幹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