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才能和可尊敬的工人一般都是務實家，也感到自己是務實家。他成功地致力於利用他自己的機會向上攀登，或者不管怎樣盡可能有力地出賣他的勞力。他理解他雇主的思想方法，也具有一樣的思想方法。當他發覺跟同一企業內的相同地位的人聯絡在一起是有益的，他就以相同的精神跟他們結合在一起。大約從19世紀中葉起，這種做法逐漸越來越多地采取雇員委員會的形式，它是戰後城市中獲得充分經濟與文化上重要地位的公司工會的先驅 。
另外，對工人而言，在全國規模上與別地的本行業成員聯合起來往往有好處，因為這麼做能夠改善直接對付雇主和間接對付別的行業的談判地位。這種利益產生了很多典型的美國工會，主要表現在它們都采取行會原則，這個原則在排除未來參加行會者方麵比所有其他原則都更加有效，真正產生了工人卡特爾。
能夠肯定，信條和口號、意識形態、非常不革命和非常厭惡階級鬥爭的事實，其本身隻有很小的重要性，美國的工會運動者不太喜歡講理論。假如他們曾經談到理論，他們可能用馬克思主義來解釋他們的所作所為。不過這樣說依然是對的，且不談討價還價，他們認為自己在任何事情上都沒有喪失立場，至於與雇主合作也就是被我們中一些不喜歡這種做法的人所稱作的勾結，不僅符合他們的原則，並且符合他們麵臨形勢的邏輯。除個別問題外，政治行動不僅是不必要的，甚至在他們看來是沒有意義的。就其可以施展的影響來說，激進的知識分子或許一樣試圖改變賓夕法尼亞鐵路董事會。
不過還有另外一個世界在美國勞工界中。在移民中與品質優秀者一起來的，從一開始就有一些品質低於標準者，這些人在內戰之後無論在相對數量還是絕對數量上都有增加。這些人的數量激增還由於有很多人盡管在體力適應性或智力或精力上並不比正常人低，不過，因為過去的不幸，或者因為長期生活在不利環境中所受的影響，或者幹脆因為不安守本分，不能適應環境的脾氣或犯罪的傾向而淪入這批人中。全部這種類型的人容易成為剝削的犧牲品，而道德約束的缺失讓剝削無所忌憚，於是某些人的反應是盲目和衝動的仇恨，這種仇恨心情非常容易釀成犯罪行動。在很多聚集各種各樣出身和傾向人們的最近迅猛發展的工業社會裏，法律和秩序一定要以其本身不合法的行動來維持（假如要維持），粗暴的人們用比他們受到的待遇更粗暴的行為來對付雇主或雇主的代理人，雇主及其代理人還沒有養成責任感，常常出於害怕他們財產受損甚至生命危險被迫采取殘酷的行動。
勞動騎士團這個不問技術不問行業並且隻要願意就可以加入的全體帶薪工人重要的全國性組織的曆史，大約有10年時間（1878—1889）具有非常大的力量，進行過有意義的活動。1886年，“俠義騎士團”的成員幾乎達到70萬人，其中由工業勞動者（大多數為非熟練工）組成的一部分人在當時幾次經濟蕭條中精神飽滿地參加或甚至提倡罷工或抵製。細心地查閱綱領與宣言，就可以發現它是不同種類的社會主義、合作主義，偶爾還有無政府主義思想的有點支離破碎的混合體，倘若我們願意，還可以追尋到門類眾多的來源，它們之中有歐文的英國農業社會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和費邊主義者。它的政治觀點非常明顯，總的計劃和社會主義重建的思想也特別顯著。不過，這就是我們之所以能夠發現這種明確的目標的原因。
事實上，因為我們以自己時代的觀點來複述當時的情況。實際上那裏並沒有明確的目標，有的隻是追求美好生活的思想（締造人尤賴亞·S. 斯蒂芬斯受過擔任牧師的教育）與美國憲法思想特征的總和，而美國憲法對包括農民和自由職業者在內的很多人有吸引力。這樣，“俠義騎士團”成了各種改革者計劃的交換場所。
顯而易見的結論是，在美國當時的環境下，沒有也不可能有進行社會主義群眾運動所需要的材料或所需要的動力。順著從勞動騎士團到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這條線追尋就可以證明這一點。這條線在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丹尼爾·德·利昂一生的事業中有很好的體現，應該對忠誠信仰者有著相當特殊的分量 。就是在他的指揮下，1893年勞動騎士團裏的社會主義者起來反對原來領導人波德利，因為這個風波，最終讓該組織受到沉重打擊。造反的目的是想創立或多或少按照馬克思主義路線進行政治活動的工具。準備由一個無產階級政黨發動階級鬥爭、革命，消滅資本主義國家及其他行動。不過無論是社會主義勞動黨（1890年）還是德·利昂的社會主義職工同盟（1895年）都沒有在這場變動中顯現出生命力。不僅跟著走的工人階級人數很少（這點本身不是決定性的），並且甚至像俄國占有、控製知識分子的核心的那種成功也沒有得到。社會主義勞動黨先是分裂，隨後又把留下來的大多數地盤輸給了新成立的社會黨。
社會黨和美國所有社會主義團體一樣跟取得正統的成功非常接近。第一，它的出身是正統的。它是在1892—1894年的勞工鬥爭中興起的，當時的罷工因為當局使用武力而失敗，聯邦政府和司法部門給雇主以堅決的支持 。這讓很多原是“保守”行業工會所屬的人們的思想有所變化。不管怎樣，這讓尤金·V. 德布斯首先投向產業工會主義，然後讚成政治行動的原則。第二，社會黨采取的總的態度是正統的。它試圖跟工會一起工作，從而“在內部進行破壞”。它建立起正規的政治組織。在原則上它讚成跟歐洲社會主義大黨有相同意義的革命。它的理論不是非常正統的。實際上，它無論在德布斯還是其後任的領導下在理論方麵都不是很重視，它允許在黨員中展開的教育工作有非常大的自由。但是，盡管它從來沒有能成功地吸收全國各地到處興起的當地勞工小黨，不過它直到共產黨開始競爭的戰後時期為止發展一直非常順利。我想，大部分社會主義者都會同意把它稱作是美國的唯一真正社會主義政黨。它的競選力量盡管和大部分社會主義政黨同樣是靠非社會主義同情者才擴大的，不過仍能衡量其嚴肅社會主義努力的程度。
但是德·利昂還有另一個機會。這個機會來自（也消失於）西部礦工聯合會。該聯合會的激進主義與所有理論背景都沒有絲毫聯係，完全是粗魯的人們麵對艱難環境做出反應的產物。這個工會為世界產業工人組織（1. W. W. ）的建立奠定了基石。德·利昂跟他的同事們在這個組織裏加進他們自己和別的垮台組織的殘餘，同時還把從各處來的或不知來處的大部分性質可疑的分子加進來，有知識分子，有無產階級，也有有知識的無產階級。不過該組織的領導人及他們所說的話是強有力的。其領導人除了德·利昂外，還有海伍德、特勞特曼、福斯特等。
為所欲為的突擊戰術和不妥協的戰鬥精神，取得一連串孤立的成功，隻有革命詞彙和突擊戰術，此外別無所有是最終失敗的原因。我不需重述人們用各種觀點講過多次的故事，與我們有主要關係的是，這個組織曾被稱為工團主義甚至無政府主義，後來幾個州實施的工團主義懲治法就是用來對付它的。現場“直接”行動的原則和對西部礦工聯合會理論上的讓步，指清了產業工會在建設社會主義社會中的主要任務。這是德·利昂對經典馬克思主義的貢獻，也是他對馬克思主義的偏離，其顯然表明它是工團主義的組織。不過把它說成是工團主義的因素插入實質上始終是馬克思主義樹幹的分支裏，要比把其說成完全是工團主義看來更為確切。
這樣，這位普通又偉大的社會學家這次又說對了。他說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者都是非美國的。假如我理解他這句話的意思，它跟我正在囉唆地試圖說明的道理完全一樣。美國的問題和態度偶爾借用這些外來的東西。
第四節法國的狀況與工團主義分析
到底工團主義是什麼，我們在法國的圖景中看得最清楚 。在觀看這幅圖景之前，我們應大體上主要說一說有關法國社會主義的幾件事。
（1）法國社會主義思想意識具有非常悠久的曆史，或許比所有別的地方更為著名。不過那裏沒有一個社會主義思想，在完美的淨化上和為人忠誠信仰的廣度上跟（譬如說）費邊社型的社會主義和馬克思型的社會主義差不多。費邊社會主義需要英國的政治社會，而法國因為大革命及貴族分子和資產階級分子隨後的失敗合起來阻止那種社會的出現，所以沒有出現過像英國的那種社會。馬克思的社會主義要求有廣泛而統一的勞工運動，或者有作為召集知識分子的信條，它要求有與法國人追求自由的天性不相同的文化傳統。
（2）法國是一個典型的農民、工匠、職員和小食利者的國家。資本主義發展以標準的步伐進行，大型工業隻有幾個中心，把法國社會分成這些階級的無論是什麼問題，首先它們在經濟上是保守的（在別的地方的保守主義沒有這樣廣泛的基礎），隨後它們日益支持包括激進社會黨在內的倡導中產階級革命的那些團體，激進社會黨能夠用一句話把這個黨形容透徹，即它既不激進，也不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很多工人屬於同一社會學類型，具有相同的思想。很多專門職業者和知識分子讓自己適應這個情況，從而說明雖然存在知識分子的生產過多和就業不足的情形，卻不像我們想象的那樣嚴重。騷動是有的。不過在不滿分子中間，反對第三共和國中由種種不同環境形成的反教士傾向的天主教徒比厭惡資本主義秩序的人更加重要。正是因為前者而不是因為後者，引起德雷福斯事件 （Affaire Dreyfus）時期對資產階級共和國的真正危險。
（3）結論是，盡管還是因為不同原因，法國並沒有比俄國或美國更多的發展嚴肅社會主義的餘地。所以它有多種多樣的社會主義和準社會主義而沒有嚴肅的社會主義。寄希望於“少數意誌堅決者”行動的布朗基主義的黨就是很好的例子。不過最後由蓋德和拉法格建立起已經得到馬克思本人批準的階級鬥爭綱領的馬克思主義工人黨（1883年）。它按照正統路線發展，一邊在一條戰線上與埃爾韋型的盲動主義和無政府主義作戰，一邊與饒勒斯的改良主義在另一條戰線上作戰，這情形跟德國馬克思主義黨所做的非常相似。但是它從來沒有得到與德國黨相同的重要性，在群眾或知識分子眼中也從來沒有跟德國黨相近的意義，雖然社會主義團體於1893年在議會中合並（占有48席位，而執政的共和黨占300席位）並最終導致統一社會黨在1905年的成立。
（4）我隻打算把下麵的事實簡單地談一談（不打算詳加評述），即上麵粗略看到的社會模式要產生英國類型的有紀律的大政黨是不可能的。相反，任何人都知道，法國的議會政治變成小型不穩定團體的不斷更換舞伴的交誼舞，這些團體根據短暫的形勢和個人的利益及陰謀，有時聯合有時解體，按照我上麵所提到的客廳遊戲的原則，一會兒建立內閣，一會兒搞垮內閣。政府的低效率就是這種議會政治的後果之一。另一個後果是，法國社會主義團體和準社會主義團體得到內閣職位的機會要比其他國家快很多，在那些國家裏雖然社會主義政黨有強大得多的力量，不過那裏的政治是根據十分合理的方法運行的。在1914年國家進入緊急狀態之前，蓋德及其團體證明不受誘惑，以最佳的正統風格，向來拒絕跟資產階級政黨合作。不過這個改良主義團體，逐漸變為資產階級的激進主義，它奉行的原則——不經過革命的改良——對這樣的合作不譴責，事實上也沒有理由這麼做。於是饒勒斯並不為在1898年德雷福斯危機時為了保衛共和國而支持資產階級政府而感到愧疚。就這樣，一個長期存在的社會主義原則和策略問題（它在英國或瑞典完全不成問題而在其他所有地方都是一個根本性問題）突然用最實際的形式在社會主義世界爆發了。這個問題因為一個外加的條件顯現出它獨特的刺激性。這個外加條件是：支持資產階級政府是一件事，雖然從嚴肅的正統派觀點看夠壞的了，而實際參加政府並分擔其責任根本是另一回事。與此同時，我們一定要設法了解“米勒蘭主義”為什麼必定要打擊法國的蓋德主義者和整個歐洲的正統社會主義者。對他們而言，“米勒蘭主義”是錯誤與罪惡，是對目標的背離和對信仰的玷汙。這是非常自然的，1904年的阿姆斯特丹國際大會對它的詛咒也是非常自然的。但是在理論上的詛咒以外和在它的背後是個簡單的常識。假如無產階級不打算支持有野心的政治家，不讓他們利用這種支持爬上權力高峰，就一定要最小心地注視對批準了的做法的任何一次偏離。每當形勢適合野心家妄圖取得權力的時候，奢談國家緊急危機的詭計（說到底，是不是有過政治家不認為是緊急危機的形勢）是非常老生常談和特別喪失信用的，不能夠完全騙過所有人，特別是已經學會從政治言辭中看出真正價值的法國無產階級。存在著群眾有可能對政治社會主義有輕蔑地厭惡的危險 。
實際上，不僅隻有這樣的危險。群眾的確已經對這種社會主義厭惡了。看，整個國家都看到政治效率低下、無能和草率做事的可悲景象，它是上文沒有全麵地概述的社會學模式的產物，群眾不信任政府、政界人物和粗製濫造的作家，群眾對他們中的任何人都不再尊重，事實上除了對原先幾個偉大人物的懷念外，不再尊重所有人和所有事物。一部分工業無產階級保留天主教信仰，其他的人失去信仰。對於那些已經克服資產階級傾向的人，工團主義比所有能夠得到的、可靠的社會主義更加有吸引力，那種社會團體的發起人有可能在較小規模上對資產階級政黨的遊戲如法炮製。以工團主義為主要繼承人的法國式的革命傳統對於它的興起當然有幫助。
工團主義不但是革命的工會主義，而且它能夠包含跟後者無關的很多東西。工團主義厭惡政治和反對政治，因為它一般蔑視傳統政治機構的活動和通過它進行活動，特別是蔑視議會的活動。由於它既蔑視按照理論製定的建設綱領，也蔑視知識分子的領導，所以它反對知識分子。它的確給予工人的直覺不像馬克思主義訴諸知識分子想象中一定是工人直覺的那個東西，它答應工人他可以理解的東西，也就是占有他工作的工廠，用肉體的暴力去占領，最後用總罷工去占領。
工團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或費邊主義不一樣，它不能為任何受過經濟學或社會學艱苦訓練的人所信奉。它沒有理論基礎，按照任何事物一定要達到合理化這個假設行事的作家，假如試圖為它設立一個理論，無可避免地會讓它孱弱無力。有人把它跟無政府主義相聯係，作為社會哲學的無政府主義與它在根源上、目標上和意識形態上是根本不同的，雖然巴枯寧的工人階級追隨者的行為（1872—1876）在我們看來與它是多麼相似。另一些人試圖把工團主義作為以特殊策略癖好為特征的特殊部分，歸入馬克思主義的範疇。這就得把對兩者都是最為重要的東西舍棄。另外還有一些人構想出一個新的社會主義品種——基爾特社會主義，作為柏拉圖式社會主義思想發揮作用。他們這樣做就一定要讓活動按照一個明確的、有最終目標的圖式，而沒有這種圖式正是它的一個突出特色。組織和領導奉行工團主義信條的勞工總同盟（1895—1914）的那些人絕大多數是真正的無產階級或工會官員或者兼有兩種身份的人。他們充滿著憎恨和戰鬥精神。他們並不費心地去考慮假如成功了他們對這堆爛攤子將做些什麼。這還不可以嗎？我們為什麼應該拒絕承認有這麼一種抽象的好鬥性，它既不需要，也不注意任何議論，關心的隻是勝利本身這一生活每天都教導我們的真理呢？
不過所有知識分子都能以適合他口味的方式把這個殘酷暴力後麵的空虛填滿。暴力本身加上反知識和反民主傾向，若以無數人有種種理由嫌棄的分崩離析的文明為背景加以觀察，就有了很有深意的內涵。那些當時有這種感覺，不過對資本主義社會經濟製度的憎恨沒有對資本主義民主理性主義的憎恨那麼深的人，退到正統社會主義那裏去是沒有自由的，因為正統社會主義有著更多的理性主義。無論是尼采派還是柏格森派，對於他們智力上的反智力活動來說，工團主義崇尚暴力的反智力活動在群眾中作為他們自己信條的補充有著非常大的吸引力。就這樣，一種非常獨特的同盟實際上產生了，工團主義最終把喬治·索雷爾當作它自己的哲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