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托邦》reference_book_ids\":[7139076017049570304]}]},\"author_speak\":\"code\":0,\"compress_status\":1,\"content\":\" 一些社會主義學說中的根源大概和最早合情合理的思想同樣古老。隻要這些學說沒有辦法讓所有人信服社會發展過程必定導致實現社會主義的話，它們是美麗的或可怕的夢幻是由跟社會現實接觸而產生的無力的渴望。它隻要跟現存的或潛在的社會力量源泉沒有確定的接觸，社會主義者的努力相當於對著荒野說教——柏拉圖式的說教，所有的政治家都不需要為之操心，所有的社會過程的觀察家都不需要把它列入能起作用的要素。
這就是馬克思對先於他的或跟他同時提出競爭性教義的社會主義者提出批評的要旨，以及他之所以稱他們為空想社會主義者的原因。原因不全在他們的很多計劃是明顯的怪念頭或者都在知識上比一般水平低，而是由於這些計劃根本上沒有被執行過，也不能被執行。
直到19世紀上半葉，托馬斯·莫爾爵士（1478—1535）的《烏托邦》還一直被廣泛閱讀、讚揚乃至抄錄。它說明了卡貝和貝拉米的成功，他們向人們展示了一幅樸素、高尚和平等社會的圖畫。那個社會正好跟莫爾時代的英國社會相反。書中的理想隻能是一種批判社會的文學形式。或許我們不必把它看作是莫爾向往的實際社會計劃目標的表現。不過，假如它真的被人們這樣理解（過去是這麼理解的），困難不在於它的不能實行。在一些方麵它並不比現時田園詩式的社會主義實際可行性更小。比如，它正視權威問題，它坦然地接受較低的生活標準的前景，顯然還把低標準稱為美德。真正的困難在於書裏不想指出，社會如何漸漸趨向那個理想境地（除非可能通過信仰上的改變），或者產生理想境地所依靠的真正要素是什麼。我們能夠喜歡或厭惡這個理想，但是我們對它做出有影響的事情是不可能的。把現實問題的解決寄托在空洞的理想上，是不容易據此建立政黨和製定政綱的。
羅伯特·歐文（1771—1858）的社會主義是另一種類型的代表。歐文是一位製造商和實際改革家，他不滿足於想象或采取小型自給自足社會的思想，在那種社會裏人們按照共產主義原則（按此詞的最大膽意義）生產和消費自己的生活資料。他事實上著手去實現他的想法。首先他希望政府有所行動，然後他試圖建立一個典型來實施他的計劃。因此看來他的計劃比莫爾更能實行。它不但有理想，它還有通向理想的橋梁。但是事實上，這種橋梁隻有助於更明確地說明烏托邦主義的性質。因為無論是政府行動還是個人努力都作為天外飛來的救星引入——這件事之所以一定要做，僅僅是由於某個人認為它值得做。指不出或無法指出有哪種社會力量為這個目標努力。沒有土壤供給玫瑰花生長。就讓它們飽餐人們對它們美麗的稱讚吧 。
這番話對蒲魯東 （1809—1865）的無政府主義一樣適用，隻是他學說中準確的經濟學錯誤要比輕視經濟學論證的別的無政府主義的經典著作明顯得多，無論是強調自由的和無政府的個人合作，還是強調為個人合作開辟道路就要完成破壞的任務，他為什麼能避免推理錯誤的原因主要在於他避免推理。像“詩人、精神病人和愛好幻想者一夥人”那樣，他們在本質上做不了任何事情，除非把社會主義計劃搗亂和在革命激動形勢中增添混亂。馬克思對M. 巴枯寧的所作所為感到憎惡，有時還摻雜著絕望。
不過無政府主義是帶有複仇心理的烏托邦思想。我們提到這種病態的烏托邦思想，僅僅是為了把事情說清楚，也就是說這種14世紀心理狀態的複活與真正烏托邦社會主義不應該相混淆，後者在聖西門 （1760—1825）著作中有最精彩的闡述。在他的著作中，我們發現理智與責任心結合成強大的分析力。設想的目標既不荒誕也不縹緲。欠缺的是方法。他提出的唯一方法又是政府行動，而在當時，由政府采取行動差不多都是資產階級的點子。
假如人們讚同這樣的看法，那麼結束社會主義未成年期的重大轉折，實際上必定和卡爾·馬克思的名字及著作聯係在一起。如果這種轉折有可能確定時間，我們能夠把它定在1848年《共產黨宣言》的出版，或者定在1864年第一國際的成立。就是在那個時候，理論上的標準和政治上的標準都能夠嚴肅地說是符合了。但是一方麵，這個成就隻是總結了幾個世紀未成年期的發展；另一方麵這個成就以非同尋常的方式讓這些發展公式化，那種方式或許在實際上（肯定不是在邏輯上）是唯一可能的方式。所以，正統社會主義對未成年期一些人的判斷一定要在某種程度上給予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