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英國的發展與費邊主義精神
1875年和1914年是兩個具有某種象征意義的年份。1875年誕生了其力量強大到可算是一種政治因素的第一個純粹的社會主義政黨。這個重大的事件是通過拉薩爾的團體和倍倍爾、李卜克內西於1869年建立的團體，這兩個德國政治團體合並為社會民主黨而發生的，該黨在當時（哥達綱領）盡管對拉薩爾的政綱做出非常大的讓步 ，最終它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埃爾富特綱領，1891年），並穩步地開辟了自己的道路，到1914年取得了值得驕傲的地位，不過就在那年，它和全部社會主義政黨一樣，遭遇致命的危機 。在評論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無須做出犧牲原則性的妥協，眼看就可以取得議會領導權的重大發展之前，我們應先看一看別的國家事態發展的過程，首先看一看那個時期的英國社會主義，從表麵上看，它提供了與德國黨全然不同的讓人驚奇的和有啟示意義的對照。
當然在表層底下，本質相似的社會過程和（作為過程一部分的）本質類似的勞工運動是存在的。英國和德國事態發展之間有基調、意識形態和策略的不同，其原因是不難解釋的。自從歐文派的全國團結總工會在1834年垮台以來，或者說自從憲章運動銷聲匿跡以來，英國的勞工運動不再產生哪種堅決的敵對行動。某些工人的經濟目標獲得自由黨的支持，另一些目標取得保守黨的同情 。譬如，1871年、1875年和1876年的工會法通過時都沒有發生刺激工人好鬥心理的什麼事情。另外爭取普選權的鬥爭是由非社會主義團體進行並解決的，群眾除去歡呼或譏笑外，沒有太多的事情可做。在全部這些事情中，英國工人基層群眾的優秀品質完全地表現出來，英國政治社會的優秀品質一樣明顯地表示出來：在證明它們可以避免走上跟法國大革命一樣的道路，可以消滅由昂貴麵包所引起的危機後，它們還知道如何控製日漸艱難的社會形勢，如何體麵地放棄自己的一些主張，這可以以1906年的勞資糾紛法為證 。最終是英國的無產階級經曆很長的過程才具有“階級覺悟”，才達到基爾·哈迪能夠組成獨立工黨（1893年）的標準。不過新工會運動 的興起，最終宣布跟德國工人運動基本上沒有什麼不同的（除語言表達外）事態的來到。
這種當時存在的差異的性質和程度，假如我們看一看能最完整地表達其目的與方法的團體——費邊社——就會非常清楚地顯現出來。馬克思主義者會輕蔑地嘲笑在他們看來必然是對從不標榜自己的那個知識分子小團體重要性的重大誇張。實際上，在英國，費邊主義者及其態度就像德國馬克思主義者一樣重要。
費邊主義者是1883年出現的，在我們整個時期內始終是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小團體 。他們來自邊沁和穆勒學派，繼承兩者的傳統。他們跟在他們之前的哲學激進派一樣，對人性抱有同樣特別大的希望。他們以相同的實事求是的進步理論，努力為理性的重建與改善而工作。
對他們的論據他們非常注意，他們中有些人不顧辛苦通過大量研究和對一些論點與措施的批判來收集這些論據。但是他們對他們包括文化的和經濟的目標的基本原理完全不加批評。他們把這些目標看作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就跟好心的英國人一樣，總是認為自己是對的，不過以另一種方式說出來罷了。他們看不到貧民窟與上議院之間的差別。從常識來看，兩者皆是“壞東西”。對於較大的經濟平等、印度的自治政府、工會或自由貿易無疑是“好東西”，是沒有誰能懷疑的。對如何清除壞東西和怎麼取得好東西的思考是必要的，其他任何思考隻會激起無益的行動。在這些所有思想中，一心一意為公眾事業獻身的精神和不能容忍對個人價值和國家價值有其他看法的態度一樣明顯，還有著小資產階級憎惡帶有貴族情調的（包括對美的欣賞）所有事物的情緒——他們表達這些觀點的方式和馬克思主義者所表達的方式完全相同。
剛開始，費邊社成員任何支持都得不到。他們開始勸說樂意聽他們講話的每一個人。他們向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群眾發表演說。他們能幹地和大量地寫作並分發小冊子。他們推薦特定的政策、計劃和法案，或者抨擊它們。不過接觸“要人”或者說接觸政界、企業界和勞工界領袖人物的隨從人員是他們施展影響的最重要的途徑。他們的國家和他們本人在國內的社會和政治地位為建立和利用這種接觸提供了極好的機會。
對外界的勸告，英國政治社會並不總是接受，不過它比起任何別的社會都願意傾聽其他人的意見。而某些費邊社成員不是外人，有些人可以利用在牛津和劍橋大學學生聯合會和公共休息室建立起來的聯係。從倫理上說，他們不是生活在另一個星球上。他們中的大部分人不是現有製度的不可調和的敵人。他們全都強調願意合作，不願意敵對。他們不準備出來組織政黨，他們特別討厭階級鬥爭和革命的辭藻。無論什麼時候隻要有可能，他們寧願做個有用的人，也不願做被人嫌惡的人。他們總會給議員或行政官員提供一些主見，而後者總是熱情地告訴他們應該做些什麼和如何去做的建議。
一般來說，現代內閣部長可以在他的內部找到他需要的大多數情報和建議。尤其是他肯定不會感到缺乏統計材料。19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的情況不是這樣。那時除偶有例外，各級文官隻知道他們的例行公事，別的一無所知。擔任官職的議員，特別是沒有擔任官職的議員，除了原有政策外，一直得不到有關“新”社會問題的論據與主意。占有論據與主意並一直願意把它們貢獻出來的團體，把它們妥善編排，打算供政府大臣或一般議員使用，這個團體必定擁有進入權，特別是從後門進入的權利。各級文官接受了這些論據與主意，他們不僅對費邊社成員的當前目標非常同情，並且還心甘情願地接受這些主意的宗旨。反過來，費邊社成員也接受充當非正式公務人員的角色。實際上他們很適合充當這個角色。他們沒有個人野心。他們願意在幕後服務。通過人數日益增加和權力逐漸增大的官僚機構所進行的活動（這是他們預見到的和讚成的）非常完美地跟他們民主的國家社會主義的總方案相適合。
不難想象，費邊社成員和馬克思主義者相互肯定多麼厭惡，因為費邊社成員的做法是一直避免討論基本原則和策略，而這些正是馬克思主義者津津樂道的，他們以多少帶有保護者的同情態度耐心等待費邊社成員來討論一切問題。不過就超然的觀察家來說，回答這些問題是很容易的。
費邊型的社會主義努力，在任何其他的時間不能算是一回事，不過它在1914年之前的30年間有非常大的價值。因為在那期間各種事物和人的思想適合並樂意接受這種信息，比它保守或比它激進的思想都不需要。整理和組織現存的思想是讓每種可能性變成清楚易懂政策所必需的，正是費邊社成員以最勤懇、最現實的態度在做這個“組織整理”工作。他們是改革者，時代精神讓他們成為社會主義者。他們是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因為他們的目標在致力於社會的根本性重建，最終讓經濟管理成為公共事務。他們是誌願的社會主義者，所以他們在所有早期階段必定被劃為馬克思主義者觀念中的空想社會主義者。不過他們有他們期待的目標，因此上麵的看法所包含的含義跟他們的情況並不符合。從他們的觀點看來，以空談革命與階級鬥爭讓資產階級那個獵物意識到危險是十足的瘋狂。驚醒階級覺悟正是他們極力避免的事情，起碼在開始時是這樣，因為這將讓他們的原則不會和平而有效地傳遍整個資產階級社會的政治和行政機構。當事物充分成熟時，他們就沒有絲毫猶豫地幫助建立獨立工黨，遂即跟1900年的勞工代表委員會合作，並展開工會的政治活動，促使進步黨在倫敦市議會裏提出自己的路線，首先宣傳在市裏實行社會主義，然後宣傳在全國實行社會主義，最後倡導蘇維埃製度的優點。
所有的這些顯然有另外一方麵，即容易讓他們的組織受到指斥。不過不管怎樣，假如說他們從來沒有發表過更加馬克思式的戰鬥宣言，從來沒有確切地告訴資產階級那個獵物他們打算怎樣進行應對，他們一樣從不去保護它。對準費邊社成員的另一個批評來自相反的立場，它指出他們的方法讓他們有在資本主義製度的外國防禦工事上被阻住的危險，而這種方法要導致大規模的對陣戰是不可能的。這個批評沒有考慮到他們特有的態度，但可以代表他們做這樣的回答：假如他們盡全部可能攻擊資本主義製度，不消滅它而是對它進行充分的成功改造，這當然是值得慶祝的事情。對於對陣戰，他們事先就以非常巧妙的方法，采用羅馬將軍的名字，來回答革命的批評家，那位將軍雖然謹小慎微，不過在把漢尼拔趕出意大利的鬥爭中，卻比他所有急躁的前任起了更大的作用。
第二節瑞典與俄羅斯
任何一個國家都有其自己的社會主義。不過在那些對人類文化價值寶庫做出跟其國土大小不相稱的驚人貢獻的大陸國家，尤其是尼德蘭與斯堪的納維亞等國家，事物與英國的範例並沒有很大不同。以瑞典為例，像它的藝術、科學、政治、社會製度和很多其他的事物一樣，它的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者跟其他國家迥然不同，不是因為原則或意向的任何特色，而是因為造就瑞典民族的材料和其特殊均衡的社會結構。這就是之所以說，別的民族試圖抄襲瑞典的榜樣是非常荒唐的原因，隻有請來瑞典人，讓他們執掌主權，才是要抄襲它的唯一有效的方法。
既然瑞典人是那樣的人，他們的社會結構是那樣的社會結構，他們社會主義的兩個突出特征我們就不難理解。基本上一直得到幹練而認真領導的社會主義政黨，它和非常正常的社會過程合拍地緩慢成長，並不企圖走在正常發展的前麵，不想為對抗而對抗。因此當它執政時任何騷動都沒有產生。它的領導人自然地擔任負責的職位，他們可以以平等地位並主要在共同基礎上對待別的政黨的領導人。到現在，盡管一個共產主義團體順理成章地出現，各黨對當前政治的分歧已降為討論這樣的問題，如對全都同意的某個社會項目是不是應多撥款幾百萬克朗，還是少撥款幾百萬克朗。在該黨內部，知識分子和工人之間的對抗，隻有憑借顯微鏡才看得明白，因為從雙方的水平看，他們中間已不存在巨大的文化鴻溝，也由於瑞典的社會有機體比別的社會有機體產生相對少的不容易就範的知識分子，被激怒的和激怒人的知識分子沒有其他地方那樣多。有時這種情形被描繪成工會一般地對社會主義運動尤其是對社會主義政黨所施加的“削弱性控製”。對沉湎於當前激進主義辭藻的觀察者來說，這種情況顯得尤為真切。
在天平的另一邊，在俄國，我們發現了純粹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因此其具有所有馬克思主義色彩，並且從其環境來看也不難理解。沙皇俄國是主要帶有前資本主義麵貌的農業國。就職業社會主義者可接受的意義來說的工業無產階級隻占1.5億總人口中的很小一部分 。工商業資產階級的人數相應要少，相比別的任何階級並不是更有能力，盡管由政府促進的資本主義進化當時正在迅速彙聚力量。插入這個結構中的是一個知識界，他們的思想對當地人是陌生的，就如俄國上流社會婦女的巴黎服裝。對於很多知識分子而言，當時實行的政府形式當然是讓人憎恨的，它是由一個專製的國王（獨裁者）率領一個龐大的官僚機構，與土地貴族和教會勾結在一起。
綜上所述，能夠得出兩點結論，初見之下它們顯得自相矛盾，盡管沒有一個嚴肅的曆史學者會這樣認為。一方麵，不可能循著組成卡捷特黨（立憲民主黨）的自由主義派律師、醫生、教授和文官所希望的方向做重大而突然的行動，這主要是因為他們太軟弱無力了，而不是因為他們的政綱不能為君主政體所接受。讓這些人當政就等於讓那樣的一個集團當政，它與執行沙皇主義的原來集團相比，在群眾中所能得到的支持會更少而不是更多，對群眾的感情和利益的同情也更少而不是更多。那裏不存在資產階級政權出現的餘地，更不要說是社會主義政權了。在法國1789年形勢和俄國1905年形勢之間沒有相同的地方。1789年瓦解的社會結構是過時的，它把國內幾乎所有有生氣事物前進的道路都阻塞了，它沒有能力應付當前的財政、經濟和社會問題。俄國在1905年的形勢不是這樣。因為在日本手裏吃了敗仗而威信掃地，所以出現社會不滿和混亂。但是這個國家證明自己不僅有能力克服混亂，並且能夠解決混亂背後的各種問題。在法國，結果出現:羅伯斯庇爾，在俄國，結果出現斯托雷平。如果沙皇製的生命力像法國舊政體那樣已經消失，情況就不可能如此。沒有假設的理由，如果沒有第一次世界大戰讓這個社會組織過分緊張，俄國君主政體就不能在國家經濟發展的影響下緊跟著經濟發展的步伐和平而成功地進行改革。
另一方麵，無疑是由於社會結構的基本穩定，才讓不能希望使用正常方法取得優勢的知識分子被迫采取不顧一切的激進主義。暗殺是沒效的，它隻會產生鎮壓，不過此外又沒有太多的事情可幹。鎮壓手段的殘酷反過來產生報複，於是悲劇就這麼發展下去，殘忍和犯罪的悲劇不停地相互加劇，這是全世界看到和感覺到的所有情況，也是我們能夠期望的正確判斷。
但是馬克思肯定不是盲動主義者，對於俄國革命者中的一些小醜，特別是巴枯寧式的那些小醜，他有著極大的蔑視和一樣多的憎恨。另外，他應該看到（或許他的確已看到），俄國的社會和經濟結構不具備按照他自己學說所規定的那種類型的社會主義勝利，甚至出現所必要的所有條件。他們是或多或少老實認真的革命者，他們的目的卻含混不清。這裏正好有一個力量獨一無二的革命真理。馬克思熠熠生輝的辭藻和千年至福的預言正是他們想要逃出民粹主義可怕荒原所需要的東西。另外，這個經濟理論、哲學和曆史學的混合物適合俄國人口味達到完美的程度。
所以，一個馬克思主義團體早在1883年就出現了，1898年逐漸演變成社會民主黨。起初領導人和黨員當然大都是知識分子，盡管它在“群眾”中的秘密組織工作取得充分成功，完全可以讓抱同情態度的觀察者說它是工人團體在馬克思主義領導下的聯合。這點說明了為什麼俄國沒有出現有強大工會組織國家中別的馬克思主義團體所遇到的太多困難。不管怎樣在開始時，進入這個組織的工人以絕對溫順的態度接受知識分子的領導，乃至很少自稱要為他們自己決定什麼事情。結果，理論和行動都遵循著嚴格的馬克思主義路線並在高水平上發展。這顯然得到德國這種信仰護衛隊的祝福，他們看到這種絕對服從的美德，無疑感到馬克思提出的真正的社會主義隻能從成熟資本主義崛起的論點一定有一些例外。不過1883年這個組織的創始人和該組織最早20年的領導人普列漢諾夫（他對馬克思學說的有才華和有學問的貢獻得到普遍的尊敬）才真正接受這個論點，因此認為不能希望社會主義過早實現。
1903年的那次讓黨分裂為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的無可避免的衝突所具有的意義，要比兩個集團名字所暗示的僅隻是有關策略的分歧嚴重得多。當時，任何一個觀察家無論其經驗怎樣豐富都沒能徹底理解這次分裂的性質。
第三節美國的社會主義團體
在美國，一種完全不同的社會模式證明它和俄國社會一樣對真正社會主義群眾運動的生長與發展不利。所以兩個社會出現的類似之處和它們之間的不同之處，都一樣讓人感興趣。雖然俄國鄉村結構中固有共產主義特征，但俄國的農業社會事實上不接受現代社會主義的影響，而美國農業社會證明是反社會主義的力量，它準備除掉其重要性完全可以引起它注意的所有馬克思主義活動。假如說俄國的工業部門因為資本主義發展緩慢沒有能產生舉足輕重的社會主義群眾政黨，美國的工業部門因為資本主義以讓人眩暈的步伐迅猛地發展，所以也沒有能做到這一點 。
在各自知識分子團體之間有著最重要的差異：跟俄國不同，美國在19世紀結束以前沒有產生一群就業不足和飽受失敗的知識分子。由開發國家經濟可能性這個全國性事業引起的價值方案差不多把所有有才智之士吸收進實業界，並把實業家的觀念深深印在民族靈魂中。我們想象中的那種知識分子在紐約以外人數並不多。他們中的大部分接受這個價值方案。如果他們不接受，主要街區的人就不會聽他們的話，並本能地憎惡他們。這種態度在訓誡他們上，要比俄國政治警察所采取的手段更加有效。中產階級對鐵路、公用事業和大企業的大都敵視，吸收了當時差不多所有“革命的”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