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忘乎所以地喊叫著，顯然已不顧一切可能對她自己產生的影響，盡管這也許還在一個月以前她就早已預見到了，因為說不定她當時就已憤恨得渾身哆嗦，心裏一直在想：“要不要在法庭上讀出來？”現在好像一塊石頭滾下山坡，再也收攔不住了。我似乎記得，就是在這時，書記把這封信當堂朗誦了出來，引起了使人震驚的印象。堂上問米卡：他是否承認這封信？
“是我寫的信，我寫的信!”米卡大聲說，“不喝醉是不會寫的!我們兩人為許多事情互相仇恨，卡嘉，但是可以賭咒，我可以賭咒，我盡管恨你卻也愛你，可是你卻一點也不愛我!”
他頹然倒在他的座位上，絕望地擰著雙手。檢察官和律師開始提出質詢，主要的意思是：“什麼原因促使您剛才隱瞞這個文件，而做出完全不同傾向和語調的證詞？”
“是的，是的，我剛才是撒謊，完全撒謊，違背名譽和良心，但是我剛才是想救他，因為他是那樣恨我，看不起我!”卡嘉像瘋子似的嚷著，“啊，他太看不起我，一直看不起我，您知道，您知道，他從我當時為了那筆錢對他下跪的時候起，就看不起我。我看出了這一點。我當時就立刻感到了這一點，但是我很長時間不相信自己。我多少次在他的眼睛裏看到：‘無論怎麼說，你當時總是自己跑到我這裏來的。’唉，他不明白，他一點也不明白，我當時究竟為了什麼跑去，他是隻會猜疑到卑鄙的行為上去的!他以己度人，他以為大家全和他一樣。”卡嘉憤恨地咬著牙說，仿佛完全瘋了的樣子。“他之所以想娶我，隻是因為我得到了遺產，就因為這個，就因為這個!我永遠疑心是為了這個!啊，他是一個畜生!他一輩子相信我因為當時上他那裏去，會終身在他麵前羞愧得發抖，他可以永遠為這件事情而看不起我，並且因此占著上風，他就因為這個才想娶我!就是這樣，完全是這樣!我曾試想用我的愛情，用無限的愛情扭轉他，甚至想忍受他的變心，但是他一點也不理解，一點也不理解。其實他能理解什麼!他是一個壞蛋!這封信我在第二天晚上才接到，酒店裏給我送來的，可是就在早晨，就在那天的早晨，我還想原諒他的一切、一切，甚至他的變心!”
當然，首席法官和檢察官竭力讓她平靜下來。我相信他們也許連自己都覺得利用她的瘋狂狀態聽取這樣的口供，實在有點不好意思。我記得，我聽見他們對她說：“我們明白您多麼痛苦，請您相信，我們是能夠體會得到的。”以及諸如此類的話，但卻畢竟還是從那個發歇斯底裏病的瘋狂女人那裏套出了供詞。最後，盡管處在那樣激動的心情狀態下，她卻仍能盡管短暫，但卻時常地用異常鮮明生動的口吻，形容伊凡·費多羅維奇怎樣在這兩個月以來，為救那個“渾蛋和凶手”哥哥而急得幾乎發瘋。
“他自己折磨自己，”她大聲感歎說，“他一直想減輕哥哥的罪，對我承認他自己也不愛他父親，說不定自己也希望他死。這是一個深沉的、深沉的良心!他用良心折磨自己!他全都對我說了出來，全都說了出來，他每天到我這裏來，和我說話，就像和他唯一的朋友說話那樣。我做了他的唯一的朋友，感到榮幸!”她忽然大聲說，好像挑戰似的，眼睛閃著光，“他到斯麥爾佳科夫那裏去過兩次。有一次他跑來對我說：如果殺人的不是他的哥哥，卻是斯麥爾佳科夫(因為這裏大家都在傳播著斯麥爾佳科夫殺人的謠言)，那麼也許我也有罪，因為斯麥爾佳科夫知道我不愛父親，也許會以為我希望父親身死。我當時掏出這封信給他看，他這才完全相信，是他的哥哥殺的。這使他受了很深的打擊。他對於他的親哥哥成了殺父凶手，感到不能忍受!還在一星期以前我就看出他為這事生了病。在最近幾天，他坐在我那裏，說著胡話。我看出他精神錯亂了。他一邊走，一邊說胡話，有人看見他在路上也這樣。前天我請一位外地來的醫生給他看病。醫生說他快得腦炎了。完全是因為他，完全是因為這壞蛋!昨天他聽說斯麥爾佳科夫死了，這使他受驚得發了瘋，這全是為了這壞蛋，全是為了想救這壞蛋!”
唉，自然，這樣說話，這樣坦白供述，一生中隻會有一次，例如，在走上斷頭台臨死的時候。但是卡嘉的性格就是這樣，也正遇到這樣的時刻。這就是那個當時為救父親居然跑到一個青年浪子那裏去的急躁的卡嘉；這就是那個剛才當著眾人露出驕傲和純潔的樣子自我犧牲，不顧處女臉麵講敘“米卡的高尚行為”以求稍微減輕他的噩運的卡嘉。現在她又同樣做出了自我犧牲，但卻已經是為了另一個人，也許直到現在，直到這個時刻，才初次感到而且完全明白這另一個人對於她是多麼珍貴!她是因為替他擔憂而犧牲自己的，因為她忽然想到他供出殺人的是他，而不是米卡，那就是害了自己，因此她決定犧牲自己來救他，救他的名譽!不過這時人們心裏會閃出一個可怕的念頭；她說到過去她對米卡的態度的時候，是否說了謊，這是一個疑問。不，不，在她說出米卡因為她下跪而輕視她的時候，她並不是有意捏造!她自己確實相信是這樣，她深信，也許從下跪的時候起就深信，那個直率的、當時還崇拜她的米卡已經在那裏笑她，看不起她。她隻是出於自尊，竭力用一種歇斯底裏的、強做出來的愛情來把自己和他維係在一起。這全是出於一種受傷的自尊心，因而這愛情並不像愛情，倒像是複仇。唉，這種強做出來的愛情說不定有朝一日也會成為真正的愛情，也許卡嘉所希望的也就是這個，但是米卡的變心實在傷透了她的心，使她從心底裏再也無法饒恕。複仇的時刻出乎意料地來到了，於是在這被侮辱的女人的心胸裏痛苦而長期地鬱積著的一切，一下子出乎意料地爆發了出來。她背叛了米卡，也背叛了自己!因此難怪她剛剛把話說完，興奮的心情一下鬆弛，她就感到了滿心羞愧。歇斯底裏又發作了。她倒了下來，一邊哭，一邊喊。人們把她抬了出去。正當人們抬她出去的時候，格魯申卡從座位上哭喊著撲到米卡跟前，甚至阻攔她都來不及。
“米卡!”她大聲喊著，“你的那條蛇把你害了!瞧，她對你們現出原形來了!”她氣得渾身發抖地又向法官們大喊。在首席法官的指揮之下，人們把她抓住，從大廳裏帶出去。她不服，拚命掙脫身子要跑回米卡身邊去。米卡也大喊著想奔到她麵前來。人家把他按住了。
是的，我猜想我們那班看熱鬧的太太總該滿足了，因為這出戲真十分熱鬧。接著，我記得那位新來的莫斯科醫生出場了。首席法官似乎事前就打發執達吏出去，以便照顧伊凡·費多羅維奇。醫生報告堂上，病人發作了嚴重的腦炎症，必須立刻把他送走。他回答檢察官和律師的問話，證實病人前天曾親自到他那裏去過，他當時就警告說快發作腦炎了，但是他不願接受治療。“他的腦子完全不正常，自己對我承認說他醒著就看到各種幻影，在街上遇見一些已死的人，魔鬼每晚到他家裏訪問。”醫生最後這樣說。這位名醫做證以後，就退了出去。卡捷琳娜·伊凡諾芙娜交出的信件放在物證一起。法官們在商議以後決定繼續審訊，把兩項意外的證詞——卡捷琳娜·伊凡諾芙娜和伊凡·費多羅維奇的證詞——記錄在案。
下麵開庭的情形我不再敘述了。其餘的證人的供詞不過是重複和證實以前的話，雖然也各具特色。但是我要重複一句，這一切都將歸納在下麵就要開始敘述的檢察官的演詞內。大家都十分興奮，都觸電似的受了最後急轉直下的局麵的刺激，急不可待地一心隻希望趕快看到結局，聽兩方麵的演詞和判決。費丘科維奇顯然被卡捷琳娜·伊凡諾芙娜的供詞所震撼。檢察官卻非常得意。在聽取完證人的口供以後，宣布休息，這次休息將近延續了一小時。最後首席法官終於宣布重新開庭。當我們的檢察官伊波利特·基裏洛維奇開始公訴人演說時，大概是下午整八點。
六 檢察官的演說。性格分析
伊波利特·基裏洛維奇開始公訴人演說的時候，渾身神經質地顫抖起來，額頭和兩鬢間冒出病態的冷汗，全身感到忽冷忽熱。這一點他自己以後也對人說過。他自認為這篇演說是他的傑作[57]，一生的傑作，是他的天鵝之歌。在九個月以後，他真的得了急性肺癆病死了，因此，假如他當時真的預感到自己末日將臨的話，他倒的確有資格把自己同那死前唱出最後的歌來的天鵝相比。他在這篇演詞中傾注了他的全部心血，竭盡了他所有的全部智慧，出乎意料地表明，至少在我們這位可憐的伊波利特·基裏洛維奇的頭腦所能容納的限度內，在他的心底裏是既有公民的感情，也不乏對那些人類“永恒”問題的思考的。他的話主要是以誠懇取勝。他誠懇地相信被告有罪，對後者提出公訴並不僅隻是等因奉此，履行職務。他主張“報複”的時候，的確是滿懷著“挽救社會”的願望。甚至那些歸根結底對伊波利特·基裏洛維奇是抱著敵視心理的女聽眾，也承認他的話產生了強烈的影響。他開始說話時聲音斷續嘶啞。但以後他的聲音很快就堅定起來，響徹了整個大廳，而且一直維持到結束。可是他剛一說完，就差一點要昏暈過去。
“諸位陪審員，”公訴人開始說，“本案已經轟動全俄。但看來似乎有什麼可驚異的，有什麼特別可怕的地方呢!尤其是對我們來說，對我們來說!我們都是對這一切已經見怪不怪的人了!可怕的地方正在於這種陰森森的案件對我們來說幾乎已經不再是可怕的了!可怕的正是這個，正是我們這種見怪不怪，而不是這個人或那個人個別的惡行。我們這種漠不關心的原因在哪裏？我們對於這類案件，對於這類向我們預示著不值得欣羨的未來的時代特征，為什麼沒有多大熱情？這原因是不是在於我們的犬儒主義，在於這個未老先衰的社會裏智慧和想象力的過早的衰頹？是不是在於我們的道德原則已連根動搖？或者也許根本就沒有？我不能解答這些問題，但是它們是極痛苦的，每個公民不但應該，而且必須為它們感到痛苦。但是我們剛剛初創的，還有些膽怯的報紙已經對於社會有所貢獻，因為要不是它們，我們就決不可能較完全地知道關於任性胡行和道德敗壞的種種恐怖情形，這些情形報紙正不斷地在自己的版麵上對大眾進行報道，使不僅是常到目前當局所頒行的新式公開法庭來旁聽的人才能知道。那麼我們幾乎每天都能讀到些什麼呢？唉，我們經常讀到甚至會使現在這個案件都為之減色的東西，而且它們幾乎成了家常便飯。但最主要的是許多俄國的，我們民族的刑事案件，恰恰標誌著某種普遍的東西，某種普遍的災難，它已經在我們身上生了根，而且就像一種無所不在的惡勢力那樣，已經很難加以克服。比如說，有一個上流社會出身的年輕有為的軍官，剛踏上生活和事業的前程，就卑鄙地、毫無任何良心責備地悄悄謀殺了一個某種程度上還是他以前的恩人的小官員，以及這個官員的女仆，以便偷走自己所寫的借據，順便也竊取了官員的銀錢，‘作為我在上等社會上享樂和將來進行鑽營的費用’。他殺死了兩個人，臨走還在兩個死屍的頭底下墊上了枕頭。還有一個青年英雄，由於勇敢領過十字勳章，卻像強盜似的在大路上把他的上司和恩人的母親殘殺了，在勸同伴一起下手的時候竟說：‘她愛他如親生的兒子，所以會聽從他的一切勸告，不做任何戒備的。’他固然是惡徒，但是我現在已經不敢說他隻是個別的惡徒了。別的人即使不殺人，但是思想感情卻正和他一樣，心術卑鄙也和他一樣。他在暗地裏和自己的良心獨處的時候，說不定還會問自己：‘名譽算什麼？流血豈不是小事？’有人也許會叫起來反對我，說我是病態的、神經質的人，在那裏駭人聽聞地惡意造謠，滿口胡說，任意誇大。隨他們說去吧!隨他們說去吧!天呀，其實我是首先第一個但願如此!哎，你們可以不相信我，把我當作病人，但是盡管這樣仍舊請你們記住我的話：如果在我這番話裏有十分之一、二十分之一的真實，也就夠可怕的了!你們瞧，諸位，你們瞧，我們的青年人是怎樣輕易自殺，而毫無哈姆雷特式的問題：‘到了那裏是怎樣的？’連這類問題的影子也沒有，好像關於我們的精神和死後的一切在他們心目中早就被一筆抹去，安葬入土。你們再瞧一瞧我們的荒淫無恥，瞧瞧那些色鬼。本案中不幸的犧牲者費多爾·巴夫洛維奇，比起他們中的某些人來幾乎還可以算作是天真無邪的赤子。而他怎麼樣我們大家都是知道的，‘他曾生活在我們中間’。是的，我們的和歐洲的第一流思想家將來也許會研究俄國人犯罪的心理，因為這題目是值得研究的。但是這種研究要到以後從容一點的時候才會進行，那時候離我們這時代的悲劇性的混亂狀態已經較遠，一定可以研究得比像我這樣的人更加聰明而且公正無私一些。現在呢，我們不是震駭，就是假裝震駭，一方麵自己卻在看熱鬧，就像一般愛好強烈而又稀奇的刺激的人們那樣，因為這些刺激可以撩動一下我們厚顏無恥、閑暇懶散的心情，要不然就像小孩一樣，用手驅趕可怕的幻象，在可怕的幻象消散以前，把頭藏在枕頭底下，但隨後卻立刻就在遊戲作樂之中把它忘得一幹二淨。但總有一天我們也該開始清醒而深思熟慮地生活了，我們也應該用看待社會的眼光來看待我們自己，我們也應該對我們的社會境況有所了解，或者開始有所了解。前一個時代的一位偉大作家在他畢生傑作的結尾中，把全俄羅斯比作一輛向著未知的目的地勇猛疾馳的俄羅斯三套馬車，他讚歎道：‘嘿，三套馬車呀，像鳥兒似的三套馬車呀，是誰把你想出來的!’隨後帶著自豪的喜悅心情補充說，全民族都對低頭猛馳的三套馬車恭敬地讓路。諸位，這隨他們去吧，隨他們去恭敬地或者不恭敬地讓路，但是據我的罪孽眼光看來，這位天才的藝術家所以這樣結束他的全書，不是出於孩子般天真的樂觀，就是幹脆隻為了害怕當時的圖書審查製度。因為如果他的三套馬車上隻套著他那些英雄，如梭巴開維支、羅士特來夫和乞乞科夫之流[58]，那麼無論讓誰去充當馬車夫，這樣的馬也是拉不到任何有意義的地方去的!而這還是以前的馬，比現在的還差得遠，我們現在的更簡直是……”
伊波利特·基裏洛維奇講到這裏，被掌聲所打斷了。這種對俄羅斯三套馬車所做的嘲弄形容受到了歡迎。固然，掌聲隻有兩三下，所以連首席法官都認為用不著對觀眾做“離開法庭”的威嚇，隻是嚴厲地朝鼓掌人的方向瞪了一眼。但是伊波利特·基裏洛維奇仍然受到了鼓舞，因為以前從來沒有人對他鼓過掌!一個多少年來誰也不愛聽的人，現在竟突然有了使全俄側耳傾聽的機會!
“其實，”他接著說，“這卡拉馬佐夫一家究竟是怎麼回事，居然會值得突然間這樣悲慘地名聞全國？也許我太誇大，但是我以為在這個家庭的畫麵裏似乎現出了我們現代知識社會的一些共同的基本因素，倒並不是所有的因素，而且隻是極小的一點實例，像‘一滴水中見太陽’似的，但總是反映出了一點什麼，顯露出了一點什麼。你們看這個不幸的、放浪淫蕩的老人，這個‘一家之主’，那樣悲慘地結束了他的生命。一個世襲的貴族，以窮食客起家，偶然通過意料不及的婚姻關係，抓到了一筆不大的嫁資。他本是一個小騙子，會拍馬的醜角，有著從娘胎裏帶來的，並不見得太薄弱的智力，而且更主要的還是一個放高利貸的人。隨著歲月的逝去，隨著資本的增加，膽子也越大了。低聲下氣和逢迎拍馬的性格不見了，留下來的隻有好嘲笑的、惡毒的犬儒主義和色情狂。精神方麵的一切已經消磨殆盡，但是對於生活享受的渴望卻十分強烈。結果是除了情欲的享樂以外，他看不見其他生活的目的，並且也這樣教導他的兒子們。他沒有一點做父親應有的道義責任。他笑他們，從小把自己的孩子放在後院裏教養，高興有人帶走他們。他甚至完全忘記了他們。老人的全部道德原則就是在我死後，隨他陸沉也罷[59]，這和公民責任的概念正巧相反，完全和社會脫離甚至仇視社會：‘哪怕全世界著了火，隻要我一個人好就行。’他感到極好，他十分滿意，他渴望再這樣活上二三十年。他欺騙親生的兒子，始終扣住兒子的錢，兒子的母親的遺產，就用這錢奪他的兒子的情婦。不，我不願把替被告辯護的責任讓給那位從彼得堡來的多才多藝的律師。我自己也要說出實話，我自己也明白他在他兒子的心裏釀成的一團怒火。但是夠了，關於這不幸的老人的事情說得夠了，他已經得到了懲罰。但是我們要記住，他是父親，現代的父親之中的一個。我說他是許多現代的父親中的一個，會不會使社會感到侮辱？哼，要知道，現代的父親中許多人隻是不像這個人那樣公開說出一些無恥的話，因為他們受過比較良好的教育，比較文明，而其實他們的哲學幾乎是和他一樣的。就算我是悲觀主義者，就算是這樣吧。我們已經預先說好，你們會原諒我的。我們預先約好：你們可以不相信我，可以不相信我。我說我的話，你們不必相信。但是你們一定要讓我說出我的話來，無論如何其中的某些話你們是不會忘記的。現在你們看這個老人，這位一家之主的孩子們：其中有一個正在被告席上麵對著你們，關於他，要說的話還在後麵。至於別的孩子，我隻是順便說兩句。另兩個孩子，年長的是那些現代青年中的一個，受過極好的教育，有著極聰明的頭腦，但卻對一切都沒有信仰，否定和抹殺世間許許多多事物，正和他的父親一樣。我們大家都聽過他的言論，他在我們的社會裏受到友好的接待。他並不隱瞞自己的意見，甚至正相反，完全相反，正因為這樣，才使我此刻有勇氣多少坦率地談一談他的事情，自然不是把他作為個人，而隻是把他當作卡拉馬佐夫家庭中的一員來看。昨天有一個和本案極有關係的人，一個有病的白癡，在城郊自殺身死。他是費多爾·巴夫洛維奇的仆人，也許還是私生子。他姓斯麥爾佳科夫。他在預審的時候神經質地流著眼淚對我說，這個年輕的卡拉馬佐夫，伊凡·費多羅維奇，那種精神上的放蕩不羈如何使他感到害怕：‘據他看來，世上無論什麼事情都可以做，將來什麼都不應加以禁止，他盡教我這一套。’這白癡大概就是受了他所教的那種學說的熏染，以致完全發了瘋，盡管不用說，他的羊癲風和家裏爆發的可怕的災難也可能促成了他的精神失常。然而這個白癡曾說過一句非常非常有意思的話，這樣的話本該出於比他更聰明些的觀察者之口，因此我才在這裏提起它來。他對我說：‘如果兒子中間有誰性格上最像費多爾·巴夫洛維奇的話，那就是伊凡·費多羅維奇!’我對他的性格分析，就說到這裏為止，再說下去就太不客氣了。哎，我並不想再下進一步的結論，像烏鴉似的對一個年輕人的命運呱呱地一味預報不祥。我們今天在這法庭上看到，真理的直接的力量還活在他的年輕的心裏，家庭間的親人手足之情還沒有被他的無信仰和道德上的犬儒主義所淹沒，那些東西多半是遺傳而來的，不見得是真正的思想鬥爭的結果。現在還有一個兒子，他還年輕，他虔信上帝，性格溫順，和他的哥哥的陰沉而有腐化作用的世界觀相反。他在尋找道路，以便附和所謂‘人民的理想’，換言之也就是我們那些有思想的知識階層的理論界人士用這個聰明的名詞所稱呼的一切。你們瞧，他投奔了修道院。他幾乎當了修士。我覺得，他的心裏似乎是無意識的，而且那樣早期地表現出一種膽怯的絕望。我們可憐的社會裏現在有許多人因為怕犬儒主義和它的腐化作用，把一切罪惡都錯誤地歸咎於歐洲文明，於是就抱著這樣的絕望心情，投到所謂‘家鄉的土壤’上去，投到所謂家鄉土地的慈母懷抱中去，像受了幻影驚嚇的小孩一般，但求在衰弱的母親的幹癟的胸前安安靜靜地睡一覺，甚至睡一輩子，隻要能看不見那些嚇唬他們的可怕的東西就好。就我來說，我希望這位善良而有才能的青年前途無限，希望他的年輕人的樂觀和對於人民理想的渴慕，以後不要在精神上變為蒙昧的神秘主義，在政治上變為頑固的沙文主義，像事實上時常發生的那樣。神秘主義和沙文主義這兩種東西對於民族的流毒，也許比盲目抄襲和歪曲誤解歐洲文明而迅速產生的腐化作用更加厲害，他的哥哥正是中了這種腐化的害。”
說到沙文主義和神秘主義的時候，又傳出了兩三下掌聲。伊波利特·基裏洛維奇顯然也說得忘了情，說的話幾乎都與本案無關，而且還說得十分不著邊際，但是這個癆病型的、憤激的人太想發表意見了，哪怕一生隻有一次發表的機會也好。以後有人說，他這樣分析伊凡·費多羅維奇的性格，甚至是出於一種不體麵的動機，因為伊凡曾有一兩次在辯論的時候當眾給過他難堪，伊波利特·基裏洛維奇記住了這個仇，現在想乘機報複，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下這樣的結論。總而言之，這一切還隻是一個引子，以後才較直接地接觸到案子的本身。
“但現在還是來講這個現代家庭的家長的另一個兒子吧，”伊波利特·基裏洛維奇繼續說，“他坐在被告席上，他就在我們的麵前。他的成就，他的一生和他的事業，也都擺在我們的麵前，時間一到，一切就都抖摟出來，都暴露無遺了。他和他兩個兄弟的‘歐化’和‘人民的理想’相反，似乎代表著地道的俄羅斯，噢，不是全部的俄羅斯，假使是全部的，那才糟糕哩!但是現在擺在麵前的就是我們親愛的俄羅斯——我們的母親，完全是她的聲音，她的氣息。哎，我們是毫不作假的，我們是善與惡的奇妙的交織體。我們愛啟蒙和席勒，同時也在酒店裏酗酒，揪斷我們醉鬼酒友的胡須。哎，我們有時也性情優良，行為正直，但是隻在別人也對我們性情優良行為正直的時候。我們的胸膛裏甚至還洶湧著——正是洶湧著——高尚的理想，但是以這些理想自行從天而降為條件，主要的是必須不付代價，唾手而得。我們最不愛付出代價，卻極愛取得，而且在每件事情上都是這樣。哦，隻要把各式各樣的人生幸福都給我們(一定要各式各樣的，打點折扣都不行)，特別是一點也不要違拗我們的脾氣，那我們也可以顯示出，我們是能夠性情優良行為端正的。我們並不貪婪，決不，隻要你們給我們錢，多多地給，越多越好，你們就會看到我們是多麼豪爽大方，對於儻來之物怎樣毫不在乎，一夜之間就能在狂飲無度中把它揮霍殆盡。但如果不給我們，我們就會顯示出，在我們十分需要錢的時候是如何善於弄到它。不過這一層以後再說，我們要按部就班地來講。最初出現在我們麵前的是一個不幸的、被遺棄的男孩，‘被扔在後院，沒有鞋穿’，我們的尊貴而受敬重的同胞——可惜是外國出生的——剛才這樣形容過!我還要重複一遍，我是不肯把為被告辯護的事讓給任何人的!我是公訴人，我也是辯護人。是的，我們也是人；我們也能估量童年時代和家庭間的最初印象會對性格發生怎樣的影響。但以後這個男孩已一步步成為少年，成為青年，成為軍官，由於他的狂暴的舉動和跟人家決鬥，被流放到我們美好的俄羅斯的某一個邊遠的小城。他在那裏服役，他在那裏酗酒。自然，船大吃水也深，他需要金錢，首先是金錢，於是他同他父親在經過了長期的爭論以後，決定最後拿六千盧布清賬。這款子當時寄給他了。請你們注意，他立了一張字據。他寫過一封信，其中實際上聲明他不再要求其他款項，就以這六千盧布徹底了結他和父親間關於遺產的爭端。當時他和那位性格高尚、才智超群的年輕小姐相遇。哦，我不想再冒昧詳細複述，你們剛才已經聽到了。這裏有榮譽，這裏有自我犧牲，我沒有話可說。一個輕浮荒唐，但在真正的高尚情操和崇高思想之前低首下心的青年人的形象，在我們的麵前一時顯得是非凡的可愛可敬。但是忽然在這以後，就在這個法庭上，完全出乎意料地又突然來了個大翻個。我還是不敢冒昧地隨意亂加猜度，不想去分析其中的原因。但是為什麼會這樣？其中總是有原因的。就是這位小姐，臉上流著久久隱藏心中的憤恨的眼淚，對我們宣布，是他，正是他首先因為她做出了那次也許流於輕率急躁，但總不失為高尚慷慨的衝動行為而看不起她。但是正是他，正是這位小姐的未婚夫，首先現出嘲諷的冷笑，這冷笑偏偏從他的臉上發出來，是使她受不了的。她知道他已經變心，他一麵變心，一麵還深信她非得忍受他的一切行為，甚至包括他的變心不可，她知道這個，卻故意給他三千盧布，並且明顯地，十分明顯地對他暗示，她給他這錢恰恰是供他做變心之用的。‘看你會不會收下來!看你是不是那樣無賴!’她用裁判官似的、試探的眼神默默地對他說。他看著她，完全了解她的意思(他剛在大家麵前承認過他是完全了解的)，但他卻毫不遊移地揣起這三千盧布，兩天的工夫就和他的新寵一塊兒把它揮霍光了!究竟應該相信什麼？是相信最初的傳說，相信把最後的活命之資拿出來，在美德之前低首下心的那種高尚正直的激情舉動？還是相信事情的背麵，那樣令人厭惡的另一方麵？人生一般總是在兩種互相矛盾的真理之間尋找中庸，在這件事情上這樣卻不見得行得通。大概在第一件事情上他是真實不欺地高尚正直，而在第二件事情上也是真實不欺地無恥卑鄙。為什麼？正就是因為我們具有那種寬闊的、卡拉馬佐夫式的性格，我說話的本意就在這裏，能夠兼容並蓄各式各樣的矛盾，同時體味兩個深淵，一個在我們頭頂上，是高尚的理想的深淵，一個在我們腳底下，是極為卑鄙醜惡的墮落的深淵。你們可以回想一下一位青年觀察者，對卡拉馬佐夫一家曾做過深刻而切近的考察的拉基金先生不久前剛談過的一個極精彩的思想：‘對這類放蕩不羈的天性來說，墮落受辱的感覺和高尚正直的感覺一樣，都是他們所需要的。這是實在話：他們正是時常而且不斷地需要這種不自然的混合。兩個深淵，諸位，同時體味兩個深淵，沒有這個，我們是不幸的，也是不滿足的，我們的生存是不完美的。我們的天性寬大，和我們的母親俄羅斯一樣，無所不包，同一切都能相安!諸位陪審員，我要順便說一句：我們剛剛提到了那三千盧布，讓我稍微提前一點來說說吧。你們想一想，他，這位人物，在剛剛收下了這筆錢，而且是在怎樣一種情況下收下來的，受到那樣的羞辱，在最嚴重的屈辱下收了下來，可是你們想一想，據說他居然能在當天分出一半來，縫在護身香囊裏，而且有決心把它掛在脖子上整月不動，不顧一切的誘惑和極度的急需!並且不管是在酒店裏酗酒的時候，還是在他不得不趕出城去，向不知什麼人設法張羅他極需要的錢，以便把他的情人帶走，脫離他的情敵和父親的誘惑的時候，他都沒有勇氣去動一動這個護身香囊。即使單隻為了不使他的情人受他所嫉妒的老人誘惑，他也應該拆開護身香囊，留在家裏，寸步不離地看守他的情人，等候她一說‘我是你的’，就立刻和她遠走高飛，離開現在這個不幸的環境。但是不，他並沒碰他的聖物，他的理由是什麼呢？我們說過，首先第一個理由就是在人家對他說‘我是你的，你可以把我帶到隨便什麼地方去’的時候，他可以有現錢把她帶走。但是根據被告自己的說法，這第一個理由顯然遠遠不如第二個理由。據他說：在我身上懷著這筆錢的時候，‘我是卑鄙的人，卻不是賊’，因為我永遠可以走到被我侮辱的未婚妻麵前，把從她那裏騙來的那筆款子的一半交給她，永遠可以對她說：‘你瞧，我花掉了你的款項的半數，因此證明我是理智薄弱、不講道德的人，如果你願意這樣說，還是一個卑鄙的人(我用被告自己說的話)，但是雖然我是卑鄙的人，卻並不是賊，因為假使我是賊，就決不會把留下來的一半錢交還給你，一定會和前一半一樣，把它吞沒花光。’這真是對事實的一種奇怪的解釋!這個瘋狂而脆弱的人，不能拒絕在如此恥辱的情況下收下三千盧布的誘惑，竟忽然會在自己身上出現這樣堅決的自製，脖子上掛著幾千盧布，卻不敢動它一動!這和我們所分析的性格有一點符合的地方嗎？不，所以我要大膽對你們講講真正的德米特裏·卡拉馬佐夫，假如真的曾經決定把錢縫在護身香囊裏的話，他在這種情況下將會做出怎樣的行動。在他已經把這筆錢的半數同他的情人兩人花光了以後，隻要一遇到誘惑，哪怕就是為了博他的新寵的歡心，他也一定會解開他的護身香囊，從裏麵分出——嗯，第一次就算隻分出一百盧布好了，因為何必一定要交還半數——一千五百盧布呢，有一千四百也就夠了；因為事情仍舊是一樣的，也就是說：‘我是卑鄙的人，卻不是賊，因為到底把一千四百盧布交了回來，賊是要全部拿走，不會交還的。’然後過一些時候，他又會解開護身香囊，又會拿出第二個一百盧布，以後再取一百，再取一百，不到月底便取出了倒數第二個一百，他會說，即使隻交還一百，事情也還是一樣，我到底‘隻是一個卑鄙的人，而不是賊。花去了兩千九百，到底交還了一百，賊是連這也不會還的。’最後，在花掉了倒數第二個一百盧布以後，看了看最後的一百，會對自己說：‘幹脆連這一百也不必還了，把它也花掉了吧!’我們所知道的，真正的德米特裏·卡拉馬佐夫是會這樣做的!至於關於護身香囊的說法，那簡直再沒有更比它和現實相矛盾的了。其他一切都可以設想，卻沒法設想這樣的事情。但這我們留到以後再說吧。”
在依次闡明法庭偵訊所調查到的關於父子間財產爭執和家庭關係的一切詳情，一再做出推論說，根據已知的事實，在遺產分配問題上絲毫無法判定誰欺騙了誰、誰欠了誰之後，伊波利特·基裏洛維奇在談到像強迫觀念似的牢據在米卡的腦子裏的那三千盧布時，又講起了醫生的鑒定。
七 曆史的觀察
“醫生的鑒定竭力向我們證明，被告腦子錯亂，是一個狂人。我以為他的腦子是健全的，但是這樣更壞，因為假使腦筋果真錯亂，也許還要聰明些。至於說他是狂人，我還可以同意，但是隻限於一點——醫生鑒定時指明的一點，那就是被告對於這三千盧布的看法，把它認作父親沒有付清給他的款子。不過也許還可以找到一種比說他有瘋狂的傾向更接近事實的看法，以解釋被告對於這筆錢為什麼總是露出瘋狂的態度。我十分讚成那位青年醫生主張被告現在擁有而且以前也擁有完全正常的智力，隻是處於激動憤慨之中的意見。原因是被告時常表現狂怒，起因並不在於三千盧布，並不在於這筆款子的本身，卻在於其中有引起他的憤怒的特殊原因。這原因就是嫉妒!”
伊波利特·基裏洛維奇說到這裏，廣泛地描繪了被告對格魯申卡所產生的那種不幸的熱戀。他首先說起被告到這“年輕的女士”家裏去“揍她”，據伊波利特·基裏洛維奇解釋，這用的是被告自己的說法，“然而不但沒有動手，反而拜倒在她的腳下了，這就是愛情的開端。恰恰這時，被告的老父親看上了那位女士，這是一個奇怪的、注定的巧合，因為雖然以前兩人都認識而且也常見這位女士，卻偏在這時兩顆心才忽然同時燃燒起來。同時燃燒起完全抑止不住的、卡拉馬佐夫式的熱情來。現在我們再看她自己供認的話。她說：‘我同時取笑他們兩人。’是呀，她也忽然想同時取笑起他們兩人來；以前並沒有想，這時卻忽然心血來潮起了這個念頭，結果是兩人都被她征服了。那一向視財如命的老人，這時立刻預備下三千盧布，隻求她到他家裏來一趟，不久以後，甚至更進一步，隻要她肯做他的正式妻子，就情願把他的名譽和他的全部財產都呈獻在她的腳下，並把這當作無上幸福。對於這層，我們有確實的證據。至於說到被告，他的悲劇是明顯的，完全擺在我們麵前。但這位年輕女士正是要這樣‘耍著玩兒’。這位迷人精甚至不肯給不幸的青年人一點點希望，因為那希望，最後的希望，是直到他跪在他的折磨者的腳下，朝她伸出那雙殺死父親兼情敵的血手來的最後時刻才得到的：他就在這種情形下被捕了。‘讓我，讓我也同他一塊兒流放去吧，是我把他弄到這個地步的，我是最大的罪人!’這就是這個女人在他被捕時懷著真心的悔恨自己喊出來的話。我已經提過的天才青年拉基金先生著手描寫這個案件時，曾用簡單扼要的幾句話形容了這個女主人公的性格：‘早年的失望，早年的受騙和墮落，引誘她的未婚夫的變心和遺棄，再加上貧窮，遭到誠實家庭的咒罵，最後受一個她直到現在仍把他看作恩人的富翁的保護，這一切使一個也許曾含有許多優點的少女的心裏，過早地就積蓄起了憤怒，養成了貪錢財而好計算的性格，養成了好嘲笑和對於社會複仇的性格。’聽了這樣的性格分析之後，就可以明白她能單單為了遊戲，為了惡作劇而同時取笑兩個人。被告在這一個月內，除了毫無指望的愛情，道德上的墮落，對未婚妻的變心，侵吞人家托付給他的錢財之外，還由於不斷的嫉妒，而且還是對自己父親吃醋，幾乎已達到了暴怒和瘋狂的地步!特別是那個發癡的老頭子竟蠱惑勾引起他的意中人來，而且用的就是那三千盧布，就是被告認為是母親遺留下來，他責備父親扣留不給的那筆款子。是的，我同意，這是難以忍受的!這是甚至會激得人發狂的。問題不在金錢，而在於別人就用這筆錢，那樣下流無恥地打破了他的幸福!”伊波利特·基裏洛維奇接著進而分析被告心裏怎樣漸漸產生了殺父的念頭，並據事實來加以層層剖析。
“起初我們隻是在酒店裏叫嚷，嚷了整整一個月。哎，我們是愛生活在人們中間的，並且喜歡把一切事情，甚至是最惡毒可怕的念頭向人家和盤托出，我們愛跟別人推心置腹，而且不知為什麼，立刻就要求別人對我們馬上報以完全的同情，關心我們所焦慮和擔心的一切，隨聲附和我們，毫不違拗我們的性子。不然，我們就要勃然大怒，把整個酒店都掀翻。”這裏，接著就講了講關於斯涅吉遼夫上尉的故事。“在這個月看見過被告，聽見過他說話的人終於感到這裏麵也許已不僅是對於父親的叫嚷和威嚇了，看他那瘋狂的樣子，威脅也許真會變成事實。”這時檢察官描寫了修道院裏那次家庭聚會和阿遼沙的談話，還有被告飯後闖進父親家裏動武的那一幕醜劇。“我不想強言斷定，”伊波利特·基裏洛維奇繼續說，“被告在演出這幕醜劇之前，就已經周密而有意識地決定把父親殺死了事。但是這念頭已經有好幾次橫亙在他的心頭，他曾經詳細地審察過，這我們有事實、證人和他自己的供詞為證。說實話，諸位陪審員，”伊波利特·基裏洛維奇補充說，“我甚至在今天以前還猶豫不定被告是否確實完全有意識地蓄謀犯了指控他的罪名。我深信他的心裏已多次想見未來這個不幸的時刻，但隻是想見，隻是心裏想到了這種可能性，還沒有決定實行的日期和在什麼情況下實行。然而，我隻是在今天以前，在維爾霍夫采娃小姐今天向法庭呈出那張決定性的文件之前，才一直猶豫不定。諸位，你們親耳聽見了她的喊聲：‘這是計劃，這是謀殺的計劃!’這就是她對於這位不幸的被告那封不幸的醉後來信所下的定義。真的，這封信也確實具有計劃和預謀的含義。它是在犯罪前兩天寫下的，因此我們現在確切地知道，在實行這個可怕的謀劃的兩晝夜前，被告曾罰神賭咒地宣稱，假使他明天弄不到錢，就要把父親殺死，搶走他枕頭底下的錢，‘裝在係著紅綢帶的信封裏’，‘隻要伊凡離開了這裏’。你們注意‘隻要伊凡離開了這裏’，由此可見，一切都已謀劃好，一切情況都已考慮到，而且果然，以後也都照所寫的實行了!預謀和經過深思熟慮是完全可以肯定的，犯罪的目的就是為了謀財，這是坦率宣告，形諸文字，而且簽字署名的。被告並沒有否認他的簽字。有人會說：這是他在醉後寫的。但是這一點絲毫不能減輕問題的嚴重性，卻反而更顯得重要，因為他在醉後寫了清醒時所謀劃的一切。清醒時沒有謀劃，就不會在醉後寫出來。也許有人會說，他何必在酒店裏把他的計劃信口亂說出來呢？一個人如果預謀幹這種事，一定會秘而不宣，放在心裏的。這話不錯，但他叫嚷的時候還沒有計劃和預謀好，隻有一個願望擺在那兒，還隻是形成了一個意向。以後他就叫嚷得少些了。在寫這封信的那個晚上，他在‘京都’酒店裏喝得爛醉，一反往常地沉默不言，不打彈子，坐在一旁，不同人說話，隻把此地商家的一個夥計從座位上趕了開去，但這幾乎是無意識的，出於好吵嘴的習慣，他一進酒店就不可能不吵嘴。不錯，在下最後的決心的時候，被告的腦子裏應該會產生一個顧慮，就是他在城裏預先叫嚷得太多了，在他實行計劃以後，很可能會成為他受到揭發和指控的佐證。但是有什麼辦法？公開宣揚的傻事已經做了，就沒法收回，再說，他以前曾靠運氣混了過去，現在也可能混過去。諸位，我們是相信我們的照命星宿的!我應該承認，他做了許多事情，企圖逃避那不幸的時刻，他盡了很大的力量來避免造成流血局麵。‘我明天要去向所有的人告借三千盧布，’他曾用他那種別致的言語寫道，‘如果借不到錢，隻好流血。’這也是在喝醉的時候寫的，同樣也是在清醒的時候照計施行了!”
伊波利特·基裏洛維奇說到這裏，開始詳細描述米卡怎樣努力弄錢，以圖避免犯罪。他講出米卡在薩姆索諾夫家裏的行動和去找獵狗的那次旅行，一切全有文件為證。“他挨饑受累，飽受嘲笑，還賣掉了鍾來支付這趟外出的用費。(但據說身上還帶著一千五百盧布，據說!)最後，懷著留在城裏的意中人可能趁他不在那裏時跑到費多爾·巴夫洛維奇家裏去的擔心嫉妒，終於回到城裏來了。謝天謝地!她竟沒有到費多爾·巴夫洛維奇家去。他親自送她到她的保護人薩姆索諾夫那裏。(奇怪的是他對薩姆索諾夫並不嫉妒，這是這件案子裏十分突出的心理特點!)接著他就跑到‘後門’的監視崗哨上去。到了那裏，才知道斯麥爾佳科夫發了羊癲風，另一個仆人也生了病。時機正好，‘暗號’又已經掌握在他手裏，這是多麼引誘人呀!然而他到底還在那裏抵抗。他到受大家尊敬的、此地的臨時住戶霍赫拉柯娃夫人那裏去。這位太太早就對他的命運發生同情，向他提出一個極有益的勸告，就是戒除酗酒的習慣，放棄胡鬧的愛情，不再到酒店裏閑坐，白白浪費青春的精力，而動身到西伯利亞找金礦去：‘那是您那旺盛的精力，您渴望奇遇的浪漫性格的一條出路。’”接著在描述了談話的結局和被告忽然得知格魯申卡並沒有在薩姆索諾夫家裏時的情景，又描述了這個滿腹醋意、被神經過敏所折磨的不幸的人一想到她居然欺騙他，現在已經到了費多爾·巴夫洛維奇那裏時，怎樣頓時氣得發狂之後，伊波利特·基裏洛維奇又請大家注意一個偶然情況所起的致命影響：“如果女仆當時來得及對他說，他的愛人正在莫克洛葉，和‘以前的’‘無可爭議的’那一位在一起，那就什麼事情也不會有了。但是她竟嚇得愣住了，開始發誓賭咒，被告當時不殺死她，隻是因為他正急如星火地要去追他的負心的女人。不過請注意：他無論怎樣氣憤，到底還把一個銅杵抄在手裏。為什麼偏偏要抄這個銅杵，為什麼不拿別的什麼凶器呢？假如我們已整整一個月經常默想到這幅圖畫，心裏已有所準備，那麼我們隻要看見有什麼像凶器的東西在眼前閃過，就一定會馬上抓起來當凶器使用的。至於哪一類東西可以當凶器用，我們已經設想了整整一個月了。正因這樣，所以才這麼一刹那間就毫不猶豫看出它可以當作凶器!所以他在拿起這個倒黴的銅杵時，畢竟並不是無意識的，並不是隨便拿的。於是，他到了父親的花園裏，時機正巧，在深沉的夜中，沒有一個證人，隻有黑暗和嫉妒。他疑心她在這裏，正在他的情敵的懷抱裏，也許這時候還在笑他，這使他喘不過氣來。何況這已不僅是疑惑，現在還有什麼疑惑，欺騙是明白而且顯然的事：她就在這裏，就在這間有燈光的屋子裏，就在他的屏風後麵，這時候人們想讓我們相信：這個不幸的人踮著腳走近窗旁，恭敬地朝裏麵窺看，善良地低聲下氣，懂事地走開，連忙遠離這是非之地，不使危險而不道德的事情發生。但是我們知道被告的性格，而且根據種種事實，了解他正處在什麼心理狀態，最主要的是他已經知道那立刻可以叫開門進去的暗號!”說到“暗號”一層，伊波利特·基裏洛維奇暫時擱下他對被告的指控，認為必須就斯麥爾佳科夫的事情做一個詳細說明，把關於斯麥爾佳科夫有殺人嫌疑的一段插曲完全分析透辟，以便徹底撇開這種想法。他說得十分詳盡，因此大家都明白，盡管他口頭表示那種猜想不值一駁，但畢竟還是認為它十分重要。
八 對於斯麥爾佳科夫的研究
“首先，這種懷疑是怎麼來的？”伊波利特·基裏洛維奇一開始先從這個問題入手，“首先嚷嚷說斯麥爾佳科夫殺人的是被告自己，就在他被捕的時候。但是從他嚷出第一聲，一直到目前法院開審為止，沒有提出一件事實來證實他的指控，不但事實，甚至連多少符合人類理性的對某種事實的暗示都提不出。在這以後，支持這項指控的隻有三個人：被告的兩個兄弟和斯維特洛娃小姐。但被告的二弟直到今天，在病中，在發作了無可置疑的瘋狂和腦炎的時候，才說出這個懷疑來，以前整整兩個月內，我們清楚地知道，他完全讚同他的哥哥有罪的看法，甚至根本不試圖找理由來辯駁。不過這一點，我們以後還要再專門談它。同時，被告的三弟剛才也自己對我們說過，他並沒有任何一點點事實可以證明他認為斯麥爾佳科夫犯罪的想法，這隻是從被告自己的話裏，‘從他的臉色上’加以判斷。是的，這個驚人的證據剛才從他的兄弟嘴裏說出了兩次。也許，斯維特洛娃的說法甚至更加驚人：‘被告對你們說什麼話，你們相信他好了，他不是撒謊的人。’這三個跟被告的命運密切相關的人用來指控斯麥爾佳科夫的事實證據，不過如此。但盡管這樣對於斯麥爾佳科夫的指控卻還是廣為流傳，以前有人讚成，現在也還讚成，可是對這種指控能夠相信嗎？能夠想象嗎？”
說到這裏，伊波利特·基裏洛維奇認為必須把已故的、“瘋病發作時結束了自己生命的”斯麥爾佳科夫的性格稍稍介紹一下。他描繪他是個智力貧乏的人，有一點模糊的知識，但被那些他的頭腦所無法理解的哲學思想弄得迷迷糊糊，並且為一些關於責任和義務的現代學說所唬住了，這學說是他在現實生活裏從去世的主人，也許還是他的父親費多爾·巴夫洛維奇的不規則的生活上學來的，至於理論方麵則從他主人的次子伊凡·費多羅維奇和他所做的各種奇怪的哲學談話裏得來。伊凡·費多羅維奇很樂意做這種消遣，大概是由於煩悶，或者是由於想要嘲笑而又找不到適當的對象。他自己對我談到過他在主人家裏最後幾天的精神狀態，”伊波利特·基裏洛維奇解釋說，“別人也做出同樣的證詞：如被告本人，他的兄弟，甚至仆人格裏戈裏，全是照理很熟悉他情況的人。此外，斯麥爾佳科夫受著羊癲風的折磨，‘膽小得像隻母雞’。‘他對我下跪，吻我的腳。’被告自己這樣向我們說，那時候他還沒有感到他這樣聲明對於自己多少有點不利。他用他那種特別的話形容說：‘他是一隻害羊癲風的母雞。’被告自己供出，他就是挑了這樣一個人來做自己的心腹，把他威嚇得隻好答應做他的偵探和送信人。他充任這種埋伏在家裏的暗探，背叛他的主人，把他有一包鈔票的事，和怎樣闖進主人屋裏的暗號，統統都告訴了被告。不過他又怎麼能不告訴呢？‘他會殺人的，我完全看得出，他會殺死我的。’斯麥爾佳科夫在預審的時候說，甚至當那時嚇唬他的折磨者自己早已被捕，不能跑來懲罰他的時候，他在我們麵前還是怕得渾身發抖。‘他隨時都在疑心我，而我自己在滿心害怕和戰戰兢兢的情況下，為了不讓他生氣，隻好連忙把所有的秘密全告訴他，使他看出我在他麵前是多麼忠實，好讓我活下去。’這是他親口說的話，我記錄下來，記住了：‘他有時朝我一吼，我當時就在他麵前跪下來了。’顯然，作為一位本來天性十分誠實，並因此獲得了主人信任的年輕人，主人在他交還失落的鈔票那件事情上看出他的誠實來了，不幸的斯麥爾佳科夫的心裏不免感到萬分痛苦，懊悔不該背叛了自己尊作恩人的主人。根據有經驗的精神病醫生的證明，害嚴重羊癲風的人總是有不斷的，自然是病態的自怨自艾的傾向。他們時常為了在什麼人麵前，為了什麼事情‘犯了錯處’而感到痛苦，受到良心的煎熬，老是憑空誇大，甚至沒來由地給自己想出各種的錯處和罪名。而現在這樣一個人果真出於害怕，又因為受人家的恐嚇，犯了罪，做了錯事。此外，他還深深地預感到，從正在他麵前出現的情勢看來，也真可能會發生什麼禍事。費多爾·巴夫洛維奇的次子伊凡·費多羅維奇恰在災禍發生以前動身到莫斯科去的時候，斯麥爾佳科夫哀求他留下來，但是由於他的膽怯的習慣，不敢用堅決明確的方式對伊凡表示自己的全部擔心。他隻能做一點暗示，但是人家沒有了解他的暗示，應該注意的是他把伊凡·費多羅維奇看作他的保護人，似乎是隻要他在家，就可以有保障，不會發生災禍。你們記得德米特裏·卡拉馬佐夫的醉後來信裏的詞句：‘我要殺死老頭子，隻要伊凡離開了這裏。’由此可見，伊凡·費多羅維奇的在家似乎對大家來說都是家裏平靜無事的保障。現在他走了，斯麥爾佳科夫差不多在小主人走後隻一小時，就立即發作了羊癲風。但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這裏應該說明的是斯麥爾佳科夫受到恐懼和某種絕望心情的折磨，在最近幾天裏特別感到自己有馬上發作羊癲風的可能，因為這病以前也總是在他精神上緊張和震驚的時候發作的。發作的日子和時刻自然無法預測，但是每個羊癲風病人都有可能預先感到發作的傾向。醫學上是這樣說的。伊凡·費多羅維奇剛坐車離開院子，斯麥爾佳科夫在所謂孤立無援的感覺之下，為家務事下地窖去，一邊走下台階，一邊心想：‘我會不會發病？如果現在一發作，可怎麼辦呢？’就是由於這種情緒，由於疑慮，由於上麵這樣的問題，喉嚨裏突然痙攣起來，這是羊癲風的先兆，接著他就一下子跌到地窖底上，喪失了知覺。而現在有人竟想在這極自然的事情上挖空心思找出一點疑竇，一點跡象，一點暗示來，說他是故意裝病!但假如是故意的，那麼立刻會發生一個問題：為什麼？抱著什麼打算？出於什麼用意？關於醫學方麵我暫且不講，人家要說，科學是難以為憑的，科學常有錯誤，醫生不能辨明真實和假裝，好吧，好吧，但是請你們回答一個問題：他為什麼要假裝？是為了他預謀殺人，所以偏要用發作羊癲風來盡早預先引起家裏人的注意嗎？諸位陪審員，你們注意到沒有，在發生犯罪的那個夜裏，在費多爾·巴夫洛維奇的家裏，前後一共有過五個人：第一個是費多爾·巴夫洛維奇自己，但他總不會自己殺死自己，這是很明顯的事；第二個是他的仆人格裏戈裏，但是他自己就幾乎被殺死了；第三個是格裏戈裏的妻子——女仆瑪爾法·伊格納奇耶芙娜，但說她是她主人的凶手簡直是可恥的。這樣說來，就隻剩下兩個人——被告和斯麥爾佳科夫了。但既然被告竭力說他沒有殺，那麼不用說，一定是斯麥爾佳科夫殺的，再沒有其他出路，因為再找不到別的任何人，舉不出任何別的凶手來了。顯然，對於這個不幸的、昨天自殺的白癡所做的那種‘巧妙’的、驚人的指控，就是這麼來的!恰恰就隻是因為沒有別人可以檢舉!隻要對於任何別人，對於第六個某人，有一點嫌疑的影子，我相信連被告自己也會認為指控斯麥爾佳科夫是可恥的事，必定要指出那第六個人來的，因為指控斯麥爾佳科夫殺人實在是太荒唐了。
“諸位，我們拋開心理學，拋開醫學，甚至拋開邏輯，隻研究事實，單單隻研究事實吧，我們可以看看事實對我們說什麼？假定是斯麥爾佳科夫殺的，可是怎樣殺的呢？是自己一個人，還是和被告同謀？我們先看看第一種情況，就是說是斯麥爾佳科夫一個人殺的。自然，既然殺了人，總得為了點什麼，為了某種利益。但是既然像被告所有的那些謀殺的動機，如仇恨、吃醋等等，斯麥爾佳科夫是連一點影子都沒有，那麼毫無疑問，他隻能是為了錢財而殺人，為了劫取他親眼看見主人裝在信封裏的那三千盧布。可是他既然起意謀殺，卻還對別人，而且偏偏是像被告那樣有切身利害關係的人，說出關於銀錢和暗號的一切情況：信封放在什麼地方，信封上寫了些什麼，用什麼包紮的，而且特別是，特別是關於進主人屋裏去的‘暗號’。難道說，他這樣做，是故意為了把自己暴露出來？或者是為了給自己找一個競爭者，讓對方也想進去取得那個信封嗎？是的，有人會說，他之所以告訴別人，是因為害怕。可是那是怎麼回事？一個能不眨眼地做出這種肆無忌憚的野蠻罪行的計劃，以後並予以實行的人，竟會把世上隻有他一個人知道，隻要他不提起便決沒有人會猜得到的情況告訴別人嗎？不會的，一個人無論怎樣膽怯，隻要起意要做這樣的事，決不會對任何人說出這類的話，至少是不會說出關於信封和暗號來的，因為這等於預先把自己出賣。即使人家死逼他說出情況來，他也會設法想出些別的什麼，撒一兩句謊，而把這類的話瞞住不說的!反過來說，我還要重複一下，隻要他不暴露關於銀錢的事，那麼殺人劫財以後，整個地球上就決沒有人會指控他，至少沒有人會指控他為謀財而殺人，因為除他以外誰也沒有看見過這筆錢，誰也不知道家裏會有這樣一筆錢。即使有人指控他，也一定會認為他是出於別的什麼動機而行凶的。但既然事先誰也看不出他懷有這樣的動機，卻反而看出他被主人所寵愛，為主人所信任，因此不用說，別人最不容易懷疑到他，而最容易懷疑到那些具有這樣的動機，自己也嚷嚷有這樣的動機，而且毫不隱瞞地向眾人訴說這些動機的人。一句話，會懷疑被害者的兒子德米特裏·費多羅維奇。這樣，斯麥爾佳科夫殺了人，劫了財，而死者的兒子被指控，這對於殺人的斯麥爾佳科夫來說不是正得其所嗎？可現在斯麥爾佳科夫在起意殺人以後，卻竟事先會把關於銀錢、信封和暗號的事情偏偏都去告訴德米特裏，這合乎邏輯嗎？這能叫人弄得明白嗎？
“斯麥爾佳科夫預謀殺人的日子到了，可他卻假裝發羊癲風，摔了跤，為了什麼？莫非首先是為了好讓本來打算自己治病的仆人格裏戈裏看見沒人看守，隻好延期治療，親自來看守？其次是為了好讓主人自己看見沒有人保護他，生怕兒子進來(這點他並不隱瞞)，因此加深疑懼，更加強戒備？最後，尤其是為了好讓人家立刻把為羊癲風所苦的他，斯麥爾佳科夫，從他一向遠離別人獨身居住，並且另有出入口的廚房，搬到廂房的另一頭，格裏戈裏臥室裏的隔板後麵，離他們兩人的床隻三步遠的地方嗎？因為每當他犯了羊癲風，出於主人的吩咐和瑪爾法·伊格納奇耶芙娜的慈悲心腸，老早以來就一直是這樣做的。他躺在隔板後麵，為了裝病裝得像些，自然多半要不住呻吟，弄得他們倆整夜醒著(據格裏戈裏和他的妻子所供實際上也正是這樣)，而這一切，這一切莫非會更便於他突然從床上起來，跑出去殺死主人嗎？
“但有人會對我說，他之所以裝病，也許正是為了使人家把他當作病人，不想到他頭上來，而他把關於銀錢和暗號的事告訴被告，也正是為了好讓被告忍不住自己跑來殺人，而等到他殺人劫財，逃之夭夭，也許還弄得沸反盈天，吵醒證人之後，那時候斯麥爾佳科夫就好起身離床，走了出去，嗯，出去做什麼呢？就是走出去再把主人殺死一次，再去取已經被拿走的銀錢!諸位，你們覺得好笑嗎？我自己也不好意思做這樣的假設，但是你們能想象得到嗎，被告所咬定的卻正是這話。他說：‘在我已經從屋裏走出來，把格裏戈裏打倒，鬧了亂子以後，他起床走出去，殺了人，劫了財。’我也不必說斯麥爾佳科夫怎麼能預先全都算到，全都未卜先知，對一切都了如指掌，而且恰恰算到這個惱火得發狂的兒子跑來以後，會單單隻為了恭恭敬敬地向窗內張望一下，盡管知道暗號，卻仍退了出去，卻把到口的食全留給了斯麥爾佳科夫!諸位，我現在嚴肅地提出一個問題：斯麥爾佳科夫究竟是在什麼時候做的案？請你們指出這個時間來，因為不這樣就不能指控他。
“‘也許羊癲風是真的。病人忽然醒了過來，聽見了喊聲，就走了出去。’嗯，那又怎樣呢？是不是他看了一下，就對自己說，讓我去殺死主人？但是他怎麼會知道裏麵所發生的情形，既然他在那時以前還一直躺在那裏，人事不知？諸位，你們知道，幻想也總得有個限度!
“‘也許是這樣，’細心的人會說，‘但要是他們兩人同謀，一塊兒殺人分贓，那又怎樣呢？’
“是的，這的確是個很有分量的問題，而且首先，馬上就可以拿出支持這個疑問的極大的佐證：一個動手殺人，承擔一切，另一個同謀者蜷臥在床，假裝發羊癲風，就是為了預先引起大家的疑惑，使主人、格裏戈裏提心吊膽。有趣的是這兩個同謀者到底出於什麼動機會想出這樣瘋狂的計劃來呢？但是，也許這共謀在斯麥爾佳科夫來說並不是主動的，而可以說是被動的，不得已的。也許受了恐嚇的斯麥爾佳科夫隻答應對於謀殺不阻擋，但因為預感到人家會指控他縱容謀殺主人，不呼喊，不抗拒，所以預先請求德米特裏·卡拉馬佐夫允許他到時假裝羊癲風發作，躺在那裏，‘你盡管去殺你的罷，與我不相幹。’但即使果真如此，那也同樣因為羊癲風一發，家裏一定會引起慌亂，德米特裏·卡拉馬佐夫預先見到這一層，也是無論如何不會同意這個主意的。不過我可以暫且讓步，就算他能同意；但是結果仍是一樣的，德米特裏·卡拉馬佐夫終歸是凶手，直接的凶手，是他起意殺人，而斯麥爾佳科夫隻是被動的參與者，甚至還不是參與者，而隻是由於懼怕才違背自己的意旨加以縱容。法庭是一定會區別對待的。但是擺在我們麵前的情況是怎樣的呢？被告剛一被捕，就一下子把一切都推到斯麥爾佳科夫一人身上，隻對他提出指控。並不指控他和自己同謀，卻隻指控他一個人，說這是他一個人做的事，他殺人越貨，是他一手幹的!既然兩人立刻互相對咬，那又算是什麼同謀呢？這是永遠不會有的事。而且你們應該注意，這在卡拉馬佐夫是極冒險的事：他明明是主謀，而斯麥爾佳科夫卻不是，隻是縱容者，作案時正躺在隔板後麵，而他竟想把一切推在一個躺倒的人身上!那個躺著的人一生氣，單單為了自衛也很可能會馬上把事實真相說了出來。他會說，這是兩個人都參與幹的，不過我沒有殺人，隻是因為害怕才準許和縱容了他。因為斯麥爾佳科夫會明白，法庭一定會馬上辨清他的犯罪的程度，因此他可以指望即使自己受到懲罰，也一定會比打算把一切推到他身上的主犯所得的刑罰要輕得多。但要是果真這樣，他不用說是一定會直供出來的。然而我們並沒有看見這種情形。斯麥爾佳科夫一點也沒有露出同謀的話，盡管凶手曾堅決地把他指控出來，一直指控他是唯一的凶手。不但如此，斯麥爾佳科夫在預審的時候反而坦白說，是他自己把關於裝錢的信封和暗號告訴被告的，要是沒有他，被告將毫無所知。假使他們果真同謀犯罪，他會不會在預審的時候這樣輕易地說出這話，說一切都是他自己告訴被告的呢？相反，他必然會一味抵賴，把事實加以歪曲和縮小。但是他既沒有歪曲，也沒有縮小。隻有無罪的人，不怕人家指控他同謀的人，才能這樣做。現在他由於羊癲風和不久前爆發的這樁禍事，害起了病態的憂鬱症，竟在昨天上吊自殺了。死後留下了用他那種特別的文體寫的一張紙條：‘我出於自覺自願，消滅了自己的生命，與他人無涉。’是的，最好他在紙條上再添上一句：凶手是我，不是卡拉馬佐夫。但是他並沒有添上。他的良心對一件事情敢做，而對於另一件事情卻不敢嗎？
“可怎麼回事呢，剛才又有三千盧布繳到了法庭上，據說，‘這就是原來裝在物證桌上放著的那隻信封裏的錢，是昨天從斯麥爾佳科夫手裏拿到的。’但是諸位陪審官，你們自己也記得剛才那幅悲慘的圖畫。詳細情形我不再複述，但我要挑選其中兩三個最不重要的情節來說一說我的看法，正因為它們不重要，所以不是每個人想得到，而且是容易忽略的。第一，還是那套話：斯麥爾佳科夫由於受良心譴責，昨天把錢繳回，自己懸梁自盡了(因為沒有良心的譴責，他是不會交出錢來的)。而且不用說，他自然是在昨天晚上才第一次對伊凡·卡拉馬佐夫承認他的犯罪，就像伊凡·卡拉馬佐夫自己宣稱的那樣，要不然後者為什麼一直緘口不言呢？那麼說，他確實是做了坦白，但我又要重複一句，既然這樣，既然他明知明天就將對無辜的被告進行可怕的審訊，那他又為什麼不在他臨死的那張字條裏向我們宣布出全部的事實呢？光是鈔票不能算作證據。比方說，我和在這大廳裏的另外兩個人，就在一星期以前完全偶然地得知一樁事實，那就是伊凡·費多羅維奇·卡拉馬佐夫曾把兩張年息五厘的五千票麵的庫券，一共一萬盧布，寄到省城裏去兌現。我說這話的意思是錢在一個時期內是大家都可能有的，繳出三千盧布，並不能完全證明它就是那筆錢，就是從某個抽屜或信封裏拿出來的錢。還有，伊凡·費多羅維奇在昨天從真正的凶手那裏得到那樣重要的消息，卻竟會抱著若無其事的態度!為什麼他不立刻告發呢？為什麼他要拖延到第二天早晨呢？我以為我有權這樣猜測：一星期來他的健康失調，曾對醫生和他的親近的人承認他常看見幻影，遇到已亡故的人們，他當時已處於發作腦炎的前夜，而今天果真發作了。在這種情況下出其不意地聽到斯麥爾佳科夫自殺的消息，便突然產生了這樣一種想法：‘人已經死了，可以把事情推到他身上來拯救兄長。錢我有，隻要拿出一疊來，說這是斯麥爾佳科夫臨死時交給我的就行了。’你們會說，這是不光明的事；雖然誣賴的是死人，撒謊總是不光明的，即使是為了救兄長也一樣。這話也對，但如果他的撒謊是無意識的呢？可能他自己就這樣認為，因為他由於仆人暴卒的消息已完全喪失了理智。你們剛才看見過那種情景，看見過這人處在什麼狀態下。他站在那裏說話，但是他的理性在哪裏？就在這腦炎病人的供述以後，出現了一個文件——被告給維爾霍夫采娃小姐的信，是他在犯罪前兩天所寫，把犯罪的詳細計劃都預先說了。這樣，我們為什麼還要去尋找另一個計劃和它的編製者呢？事情是完完全全照著計劃實行的，而實行的人就是它的編製者，決不是別人。是的，諸位陪審員，‘完全照所寫的那樣實行了!’他根本沒有恭敬而小心地從父親房間的窗戶那裏跑開，尤其是因為他深信他的情人就在房裏。是的，說他走開了是荒誕不經的，他確實走了進去，把事情了結了。他大概剛一看見他不共戴天的情敵，就怒火中燒，在激怒中殺了他，他也許是一下子，一揮手，用銅杵殺的。但殺了之後，經過詳細的搜查，雖明白了她並不在那裏，卻仍舊不忘記把手伸進枕頭底下，拿出裝錢的信封，它的撕碎了的空套現在就和其他物證一起放在桌子上。我說這話的意思是讓大家注意到據我看來極具特征的一樁事實。假使他是有經驗的凶手，蓄意劫財的凶手，他會把空信封留在地上，像在屍首附近發現時的那個樣子嗎？假使這是斯麥爾佳科夫為了劫財而謀殺的，他一定會直截了當把信封帶走，不必費事站在屍首旁邊把它拆開來，因為他早就知道信封裏是錢，那本來是當著他的麵裝進去封好的，假如他把信封完全帶走，那就誰也不會知道是不是發生過劫財的事了。我問你們，諸位陪審員，斯麥爾佳科夫會不會這樣做，他會不會把信封留在地板上呢？不，會這樣做的正是一個已經失了理性的發狂的凶手，這凶手不是賊，在這以前從來沒有偷過東西，現在從床墊下搶走錢時也並不像在偷東西，而隻是在向偷東西的賊那裏拿回自己的東西，因為德米特裏·卡拉馬佐夫對於這三千盧布恰恰是這樣想的，這種想法使他達到了瘋狂的程度。所以現在他抓到了他以前從來沒有看見過的信封時，就撕了開來，看看裏麵有沒有錢，然後就把錢朝口袋裏一揣，跑了出去，甚至想也沒有想到他在地板上給自己留下了極大的罪證，就是那個撕碎了的空信封。原因全在於那是卡拉馬佐夫，而不是斯麥爾佳科夫，所以才會沒有想到，沒有考慮到。他哪裏還顧得到這些!他跑了出去，他聽到追他的仆人的呼喊，仆人抓到他，阻攔他，但被銅杵打倒了。被告出於憐憫的情感跳下來看他。請想想看，他竟忽然告訴我們他當時跳下來是出於憐憫，出於一種同情心，為的是看一看能不能救護他。請問，那是表現這種同情心的合適時刻嗎？不，他所以跳下來，就是為了弄明白：他的罪行的唯一的證人是不是還活著？一切別的情感，一切別的動機都是不自然的!你們要注意，他在格裏戈裏身邊忙了好一會兒，用手帕擦拭他的頭，在確信他已經死了以後，才像喪魂失魄似的，帶著滿身血汙，又跑到他的情人家裏去。他怎麼會不考慮到自己滿身血汙，會立刻被人發覺呢？但是被告自己告訴我們，他甚至絲毫沒有注意到自己滿身血汙。這是可以相信的，這是十分可能的，在這種時候犯罪的人總是這樣。一方麵精明得像魔鬼，另一方麵又毫無頭腦。在這時候他念念不忘的隻是她在哪裏。他必須趕快知道她在哪裏，因此他跑到她家去，才知道了一個對他來說是突如其來的驚人的消息：她到莫克洛葉去會她‘以前的’‘無可爭議的’那一位去了!”
九 種種心理分析。飛馳的三套馬車。檢察官演詞的終結
伊波利特·基裏洛維奇的演詞顯然一直采取了嚴格的曆史敘述的方式，所有神經質的演說家都極愛用這個方式，他們故意設下嚴格限定的範圍，以克製自己那種忘乎所以的狂熱。他說到這裏以後，對於這位“以前的”“無可爭議的”人物特別多提幾句，抒發了幾點特別有趣的想法。“本來醋勁極大的卡拉馬佐夫仿佛突然一下子在這位‘以前的’‘無可爭議的’人物麵前喪膽落魄、銷聲匿跡了。最奇怪的是他以前幾乎完全沒有注意到一個突如其來的情敵對自己的新威脅。他老以為這還離得很遠，而卡拉馬佐夫是永遠隻生活在目前的。他大概甚至還認為他是虛構的東西。在他懷著痛苦的心情一下子明白了，這女人之所以把這個新的情敵隱瞞不提，一直欺哄他，也許正因為這個新情敵對於她並不是幻想，也不是虛構，卻是她一生的希望，他在突然明白了以後，頓時變得心平氣和了。是啊，諸位陪審員，我不能抹殺被告身上這種出人意料的心靈特點。乍一看，被告似乎怎麼也不會表現出這樣的特點，可是現在他突然之間熱切地堅持真理，尊重婦女，承認她有愛情的權利了。而且是在什麼時候？就在他為了她而雙手沾滿父親鮮血的時候!老實說，這時候那殺人所流的血已經在索取代價了，因為他既然葬送了自己的心靈和在世上的前途，便不由得會立時感到，而且捫心自問：‘現在他對於她，對於這個他愛得甚於自己的靈魂的人來說，還能有什麼價值，他怎麼還能和這個“以前的”“無可爭議的”人相比，這個人已經心裏感到懺悔，帶著新的愛情，誠實的提議，和對於再生的、幸福生活的誓約回到他曾經陷害過的女人這裏。而不幸的他，現在還能給她點什麼？還能向她做什麼提議？’卡拉馬佐夫明白了這一切，明白他的犯罪堵塞了他的一切前途，他隻是一個被判死刑的囚犯，而不再是個還值得活下去的人!這念頭把他壓倒，把他摧毀了。他一下子選擇了一個瘋狂的計劃。依照卡拉馬佐夫的性格，他不能不把這個計劃看作是解脫他的可怕處境的一條唯一的、注定的出路。這條出路就是自殺。他跑去贖取抵押給官員彼爾霍金的手槍，一邊在路上從口袋裏掏出所有的錢，為了這筆錢竟使他用父親的血玷汙了自己的手。唉!錢是他現在最需要的；卡拉馬佐夫將要死去，卡拉馬佐夫將要自殺，但總得讓人記住這一點!要知道，我們總不愧是個詩人，曾像兩頭都點著的蠟燭一般燒盡了自己的一生。‘我要到她那兒去，到她那兒去，我要在那裏高張盛宴，空前的盛宴，讓人們永遠記住，永遠講不完。在粗野的喧嚷、茨岡人瘋狂的歌舞之中，我要舉起酒杯，慶祝我所深愛的女子，祝她享受新的幸福，然後，就在她的腳下，砸碎我的腦袋，了結我的一生!她以後會想起米卡·卡拉馬佐夫，明白米卡是怎樣愛她，會憐惜米卡的!’這裏麵有許多矯揉造作，許多浪漫的瘋勁和野蠻的卡拉馬佐夫式的多情善感和放縱任性。此外，諸位陪審員，還有一些什麼別的，充塞靈魂，縈回腦際，把他的心都揉碎了的東西，這種東西就是良心，諸位陪審員，就是良心的裁判，良心的可怕譴責!但是手槍將了結一切，手槍是唯一的出路，別的出路是沒有的。至於死後呢？我不知道卡拉馬佐夫在那一刻想沒想過‘死後將怎樣’的問題。而且也不知道，卡拉馬佐夫究竟能不能照哈姆雷特的樣子想到死後的情形。不，諸位陪審官，他們有哈姆雷特，而我們目前還隻有卡拉馬佐夫!”
說到這裏，伊波利特·基裏洛維奇詳細描述了米卡準備出行的情景，在彼爾霍金家的一幕，在小鋪裏，以及和馬車夫談話的情節。他引證了許許多多經證人確認的語句、言辭和神情姿勢，而他所描繪的這幅圖景對聽眾的信念產生了極其強烈的影響。特別是各種事實的總和使人產生了強烈的印象。這發狂般任性胡行，不再珍惜自身的人的有罪，顯得再也沒法否認。“他已經不值得再珍惜自己了，”伊波利特·基裏洛維奇說，“他幾乎有兩三次完全坦白承認了這一點，幾乎已經點明，隻是沒有完全說出罷了。”(說到這裏引述了幾個證人的供詞。)“他甚至在路上對車夫說：‘你知道不知道，你載的是一個凶手!’但是他畢竟還不能完全說出來，他必須先到莫克洛葉村去，做完他的文章。但誰料到那兒有什麼在等待著這個不幸的人呢？原來他到了莫克洛葉的最初幾分鍾內就看出，而且不久就完全明白，他那‘無可爭議’的情敵也許並不見得那麼無可爭議，人家並不希望也不想接受他的祝賀。但是諸位陪審員，你們已經從法庭偵訊中知道一切事實。卡拉馬佐夫無疑地占了他的情敵的上風，他的心靈中開始了一個全新的階段，這甚至是他的心靈過去未來曾經經曆和可能經曆的一個最可怕的階段!諸位陪審員，我們可以肯定地說，”伊波利特·基裏洛維奇大聲感歎道，“遭到玷汙的天性和犯罪的心靈會對自己進行報複，比任何人間的製裁都更為徹底!不但如此：法庭的製裁和人世間的刑罰甚至會減輕天性的懲罰，在那樣的時刻，罪人的心甚至正需要它們，以便把它從絕望中挽救出來，因為我簡直不能設想，當卡拉馬佐夫知道了她愛他，她為了他拒絕了她的‘以前的’‘無可爭議的’舊情人，她召喚他——‘米卡’一塊兒去過新的生活，允許給他幸福的時候，他是怎樣恐怖，精神上又是多麼痛苦。而這正巧是在什麼時候？正巧是在他一切都已幻滅，什麼都已經談不上的時候!這裏，我還要順便指出對於我們來說十分重要的一點，以說明被告當時的處境的真相。這個女人，他熱戀的對象，直到最後的一分鍾以前，甚至直到他被捕的一刹那以前，對他來說還始終是個可望而不可即的人物。那麼為什麼，為什麼他並沒有當時就自殺，卻放棄了已下的決心，甚至忘記了他的手槍放在哪兒了呢？原來正是那種強烈的愛的饑渴和立刻就可以滿足這種饑渴的希望攔阻了他。在狂飲爛醉的時刻，他緊緊黏在他愛人的身邊，她和他一同喝酒，在他眼裏顯得比任何時候都更嫵媚動人。他一步也離不開她，欣賞著她，在她麵前忘記了自己。這種強烈的饑渴在一個短時間裏甚至不僅能壓下他對被捕的恐懼，而且足以抑製他的良心的譴責。一個短時間裏!唉，隻是在一個短時間裏!我設想當時罪人的心情是正處在完全把他壓倒的以下幾種因素的絕對支配之下。首先是泥醉的狀態，喧嘩吵鬧，舞姿雜遝，歌聲刺耳，而她，醉顏緋紅的她，一麵唱，一麵跳，醉眼惺忪地向著他笑!其次，是一種使他振奮的、隱約的幻想，覺得注定的結局還離得很遠，至少不近，也許明天早晨才會來逮捕他。這就是說，還有幾小時，這已經很多，簡直太多了!在幾小時內可以想出許多辦法。我設想他當時的情形有點像一個罪犯被領到斷頭台上去處死刑：還須走一條長長的街道，而且是一步步地，從成千上萬的人群麵前走過，以後再折到另一條街，在另一條街的末端才是那個可怕的廣場!我總覺得，被判處死刑的人在行刑隊伍出發的時候，坐在囚車上麵，的確會感到在他的麵前還有著無限長的生命。房屋往後倒退，馬車一直向前走，但這不要緊，離開拐上第二條街的轉角還遠得很，他還在那裏精神抖擻地左顧右盼，朝成千上萬帶著冷酷的好奇心瞧著他的人們看著，還覺得他是和他們一樣的人。現在拐到另一條街上去了。這不要緊，不要緊，還有整整一條街。無論走過多少房屋，他總是想：‘還剩下許多房屋哩。’這樣一直到走完為止，一直到廣場為止。我覺得卡拉馬佐夫當時也是這個情形。他心想：‘他們還來不及趕到，還可以找找出路，還有時間想出抵禦的計劃，而現在，現在，現在她是多麼美麗!’他的心裏感到模糊的害怕，但是他還能從容地把那筆錢的半數留起來，藏在什麼地方，要不然，我就不明白，他剛從父親的枕頭底下拿來的三千盧布的一半會消失到哪裏去了。他到莫克洛葉去已不是初次，他已經在那裏喝過了兩晝夜的酒。這所多年的大木房有許多堆房和圍廊，是他所熟悉的。我總以為一部分錢在那時候，在被捕前不久的時候就藏起來了，而且一定在這所房子裏，在地板縫、牆縫裏，在某塊地板底下，或者某個角落，頂棚下麵。為什麼？怎麼為什麼？災禍立刻就會發生的，當然我還沒有想好對策，我沒有工夫，我的腦袋裏直嗡嗡，我的心還黏在她的身上，但是錢呢——錢在任何情形下都是必要的!人有了錢，到處可以做人。也許你們覺得這時候還會有這樣的精明算計是不自然的吧？但是他自己也說過，在一個月以前，在一個對於他也是十分驚惶而不幸的時刻，他曾把三千盧布分出了一半，縫在一個護身香囊裏，盡管這話自然是不實在的，我們下麵馬上就要加以證明，但是這樣的念頭總是卡拉馬佐夫常想的，是他考慮過的。不僅如此，當他以後對檢察官說，他曾把一千五百盧布分出來，放在護身香囊裏的時候(其實並沒有這樣一件東西)，也許他臨時想出這個托詞來，正是因為他在兩小時以前靈機一動，為了避免保存在身邊，曾把一半的錢藏在莫克洛葉的什麼地方了，以防明天早晨發生意外。兩個深淵，諸位陪審員，你們要記得，卡拉馬佐夫會一下子同時洞察兩個深淵!我們在那所房子裏找過了，卻沒有找到。也許這筆錢還在那裏，也許第二天就失蹤了，現在還在被告那裏。總而言之，他在她的身邊被捕，當時他正跪在她麵前，她躺在床上，他的兩手伸向她，他在那時候忘記了一切，竟沒有聽見逮捕他的人已走到了跟前。他的腦子裏沒有工夫準備回答的話。他和他的腦子一塊兒出其不意地被抓住了。
“諸位陪審員，他現在站在裁判官麵前，站在決定他的命運的人們麵前。諸位陪審員，有的時候，在執行任務的時候，我們自己會在別人麵前幾乎感到害怕，替他害怕!這就是當一個犯人看見大勢已去，但還在那裏掙紮，還打算和你們抗爭時，我們看到了他那獸性的恐怖的時刻。在這種時刻，他發揮了自己身上一切自衛的本能，為了拯救自己，用懷疑的、悲哀的、銳利的眼光望著你們，琢磨和研究你們，注意你們的臉龐，你們的思想，猜測你們將要從哪一方麵進行打擊，在驚惶的腦子裏閃電似的構想著幾千種對付的計劃，但總怕說話，怕說錯了話!這種人類心靈卑下的時刻，這種心靈的痛苦折磨，這種獸性的拯救自己的渴望，那是多麼可怕!有時甚至會打動預審推事，使他產生對於罪犯的同情心!而這正是我們當時所曾經親眼目睹的。他起初嚇昏了頭，在恐怖中漏出幾句對他大為不利的話來：‘血呀!我真罪有應得!’但是他很快就控製住了自己。說些什麼，怎樣回答，這一切他還沒有準備好，但卻準備好了一味矢口否認：‘我對於父親的死並沒有犯罪!’這是暫時先壘起的一道圍牆，以後也許還可以在圍牆裏麵再築起一座壁壘。為防我們進一步追問，他對最初漏出的幾句對自己不利的話急忙解釋，說他承認自己有罪，隻是指打死仆人格裏戈裏而言。‘我對於這人的血是有罪的，但是諸位，誰殺死父親的？誰殺死的？如果不是我，誰能殺死他呢？’你們聽聽：他反倒來問我們，問特地跑來向他提出這個問題的我們。你們聽到他這句預先說上前的話沒有——‘如果不是我’，注意到這種野獸般的狡猾，這種幼稚的語氣，這種卡拉馬佐夫式的迫不及待的心情沒有？不是我殺的，你們連想都不應該想是我殺的：‘我想殺，諸位，我曾經想殺。’他連忙承認(他說得那麼匆忙，實在太匆忙了!)，‘但是我到底沒有犯罪，不是我殺的!’他說他想殺，是對我們的讓步。他的意思是說，你們自己看見，我是多麼誠實，所以你們更應該趕快相信不是我殺死的。唉，罪人在這種場合下有時真會變得難以置信的輕率和輕信。當時，預審的法官們好像完全不經意似的，突然單刀直入地提出一個問題：‘是不是斯麥爾佳科夫殺死的？’這一來就發生了正好是我們預料中的情形：他非常惱火，因為人家搶到了他頭裏，在他還沒有準備好，還沒有選好和抓到最適當的時機引出斯麥爾佳科夫來的時候，就出其不意地打中了他的要害。出於他的本性，他立刻走到了另一個極端，自己竭力對我們解釋起來，說斯麥爾佳科夫決不會殺人，沒有殺人的能力。但是你們不要相信他，這隻是他的狡猾手段：他根本沒有撇開斯麥爾佳科夫，正相反，他還要把他拋出來的，因為不把他拋出來就沒有別人可拋，不過他想找另一個時間，因為眼前這個機會暫時被破壞了。他也許要到明天，或者甚至過幾天以後才把他拋出來，他會選好一個時機自動向我們嚷起來：‘你們瞧，我自己曾比你們更堅決否認斯麥爾佳科夫有罪，你們自己應該記得，但是現在連我也相信了：這是他殺的，不是他又是誰!’可是在他正陰沉而氣惱地否認的時候，一種惱怒和不耐煩的心情卻促使他做出了一個極其笨拙而不可信的解釋，說他如何朝父親的窗內張望了一下，又如何恭恭敬敬地離開了那個窗子。這主要是因為他還不了解，不知道蘇醒過來的格裏戈裏已做出了怎樣的證詞。我們著手搜查他的身體。搜查使他發怒，卻也使他壯了膽：沒有找到全部三千盧布，隻找到一千五百。而且不用說，正是在他惱怒地沉默和否認的時候，他的腦子裏才第一次產生了關於護身香囊的念頭。毫無疑問，他自己也感到這種虛構是多麼難以令人相信，所以他費盡心機，拚命費盡心機地想使它顯得可信些，把它編成一套像煞有介事的神話。預審的法官們遇到這類情況，最要緊的一件事，最主要的一項任務就是不讓他有所準備，出其不意地進行突然襲擊，使罪犯把他的隱秘的念頭十分天真、荒誕而且矛盾地吐露出來。隻能用一種方法使罪犯開口，那就是出其不意而且似乎毫不經意地告訴他一樁新的事實，一樁意義重大，但他一直毫未料到，而且怎麼也不可能想到的情節。這樣的事實就在我們手頭，早就在我們手頭預備好了：那就是仆人格裏戈裏清醒過來以後所供被告從裏麵跑出來的那扇敞開著的門的事。關於這扇門他完全忘記了。至於格裏戈裏會看見它開著，更是完全沒有料到。發生的效果大極了。他跳起身來，忽然對我們嚷道：‘是斯麥爾佳科夫殺死的，是斯麥爾佳科夫!’這樣他就泄露了他這個主要的隱秘的念頭，而且是在最荒唐不可信的方式下泄露的，因為斯麥爾佳科夫隻有在他把格裏戈裏打倒在地抽身逃走以後才可能殺人。當我們告訴他，格裏戈裏在倒下以前就看見房門敞開著，而他走出臥室的時候，還聽見斯麥爾佳科夫在隔板後麵呻吟，卡拉馬佐夫聽了真像是挨了一悶棍。我的同事，我們聰明可敬的尼古拉·帕爾費諾維奇以後對我說，他在那時候心裏可憐起他來，簡直想掉眼淚。就在這時候，為了想挽回局勢，被告才連忙把所謂護身香囊的事情告訴了我們，仿佛在說，好吧，那你們就聽這個故事吧!諸位陪審員，我已經向你們表示過我的意見，為什麼我認為一個月以前把錢裝在護身香囊裏的那套話不但荒誕，而且是極不可信，因為這種虛構隻是在這種情形下才想出來的。即使有人打賭想說出和想出最不可信的故事來，他也想不出比這再壞的東西了。主要的是，別人可以用一些細節來把這種得意非凡的故事家逼入困境，壓得粉碎，現實生活是永遠不乏這種細節的，但那些不幸的、身不由己的編謊人卻總是把它們當作似乎完全沒有意義、沒有用處的小玩意兒而加以忽視，甚至連想都不去想它。是的，他們在這種時候顧不到這些，他們的腦筋隻在那裏創造龐然大物，誰敢請他們注意這類瑣碎的東西!但是恰恰就在這上麵他們被抓住了!人家問被告：‘你縫護身香囊的材料是從哪裏拿到的？誰給您縫的？’‘我自己縫的。’‘但是那塊布是從哪裏拿到的？’被告生氣了，他認為這簡直是故意找他麻煩的小事情，而且你們信不信，他確實是真的生了氣，真的生了氣!他們這類人都是這樣的。‘那是我從襯衫上撕下來的。’‘好極了。這麼說，我們明天就會在您的襯衣褲中找到這件撕掉了一塊布的襯衫。’你們可以想象，諸位陪審員，如果真有這件襯衫，那在他的皮箱或衣櫃裏是不會找不到的，而隻要我們果真找到了那件襯衫，那就成為一個事實，一個具體事實，證明他的供詞的正確!但他是不可能這樣想的。‘我不記得了，也許不是從襯衫上撕下來的，我是用女房東的壓發帽縫的。’‘什麼壓發帽？’‘我從她那裏拿來的，就在她那裏亂放著，一頂舊的布帽子。’‘您記得很清楚嗎？’‘不，我記得不大清楚。’他當時那種生氣的樣子，真是不得了，但是你們想一想：怎麼會不記得呢？在一個人最可怕的時刻，例如在被押去處刑的時候，會記清的恰恰是這些瑣碎的事情。他會忘卻一切，但是對於他在路上偶爾看到的某所樓房的綠色的屋頂，十字架上的烏鴉，卻記得清清楚楚。他在縫護身香囊的時候，是背著屋裏的人的，他應該記得：他手拿針線的時候，怎樣感到屈辱害怕得要命，生怕有人進來撞見；怎樣在敲門的時候跳起身來，跑到隔板後麵去，他房間裏有這樣的隔板。可是諸位陪審員，我為什麼要把這一切，所有這一切詳情細節告訴你們呢？”伊波利特·基裏洛維奇忽然把聲音提高說，“就是因為被告一直到現在為止，還堅持著他這一套荒唐的說法!在這兩個月裏，從他最不幸的那個夜晚以來，他沒有做一個字的說明，沒有在以前杜撰出來的供詞上增添一樁現實的、能夠說明問題的事實。他的意思是說這一切全是雞毛蒜皮，你們相信我的名譽擔保好了!我們願意相信，我們急於要相信，即使相信你的名譽擔保也行!我們難道是喝人血的狼嗎？請你們哪怕指出一件對於被告有利的事實來也好，我們非常歡迎，但必須是具體的、實在的事實，而不是他的親兄弟從被告的臉色上得到的推論，也不是指出他敲胸脯，就一定應該是指著那個護身香囊，而且還是在黑暗之中。我們很樂於得到新的事實，我們可以首先放棄我們的控訴，我們可以立刻放棄。可是眼前呢，公道在那裏要求伸張，我們隻能堅持我們的主張，我們什麼也不能放棄。”說到這裏伊波利特·基裏洛維奇轉入了講詞的結尾。他好像得了瘧疾，他大聲疾呼地要求為所流的血複仇，為被兒子“以卑鄙的劫財的動機”而殺死的父親的血複仇。他堅決地指出了各種悲慘而罪惡的事實的總和。“無論你們將要從才能卓著的被告律師那裏聽到什麼話，”伊波利特·基裏洛維奇忍不住了，“無論這裏將會發出什麼樣雄辯感人的言辭來打動你們的心，你們總應該想到，此刻你們是正站在正義的廟堂之上。要想到，你們是我們的真理的維護者，我們神聖的俄羅斯的維護者，它的基礎、它的家庭、它的一切神聖的事物的維護者!是的，你們眼前是正在這裏代表著俄羅斯，你們的判決不僅將在這間大廳裏回響，還將傳遍整個俄羅斯，整個俄羅斯，整個俄羅斯將傾聽你們，把你們看作他們的維護者和裁判者：你們的判決對他們不是鼓舞，就是挫折。不要辜負俄羅斯和它的期待吧，我們的不幸的三套馬車正向前飛馳，也許會奔向滅亡。全俄羅斯都早已在伸出手來，要求製止這瘋狂而不顧死活的狂奔。如果說別的民族暫時還在躲閃這輛沒命奔馳的三套馬車，那也許並不是出於尊敬，像詩人所希望的那樣，卻完全是由於恐怖。你們要注意這一點。由於恐怖，也許甚至是由於輕視它，而且單單躲閃還算是好的，隻恐怕說不定竟會突然不再躲閃，而會像一堵牆似的堅決擋在這狂奔的噩夢麵前，自己挺身來阻止我們這種無法無天的、瘋狂的奔跑，以便拯救自己，拯救教育和文明!我們已經聽到這種從歐洲傳來的驚惶的呼聲。這聲音已經開始傳播了。千萬不要挑撥他們，不要做出為親子殺父開脫罪名的判決，來加劇他們那愈來愈增長的憤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