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當然不是一個孤立的例子 。假如從長期看來證明能讓一般人滿意的結果能夠視為民享政府的試金石，那麼古典民主學說所想象的民有政府經常通不過這個檢驗。
第三節政治中的人性
還有幾點需要回答，另外，有關投票人意誌的明確性和獨立性，他觀察和解釋事實的能力和他清楚而迅速地運用意誌與能力做出合理推斷的才能等這幾點需要回答。因為這個主題屬於社會心理學一章，所以可以用“政治中的人性”作為題目 。
作為同質單位的人的個性的觀念，以及作為行動主要動力的明確意誌的觀念，在19世紀的下半葉，甚至在泰奧迪勒·裏博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時代之前就已逐漸趨於湮沒。尤其是在社會科學領域，這兩個觀念越來越不受重視，而人類行為的超理性和無理性要素在那個領域卻越來越得到重視，對此帕累托的《心理與社會》可以為證。在累積很多反對理性假設證據的大量學說中，我僅提下麵兩個。
雖然後來有更加精細的著作，其中一個仍然是與群集心理學（psychology of crowds）的創始者或不管怎樣是第一個有效闡述者古斯塔夫·勒龐的名字連在一起的 。他的學說告訴人們（盡管過分強調）人在群集影響下其行為的實際情況，尤其是在激動情況下思想和感覺中道德約束與文明方式的忽然消失，原始衝動、幼稚行為和犯罪傾向的突然爆發。他讓我們麵對這一所有人都知道不過卻沒有人願意正視的毛骨悚然的事實，由此他給予作為古典民主學說和有關革命的民主傳說基礎的人性畫麵沉重的一擊。顯然有關勒龐的結論的事實基礎的狹隘性我們有很多話可說，比如，他的結論不適合英國人或英裔美國群眾的正常行為。批評家特別是討厭社會心理學這個分支含義的那些人成功地利用它的很多弱點。不過另一方麵一定不能忘記，群眾心理現象絕對不限於在拉丁市鎮的狹窄街道上暴動的暴民。每一個議會，每一個委員會，每一個由十幾位60歲以上的將軍組成的軍事會議，不管以怎樣溫和的形式，都無不流露出暴民鬧事時那種非常觸目驚心的特征，尤其是流露出責任心的削弱、思考水平的低下和對非邏輯影響的較多的敏感。另外，這些現象也不限於作很多人群集意義解釋的人群。報紙的讀者、廣播的聽眾、一個黨的黨員，就算不親自聚集在一起，他們也特別容易逐漸發展為心理學上的人群，形成瘋狂狀態，在這種狀態中，試圖進行理性爭論隻會煽起獸性。
我就要提到的另一個幻想破滅的例證由於隻是一派胡言而沒流血的場麵所以要次要得多。學會更細致地觀察事實的經濟學者開始發現，就算關於最一般的日常生活，他們的消費者也不能完全做到經濟學教科書所傳達的觀念。這是因為，首先，消費者的需要特別不明確，他們按照需要的行動特別不理性和敏捷。其次，他們非常容易接受廣告和別的宣傳方法的影響，以至於看來生產者經常指導消費者，而不是接受消費者的指導。成功的廣告技術尤其具有說服力。確實差不多總是存在一定的對理性的吸引力。就算單單使用斷言，隻要多次反複，常常比理性論證有更大的效果，采取試圖引起全然超理性（常常是非理性性質的）並且是與理性有關的快樂聯想形式，同時使這種聯想結晶化的襲擊形式下意識的直接攻擊也有一樣的效果。
盡管結論明顯，不過做出結論一定要謹慎。在做一般的、經常是做過多次的決定時，個人要受有利和不利經驗的合理和有益的影響，他也受相對簡單和不成問題的動機和利益的影響，而這些動機和利益僅僅偶然受情緒激動的幹預。從原先的事實看，消費者想要鞋的欲望起碼有一部分是生產者提供吸引人的鞋和大肆宣傳而形成的，但是在一定時間內，它是真正的欲望，它的明確性超出“一般鞋”的範圍，它長時間的實驗廓清了原先或許環繞它的很多非理性的東西 。另外，在那些簡單動機的刺激下，消費者在公正的專家忠告下學會了在住房、汽車等一些事情上如何行動，而他們自己則在別的事情上成為專家。說主婦們在食物、熟悉的家庭用品、衣服等方麵容易受愚弄是根本不正確的。就如所有的銷售人員知道他的成本一樣，大部分主婦有一套堅持要她們確切需要物品的方法。
當然，在畫麵上的生產者一方，這點無疑是更正確的。顯然，生產者或許是個懶漢或一個蹩腳的機會判斷者，或者才不勝任，不過有一種有效的機製改造他，或者消滅他。泰勒學說就是以這樣的事實為依據，即人能夠從事簡單的手工工作幾千年，依然做不好這些工作。不過盡量合理地行動的意願或者對趨向理性的穩定壓力，在我們挑選出來觀察的所有水平的工業或商業活動中，都不成問題地存在著 。
在所有公民充滿現實意識的內心小圈子裏，對日常生活所做的大多數決定就是這樣的。簡單地說，決定所涉及的都跟他直接有關的事情，包括有關他自己、他的家庭、他的職業、他的嗜好、他的朋友與敵人、他的區鄉與選區，以及他的階級、教會、工會或其他所有他積極參與的社會團體，從而他能親自觀察得到的事情，他熟悉不過不是通過報紙知道的事情和他可以直接施加影響或管理的事情，以及跟他的行動的有利或不利結果直接有關並因此負有一定責任的事情。
再重複一遍，思想和行動的明確性和合理性思想合理性和行動合理性是兩種不一樣的事情。思想合理性並不總能保證行動的合理性。沒有任何有意識的深思熟慮也會出現行動合理，它與正確地製訂他的行動的理論基礎的能力沒有關係。觀察家，尤其是使用采訪和表格調查方法的觀察家經常忽略這個道理，所以對行為非理性的重要性有誇張的想法。這點是我們經常碰到那些誇大其詞言論的另一個原因。不是這種對人和對事的熟悉，也不是那種現實感和責任感所保證能做到的。很多其他的條件常常不能具備，不過是它們要做到這一點所必需的。比如，人們世世代代由於衛生問題上的不合理行為而受苦，依然不能把他們的苦難跟他們的陋習聯係起來。隻要做不到這一點，客觀後果不管怎樣有規律，主觀的經驗肯定不會產生。所以證明人類要理解傳染與流行病的關係有無法相信的困難。這些事實在我們看來是不可能被誤解的，不過在18世紀末以前，醫生們在隔離如麻疹和天花患者這樣的傳染病人方麵幾乎沒有作為。在既沒能力又不願意承認患病的因果關係時，或者在為某種利益反對承認這種關係時，情況必然要比想象的還要壞。
不過，雖然有人在許多方麵具有各種良好條件，每個人憑他現實感、熟悉感和責任感所能辨認的領域是非常狹窄的，當然狹窄程度在不同集團和不同個人之間是不一樣的，並且差距不是很小而是很大。這個能辨認領域包含著相當明確的個人意誌。讓我們感到驚訝的是這些意誌可能常常是非理性的、狹隘的、自私的；可能不是所有人都明白的，在這種意誌做出政治決定時，我們為什麼應對它們的神龕頂禮膜拜？更不明白為什麼我們應該感到一定要把每一個政治決定算作一個神龕，而沒有一個決定算兩個或更多的神龕呢？不管怎樣，如果我們一定選擇要去膜拜，起碼我們不該發現那個神龕是空的 。
如今這個十分明確的意誌和比較合理的行為，在我們不再關心教育和訓練我們的那些家庭和事業的日常生活時不會突然不見。在公共事務領域裏，有一些部門比起別的部門來，在公民心目中更為重要。首先，對當地事務，公民就比較關心，就算在當地事務上我們發現人們辨別事實的能力減退，按照事實的行動打算鬆懈，人們的責任心減弱。我們都知道有這麼一種人（他經常是很好的典型），他說當地行政事務與他沒有絲毫關係，他麵對當地實際事務冷淡地聳聳肩膀，他寧死也不願在他自己的辦公室裏為這些事務受苦。懷著勸告心情的高尚公民，他們對選舉人或納稅人的責任心進行宣傳，但是他們莫不發現，選舉人並沒感到對當地政治家所做的事情有責任。並且特別是在範圍不大，人們接觸較多的社會裏，愛鄉土的觀念在“使民主政治起作用”中或許是特別重要的因素。並且一個鄉鎮的問題在很多方麵跟一家工業企業的問題類似，熟悉後者的人在某種程度上也熟悉前者。製造商、雜貨商和職工們不需要跨出他的世界，也可以對街道整潔或市政廳的作為有一個合理的、說得井井有條的意見，當然它也許是對的，也許是錯的。
另外，有很多全國性問題與個人和集團的關係特別直接和明顯，從而激起充分真實和明確的意誌。涉及投票人個人或集團的直接和本身金錢利益的問題提供如直接稅、保護性關稅、白銀政策等最重要的事例。自古以來的經驗證明，一般投票人對所有這類事情反應得迅速而合理。不過民主政治的古典學說顯然從這種理性表現中得不到任何好處。所以，投票人證明他們自己在這種問題上是蹩腳的，事實上是腐化的判斷者 ，並且他們甚至對他們的長期利益也是蹩腳的裁判，由於政治上產生效果的僅僅是短期的承諾，有效地表明自己的隻是短期合理性。
但是，進一步離開個人關心的家庭與工作場所，進入全國性與國際性事務領域（與個人關心的事情沒有任何直接明確的關係），個人意誌、對事實的掌握、推斷的方法立刻不再滿足古典學說所需要的條件。現實感的全部喪失是最讓我吃驚的，並在我看來是困難的核心 。在尋常狀況下，在典型公民的心理經濟學中，重要政治問題和他們的夠不上嗜好的業餘興趣及不負責任的閑談主題處於相同的地位。這些問題看起來是這麼遙遠，它們完全不像業務上的計劃。國內國際大事中的危險或許完全不會成為事實，要是真的到來，它們可能被證明不是非常嚴重，人們感覺自己進入了一個虛幻的世界。
這樣被減弱了的現實感不僅造成責任感的削弱，並且促使有效意誌的喪失。當然，人有他的空話，有他的願望、白日夢及抱怨，特別是，人有他的喜愛與不喜愛的東西。不過一般來說，這些並不等於我們所說的意誌——有目的的、負責任的行動在心理上的對應物。實際上，對於思考國家事務的公民來說，這樣的一種意誌並沒有發揮作用的餘地，也沒有它承擔的任務。他是整個國家委員會這一不起作用的委員會的成員，這就是之所以他花在理解政治問題上的精力還不如花在打橋牌上的精力多的原因 。
反過來，責任心的減弱和有效意誌的缺乏又說明為什麼普通公民對國內國際政策的無知和缺少判斷力，這種情況在受過教育與在非政治性事業中取得成功的人們中間出現要比出現在地位低微、沒受教育的人們中間更讓人吃驚。報道特別多，俯拾即是。不過這看來並不能使事情有什麼不同，對此我們也不應大驚小怪。我們隻要比較一下一個律師對他辯護狀的態度與他對報紙上所載政治事件報道的態度，便會知道是怎樣一回事了。在前一種情況下，這位律師知道專業才能是其利益所係，在這種明確的刺激下，經過多年有目的的努力，他有資格鑒別他經辦案件中各種事實是否中肯；在同樣有力的某種刺激下，他集中他的知識、智慧和意誌，對辯護狀的內容進行推敲。在後一種情況下，他沒有刻苦努力地去取得鑒別的資格；他沒有熱心地去收集信息，不願把他得心應手的批評武器使用在信息上；他也沒有參與漫長而複雜爭論的耐心。全部這一切表明，沒有來自直接責任心的主動積極性，無論麵前有多麼完整而正確的大量信息，無知的存在都不會改變，甚至做出值得稱讚的努力，不但提供信息，而且利用講座、課堂、討論會來教導人們怎樣使用信息，無知仍舊會堅持下去。雖然多少有點兒效果，不過小得可憐。硬把人們抬上梯子是不行的。
所以，一旦典型的公民進入政治領域，他的精神狀態就會降到較低的水平上。他會沒有絲毫猶豫地承認其辯論和分析的方法是單純的，僅限於他實際利益的範圍。他又成為原始人了。他的思想變得容易引起聯想和充滿感情。這種情形必定帶來兩個有著預兆意義的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