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他們因為明朝政治不良，采用唐朝製度來改革明朝的官製，如改內閣為天佑殿，改翰林院為宏文院，六部為六政府，五軍都督府為五軍部。各地方行政的府、州、縣改為府尹、州牧、縣令。雖然是名義上的改變，而用意則在於整理行政機構。對明朝的官吏隻錄用四品以下的小官，三品以上的官和貴族們一概不用，其貪贓昭著的，發刑官責罰追逼。農民軍領袖李自成進城後他本人仍非常儉約，頭上戴著白氈帽，身上穿著藍布上馬衣，坐在殿上與牛金星等二十餘人，商討軍國大事，確實保存著農民樸素純摯的作風。又如裁減宦官，不得超過千人。這都是針對著明朝弊政而發的，確乎有其改進的作用。
按照上麵所敘述的情況，自成是有組織一個新的，比較能符合人民要求的政府的可能。在軍事方麵，農民軍仍保持著實力，足可以抵禦清軍的侵入而鞏固大順政權的。但為什麼從三月十九日到四月三十日，短短的四十多天，就會急遽地轉變，以至於非退出北京不可呢?就其具體的事實，分析起來，不外下列的三個原因:
第一是內部的分裂:李自成所領導的農民軍以迅雷閃電的行動，攻取北京，由於勝利的獲致，過於迅速順利，一部分人被勝利衝昏了頭腦，不能提高警惕，以致被外界的惡勢力所腐蝕。這一派是以劉宗敏、牛金星為首的武人和文人中得勢當政派。他們進入北京後，掌握了政權，就認為"天下太平"無事了，於是盡情地享樂。首先占據明朝周皇親和田皇親華麗的住宅，奪取大量的財物，把吳三桂的寵妾陳圓圓劫掠過去，朝朝飲宴，夜夜笙歌。長官如此，兵士也從而仿效，掠奪民家物品，誘惑良家婦女，軍紀鬆弛，失去了人民的信仰。另有一派比較清醒的人，像李岩、顧君恩等，他們對於劉宗敏、牛金星等腐化墮落的情況，向李自成提出意見，建議下列四項:
一、掃清大內(皇宮)，請主上退居公廨，選定吉期，再議登極。
二、文官追贓，除死難歸降外，宜分三等:有貪汙者，發刑官嚴追，盡產入官;抗命不降者，刑官追贓既完，仍定其罪;其清廉者，免刑，聽其自輸助餉。
三、京師百姓熙熙皞皞，方成帝王之居，一切軍兵不宜借住民房，恐失民望。
四、吳鎮(吳三桂)興兵複仇，邊報甚急，不可不光孚民望，仍以大國封明太子，令其奉祀宗廟，並招撫吳鎮(吳三桂)，許以侯爵，則一統之基可成，而幹戈之亂可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