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物園-排練場_中文書城

去了才知道，金老師說，我們被那個姓李的騙了。

從成都到秀山，要坐火車，12個小時的火車坐到重慶，然後再坐長江輪船到涪陵，需要一天的時間。接著的一天時間，又從涪陵坐烏江輪船到龔灘，在這個江邊小鎮上住一晚，第二天，坐汽車沿319國道經過酉陽，然後抵達秀山。

知道那已經是靠近哪裏了嗎？湘西啊，靠近湘西，快出四川省了，再多走幾步，就可以走到湖南、貴州去了。然後，這個被稱為小成都的秀山縣城，那裏的人，完全把我們當稀奇看，你隻要上街，就會有人圍觀，跟著你，問你從哪裏來？我們下河遊泳，更不得了，幾乎全縣城的人都跑到河邊來圍觀。就在這樣的環境裏，金老師開始與本團的一個男演員戀愛，繼而未婚先孕，奉子成婚，婚後才發現，這個男人不靠譜，好吃懶做，花心，還喜歡打老婆，於是離婚。於是申請來到我們團，擔任專職作曲。我進團參加排練的第一支樂曲《春江花月夜》，就是金老師指揮的。這雖然不是她原創的作品，但我們用於排練的總譜卻是她配的器。這是一首民樂合奏曲，中途還有人聲合唱加進來。那時的她，拿著指揮棒站在指揮台上，動作是那麼優雅、專業；表情是那麼豐富而又準確。盡管她不是專業指揮，但她的指揮讓大家心悅誠服，沒有人在排練的過程中刁難她，也不敢刁難她。站在指揮台上，她有一種不怒自威的氣勢。就算現在，經曆過江河的一番打擊後，她精神恍惚了，外表也邋遢了，但隻要一進入排練場，站上指揮台，過去那個優雅、自信、親切同時又有幾分威嚴的金老師一下又回來了。盡管這次不是她配的器，但她進排練場之前顯然做了功課，通讀了譙蘭萍的配器總譜，對每一個聲部、每一個樂句都了若指掌，對這部作品從整體到細節的情緒也有著精確的理解和把握，指揮起來從容不迫，有條不紊。像何明亮、牛紅這樣的刺頭，那種用在別的指揮身上的刁難和頂撞在金老師指揮排練的過程中從未發生過。

《搭錯車》不是金老師配的器，但以她的脾氣，既然接手了，就絕不隻是應付，而是當成自己的分內之事，並把事情做到更好，更接近完美。她根據自己對這部音樂劇的理解，在現有聲部的基礎上，又添加了兩個聲部：鋼琴和手風琴。先說手風琴。團裏有個手風琴手，名叫朱安排，小名朱二娃。寫到這裏，我是想了半天才想起他的大名的，因為在團裏幾乎沒人叫他的大名，都是叫他朱二娃。這又是一個比何明亮、左天全還怪的怪人。他個子瘦小，一張黝黑、多皺、窄小的臉上，留了一撮近似於卓別林（或希特勒）的小胡子。但他的眼睛很漂亮，見過這雙眼睛的人，都會認同，這是一個內心幹淨，帶有幾分孩子氣的男人。他是個琴癡，除了拉琴，別的任何事情都不會，也沒有興趣。他並非科班出身，而是自學成才，按專業人士的說法就是野路子。他很早就在川東地區的手風琴界奠定了自己的江湖地位。來我們團後，每次安排他獨奏，一上舞台，即從側幕往台口走的時候，都會引來台下觀眾的一片噓聲和笑聲（一架碩大的手風琴掛在這麼瘦小的人身上，加上臉上的表情，就像是一隻身上掛著手風琴的猴子）。但隻要他一開始拉琴，大家便安靜下來，瞪大了眼睛，不僅閉了嘴，還屏住了呼吸，真心被他精湛的演奏所折服。但譙蘭萍配器的時候，卻沒有用手風琴，這讓朱二娃很鬱悶。他甚至認為，這次被排除在外，是對他演奏水平的不認可，是奇恥大辱。他不善言辭，不會像牛紅那樣站在院壩裏罵街。他也不會像潘誌遠那樣去討好，去哀求。他選擇了一種以懲罰自己來表達不滿的方式：絕食。開始大家都不知道他在絕食，隻以為他是生病了，不想吃飯。後來他的女朋友（一個在外貌上跟他反差極大的漂亮得出乎大家意料的女孩）才跟我們說，朱二娃是在使氣，因為他沒上到節目。直到金老師接手，調整了總譜的配器，加了手風琴的聲部，團裏通知他參加排練，他才結束絕食，翻起身來開始吃飯。但金老師並不知道朱二娃絕食的事，至少在決定添加手風琴聲部的時候是不知道的。

她加上手風琴是因為她覺得這部音樂劇需要有手風琴，而不是迫於什麼壓力或同情。再說鋼琴。團裏的鋼琴擺放在舞蹈隊的練功房，主要的功能就是為舞蹈隊練功時彈伴奏。平常演出也很少用到鋼琴，因為要把鋼琴搬到劇場去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情，配器的時候都自覺選擇對它的忽視。譙蘭萍沒有配鋼琴聲部可能就是基於這個原因。但金老師認為，這部音樂劇必須要有鋼琴。彈鋼琴的是西師音樂係鋼琴專業的畢業生，一個戴眼鏡的女孩，叫什麼名字我都忘了，因為她在團裏待的時間很短暫，好像是《搭錯車》演出完之後就離開了，也不知道她後來去了哪裏。和朱二娃不一樣，她對參加排練和演出並不怎麼熱心，對於自己每天在練功房為舞蹈演員彈伴奏這種枯燥（基本上是單曲循環）的工作也一副無所謂的樣子，即：既不為此感到興奮也不為此感到沮喪。所以，當通知她準備參加《搭錯車》的排練，她也一點不激動。她對團長說的第一句話是，不行啊，參加不了。團長很疑惑，怎麼會參加不了呢，你沒生病吧？女孩說，我沒生病，是鋼琴有毛病，音不準。團長說，音不準把音調準就是了嘛。女孩說，我不會調啊。團長一聽就很詫異了，你居然不會調音？他至少知道我們二胡、小提琴乃至大提琴、倍大提琴都是自己調音的。女孩卻表現得很平靜地說，是啊，鋼琴調音是一門專門的技術，是有專門的調音師負責的。團長傻眼了，我們團沒有專門的鋼琴調音師啊，怎麼辦？女孩說，重慶有，重慶市歌舞團就有，專職調音師，你們可以去請。團長去問何明亮，這是真的嗎？何明亮說，是真的，她說得沒錯，隻不過……何明亮話說到這裏就不說了，笑眯眯地看著團長。團長一下明白了他的意思，隻不過你有辦法，是不是？何明亮說，我可以去找老木，讓他試一試。老木畢業於四川音樂學院民樂係揚琴專業，分到我們團的民樂隊打揚琴，也在管弦樂隊兼拉倍大提琴。跟何明亮一樣，也是個多麵手，如果需要，他還可以打定音鼓和木琴。揚琴也是由一組一組的鋼絲排列成琴弦並構成音階的，調音的原理跟鋼琴有一定的相似之處（這樣說那些專職的鋼琴調音師一定會反對的），老木既然能夠調揚琴，調鋼琴也就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團長找到老木，老木果然未加思索，就把這事給應承了下來。就這樣，老木來到鋼琴邊，像調揚琴一樣調試著鋼琴裏麵的那些琴弦，再加上何明亮這個多麵手一旁協助，兩個多麵手，齊心協力，僅僅用了一天的時間，就調好了鋼琴。那女孩一開始對他們能調好鋼琴是不太相信的，兩手抱在胸前，一副冷眼旁觀的樣子，直到後來，她坐上琴凳，手在琴鍵上試了一遍（彈了一曲《致愛麗絲》的片段），點著頭，算是信了。

加入鋼琴聲部後，由於鋼琴不便搬動，樂隊的排練就隻能固定在舞蹈隊的練功房了。練功房有200多平方米，地上安了實木地板，進門後的左麵、右麵和正麵的牆上都安裝了鏡子，鏡子的下麵是實木做的把杆。舞蹈隊是每天都要練功的，哪怕沒演出的時候也要練。於是就出現這樣的情況，我們在排練的時候，舞蹈隊的演員也在周圍扶著靠牆的把杆對著鏡子練功。這情景難免不讓樂隊的樂手們分點心。她們穿著緊身的練功服，頭發在頭上高高地盤起，露出頎長、白皙而又濕漉漉的脖子，抬手、仰頭、側身、下腰、壓腿、平轉……無不讓人賞心悅目，偶爾也導致樂手們的演奏顯出一些零亂。金老師察覺到了這種情況，但她沒有責怪，更沒冒火，而是發現零亂之時，便微笑著用指揮棒敲一敲麵前的譜架，詢問大家，是不是暫停一下排練，等你們看夠了再繼續？大家便笑了起來，有點不好意思的樣子，連連說，不用不用。那麼，金老師抬了抬手中的指揮棒說，我們就專心一點，等這一段結束了再看。幾天之後，進入樂隊與演員的合排、磨合階段。這是個艱難的過程。就像在一條布滿險灘、亂石、水草的河流上行船，一開始並不順暢，要麼失控撞上亂石，要麼被急流顛簸，被水草卡住。演員要注重發聲，還要加進適當的表演，有時就忘了看指揮，忘了與樂隊的配合，跑到前麵去了，或者沒跟上，掉在了後麵。金老師握著手中的指揮棒，引導、點撥、推動和控製著這個過程。時不時她會停下來給演員做一些講解，諸如強弱的處理，節奏的把控，以及這個地方應該是哪種音色和樂感。有時她還會自己哼唱一下，給演員做做示範。她其實並沒有接受過專業的聲樂訓練，嗓音也略顯沙啞，但良好的樂感讓她唱出來的聲音十分動聽。《搭錯車》裏麵最讓人記憶深刻的是《酒幹倘賣無》《一樣的月光》和《請跟我來》三個唱段，大提琴獨奏以及與小提琴的二重奏，其旋律就是《請跟我來》這個唱段變奏而來的。經過一段時間的練習，那幾個大提琴要單獨亮出來的地方，我差不多已經能夠應付了。要拉出飽滿而又有表現力的聲音，左右手的配合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還是在右手的持弓和運弓上。右手的力度和速度，決定了聲音的音質。由於有拉二胡的底子，當何明亮說，手要放鬆，聲音不是壓出來的，是自然而然被手臂和手腕帶出來的，我就懂了，整個右手一下就找到了那種感覺。隻是左手換把的時候還不像我在二胡上換把那麼自信和自如，這在某些時候影響了音準，不過排練到後麵，這個問題也基本上解決了，聽上去連我自己都覺得不錯，不像是一個新手拉出來的。這其中，除了何明亮，金老師和馬小齊也給了我許多指點和幫助。尤其馬小齊，排練之餘，他多次單獨陪我練習那段二重奏，其熱心和耐心的程度讓人感動。經過幾場排練，樂隊與演員的配合也越來越順暢，音樂劇應該有的效果開始被立體地呈現出來，現在不是樂手分心去看舞蹈演員練功，而是她們開始被我們的演奏所吸引，一隻腿搭在扶杆上，整個身子卻轉向我們，假裝在練功，其實是在看我們的排練。到後來，也不用假裝了，直接跑過來圍觀、欣賞我們的排練了。離節目審查（彩排）的日期越來越近，大家的狀態也變得越來越好，這其中每個人都付出了努力，但不得不承認，金老師的付出和功勞是最大的。緊張的排練，也改變了她個人的狀態，昔日的那種光芒又重新回到她的臉上，對自己的穿著打扮也開始在意起來。記得最後通排的那天，金老師走進排練場，站上指揮台的時候，大家都十分意外，繼而是驚喜，看，金老師化妝了，描了眉，畫了眼影，還塗了口紅。這一下讓我回想起第一次見到她時那種意氣風發的模樣。當她抬起指揮棒示意我們排練開始的時候，大家居然沒按規定動作拿起手中的樂器，而是集體向她鼓起掌來。這完全是不約而同地、發自內心地對她的支持和祝福。金老師在掌聲中捂住了自己的臉，羞怯得像一個小女孩。當她重新抬起頭來，我看見她喜悅的眼中，閃爍著一星淚光。

這次通排之後，樂隊休息了一周，然後接到通知，省文化廳的專家要來為“蓉城之秋”戲劇節審查節目，我們要彩排一次給他們看。彩排被安排在晚上，但下午的時候，我們就得到消息，彩排的指揮不再是金老師，而是換成了孫學林。這也意味著金老師不僅彩排擔任不了指揮，去成都演出也可能沒她什麼事了。她這一個多月付出的心血被徹底忽視，其成果莫名其妙地被他人竊取，大家對此議論紛紛，都覺得團裏的這個決定對金老師太不公平了。

毫無疑問，這又是江書記搞的鬼，與孫學林本人無關。我和牛紅特別氣憤，認為必須站出來抵製團裏的這個決定，為金老師討回公道。我們開始聯絡樂隊的其他樂手，首先是老木，他是樂隊隊長，然後是何明亮、馬小奇，他們都讚同我們的想法，於是我們召集其他樂手在飯廳開會，提出如果不讓金老師指揮，我們晚上就不參加彩排。潘誌遠說，你們這是要罷演啊？我說，你說對了，就是罷演。

我知道他是不想跟著我們鬧的，但由於大家都讚同，他也沒再反對，或者說，他一個人反對也沒用。我們開會的時候，演員隊的幾個演員也來了，要加入我們，一起抵製。

然後我和牛紅作為代表，去文化局請願，要求恢複金老師擔任彩排指揮。文化局分管劇團的一位科長接待了我們，態度極其粗暴，沒等我們把話說完，就給我們扣上了一頂無政府主義的帽子。我們又去宣傳部，沒見到部長，又是一位科長接待的我們，科長是個體態豐盈的中年女人，態度倒是很溫和，也很耐心地聽完了我們的申訴，然後告訴我們，這屬於業務問題，應該是由歌舞團自己解決，宣傳部不便插手這麼具體的業務安排。她說得也有道理。於是，我們回到團裏，找到江書記，提出我們的要求，也告知了我們的決定，即：不恢複金老師的指揮權，我們就不參加彩排。江書記一副輕鬆的表情，他認為我們不敢，送我們出辦公室的時候，還笑嘻嘻地說，晚上準時哦，我相信你們都是顧全大局的好同誌。我們不想再理睬他，隻在心裏說，你就等著瞧吧。到了晚上，省文化廳的專家在宣傳部和文化局的領導陪同下到了排練場。但是，臨近演出的時間，樂隊席上除了指揮孫學林之外，其他椅子全都空著。這下領導們著急了，首先挨罵的是江書記。江書記便從排練場跑出來找到樂隊隊長老木，要他說服大家去演出。老木說，答應讓金老師擔任指揮我們就去演出。江書記說，這不可能，做出的決定不能更改。文化局長也坐不住了，也跑來找老木，要老木做大家的工作。老木有點扛不住了，便讓局長找我和牛紅。我們對局長說，答應我們的要求，讓金老師指揮就可以去演出。局長說，先演出了，之後再來討論這個問題可不可以？我們說，絕對不可以。局長很生氣地走了。然後宣傳部的楊副部長來了，他單獨找到我做工作，並說他現在不是以部長的身份，而是以楊叔叔的身份，懇請我顧全大局，先完成今晚的演出，有什麼問題演出之後再說。楊副部長的女兒也是我們團的一名演員，我們經常在他家進出，平常確實也都是叫他楊叔叔。但我告訴他，這不是私人問題，是關係到公平與正義的原則問題，並質問他，莫名其妙換人明明就是錯誤的，為什麼就不能糾正這個錯誤呢？楊副部長說，換人是組織的決定，組織決定了的，就得執行，這也是原則問題。我說，這就是他江河一個人的意誌，他的意誌不能代表組織，你們這是官官相衛。楊副部長看我態度如此堅決，完全油鹽不進，也生氣地、無可奈何地走了。離彩排時間已經過去了半個多小時，這時候，地區行署分管文教的一位女專員出麵了，她把樂隊所有樂手都召集到飯廳，然後讓我們推選一個代表給她講一下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我已經氣得說不出話了，就由牛紅充當代表，向女專員陳述了事情的由來。

牛紅的口才很好，麵對專員陳述的時候，情緒也控製得恰到好處，既冷靜，又毫不含糊地表達了我們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態度。女專員麵無表情地聽完牛紅的陳述，靜默了一會兒，便轉身問江書記，是這樣的嗎？江書記吞吞吐吐地說，差不多是，是這樣的。女專員就說，如果排練一直是金老師指揮的，那彩排換人就是錯誤的，是錯誤就應該糾正。女專員給出的意見是，恢複金老師的指揮身份，全部人員馬上參加演出。但罷演這種行為也是錯誤的，而且造成了很惡劣的影響，因此，對帶頭罷演的人要給予一定的處分。金老師也被叫了來，女專員讓她趕快帶大家進入排練場。但是金老師說，她想說兩句，可以嗎？專員很客氣地說，你請講。金老師便說，感謝大家這段時間來對我的支持，至於這件事情，大家的好意我心領了，但是今晚的指揮，以及將來這部音樂劇的指揮還是請孫學林老師擔任，我已經很累了，需要休息。說完，無視眾人詫異的表情，轉身就走了。我後來理解，她推辭的原因，不排除有賭氣的成分，但更多的，我認為她還是想給孫學林留點麵子，因為他已經坐在了排練場樂隊指揮的位子上，要他當著這麼多人的麵再走下來，的確是一件難堪的事。這也是金老師的一種惻隱之心吧，也符合她做人的一貫準則。這次罷演讓演出推遲了將近一個小時。演出完後，我和牛紅主動承擔了責任，各自挨了一個記大過的處分。

2009年10月的一天，我在成都又見到了金老師，她是專程來參加四川音樂學院七十周年校慶的。歌舞團過去的同事郝敏現在是川音聲樂係的副教授，她和她的老公郭曉紅（也是歌舞團的同事，前麵我寫到過他，現在是四川人民藝術劇院的演員）組了一個飯局，邀請了我、安蓉（我老婆）和崔雅梅等幾個現在居住在成都的前歌舞團老同事，一起歡迎金老師的到來。算起來，有二十多年沒見過金老師了。我是1988年離開的歌舞團，金老師早我一年，也就是1 9 8 7年離開歌舞團，調到重慶一個大型企業從事工會工作的，那之後就再沒見過麵，隻聽說她調到重慶後就結婚了，男人是一個地質工作者，兩人生活很美滿，金老師業餘時間還繼續從事音樂創作，其作品多次獲得重慶市的嘉獎。算年齡，她已是一個七十多歲的老太太，但看上去容貌並沒有大的改變，還是那麼優雅，那麼有風度。

見到我們她很高興。也許是太高興了，她一直笑著，點著頭，卻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我覺得不能老是我們說話，就問金老師，金梅還好嗎？金老師說，還好，大人了，有工作，成家了，還有了孩子。我又問，聽說你也結婚了，那個地質隊員，他還好嗎？金老師點點頭，又搖搖頭，臉上變幻著複雜的表情，想說什麼又哽著說不出來，然後，就哭了起來。我嚇壞了，手足無措，不知如何是好。郝敏摟住金老師的肩頭，好像也不知該說什麼話來安慰她。後來金老師才說，兩年前那個地質隊員就病逝了，肺癌，死前受了很大的折磨。她現在是一個人住，不過她養了幾隻貓，還不錯，也不寂寞。我們問，你出來後貓怎麼辦呢？

她沉默不語，眼眶又變得潮濕起來。我們急忙轉移話題，說到川音的校慶，又說到她當年是怎麼從這裏被騙到秀山去的，再一路說回到歌舞團。不過大家都小心翼翼，隻挑一些輕鬆、好玩的往事，而不去觸及往事中那些曾經讓她難堪和傷心的部分。後來看時間不早了，我們就提出送金老師回川音酒店休息。臨別之時，她說今天能夠見到我們實在是太高興，太意外了，是意外的高興。然後和我們每個人擁抱，擁抱一個說一聲再見，等到和最後一個人擁抱完說出“再見”二字的時候，她的嗓音已經是顫抖而又沙啞的了。

寫到這裏，我停筆了好多天。我在想這篇小說將以怎樣的形式結束？最後確定，還是對其中一些人物的命運和結局做一個簡單的、力所能及的交代吧。

首先讓我想到的依然是何明亮。我離開歌舞團之前他就結婚了，還有了一個女兒，他給她取名何弦（諧音和弦）。我離開歌舞團之後，聽說他又離婚了。再之後，也就是2015年，聽說他出了車禍，去世了。他是跟一幫人去一個小鎮上演出，返回的途中出的車禍。聽到這個消息，我十分難過，完全不願相信這是真的，持續了很長時間，才接受了這個不幸的事實。

牛紅，我離開歌舞團不久，他也離開了，回到了他曾經出生和生長的礦區，從稅務員做到稅務所長，再到稅務局長，2000年前，具體哪一年我記不得了，聽說他患了癌症，肺癌，不久就去世了。聽到這消息我十分的震驚，他那麼棒的身體，怎麼會患肺癌呢？他是回到礦區後才結的婚，在歌舞團期間他沒有正式耍過女朋友，但跟劇團外麵的幾個女人有過往來，這我是知道的。我與他同在一個宿舍生活了兩年，情同手足，他的早逝，讓我悲痛萬分。

馬小齊，他很早就開始教學生，辦小提琴培訓班，掙了一些錢，日子過得很不錯。前幾天，我還在微信朋友圈看到一張照片，是一張歌舞團老同事的合影，裏麵就有馬小齊，依然還是那個樣子，沒變，一眼就能認出來，隻是曾經花白的頭發如今全白了。

許寶雲，他也在教學生，但不是教竹笛，也不是教長笛，而是教長號。關於許寶雲，前麵的章節我沒怎麼提到他，現在補充一下。在劇團十年，他也是我要好的朋友之一，我常常到他家串門，聊一些自己讀的書，或剛剛看過的電影。他特別喜歡看哲學類的書，但在我印象中，他從沒與我討論過哲學問題。他性格溫和，公眾場合很少說話，做事循規蹈矩，因此也就沒有留下多少可供大家回憶和談論的故事，屬於那種不引人注目的人物。

左天全，一度離開歌舞團，調回老家的一家銀行工作，結了婚，但兩年後他又回到了歌舞團。他老家是號稱鬼城的豐都縣城，據他說，解放前豐都縣城的一整條街都是他們家的。他父親是個資本家，不僅在豐都開有錢莊，在重慶也開有好幾家錢莊，如果不是解放，他過的可就是少爺的生活。有一次劇團排練一部話劇，所有樂隊的人都要上場客串群眾演員，他被安排扮演茶鋪裏的一個跑堂倌，唯一一句台詞就是對著走進茶鋪的男主角問道:先生，你喝茶嗎？導演要求他說這句台詞的時候，要彎下腰做出很謙卑的樣子。但排練的時候，左天全一遍又一遍地被導演叫停，要求重來，原因是他的腰彎得不夠低。但無論導演怎麼開導，左天全的腰始終就是低不下來。導演毛了，沒想到左天全也毛了，他甩掉搭在手上那條當作道具的毛巾，跑下台來，不演了。他跟我們說，再怎麼著我們家也是開過銀行的，我怎麼做得出來這種低三下四的動作？他回去老家兩年後又回到歌舞團，據說是迷戀他曾經在歌舞團的單身漢生活，想離老婆遠一點。還有的說，他是為吳天寧回來的，他倆是棋友，兩人不說話，隻是下棋就可以相處一天。

吳天寧和吳天宇。劇團後來基本上不演出了，吳天寧有了大把的時間用來和人下棋。而他的哥哥吳天宇，則很早就離開了歌舞團，比我離開得還要早。其原因是，他進團一年多之後，被查出個人檔案造假。他在調來劇團的時候，通過管人事檔案的熟人，修改（提高）了自己在原單位的工資級別。這事爆出後，他在劇團待不下去了，就辭職去了一家礦山醫院，那以後就再沒見過他。而這麼多年來，我時時會想起他，很感激他在我年少迷茫的時候跟我聊國家大事，並給我推薦了《約翰·克利斯朵夫》這部小說。當我問他我可不可以當作家的時候，他說當作家很難，這看似一種質疑，卻更加激發了我對這個目標的好奇，以及實現目標的決心。

崔雅梅，她之後的經曆是樂隊同事中最曲折、最傳奇的。她的故事一下講不完，講不清，我就簡單交代一下吧。她跟戴越江結了婚，有一個兒子。幾年後離了婚。

她去新疆待過十年。她吸過毒，後來居然奇跡般戒掉了毒癮。現在跟父母和兒子、兒媳生活在成都，空閑時候唯一的愛好就是打麻將，是我老婆安蓉的麻友。聽說我摔倒了，前兩天還專程來我家看望我，一起吃了一頓飯。她早就不拉小提琴了，言談舉止都透出一股江湖氣，跟她一起打麻將的人都說，簡直看不出崔姐以前還是拉小提琴的。

江蘭，在歌舞團的時候和劇團外的多個人談過戀愛，但都以失敗告終。後來她也離開了歌舞團。有人說她去了深圳，有人又說她在重慶，具體行蹤和狀況不得而知。

最後交代一下我自己。前麵說過，在劇團十年，我完成了人生中的許多個“第一次”。第一次戀愛，第一次結婚，第一次有了小孩，第一次出版了自己的個人詩集。

1988年，我主動申請調離歌舞團，去往新成立的地區，黔江地區，在文化局從事群眾文化管理工作。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之後，我“下海”到了成都，與昔日“非非詩派”的幾位詩友創辦了一家廣告公司。一年後公司倒閉，去一個朋友的公司工作，為他管理一家夜總會。三年半之後，夜總會倒閉，我回家寫作，同時為一家酒店編輯一份內部報紙。三年後，受朋友之邀，主編一本名叫《銀幕內外》的電影雜誌。不到一年，雜誌倒閉，我又去了一個朋友的公司，為他做市場營銷，產品是一款名為“黃軒”的紅酒。一年後，我跟朋友說，我還是覺得自己不適合幹這樣的工作，便辭職回家專事寫作。這時候，已是2000年，時間進入新世紀。2003年，禁不住朋友的勸說，進入四川文藝出版社從事編輯工作，但也隻幹了一年的時間，又離開出版社，回家寫作。在家寫作的這十多年，中途也斷斷續續地出去給一些企業當過策劃、文案寫作或總經理，也給本地和南方的一些紙媒寫過生活、讀書和電影類的專欄。十多二十年下來，出版了詩集《6個動詞，或蘋果》，小說集《女巫之城》《他割了又長的生活》，長篇小說《潘金蓮回憶錄》《愛情歌謠》《藏地白日夢》，隨筆集《成都茶館》《喜馬拉雅詞典》《紙上風景》《我的相關生活》。目前電腦裏還有一部已完成而未出版的中、短篇小說集（暫名《圈》）以及一部詩集《時間表》。現在我所期待的就是，早日康複，能夠走下床來，能夠出門去見朋友，與朋友們坐著好好地喝一台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