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為了促進科學傳播的需要。科學研究並不單純是一個個體的領地，而是一個包括討論會、學術期刊、社會屬性和目標在內的共同體。所以，從科學知識社會學的觀點來看，科學論著是否被接受就要受三種主要因素的影響：論著本身的屬性、論著作者的屬性和其他社會性因素。因此，在具體實踐中，學術論文的作者就必須針對這三項因素，通過有效的寫作策略來使科學期刊相信你的研究成果是正確的，至少是富有啟示意義的。這些策略就應包括：①要認真地、盡量多地引證與這個主題相關的其他研究，以證實研究的基本前提及表明你完全熟悉所有的背景材料。②要盡量多地利用公共的成果和核心的知識，借助於科學共同體和社會提供的文化資源，利用與自身相接近的論述，構建適應學術界和社會傾向的辯護形式，實現兩者之間的互補與結合，形成某種外部因素和客觀條件，使自己的論文被視為指示器而被采納。
（4）互文性與獨創性的關係。最後一點，學術論文中之所以出現大量的互文性，本質上還和互文性與獨創性的關係有關。這兩者的關係是，互文性的價值主要並不在於“同”而在於“異”，互文性並不一定會妨礙獨創性。因為重要的是文本的結構、關係，而不僅僅是要素和材料。所以，一個好的作者，並不會害怕因為互文性而可能會使人家質疑他的文本的獨創性，恰恰相反，他要的是讓互文性來保證文本的獨創性。在這裏，互文性恰恰已是一種“反逆性創造”的重要手段之一。比如，學術論文寫作中的窮極資料就不僅不會妨礙它的獨創性，而且還更便於建立起它的獨創性。
2文學中的互文性和學術論文中的互文性的異同
由於文學作品和學術論文畢竟是兩種不同的類型，在互文性上也必然會表現出不同的特點。
（1）文學作品中的互文性主要表現為小說中的景物、人物、動作、對話或理念等被移用，而在學術論文中，除文字外，各種各樣的表格、圖形、曲線更易於被引用。因為，相比而言，圖表更便於被閱讀、移用和記憶。約翰·齊曼認為：“這主要與人具有接受主體際性的模式識別能力有關，這種能力在科學實踐和理論中都扮演了一個至關重要的角色。像植物學、地質學和解剖學，如果不能通過一些形式複製和交流觀察到的信息，就永遠不可能發展，而這些信息隻能用視覺的形式才能再現。”而且，它們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著論文的硬度。
（2）文學作品中的互文性可以有更大的變體，而在學術論文中，則要求盡量地忠實於原著，並準確地提供出處，因為它反映著科學獎勵製度的內在要求。所以，我們也可以將文學作品中的互文性稱為積極的互文性，而將學術論文中的互文性稱為消極的互文性。
（3）文學作品中的互文性一般不會排斥來自於多角度、多方位、超時代的那些聲音，甚至於要力求得到那些聲音。典型的如散文中的“形散而神不散”，思接千載，視通萬裏，談天說地，浮想聯翩。但學術論文中的互文性，雖然也提倡跨學科的研究，但在寫作方麵，其總體傾向是，它的聲音逐漸被限製，即引用的資料來源大多數越來越被限製在同一個學科之內，而且這個學科越發達，寫作方式上就必須越專業。換言之，現在學術論文的寫作已越來越失去了“博物學”的傳統，在學科分化日益嚴重、學科壁壘日益森嚴的今天，過多的跨學科聲音，可能會被理解為“異國口音”而被視為外行，會被指責為“猜測成分太多而論證成分太少”。
（4）由於學術論文格式的單一化，所以在學術論文的寫作中，即使是在形式結構上模仿了其他的論文，也將不會留下太多痕跡和引起讀者的過多注意，甚至被認為是必要的，因此，互文的形式主要有兩種：引用、派生（主要指同一主題的深化、發展），而文學作品中的互文形式主要是三種：引用、派生和模仿。
應該進一步指出的是，學術論文中類似上述手法的采用，其理由可能是正當的，也可能是違反學術規範的。比如，對於作者來說，如果出於私利而故意斷章取義，或是引用他人成果而不作任何說明，或是在參考文獻中冒寫根本未看過的文獻，或是剽竊、抄襲他人和自我抄襲等，就是學術不端行為。顯然兩者之間的界限並不簡單地被劃定，很多情況下仍然需要作者的道德自律。因為，從科學知識社會學的角度看，引用往往遵循著“引用——變異地引用——消失”這樣一種規律。正如拉圖爾所言：“一個陳述，即使在後來被大量的文本持續不斷地借用，陳述也並不是始終如一地保持不變的，而是也將被侵蝕得失去了原樣，被節略、壓縮成了越來越異質的陳述；以致它在最後變得如此熟悉和常規化，成為了習慣性實踐的一部分，從而就消失到了人們的注意力之外。”“當一個作者寫下水的分子式H2O的時候，誰還會去引證拉瓦錫的論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