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佳士瓦也醉得一臉傻笑，我們終止了談話。原本他在這個時間來也不是想談話。三分鍾之後，我們已和地平線同一角度了，沙發使我們動作起來受限製。而正是這種不擇場地的即興感讓我們成了十幾歲的高中生。似乎是太情急了，我們都沒有剝幹淨衣服。
停下來後，酒醒了一半。我發現我們已滾落到地板上了，上身靠著沙發。我問佳士瓦什麼急病讓他去看醫生。他說是心理醫生。心理醫生生意太火，時間往往排到晚上八點。我問他為什麼突然需要看心理醫生。他奇怪了，說五個人裏有三個看心理醫生，他和他的心理醫生是十多年的老交情。
原來是這樣：一個人在湖邊的露天咖啡館和陌生伴侶搭訕，再付高價找心理醫生進行深層傾訴。明的暗的、淺的深的交情都有了。所以用不著走親戚。群居的猿類後代們繼續進化，靠酒吧、咖啡館、心理醫生、電子網絡進化到孤居。心理醫生是你最牢靠忠實的伴侶，你最肮髒、罪過的想法和行為都得到他的包容。佳士瓦最近的罪過想法是如何消滅他和我之間的最後距離。
我和佳士瓦緊密依偎，卻是通過某幢樓裏的心理醫生調整情感的進度、濃度。假如有個心理醫生在我和吳川之間，我們也會省事得多。和吳川談時尚、美食、大減價、春遊，和心理醫生談對姐妹情感致命的需要、對吳川的愛憐和擔憂。沒有心理醫生作為情感的中轉站和調度室，你看看我們之間發生了什麼？兩敗俱傷。人對情感怎麼這樣無能？
佳士瓦的心理醫生一定縱容他：勇敢些，攻潰最後的防線，繳下她最後的羞恥。而他還是仁義的，沒有給我來個徹頭徹尾的真相大白。他和我在醉酒時也有進化到今天的理智，默契地不去觸碰我的傷痕。
這個夜晚，多少醉鬼對著黑暗的空虛吐露真情？大聲地宣布他們的恨與愛，詞不達意、句不連貫，不要緊，不耽誤他們痛快。
送佳士瓦走時，我說：什麼時候再見你？其實我是說：我好不舍得你走。
佳士瓦說：隨時。他的意思是：過一陣再說吧。
我們倆相互需要的時間、地點總是合不上，要麼我的需要被我錯過，要麼我的需要他毫無覺察。這得多少工夫才能使自己和對方不多餘？之所以圖省事的人越來越多，道理正在於此：私情的話可以找心理醫生去說，廢話反正有陌生伴侶聽，生理需要都不必費事去找搭檔，我的右手就可以做他們的臨時甜心兒。吳川突然發現她生活裏多出個累裏累贅的我，如此原始，把打擾當成嗬護給她，她可受夠了。
突然接到黎若納的電話。她居然得到了我的手機號碼。最後的清靜角落失去了。她說是爸告訴她我的電話的，她上來就責備我不常給爸打電話。這個荒唐女人。她說爸聽上去肺水腫又發了。我想那你就省省吧，別讓他浪費呼吸來招架你的囉唆。這個獨自為戰的世界隻有一個例外，就是黎若納。她蠻橫地施予她的感情，自信那是人人都需要的東西。她說我和吳川的感情讓她感動得潸然淚下。吳川告訴黎若納我給她買衣服、帶她去春遊。這些就是黎若納所認為的“深厚感情”。當年吳老少爺給她一顆鑽石就是愛她至死的宣言。她活這麼一把歲數還不明白，就明白不了了。黎若納在遙遠的香港語塞，陷在肥皂劇式的百感交集之中不肯出來。我把電話挪得離我耳朵稍遠。黎若納說，她每天和我電話裏都是說你。把她交給你，我放心了。
吳川對她從不認真，就像此刻，她說得熱火朝天，我隻是招架。看來吳川沒告訴她我們已不來往了。我也不會告訴她，那樣有引發她講八小時電話的危險。
第二天傍晚，茹比把吳川的CD找到了。她說為了找它她險些雇搬家公司來把她的家具都挪動一遍。我把CD裝進一個快遞信封，但走在馬路上又想，和吳川比賽絕情有什麼趣呢？還是寬厚些，不計較她的絕情吧。夏季前的大減價已經開始。我進了迷宮般的超級購物中心就一陣頭暈。多麼無人性的地方。就是要你迷途，在迷途中加速對你異化。我找到了吳川喜愛的幾個名設計家專櫃。東西已經亂了秩序，大堆的T恤、牛仔褲也混了進來。這是最合適做陌生人的地方，可以肆無忌憚地損人利己，丟棄公德，他人的手來不及抓獲的衣服，你先下手為強，喜不喜歡先搶劫到手再說。
這是禮拜五晚上，萬人空巷的芝加哥，人都暫時移民到這類超級購物中心來了。購物中心要對非人性、非私人化、非個體化的當代人際關係負責。購物中心之內，皆陌生人也。我也是搶購老手，抓了幾件吳川式的衣服便去替她試穿。從三個方向的鏡子裏，我看見自己的背影成了吳川的。我站著，想定定神。這大概就叫愛屋及烏吧。
我剛剛把幾件不太合適的掛回衣架，兩個年輕的女保安出現在我麵前。陌生得過火，就成了她們這樣煞星麵孔了。她們一模一樣的凶煞臉容使她們成了胞姊胞妹。我以為自己英文聽力下降，把她們的話聽成了：“跟我們來一趟。”所以我笑了一下，表示不解。
你跟我們來。其中一個女保安說。她的膚色白得不近情理。這遮天蔽日的超大購物中心使她血色流失。
怎麼了？我問。
去了你就知道了。
現在我看清了。這是兩個年輕的女白人，二十來歲，芝加哥的郊區女子，以白種為自豪。我覺得她們的語氣不是對付無辜公民的。我說：我沒有義務跟任何人走。
你想讓周圍人看戲嗎？
說話的是短發女子，手上掂晃著一根警棍。
你把話講清楚，你們要我去幹什麼？我說。我想我大不了在搶抓衣服時，把某件貴重衣服弄到地上了，踩了幾腳，造成了點無妨大雅的損傷。可在場的人誰不這麼幹？
你還想要我們給你留點情麵的話，就乖乖跟我們走。長發女子說。中西部農民口音。
我不會跟你們走的。我說。我身後人口十三億之眾的祖國讓我自信。我突然很想惹惹這兩個女白人：你們也不必給我留情麵，就在這兒對我宣判好了。
兩個女子一左一右地襲來。還是有一點訓練的，其中一個揪住了我的右臂。曾經屠宰發達的大都市養出她們一身牛勁。我像被夾在兩座硬木大櫃子中間了。我當然要垂死掙紮。我的肩膀猛一震動，知覺被擊散了好一會，才又聚合。我居然挨了警棍！
你們憑什麼打人？嗓門。於是再給幾棍子。我舉在空中企圖保護腦瓜的右手挨了一記，食指頓時腫得像根牛肉腸。現實已褪色，成了灰褐色的夢境。
然後我就在一間小屋裏了。小屋不是直角，一邊是鈍角，另一邊是銳角，天花板斜削下來，站在裏麵得長久鞠躬。兩個屠夫的女後代叫我剝下外衣。我不想吃眼前虧，便把短風衣脫下來。裏麵是件薄羊絨衫，圓形領口，什麼花哨也沒有。芝加哥女人百分之八十擁有這樣黑色的薄羊絨衫。
把它脫下來。短發女子說。
我死也不會脫的。兩個白種女人要作踐一個亞洲女人，把她布滿醜陋傷疤的胸脯展露給她們取樂。我有人性和民族兩重尊嚴需要捍衛。她們坐在一張情人沙發上，我隻能鞠著躬站在她們對麵，屈辱夠讓我精神分裂了。
你不脫？
我瞪著她們。我們的教育中幸虧有英雄主義。
你不願脫的理由很簡單，因為這件毛衣是你偷的。我們早就在注意你。你把偷來的衣服穿在裏麵，外麵套上你的舊衣服，大搖大擺就走出去了。
我氣急交加，一陣啞然。然後我指著身上的黑毛衣說：它是我去年買的，幹洗過兩次了!我覺得這個誤會造成的冤案不久會被澄清，用不著聲嘶力竭。可我管不住自己的中國嗓門。你們憑這個打人？等著吧！
長發女子說：你怎樣行竊，我們有證據。
拿出你們的證據來!我咆哮。
證據對你是保密的。我們在法庭上，關鍵時刻才出示證據。
短發女子說：你說你沒偷，有證據嗎？
沒偷能有什麼證據？!沒偷就是沒偷!我聽著我的嗓音已是血淋淋的了。
你沒偷什麼？短發女子倒十分鎮定。
沒偷這件毛衣!王八蛋!我扯著毛衣前襟。
那你偷了什麼？
這樣弱智的對話對我不利。我的右手食指不斷在增加體積，色澤也不新鮮了。骨折，或者粉碎性骨折。我巴望我能傷得更慘重。七歲的我巴望能被燙成一塊殘渣，讓黎若納的良心從此不給她好日子過。爸得肺水腫，我也巴望他把症狀誇大，成個心碎瀕死的梁山伯，讓黎若納看看她把這爺兒倆禍害成什麼了。讓她良心受大刑，讓她錦衣玉食而不得安生。
我說：我的傷太重，我不知道還能清醒多久。聽著，我要求見你們的經理。
你不用擔心，我們不會瞞著上司采取這麼大的行動的。
我要見你們的經理。
已經和經理通過話，她要我們自己掌握。
我要見你們的經理!
兩人看著她們對麵的這雙眼。一雙黑色的亞洲眼睛。此刻它們是直直的，像她們屠夫祖先刀下牲畜的眼睛，假如一刀下晚了，瘋狂就徹底暴發。這樣的暴發是自毀也要毀滅一切。是很本能、很生物的力量，它打破一切物種的界別，人也好，單細胞生物也好，都在這白熱的狂怒中成為一樣的生命。一股嗜血的激情，一種亡命的渴望。
經理在五分鍾之後來了。一個四十多歲的黑衣女人，讓香水醃漬的一具肉體。她冷著臉說她希望一切都是誤會，但我必須配合她們，她們才能弄清它是否是個誤會。她詞彙量可憐，卻偏偏想和我打辭令交道。我闡述了我如何挨了三棍子，手指很可能落殘疾。她一擺手，叫我閉嘴，表示她已知道我挨揍的經過。因為我抗拒，所以女安全員們不得不使用她們的工具。我說在中國逮人也得逮個明白。女經理一笑，說那就回中國去吧。
女保安小聲對經理說了句什麼。經理點點頭。
她說：現在給你十分鍾，你好好想想，是不是該脫下你偷來的衣服。
我說：這件衣服是舊的。有眼睛的人都能看出來它不是新的。
女經理夾在兩位女保安中間，動了動屁股。兩人坐的情人沙發坐了三個女大塊頭，看上去很滑稽。女經理又和兩個女保安講了幾句悄悄話。好了，現在要全力對付我了。
八分鍾了。你想好沒有？脫不脫？
這是舊衣服，是我的私有財產。
誰能證明它是你的私有財產？
我的朋友。我的朋友們見過我穿它。
那不算證據。你完全可以偷相同的衣服。這種衣服多一件沒什麼壞處。它永遠不會過時，無論在什麼場合穿它都合宜。我自己就有三件這樣的黑毛衣。
這女人開時尚講壇呢。
那我還有證據。
我能知道嗎？
我會在法庭上讓你知道的，你們不是也對你們的證據保密嗎？讓我們都保留我們的秘密武器。
實際上我是虛張聲勢。我哪兒來的秘密武器？最多請茹比作個偽證，說那件毛衣是她送我的禮物。也許可以有科學鑒定，證明它絕非嶄新。可這類大減價往往把某些人的退貨也拿出來賣，有些缺德的人穿一件新衣服出過了風頭、過足了癮又去原價退掉。我做學生時沒少幹這種缺德勾當。所以即便科學鑒定出它是舊貨，也不能完全為我的案子昭雪。
最後三分鍾。你不脫，我們就要對不住了。女經理醉心自己的上流腔調。她是墨西哥人。從德克薩斯的海域偷渡過來的。或者是從新墨西哥的沙漠上徒步走來的，一同走的幾戶人大概要喪生一半。也許是兩三戶人一塊走的，通過沙漠後就被打他們埋伏的警察發現了。逃入境的可能隻有一個父親，一個女兒。女兒出息成了這個沒人味隻有香水味的女經理。移民往往對移民無情。美國政府陰暗惡毒，利用人性中這個謎一般的特征，把移民們馴化成邊防警官、移民局官員，以及眼前這類頭目。他們對美國人不留情是自然的，而對和他們經曆相仿的移民更心狠手辣。他們當初是九死一生的幸存者，決不能便宜你，讓你順順當當就在這個國家落下腳，和她分享自由女神陰影下的幸福生活。
脫了她的衣服。女經理對兩個女保安說。
敢!我向後退了一步，脊梁恰好抵在天花板的下斜線上。貓科動物把防禦和進攻同時放在這個動作中：將脊背塑成完美的拱形。我想死給她們看看。我想死給黎若納看看。肝病隔離區和燒傷病房的幸存者要用死來告訴她：她造成的裏裏外外的疤痕比我私部更隱秘。我隻要有一口氣，誰也別想看見那粉紅色的常春藤怎樣爬滿我的胸脯。
可這間怪異的屋裏連自我行凶的家什也沒有。她們三個人向我圍來，圍成了三顆圍棋子。我要被她們吃掉了。
下麵的事我在事後也無法厘清。一定是我玩命反抗，她們警棍齊下。然後我人事不省了。她們也許有些不安，從我挎包裏翻出了一張紙。那是半年前我記下的吳川的手機號碼。雖然我撥一遍號就背熟了，可我每次清理挎包都沒扔掉它。每次看到這個號碼，都讓我重溫寫下它時的心情。像什麼呢？像是十多年的戰亂之後，你以為你喪失的親人突然有了消息。後來我企圖對自己否認這個心情，不否認我就得承認自己像爸一樣賤，在感情麵前總是搖尾乞憐。她們用這個電話號碼給吳川打了電話。吳川趕到時我一身淤紫，披頭散發地昏迷在角落裏。她看到的我像個真正的扒手，因為手藝低下而落網。她嫌惡地看著我被剝下自尊的身體，吃不準我手腳究竟幹淨不幹淨。一個棄兒難免會染上賤毛病，比如翻口舌告刁狀，小偷小摸。好了，這下她對我的品行不端、貧賤而卑劣不必再懷疑，都被證實了。商場安全係統會憑空揍一個大好人？在香港人眼裏，美國有許多值得羨慕的人權保障。她想我或多或少是罪有應得。
因此她浮現在我漸漸清晰的視野裏時，麵色蒼白而淡漠，我漸漸意識到我在一家醫院的急診室。我感到既無望又無力向她說清什麼。我的屈辱十倍於被無故毆打。吳川問我想不想喝水，我搖搖頭。閉著眼睛，可以不被她的完好和優越所刺痛。她告訴我，茹比剛走，她得上夜班。但茹比已和一個律師聯絡過了。律師會代我和這家商場打官司。
要給媽打電話嗎？吳川問道。
我閉著眼使勁搖頭。關閉的眼簾讓我獨自待在狹小卻安寧的空間裏，斷絕了和一切事物人物的關係。這個空間對於生存不甚理想，卻很省力。不必管他們把我搬運到何處，對我的手指做些什麼。手指在另一些手指間變幻位置，顯然在接受X光照射。診斷是骨折，沒有比這診斷更不能刺激我的驚奇了。
又被搬運回來了。我關閉的眼簾外一切慘案照例發生，撞車的皮開肉綻，鬥毆的血肉模糊，呻吟與號叫組成多聲部合唱。吳川問我：疼嗎？
我沒有任何反應。
為什麼挑選了我作為迫害對象？一眼看去我比一大群搶購服裝的人更適合迫害？這是個著名的白人區，一個亞洲人顯得刺目？
在我關閉的眼皮外麵，吳川的嗓音尖利起來。她質問護士長：為什麼後來的病人先做處理？護士長見的血淋淋的麵目遠多過正常臉容，也見慣蠻橫暴躁的陪同者。她平淡地告訴吳川，我看上去沒有生命危險，所以得等一會。吳川更尖利了，說看上去沒有危險不等於真沒有危險，腦子和胸部說不定有內傷。護士長說她管不了這麼多，有意見找醫生提。
吳川的聲音又響在另一個方向。她一定等得不耐煩了，想早些結束這幕荒誕慘劇，對我和她自己有個交代，好早早回家。
等她回到我床邊，我閉著眼睛說：你先回去吧。明天還有課。
她不語。
又是幾番勸慰，說我自己感覺不壞，就是疲倦，想睡一會，請她放心回去。我不想看她的反應，因此眼睛始終閉著。我也怕一睜眼床邊真的空了。那是黎若納投奔吳岱之後的事。外婆在一次小中風之後尚在恢複中,爸隻能帶上我為他的畫報社去外地拍攝資料。七歲的我一次醒來發現四周漆黑，沒了爸的影子。我想一定是爸把我丟在招待所，自己偷偷走了。爸也不再要我。我用被子捂上頭，嘴裏數著數。假如數到一百，爸還不回來，他就不會再回來了。每次數到一百，我都心驚膽戰地慢慢掀開被子。爸沒有出現，但在被子下麵數數時，我仍懷有那麼大的希望。後來我一邊哭一邊數，想讓數數的聲音壓倒哭聲。隻要封閉在那狹小的空間繼續數數，希望就在那裏。終於我數不動了，哭得嗓音全消耗完了。但我不掀開被子，不去麵對失望。隻要回避失望，便總有一線希望尚存。爸為那次夜出打牌愧疚了幾十年。
我睜開眼，床邊果然是空的，我對失望回避了那麼久，最終還是沒成功。護士辦妥了我的出院手續，問我自己能不能開車？我想能不能都得自己開。清晨高速公路上飛馳著不相幹的車輛，誰都嫌誰多餘。
茹比請的律師早晨九點來到我的公寓。他先提出自己的法律費用，一小時三百五十元。我的公寓賣掉大概剛剛夠他打贏這個官司。假如我贏，可以得到兩百到三百萬的賠償。值當一賭，我光棍一條，怕誰？不得到賠償光是出口惡氣，都值得賭一把。律師建議我不找媒體，媒體一介入，法庭會指控起訴人已經利用媒體炒作而不受理案子。佳士瓦把律師全看成惡棍，建議我投靠媒體。這是個有極大潛力的政治案——種族歧視、種族迫害。可以震撼芝加哥，讓那些商場的董事們來出麵道歉。你以為法庭可以為你主持公道？錯了。在美國誰的錢包深法庭就為誰撐腰。你傾家蕩產也抵不上商場一根毫毛。
我決定先上法庭，贏不了再訴諸媒體。
讓佳士瓦言中了。我每星期收到巨額的律師賬單，官司卻無望打贏。茹比叫我耐心，因為她請的律師極有才幹，常常打贏這類官司。我沒好氣了，說我已經自己挖自己牆腳，從買下的公寓中往外抽款子，一堵牆一堵牆地往律師腰包裏送。她說：想想你將得到多少賠款。我說那怎麼到現在連賠款的氣味都聞不著？茹比說那就證明對方請了個更有名更有才幹的律師。我問她，幹嗎我不換個更有名更有才幹的律師？她說當然可以換，隻不過一小時不是三百五，而是五百塊到六百塊。
到了初秋，我眼看要一貧如洗。等那筆巨大賠款到手，我肯定已經餓死。我右手骨折中止了我從正常或非常按摩來的收入。做現代舞代課教員的計劃也落了空——麵試的結果人家都懶得通知我。吳川暑假後從香港回來，每天和我通一個電話。例行公事，開口就問和那家商場的官司有結果沒有。現在好了，我和她可找到一個供我們談一兩個小時的話題了。我把律師的話轉述給她，也把茹比和佳士瓦的看法講給她聽。她不是真有興趣，隻為她能表達一定的關切又不必向我掏心窩子而慶幸。有幾回她冒出一句：那女經理穿的是St.John(美國名牌服裝)套裙？或者：那女經理有沒有五英尺七高？總之，在我長長的轉述中，她腦子大大地開小差。我想，出了這件事唯一的正麵效果是讓我們倆不露痕跡地講和了。講和後我們都學乖不少，決不談知心話。
不僅吳川和我有了個好話題，供我們把姐妹關係不冷不熱地拉扯下去。佳士瓦每回和我談話，也是隻談這個案子。大家都發現了新的情感重點，把個人性的情感移換成陣營化的、廣大得多的情感。這樣多好，頻繁往來，卻很好地避開了突然逼近對方心靈的捷徑。從那晚佳士瓦到我公寓來，兩人借酒發生了一場不明不白的親熱，他和我都有點尷尬，不知下一步該幹嗎。他首先想從僵局裏退一步。在我出事之前，已很少接他的電話。
我賣掉了一個自己為自己買的鑽石項鏈。它夠我付兩個月的生活費用。清貧慣了，回到清貧中使我感到親切。吳川有一次來我的公寓，我給她烤了一塊牛排。我說我從來不愛吃牛肉，她撇撇嘴一笑。誰相信呢？她對我從來沒有放鬆過觀察。有時在她那兒一塊吃點心，我情不自禁喝掉果汁瓶裏的底子，或者吃下糕餅盒裏的碎渣，都會突然發現她在盯著我，眼神既不解又鄙夷：這些自然順暢的貧賤動作是怎樣來的？我從一個窮孩子變成了個窮留學生，其中包括多少令她不解和鄙夷的細節。她吃了半塊牛排就飽了。我把剩下的半塊牛排用錫紙包好，放進冰箱。整段時間她都在和我談那場官司。官司到了扯皮階段，僅有的進展是對方承認她們可能認錯了人：我和一個偷竊犯長得一模一樣。從電視監視器裏，白種人看不出我和偷竊嫌疑犯有任何區別。我的律師要求對方公開監視器裏錄下的畫麵，對方的律師拒絕公開。法官站在對方一邊。
吳川插嘴道：你贏不了的。
我有些氣惱地問：為什麼？
就是把我爺爺的財產全拿來給你打官司，你也贏不了。再有錢也闊不過他們。那是一家最有實力的商場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