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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無所事事地躺在床上（ 一次意外事故讓我必須臥床三個月），常常會想起曾經的、也是遙遠的劇團生涯。這種回想並不像一部小說或電影那樣，有一個完整的故事結構、突出的場景和人物。而是散亂的，隨意的，碎片化的，時而模糊，時而又（在局部地方）異常清晰。很多次都想集中在某個點上，但不知是時間過於遙遠，還是體質虛弱的原因，都讓我無法集中。劇團十年，我度過了15歲到25歲這個年齡段，人生的許多“第一次”都發生在這裏。但我從未將其作為素材寫成過一篇小說。也許是我從一開始寫小說就習慣了虛構（比如我以第一人稱寫《潘金蓮回憶錄》，寫存在於想象中的“女巫係列”），絕少采用真實的經曆和事件作為素材。這與其說是不敢麵對真實，不如說是不擅長處理真實吧。雖然說“小說”的屬性就是虛構，但我也並不看低依據真人真事寫成的小說。我甚至認為，能夠將真實的事情寫成小說（即利用非虛構素材構建虛構文本）是一種了不起的才能（把真的寫成假的——韓東語）。直到最近，也就是今年（2017年）的五月份，我受韓東之約，為《青春》雜誌的“劇構”欄目寫一篇要求是可以用於電影拍攝的但又不是電影劇本的東西，我寫了一篇《我在縣城長大》，動用了我童年和少年的大部分記憶，讓我對處理真實素材有了一些信心。所以，當我在病榻上散亂地、隨意地、碎片化地回想劇團往事的時候，意外收到“大益文學書係”的編輯馬可發來的私信，問我有沒有稿子？我說沒有啊（還附帶發了一個汗顏的表情符號）。馬可說，沒有就趕快寫啊。我問能寬限多少時間？她說一個月。我想了想，我已經在床上躺了一個多月了，還將在床上躺一個多月，躺著也是躺著，寫吧。也是在這個時候，作家、詩人、老朋友桑格格發來私信問，今天躺著在幹什麼？我說正在想著寫一部小說，但還不知道寫什麼。她就說（跟韓東一樣，她也是擅長將真人真事寫成小說的高手，她的《小時候》我十分喜歡），你就回憶過去吧，從過去的一個人或一件事開始，逐漸地（霧蒙蒙地）編織（結構）出一個故事……2
嗯，我采納了她的建議（謝謝格格，你真的給了我一個很好的寫作提示），立馬打開手機上的有道雲筆記（平躺在床上我無法使用筆記本電腦），先在標題的位置寫下“排練場”三個字。我的想法是，將我對劇團生涯的回想集中於一個固定的場景：排練場。除了舞台，排練場可以說是我這十年職業生涯最熟悉的一個場景，隻要閉上眼睛，很多人和事都會在這個場景中浮現出來。首先出現的人物就是何明亮。為什麼是他呢？在劇團的同事中，他並不是我關係最好、交往最密切的朋友，我們隻是同在一個樂隊，他吹圓號，有時又吹小號，在不吹圓號或小號的時候，還拉倍大提琴（double bass，又稱低音提琴）。而我先是拉二胡，後來半路出家又拉過一陣子大提琴。我常常跟人說，我的大提琴是吹圓號的教的，大家以為我是在開玩笑，但其實是真的，就是何明亮教的。雖然他會很多種樂器，但圓號才是他的專業。這或許就是我一寫下“排練場”三個字，首先就會想到何明亮這個人物的原因吧。
3
在進入排練場之前， 我想先對何明亮這個人物進行一個描述。他比我大幾歲，到底大幾歲我不確定，那時候我十六七歲，他也就二十出頭吧，是當過知青的那代人。他是在我們歌舞團成立一年之後才來的，之前他在京劇團（他應該是“文革”時期以“知青”的身份被招進京劇團的）。那時候京劇團要演現代京劇（即“革命樣板戲”），原來的京胡、笛子、鑼鼓等幾大件不夠用了，需要組建包括圓號在內的管弦樂隊。後來，“文革”結束了，京劇團開始重新排演一些舊戲（傳統的帝王戲才子佳人戲），唱腔和伴奏又回歸傳統，用不上管弦樂隊了，於是，歌舞團就把他們大部分的人要了過來。與他一起過來的還有一支小號，一支雙簧管，一支單簧管（又稱黑管），一把小提琴和一把中提琴。之後，又從同樣情況的川劇團過來了一支長號（拉管）。何明亮來的時候不太愛說話，細細的一雙眼睛透出既傲慢又躲閃的目光，不可捉摸，又有點不好接近的樣子。但人們很快就從他的長相聯想到了當時很火的一個滑稽演員，即扮演過阿Q的嚴順開。這樣一來，他那種不苟言笑的深沉模樣再也不起作用了，人們開始很隨便地和他開玩笑，尤其那些女演員，開起玩笑來根本就不擔心他會生氣，玩笑開到讓旁人都捏把汗，擔心他會翻臉。但他卻不僅不生氣，不翻臉，相反還有點喜滋滋的。其中有兩個女孩，一個是舞蹈隊的楊影，一個是彈琵琶的江蘭，她們因為玩笑開得最過分，還成了何明亮寢室的常客。何明亮喜歡烹飪，常常在宿舍裏自己做菜吃，尤其擅長做紅燒肉。每次做了紅燒肉，就會邀請同事來吃，其中被邀請得最多的就是楊影和江蘭，明眼人都知道，他打的什麼主意。兩個女孩也不是不知道何明亮請她們吃紅燒肉的用意，但她們還是照吃不誤，並且假裝不知道他的用意。紅燒肉是要吃的，朋友是不得耍的。其中一個女孩是這樣給人解釋的。當然，他也不隻是請女同事，一般也會請一個男同事來充當陪客，避人耳目。我也被他邀請過，不過不完全是充當陪客，而是他說他想跟我聊一聊文學。那時候我已經開始寫詩，而他自己說他在寫小說，他認為我們應該交流一下。於是，吃完飯後，他把他寫的小說給我看（一起吃飯的女孩自然也看了），我才看第一頁就驚呆了，準確地說，是麵紅耳赤，口幹舌燥，就像幾年之後第一次看黃色錄像那種反應。沒錯，他寫的就是黃色小說，裏麵充斥了大量“哼、啊、哇、呀”的字眼，以及一些描述動作的句子，說不上有什麼故事和情節。看了他小說的女孩什麼都沒說，拿起自己的碗筷就跑了。而我認為寫這樣的東西是沒有意義的，因為根本不可能發表。那時候我覺得寫作的目的就是發表，還不知道寫作也是可以自娛自樂的。於是，我很誠懇地給了他一些意見，並向他推薦了《月亮與六便士》《刀鋒》《人性的枷鎖》等小說。我說，你看看人家的，也有性描寫，但寫出來不是你這樣的。他果然從我那裏把這幾本書借去看了。
但看過之後，就再也沒提寫小說的事。他有了另一個愛好，研究醫學，買了許多醫書擺在案頭，我進他房間看過，都是些大部頭，且都跟婦產科有關，裏麵有許多彩色圖片的插頁。
4
現在該進入排練場了。劇團其實沒有專門供樂隊排練的排練場。舞蹈隊是有專門的練功房的，演員隊也有，就是那個帶舞台的小劇場。樂隊好像要低人一等，一般是當舞蹈隊不練功、不排練的時候，就去舞蹈隊的練功房排練；演員隊不排練、不表演的時候，就去演員隊的小劇場排練。如果這兩個場地都不空，樂隊的人隻好抱著樂器去飯廳，把飯廳當排練場。每次排練的時候，第一個進入排練場的幾乎總是何明亮。他好像很喜歡排練和排練場，不僅總是提前到，到了之後，還要做一些清理場地的工作，順一順大家的椅子，看見有倒地的譜架就扶起來，地上的垃圾撿一撿，做完這些雜活，才開始坐到自己的位子上，把樂譜放到譜架上，再從琴盒裏取出圓號，一邊用絨布擦拭、清理，一邊默讀譜架上的樂譜。那天排練就是在飯廳。我是第二個進入排練場的。我帶的樂器是大提琴而不是二胡。一周之前，我就改拉大提琴了。劇團要排練台灣的音樂劇《搭錯車》（又叫《酒幹倘賣無》），準備10月份參加在省城舉辦的“蓉城之秋”戲劇節。但本來拉大提琴的徐星懷孕了，臨近預產期，不能繼續參加排練，更別說之後去省城演出了。怎麼辦？樂隊就這麼一把大提琴。
團長找到我，讓我接手。我很意外，對團長說，我不會啊，從來沒摸過這東西。團長說，沒摸過就馬上摸嘛，弦樂不都是相通的嗎？團長的意思是，大提琴和二胡都屬於弦樂，我既然能夠拉二胡，那麼拉大提琴也就不在話下，至少是一學就會。團長是演話劇出身的，不太懂音樂，更不懂樂器。我告訴他，雖然都是弦樂，但二胡與大提琴的差異不止十萬八千裏。首先，二胡是兩根弦，大提琴卻是四根弦。其次，二胡與大提琴的持琴姿勢也完全不同，左手的按弦和右手的運弓也是不一樣的。再說，我拉二胡從來是看簡譜，因此也沒學過五線譜，而大提琴是要看五線譜的，而且還是低音譜表，這個也是大問題。團長聽了我的話，似乎也覺得二胡轉大提琴確實不是他之前想的那麼簡單。哪曉得，站在旁邊的何明亮眨動著那雙細小的眼睛，自告奮勇地說，他可以教我，保證一周教會。我還想推辭，團長卻說了，應該向何明亮學習，人家不光吹圓號，還吹小號，還拉倍大提琴，最近還在學習醫學，準備把團裏的醫務室建起來，多麵手，好同誌。你年齡還這麼小，多學一門手藝有什麼不好呢？好嘛，我對團長說，這個大提琴，我接了。
5
我緊隨何明亮提前來到排練場，就是為了笨鳥先飛。
拿到大提琴才一周的時間就下排練場，你可以說這是不合常規的，也可以說這是一個奇跡。何明亮的大提琴也拉得不怎麼樣，但他很會指導。我在練習的過程中，也逐漸體會到，團長說的那句看似外行的話，其實也有一定的道理，弦樂是相通的。我9歲學二胡，15歲考進劇團，我在學習樂器上還是有些悟性的。要知道，當時有三十多把二胡報考，最後隻收了三把，我就是其中的一把。何明亮告訴我，學五線譜跟學大提琴可以同步進行，你不需要單獨去學五線譜，隻須拿著琴知道那些音符在琴上對應的是什麼位置就可以了。這招果然有效。幾天下來，我雖然單獨拿著樂譜哼不出上麵的那些音符和旋律，但一拿起琴，看著樂譜就知道手指該往哪裏放，該按在哪根弦上的哪個位置，再配合上右手，音符和旋律自然就出來了。還有一個訣竅，何明亮說，在對樂器還不熟練的時候，不用把所有的樂句都拉出來，難一點的段落你就改用撥弦，隻撥出每個小節的第一個音，也就是那個重音，就可以了。這樣的話，就可以騰出時間，重點練習三個地方，一個是第一幕第二場大提琴的獨奏，一個是第二幕開場大提琴與小提琴的二重奏，以及緊接著的大提琴的獨奏。這幾個地方都是要單獨亮出來的，用撥中重音的伎倆是混不過去的，所以，無論在排練場，還是排練結束後回到宿舍，我重點就練習這三個地方。
6
在我之後， 四把小提琴， 一把中提琴和倍大提琴，以及單簧管、雙簧管、拉管、大管（巴鬆管）、長笛、定音鼓、三角鐵等也相繼進入排練場。這次拉倍大提琴的是老木，他跟我一樣，也是從民樂轉過來的，他原先在民樂隊是打揚琴的。還有吹長笛、大管，以及敲三角鐵的，都是從民樂轉過來的。吹長笛的許寶雲，在民樂隊吹竹笛；吹大管的牛紅，在民樂隊彈琵琶；敲三角鐵的江蘭，在民樂隊也是彈琵琶。先到的四把小提琴，是馬小齊（他是首席）、崔雅梅、胡立偉和潘誌遠。另外還有一把小提琴，叫吳天寧。他總是姍姍來遲，即使沒有遲到，也總是最後到排練場的兩個人之一。另一個是左天全，他在民樂隊拉板胡和高胡，排練《搭錯車》時，他轉過來打沙球。他跟何明亮住一間寢室，也是個怪人。他喜歡半夜三更起來在過道上的洗衣台輕手輕腳地洗衣服，常常把從睡夢中醒來出門上廁所的我們嚇一跳。他訂了很多份雜誌，但據我所觀察，他訂這些雜誌並不是自己要讀這些雜誌，雖然他也會讀一點，但主要是為別人而訂的。這樣說吧，他很樂意單位的同事來找他借雜誌看，尤其是女同事，這有點像何明亮的紅燒肉了。他知道我也訂了好幾種文學雜誌，而且自己還在寫作，便經常表現出很想跟我交談的樣子。但他沒有何明亮那麼直接和爽快。他很靦腆。或者說，他有點讓人不知所措。他有時在我寢室門口轉悠（順便說一句，我的寢室跟他和何明亮的寢室是門對門，中間隻隔著一個過道），我假裝沒看見，埋頭看書，或寫自己的東西。但有時也會覺得這樣假裝下去有點難為情，就主動問他，天全，你是不是有什麼事？我準備好了請他進來坐一下。但他卻很慌亂很抱歉地擺手說，沒事沒事，我就是自己這樣轉一下，你忙你的，不用管我。他這樣說，我不管他了。
我在劇團十年，他經常有這樣的舉動和神色，好像想跟我說什麼，但又總是在我準備聽他說什麼的時候馬上退縮，並為自己的退縮而做出更加讓人難懂的掩飾。直到我離開劇團的那天，辦完離職手續，準備將二胡和譜架收拾起來拿去退還給單位的時候，他終於（也是在我寢室門口經過一番轉悠、徘徊之後）鼓足勇氣走了進來。他先是對我的離職寒暄了幾句（很遺憾什麼的），然後便直截了當地說，有一件事情，他要向我道歉。他說，憋了十年了，你現在要走了，我必須說出來，不然對不起你。聽他這樣說，我當然十分的詫異，摸不著頭腦。我跟他其實走得並不近，也從未在生活上和工作中與他發生過任何衝撞和糾葛，何事要向我道歉？等他終於鼓足勇氣講清楚事情的原委，我才知道，在我們剛進團的時候，也就是十年前，劇團為樂隊購回一批新的樂器，其中就有三把二胡，讓我們三個拉二胡的各人選一把。我在三把二胡中挑選出一把試了一下有點拿不定主意。左天全當時正好在我旁邊，他比我年長，也算是前輩了，在樂器上肯定比我有經驗，我就問他，你看這把二胡怎麼樣？他拿過二胡架在腿上試了試，又依次拿起另外兩把二胡來試了試，然後告訴我說，我選的這把二胡沒有他現在拿在手上的那把好。於是，我就要了他替我選的那把二胡，而我自己選的那一把就被郭芙蓉拿去了。郭芙蓉跟他是一個縣城的，據說在進團之前還跟他學習過，拜過師。所以，事隔十年，左天全跑來要告訴我的是，當時我自己選的那把二胡是三把二胡中最好的一把，而他之所以說不好，就是想把最好的那把二胡留給自己的學生郭芙蓉。所以，現在，眼看我就要離開劇團了，他要來向我道歉，不然就沒機會了。
7
吳天寧是那天最後一個進排練場的。這時候所有人都到齊了，指揮也早已坐在了指揮台上，一邊翻看總譜，一邊不時地撩起袖子來察看手腕上的手表。當吳天寧坐到自己的位置上，打開琴盒，拿出小提琴，剛把琴放到左肩脖子下的位置，還沒來得及校音，指揮就站了起來，將指揮棒在總譜譜架上敲了兩下，說，我們開始吧。吳天寧很匆忙地用握著琴弓的右手去翻樂譜，翻到現在要排練的那一幕那一場的頁碼，有點手忙腳亂地跟進來，好在他拉的是小提琴的第二聲部，中間有許多停頓和留白，這給了他一點喘息的機會。但他還是明顯地流露出對指揮的不滿，覺得他如此急迫地喊開始，沒給自己麵子，甚至是故意在刁難自己。而指揮的臉色也不是很好看，那種對吳天寧姍姍來遲的厭惡感我們大家都感覺到了。而吳天寧雖然節拍上跟進來了，但由於遲到而錯過了之前集體校音的環節，他那把琴的音準始終和大家差了那麼一點，就這一點，樂隊的每一隻耳朵都聽出來了，不時地用眼睛去看指揮，所有的眼神都在表達著同一個意思，有一把小提琴的音準有問題。指揮好像沒有察覺到（或假裝察覺不到）大家的眼神，並沒中止排練，直到我們的那種眼神（有人音不準啊，指揮）越來越明顯和強烈，他才將手中的指揮棒往下壓了一壓，示意大家停下來，然後麵無表情地看著吳天寧，等著他在大家的注視中尷尬地完成他之前沒有完成的準備工作：為自己的小提琴校音。
8
吳天寧還有一個哥哥， 叫吳天宇， 是拉板胡的， 與吳天寧一起考入的歌舞團，也是我進團後結交的第一個朋友。兩兄弟從長相到性情都完全不一樣。吳天宇儀表堂堂，性格溫和、沉穩，進團前已經在老家縣城的一個集體所有製的診所當醫生，已婚，有個兩歲大的兒子。他之所以要來歌舞團，是因為歌舞團是全民所有製，進團就可以獲得幹部的編製和身份，通俗地說，就是將過去的泥飯碗變成了現在的鐵飯碗。我進團時還不滿16歲，但喜歡看書，少年老成，自以為有點與眾不同。吳天宇似乎也看出了我的與眾不同，每當晚飯之後，總要叫上我和他一道去江邊散步（劇團的所在地是在長江邊上）。我們無所不談，尤其喜歡談政治，當然主要是他談，我聽。我曾問他，依你之見，中國現在當何去何從？那是1979年，被後世稱為思想解放的年代。吳天宇看著眼前的滔滔江水，沉默片刻，緩緩地說，當用瀉藥。他從一個醫生而不是板胡手的角度分析當前的國情，說，就好像是一個病人，積重難返，僅靠溫補已無濟於事，必須以瀉的方式，下猛藥，方可起死回生。聽完他的話，我陷入了我這個年齡和身份（二胡手）本不該有的沉思。吳天宇問我最近在看什麼書，我說在看《複活》。他告訴我，有一部書我覺得你一定要看。我問是什麼書？他說，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這是一部大部頭的小說，據說小說的主人公音樂家約翰·克利斯朵夫的原型就是我們耳熟能詳的貝多芬。之後，他又給我推薦了狄更斯的《大衛·科波菲爾》和《遠大前程》。其實我從進團那天起，就對拉二胡沒什麼興趣和抱負了，僅僅是將其當成一個飯碗來對待。我猜想吳天宇進團的動機也是這樣的，他對拉板胡也沒什麼興趣和抱負，不過是為了獲得一個幹部的編製，讓自己賴以養家糊口的工作更穩當一些。有一天，我們又散步到江邊的時候，我鼓足勇氣向他講出了我的真實抱負。我說，我想當一個作家，你看有無這個可能？對於我的詢問，吳天宇的回答是，當作家是一件很難的事。
9
等吳天寧校完音， 指揮抬起手來， 揮了揮手中的指揮棒，排練便重新開始了。我緊張地盯著樂譜，並用餘光瞟著指揮的手勢，一個節拍跟著一個節拍地往下走。好在還沒排練到有大提琴單獨亮出來的章節，我還有時間下來自我練習。我們這個樂隊隻是一個單管編製的小型管弦樂隊。坐指揮左手邊的是五把小提琴、一把中提琴、一把大提琴和一把倍大提琴；坐指揮右手邊的是一支長笛、一支雙簧管、一支單簧管、一支小號、一支圓號、一支拉管和一支大管。後排正對指揮的是一組定音鼓、一隻三角鐵、一副沙球等打擊樂器。我坐在弦樂組靠後的位置，背後就是定音鼓和倍大提琴，左手緊挨著的就是管樂組的圓號，也就是何明亮。這也算是天意，正方便了他隨時為我提供幫助和指導。我的右手邊是一把中提琴，前排是潘誌遠、胡立偉、吳天寧三把小提琴，他們拉的是小提琴第二聲部。他們的前排，是馬小齊和崔雅梅，他倆拉的是小提琴第一聲部，其中馬小齊坐的是最外麵靠近指揮的位置，這個位置被稱為首席。作為一個單管編製的管弦樂隊，管樂組沒什麼紛爭，每個聲部都僅此一人，不可替代。但弦樂組的小提琴聲部就不一樣了，五把小提琴，誰拉第一聲部，誰拉第二聲部，誰拉首席，相互之間是有計較和爭議的。爭得最凶的就是潘誌遠。他一進團就直言不諱地說，他應該拉首席。但團裏還是安排馬小齊坐了首席的位置，理由是進團之前，馬小齊在小提琴江湖上的名氣就比潘誌遠大，坐首席算是一種公認吧。但潘誌遠一直不服氣，尤其是他不僅沒坐到首席位置，連第一聲部的位置，即首席左手邊的那個位置也被一個不滿16歲的女孩占據了，這個女孩就是崔雅梅。崔雅梅出生於小提琴世家，父親是一個縣文工團的小提琴手，哥哥也在一個部隊文工團拉小提琴。她拉的一些高難度技巧的曲子，馬小齊也拉不下來，坐副首席的位置應該是毫無問題的。但潘誌遠就是不服氣。他是從部隊文工團轉業回來的，他說自己在部隊文工團坐的就是首席位置，還得過軍區小提琴比賽第二名。但崔雅梅的父親崔伯伯說，管你在哪裏坐首席，管你是第幾名，我們可以現在就比一比，一比就比出來了，你拉啥曲子，我家妹兒拉啥曲子，大家都有眼睛和耳朵，比一下，是騾子是馬拉出來遛遛。於是，團裏組織了一次考評，評委是從重慶市歌舞團請下來的三位專家。最後經專家打分評議，五把小提琴的排名順序是:崔雅梅、馬小齊、潘誌遠、胡立偉、吳天寧。按這個排名，崔雅梅應該坐首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