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岩、顧君恩的意見，是很正確的。但並未為自成所采納，而遭到了牛金星等的忌恨，當退出北京後，李岩與其弟李牟被牛金星所殺，自成遂失去與河南地方的聯係。
第二是由於農民階級的保守性，隨勝利以俱來的"改朝換代"思想也滋長起來。在這四十天內，天天是修定朝儀，改革官製，忙於封侯拜相，忙於登上皇帝的寶座，對於清兵的入侵，卻麻痹大意，隻派明朝的降將唐通等去把守京東灤河一帶，因之清兵得以長驅直入。
第三是明末農民起義是沒有先進階級領導的，這就不免失敗。加之起義軍部分領袖進城後，日趨腐化，安逸享樂的現象未能及時糾正，這就加速了大順政權的失敗。此外，農民軍對待明朝降官的政策也是缺少策略的，雖然農民群眾受到明朝統治階級多年的壓迫，應當作適當的處理，才足以平抑人民憤激的情緒，這是對的。但是把懲辦貪官汙吏的工作拖到大順政權鞏固的時候再做，似乎更妥當一些。對於明朝的官吏，隻錄用四品以下的小官，三品以上的一概不用，其貪贓昭著的，發刑官責罰，也是對的。但劉宗敏等，把三品以上的降官，如陳演、魏藻德等八百餘人，全加拷掠追逼，到後來更是凡官必贓，有錢必追，甚至商人和市民，也都不免。這種做法打擊麵太廣了，農民政權逐漸失去了商人和市民的同情支持。由於部分農民軍領袖享樂腐化，再加上給養困難以致農民軍紀律鬆弛、人心動搖。《流寇始終錄》的著者戴笠說:"闖賊見人心動搖，大行賞賚;小將百兩、兵十兩、取市肆布給兵。初賊略不犯民，散居民家，唯收兵器火藥，取飲食，漸至淫掠、棰、斫，人情大擾。牛金星、顧君恩以囑劉宗敏，宗敏曰:'此時隻憂兵變，民何足言，軍興日廢萬金，安所取給?'"戴笠:《懷陵流寇始終錄》。這段話充分說明了當日農民軍內部的混亂情況。
農民軍內部分裂，紀律鬆弛，軍事疏忽，部分農民軍領袖享樂腐化，已經種下了失敗的根源，再加上以吳三桂為首的漢奸集團，不惜出賣祖國，勾結新興的清軍，合力攻擊大順政權，迫使農民軍不得不退出北京，從此農民起義就轉入了抗清的階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