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就算沒有企圖影響他的政治集團，典型公民在政治問題上常常會聽任超理性或不合理的偏見和衝動的擺布。他在政治上應用的推理方法軟弱無力，他對得出的結論缺少有效的邏輯控製，這些本身就完全可以造成那種狀況的發生。另外，由於他做不到“頭腦清醒”，甚至連一般的精神水平都達不到，因此他偶爾還向黑暗的衝動讓步，私生活的條件本來有助於他抑製這種衝動。對於他的推論和結論的智慧和合理性，假如他屈從於一陣憤怒的爆發，一樣不可能是合格的。這情形讓他更不容易看清事物的正確形象，甚至最多隻能一次看到一件事物的一個方麵。所以，假如他有一次真的不再跟平常那樣模糊不清，的確表現出民主經典理論所規定的明確意誌，他很可能變得比平時更加蠢笨和不負責任。這種狀況在一些關鍵時刻，或許能夠證明對他的國家是致命的 。
其次，不管怎樣，公眾心理過程中的邏輯成分越不強，合理批評及個人經驗和責任心所施加的合理影響就消失得越幹淨，而一些別有企圖的集團的機會就越多。這些集團包括職業政客、經濟利益的代表、這種那種理想主義者，或者隻是對表演政治戲劇和控製政治表演感興趣的人們。這些集團的社會學觀點對當前爭論無關緊要。既然政治中的人性是現在那樣，這些集團就可以在非常大的限度內改變乃至製造人民的意誌，這是這裏唯一重要的一點。我們在分析政治過程中所遇到的主要不是真正而是由人製造出來的意誌。這種人工製造的東西往往在現實中與古典理論中的尋常意誌相適應。隻要存在這種情形，人民的意誌就不會是政治過程的動力，隻能是它的產物。
製造爭論問題的方法和製造對所有重大問題的人民意誌的方法跟商業廣告的方法完全類似。我們發現接觸下意識的相同企圖。我們發現創造讚成和反對聯想的相同手法，這些聯想越不合理越有效率。我們發現一樣的規避策略、一樣的緘默策略和一樣的以再三重申主張來製造輿論的詭計，這個詭計無疑可以成功地躲避合理的爭論和驚醒人民批判能力的危險，諸如此類。隻是全部這些技術在公共事務領域比在私人和專業生活領域有無限大的發揮餘地。世上曾有過的最美姑娘的照片，從長遠觀點看，它對劣質香煙的銷路無力維持。在政治決策問題上一樣沒有有效的保證。很多命運攸關的重要決定不具有公眾可以用低廉代價在空閑時候加以實驗的性質。就算有實驗可能，一般來說，因為政治效果是不容易說得清的，所以做出判斷不像實驗香煙那樣容易。
但是上述這類技術以商業廣告領域所沒聽說過的程度，讓自稱訴諸理性的那些政治廣告形式沒有了效力。對於觀察者而言，反理性的或者起碼是超理性的呼籲及受害者的沒有自衛能力，當用事實和論據掩蓋時反而更加清楚地凸顯出來。通過上文我們已經知道，讓公眾知道有關政治問題的正確信息及以此做出的邏輯正確的推論是如此困難，有關政治問題的信息和論點為什麼隻有在它們與公民先入之見相連接時才能“掛上號”。不過一般來說，這些先入之見不夠明確，不能決定是否接受特定的結論。由於它們本身是能夠製造的，有效的政治論證幾乎不可避免地代表著是一種把現存意誌的前提扭曲成特殊形式的企圖，而不隻是貫徹這些前提或幫助公民做出決定的企圖。
這樣，真正被接受的信息和論點很可能變成政治意圖的奴仆。由於人們為他們的理想或利益願意做的第一件事是說謊，我們預期，實際上我們發現，有效的信息差不多總是經過摻假或挑選 ，而政治上有效的推理主要就是試圖把某些主張提高為公理，把別的主張說成不屑一顧，於是這樣的推理隻會是一種上邊提到的心理技術。認為我過分悲觀的讀者，隻需自問他是否曾聽人說過，抑或他本人是否說過，這種或那種厭惡的事實一定不可公開宣揚，或者某種推理的思路盡管有根據，卻是要不得的。假如那些根據流行的標準能稱為可尊敬的甚至是心胸高尚的人，並且還對這種情形心安理得，豈不是他們由此表達了他們對人民意誌的價值甚至人民意誌的存在是什麼看法嗎？
所有的一切當然都是有限度的 。傑斐遜的格言說，最後，人民畢竟比所有個人聰明，還有林肯有關不可能“永遠愚弄所有人民”的格言，其中是有真理的。但是這兩個格言都含有深意地強調從長期來看這一點。不可置疑，有可能爭辯說，在一定時間裏集體心理將會發展成高度合理甚至特別敏銳並常讓我們吃驚的意見。但是，曆史由一連串短期形勢組成，它們能夠永遠改變事情發展的線路。假如全體人民在短期裏能被一步一步“愚弄”到接受不是他們真正需要的東西，假如這個情況不是能夠忽視的例外事例，那麼不管有多少事後回顧的常識也不能改變這樣的事實，即事實上人民既不提出問題也不決定問題，決定他們命運的問題正是常由別人為他們提出和決定的。民主愛好者比所有其他人有更多接受這個事實的理由，更有洗刷其他人說他們的信條依靠假話騙人的誹謗的理由。
第四節古典學說存在的原因
不過，一種跟事實如此相悖的學說為什麼能夠存在到現在，並將繼續在人民心中和在政府官方語言中保持它的地位？反駁的論據是人人都知道的。每個人以充分坦率的態度，經常用譏諷的坦率態度接受這些論點：學說的理論基礎，即功利主義的唯理論已經死亡；沒有人把它看作正確的國家理論來接受它。之所以這樣的原因是不難解答的。
第一，盡管集體行動的古典學說或許不能得到經驗分析結論的支持，不過與宗教信仰有關的思想給予了它有力的支持，這一點我已經說過。乍一看，這種情況或許不明顯。功利主義領導人肯定不是宗教這個詞一般意義上的宗教領袖。實際上他們相信自己是反宗教的，人們也普遍認為他們是這樣的。他們以采取在他們看來顯然是非形而上學的態度而自豪，他們對當時的宗教製度和宗教運動完全不同情。不過我們隻要看一下他們所畫的社會過程的圖畫，就能夠發現畫麵體現出基督教新教信仰的本質特性，實際上它來自那個信仰。對於拋棄宗教信仰的知識分子而言，功利主義信條提供了宗教的替代品。對於堅持宗教信仰的很多人來說，古典學說成為宗教的政治補充物 。
在古典學說進入宗教範疇時，其性質就改變了。最終以它為基礎的民主信念也變了，於是對共同利益和最終價值產生邏輯上的顧慮不再需要了，主宰萬物的造物主的計劃為我們安排好了所有的一切。原先看來不明確或沒有目的的東西一下子變得非常明確，並且有說服力。比如，人民的呼聲就是上帝的意旨。以平等為例，它的含義是拿不準的，隻要我們囿於經驗分析的範圍，就不容易有哪種合理根據把它提高為基本原理。不過基督教教義含有強烈的平等成分。救世主為所有人而死，對於不同社會地位的人他同等相待。他這樣做，是為了證明各人靈魂的內在價值是不允許分成等級的價值。在我看來，這不是對“每個人隻能算一個，任何人不能算幾個”的認可，並且是唯一可能的認可嗎？ 這不是對將超塵世意義注入民主信條的條文中（除此外很難找到別的）的認可嗎？這樣的解釋當然沒有托出整個理由，不過就其所涉範圍，它好像解釋了很多除它之外沒法解釋、實際上也根本沒有意義的事情。尤其是它能解釋清楚信仰者對批評的態度。又跟社會主義的情況相同，完全不信這個道理，被看作是不但錯誤的並且是有罪的，它不但引起邏輯上的反駁，也引起道德上的憤怒。
對我們的問題我們能夠用另一種方式探討，說用這種方式推動的民主不再是像蒸汽機或消毒劑那樣能夠合理地討論的單純方法了。它事實上成為我從另一個角度看原本認為它不可能成為的東西，那就是一個理想，或者應該說是事物理想圖式的一部分。“民主”這個詞能夠成為一麵旗幟，成為一個人所寶貴的全部一切的象征，成為他對其國家所愛的（無論是否合理地具備條件）所有東西的象征。一方麵，民主信仰中意指的各種不同主張如何會與政治事實相關的問題將變得跟它沒有關係，就像對虔誠的天主教徒來說，亞曆山大六世的所作所為如何會與環繞教皇寶座的超自然光環相符合一樣，會變得跟他沒有關係。另一方麵，這種類型的民主主義者在接受包含眾多平等、友愛含義的基本原理的同時，也一定會全部真誠地接受基本上有任何程度偏離這些原理（或許包括他自己的行為或立場）的東西。那種情形甚至是符合邏輯的。僅僅隻是跟事實有距離而不是反對倫理準則或神秘希望的原因。
第二，有這樣的事實存在：古典民主政治的形式和言辭在很多國家與他們曆史中的事件和發展相聯係，這些事件和發展得到大部分人的熱情稱讚。對一個現存政權的所有反對，無論反對的含義與社會基礎怎樣，使用這些形式和言辭是很可能的 。假如反對得勢，假如以後的發展證明讓人滿意，那麼這些形式將會在國民意識中生根。
美國是個明顯的例子。其作為主權國家的存在是跟一場反對君主和貴族政治的英國的鬥爭相聯係的。除了少數保皇黨人，美國人在格倫維爾當政時期或許已不再把英國君主當作他們的國王，把英國貴族政府當作他們的貴族政府。在獨立戰爭時期，實際上他們作戰的對方在他們感情中已經變成對他們政治和經濟利益幹預的外國君主和外國貴族政府。從困難時期的早期階段起，他們按照不可剝奪的人的權利，根據古典民主政治總的原則，提出他們的事業（事實上是全國的事業）是“人民”反對其“統治者”的事業。獨立宣言的措辭與憲法的措辭都采用了這些原則。隨後的猛烈發展吸引了和滿足了大部分人民，從而好像印證了這個國家神聖文件中所標榜的學說。
在掌權集團的力量和成功處於強盛時，反對派很少取勝。19世紀前半期，信奉古典民主信條的反對派起事，最終壓倒政府，這些政府特別在意大利很明顯地處於衰敗狀態，已經成為無能、殘暴和腐朽的笑柄。自然地盡管不是完全邏輯地，這種情形增加了民主信條的信譽，當用這些信條與那些政府提倡的蒙昧迷信相比，更加顯現出它們的優點。在這種環境中，民主革命代表著自由與體麵生活的來到，而民主信條意味著理性和生活改善的福音。能夠肯定，這個優點肯定將失去，而民主政治的學說與實踐之間的鴻溝必定會暴露，不過曙光的魅力消逝得極為緩慢。
第三，一定不能忘記，在有些社會模式裏，古典學說的確適合於事實達到足夠近似的程度。就如上文已經指出的，很多小而原始社會的情形就是如此，實際上這種社會就是這個學說的創立者們用作原型的社會。有些社會盡管並不原始，隻要它們內部分化不太嚴重，不存在所有嚴重的問題，也屬於一樣的情形。最好的例子是瑞士。瑞士這個農民社會很少爭吵，國內除旅館和銀行外，沒有大型的資本主義工業，國家政策問題特別簡單和穩定，能夠期望絕大部分人了解這些問題並在這些問題上達成一致。不過，假如我們可以做出結論說，在上述情況下古典學說近似於現實，我們一定要立刻加上一條：其之所以這樣，並不是由於它描繪出一個政治決策的有效機製，而是由於在那些社會裏沒有重大決策要做。最後，為了說明就算在一個龐大而高度分化的有重要問題有待決定（假設沒法解決的問題已不存在）的社會裏，古典學說有時看來也跟事實相適合，還要再提一下美國這個例子。這個國家在進入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公眾心理主要關心開發利用國內經濟的可能性問題，隻要這個事業沒有受到嚴重阻撓，對於以好脾氣的輕蔑看待政客們古怪動作的一般公民來說，沒有任何完全重要的事情。有些階層的人或許會被關稅、白銀、當地政府管理不善或偶爾與英國爭吵所激動，一般人則不太關心，隻有一次事實上產生整個國家災難的嚴重分歧的內戰除外。
第四，政客們對既可以討好群眾又可以提供極好機會來逃脫責任和用人民名義壓倒對手的辭令當然欣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