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假如說幾個世紀裏的社會主義計劃方案全是夢想，那麼方案的大部分是合理化了的夢想。少數思想家在合理化上取得的多多少少完美成功，不僅僅是他們個人的夢想，而是非統治階級的夢想。所以，這些思想家不是完全生活在雲端，他們也幫著把在下麵打瞌睡不過打算蘇醒過來的人帶到上麵來。
第二，未成年期的社會主義思想家預備了後來被證明有用的很多磚塊和工具。社會主義社會這個思想畢竟是他們創造的，因為他們的努力，讓馬克思和他的同代人可以像討論每個人都熟悉的東西一樣討論社會主義社會。並且很多空想社會主義者做得更多：他們製訂了社會主義計劃或某種社會主義計劃變種的細節，以此對各種問題進行係統的闡述（無論如何不恰當）和清理很多場地。甚至他們對純經濟分析所做的貢獻也要重視。它為沒有它便會黏滯得沒法下咽的布丁提供非常必需的發酵劑。何況很多分析幾乎是專門的著作，改進了當時的理論，對馬克思非常有好處。像威廉·湯普森等這些悉心闡述勞動價值說的英國社會主義者和準社會主義者就是最好的例子。
第三，被馬克思指定為空想社會主義者的那些人並不是跟群眾運動完全沒有接觸。某種不可避免的接觸是由這樣的事實促使的，那就是使知識分子的筆動起來的社會和經濟條件也將讓包括農民、工匠、農業勞動者，甚至流浪漢和暴徒在內的一些團體或階級行動起來，許多空想社會主義者與他們建立起非常緊密的接觸。16世紀革命時，農民的要求是由知識分子係統闡明的，在以後幾個世紀裏，知識分子與農民的協調和合作漸漸變得更加緊密。法國大革命時期唯一純社會主義運動的領袖人物“格拉古”巴伯夫（“Gracchus”Babeuf），被當作對政府非常重要的人物，1797年送他上斷頭台對他加以表揚。在英國也有這種情況的最好例證，我們隻需從這個角度來比較17世紀的平均派運動和19世紀的憲章運動 就能理解。在平均派運動中，溫斯坦利以個人身份參加和領導這場運動；在憲章運動中，眾多的知識分子組成一個團體行動，盡管他們的合作最終集中為基督教社會主義，它不是全部脫離當時群眾運動的一批學者的秘密活動。在法國，最好的例子是1848年路易·布朗的行動。所以在這方麵也像在其他方麵一樣，烏托邦社會主義與“科學”社會主義僅僅是程度上的不同，不是性質上的不一樣。未成年期社會主義與階級運動的關係是偶然性的，通常說來不是根本原則性的，階級運動與馬克思及馬克思以後社會主義的關係，顯然是根本原則性的，跟政府與常備軍的關係相類似。
還有特別重要的一點需要提出來，我希望它不會是一個障礙。我原先說過，斷定建立社會主義的兩個必要的、嚴肅的政治要素，即存在朝向社會主義的趨勢 和它跟現存的或潛在的社會力量源泉有永久性的接觸的學說一定是在19世紀中葉，邏輯上不是唯一可能的方式建立起來的。馬克思和大部分同時代的人堅持認為，工人階級是積極與這種趨勢有關的唯一階級，所以它是社會主義者能夠開發的唯一力量源泉，正是這種觀點讓他們的學說帶有一種特殊的傾向性。對於他們而言，社會主義主要代表著把工人從剝削中解放出來，而“工人的解放必定是工人階級自身的任務”。
馬克思跟他的大部分前輩不同，他想要讓一個現存的運動（不是夢幻的）合理化，他和他的繼承人的確部分控製了這個運動，這點基本上依然是正確的，不過他和空想社會主義者的差別比馬克思主義者要我們相信的更小。如我們所知道的，空想社會主義者思想中有很多的現實主義，而在馬克思主義者的思想中有比他們承認的更多的非現實主義的夢想。
按照這個事實，我們將對未成年期社會主義者的見解更加看重，因為他們並不單獨強調無產階級的作用。尤其是，在我們看來，他們對政府和對無產階級之外的各階級的期望要比馬克思看來少些幻想性，多些現實性。因為國家，它的官僚機構及管理政治機器的集團，對於尋找社會力量源泉的早期社會主義者看來是有光明前景的。目前應該清楚，他們在很大程度上有和群眾相同的“辯證的”必然性走上所希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