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共同福利與人民意誌
可以用下麵的定義來表達18世紀的民主哲學：民主方法就是為現實共同福利做出政治決定的製度安排，它的方式是讓人民經過選舉選出一些人，然後把他們集合在一起來執行它的意誌，決定重要問題。讓我們比較詳細地討論一下這個定義的含義。
那時人們認為有一種共同福利存在著，它是政策的指路明燈，它始終是容易解釋清楚的，任何一個正常人經過合理爭論都可以了解它。所以沒有什麼借口說不了解它，實際上說還有不了解它的人是沒有理由的，除非是無知（這是能夠改變的）、愚笨和反社會利益的集團。另外，這個共同福利能夠回答全部問題，因此每一樁社會事實，每一種采取或準備采取的措施都能夠被它沒有絲毫含糊地劃為“好”或“壞”。由此，所有人一定要同意，起碼在原則上同意：存在人民的共同意誌，即全體有理智個人的意誌，它與共同福利、共同利益、共同福祉或共同幸福完全是一回事。除了蠢笨和罪惡的利益集團外，唯一有可能產生意見分歧和可能出現反對派的一件事，就是幾乎全體人民的共同目標究竟能夠用什麼樣的速度達到它這個意見的分歧。所以，認識到這個目標，知道他或她的內心思想，辨別得出什麼是好什麼是壞的每一個社會成員都會積極負責地促進好的和反對壞的，把所有成員團結在一起，對他們的公共事務進行管理。
某些事務的管理需要專門的才能和技術，這是實在的，所以隻能委托具有才能和技術的專家。不過這點對那個原則並不影響，因為這些專家全部為了執行人民意誌而行動，就如醫生為了執行病人要求治愈的意誌而行動。在任何一個規模的社會裏，尤其是在表現出勞動分工現象的社會裏，要每個公民為了行使統治或管理的職責，一定要在所有問題上與其他全體公民接觸，必定極不方便，這也是事實。比較方便的辦法是，僅僅保留最重要的決定，譬如用公民投票的辦法由每個公民表態，剩餘的事情讓由他們任命的委員會來辦理（代表大會或議會將通過普選選出）。如同我們已經了解的，這個委員會或代表機構在法律意義上不代表人民，不過在較小的技術意義上它代表人民。選民的意誌將由它表達、反映或代表。這個委員會的規模假如很大，為了方便起見它可以按照公共事務的不同部門分解為較小的委員會。最後，在這些較小委員會之間將有一個總事務委員會，被稱為內閣或政府，主要對日常行政事務進行處理，在它頭上或許有一個總書記或替罪羊，他就是所謂的總理 。
我們一旦接受這個政治機體理論所提出的或暗示的全部假設，民主將獲得一個完全不含糊的意義，除了如何付諸實行外，對它不再有任何問題。另外，我們隻需要把幾個邏輯上的疑慮忘掉，就可以補上一句話：在這種情況下，民主製度不僅是全部能夠想象的製度中最好的製度，並且不再有多少人願意去考慮任何其他製度。但是，一樣明顯的是，這些假設是那麼多事實的陳述，假如我們要做出上麵的那個結論，每一個陳述的事實一定要得到證實，而事實上反駁這些事實卻要容易許多。
第一，全體人民能夠同意或者用合理論證的力量能夠讓其同意的獨一無二的決定的共同福利是不存在的。這點主要不是由於一些人可能需要不同於共同福利的東西，而是因為更根本的事實，即對不同的個人和集團來說，共同福利必定意指不同的東西。功利主義者因為他們對人的價值標準看法的狹隘而看不到這個事實，這個事實將使一些原則問題產生裂隙，對此即使是合理的論證也不能彌合，因為最終價值（我們認為生活和社會應該是什麼樣的觀念）不是純邏輯推理所能解決的。裂隙或許用妥協的方法在一些事例中能夠彌合，不過在其他一些事例中就做不到。有些美國人說，“我們要這個國家武裝到牙齒，然後為全世界爭取我們認為正確的東西”。另一些美國人說，“我們要這個國家解決自己的問題，這是這個國家為人類做貢獻的唯一途徑”。二者麵臨對最終價值不能縮小的分歧，妥協隻能讓事情更糟。
第二，就算有一種完全明確的共同福利（如功利主義者所提出的最大經濟滿足） 證明能被所有人接受，這並不代表著對每個問題都能有同樣明確的回答。對這些問題的意見分歧可能重大到完全可以產生有關目的本身“根本性”爭論的大多數後果。比如，以眼前滿足對今後滿足的估價為中心的問題，甚至以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的估價為中心的問題，就算在每個公民都相信功利主義之後，還是無法解決。“健康”可能是所有人都希望的，但是人們對種痘和切除輸精管仍然有不同意見。諸如此類的情況是非常多的。
為什麼提出民主學說的功利主義先驅們看不到這件事情的所有重要性，因為他們所有的人都沒有認真考慮到資產階級社會的經濟結構和習慣的本質性改變。他們看不到18世紀五金商以外的世界。
最終，作為前麵兩個命題的結果，功利主義者據為己有的這個人民意誌的特殊概念就灰飛煙滅了，因為這個概念一定要以存在所有人都辨認得出的無可比擬地決定的共同福利為先決條件。和浪漫主義者不同，功利主義者的觀念中賦有自己意誌的半神秘實體，即曆史上的法學派曾大肆宣揚的“人的靈魂”是不存在的。他們坦率地從個人意誌引申出他們的人民意誌。除非至少從長期來看，存在全體個人意誌被其吸引的中心——共同福利——我們就得不到特殊類型的“自然的”共同意誌。功利主義的重力中心一方麵統一個人的意誌，以理性討論的方法將它們融入人民意誌，另一方麵將古典民主信條所具有的獨有的倫理尊嚴授予它們。這個信條不僅在於崇拜人民意誌本身，而是依賴對意誌的“自然”目的的一些假設，這個目的得到功利主義理論根據的批準。這種普遍意誌的存在和尊嚴一直到我們懷疑共同福利這個概念時也就不存在了。這樣一來，古典學說的兩根支柱無可避免地崩潰了。
第二節人民意誌與個人意誌
當然，這些反對人民意誌這個特殊概念的論點無論有著什麼樣的結論，它們對我們試圖建立另一個更現實的概念並不阻止。我不想懷疑當談論國家意誌時我們想到的社會心理事實的現實性和重要性，對這些事實的分析肯定是讓研究民主問題有所進展的前提條件，不過最好不要“襲用”這個名詞，因為它常常會讓人看不到這樣的事實，即我們一旦把人民意誌與它的功利主義含義之間的關係割斷，我們不但在建立一個同一事物的不同理論，而且在建立一個全部不同事物的理論。我們有一切理由對那些民主保衛者前進路上的陷阱進行提防，那些人盡管在越來越多的證據壓力下，越來越多地接受民主過程的事實，但是還試圖在由民主過程產生的成果上抹上從18世紀的壇子裏取出的聖油。
但是，盡管某種共同意誌或公眾意見仍然能夠說是從“民主過程”的個別的或集群的形勢、意誌、影響、作用和反作用的非常複雜的混亂中出現的，不過其結果不僅缺少合理的一致性，而且缺乏合理的認可。所謂缺少合理的一致性的意思是，盡管從分析的觀點說，民主過程不僅隻是混亂的（對分析者來說，隻要能解釋的所有事物都不是混亂的），而且其結果本身（除非碰巧）是沒有意義的，如果它不能像實現任何明確目的或理想時那樣有明確的意義。所謂缺乏合理認可的意思是，由於那個意誌不再與所有“福利”相一致，為了讓聲稱的這個結果具有倫理上的莊嚴，退回到無條件信任政府本身的民主形式是有必要的，原則上是隻能與後果是不是稱心合意根本無關的一種信任。就如我們已經了解的，要自己采取這種觀點是很難的。不過，就算我們采取這種觀點，舍棄功利主義提倡的共同福利，仍然會在我們手中留下一大堆困難。
尤其是，我們對把完全不現實的獨立性和理性這些品質加在個人意誌頭上，並仍然有實際需要。假如我們堅持說，公民意誌本身是一種值得尊重的政治因素，它首先一定要存在。也就是說，它必定是相對鬆散地對道聽途說的口號和錯誤印象發生影響的一組不確定的含糊衝動更有意義的一種東西。每個人一定要清楚地知道什麼是他要支持的。這個明確意誌的貫徹要有正確的觀察和解釋每個人直接可以接觸的事實的能力和批判地取舍他沒有直接接觸的事實的信息的能力。最後，按照這個明確的意誌和根據這些已證實的事實，就可以用極高的效率，根據邏輯推理的規律，對一些特殊問題必定能做出清晰而準確的結論。另外，每個人的意見能夠被認為大體上和所有其他人的意見幾乎一樣，觸目的荒謬是不存在的 。綜上所述，一個模範公民必然獨立自主地行動，不受集團壓力和宣傳力量的影響 ，因為強加在選民頭上的意誌和論斷顯然不能夠完全取得民主過程的最終論據的資格。這些條件是不是已完成到能讓民主政治起作用所需要的程度的問題，無論是魯莽地加以肯定還是魯莽地加以否定都是不應該的。隻有在一大堆相互矛盾的證據中進行艱苦鑒別和評價，才可以做出明確的回答。
不過，在對這個問題討論之前，我要把讀者是不是完全懂得上文已經提到的另外一個問題真正弄清楚。所以我打算再說一遍，就算民主過程使用的每個公民的意見和願望是完全明確而獨立地能夠作為根據的，就算每個人都憑借著理想的理性和敏捷性並根據這樣的意見和願望行事，也不一定能推論說，這個過程由這些個人意誌為原料而生產的政治決定，能夠有說服力地稱為代表人民意誌的東西。無論任何時候把個人意誌分割成很多份，並由此產生的政治決定不僅能夠想象，並且十分可能不會符合“人民真正的需要。”也不能這樣回答：假如決定不正是他們需要的，他們將得到“公正的折中辦法”。或許有這種折中。那些屬於數量性質的問題和允許逐漸進行的問題出現折中的機會最大，如假如每個人讚成為失業救濟花錢，以及準備花多少的問題。但是屬於質量性質的問題，如是不是應該迫害異教徒或是不是應該參戰問題。決定的結果或許讓所有人一樣厭惡，盡管有多種多樣的厭惡原因，而由非民主機構強加的決定，或許被證明更容易為他們所接受。
有一個例子能把問題說明。在我看來，我能夠把拿破侖當第一執政官時的統治稱作軍事獨裁。當時宗教上的和解是最緊迫的一個政治需求，它能把大革命和執政府時期留下來的混亂局麵廓清，並為千萬人的心境帶來和平。這件事的成功是因為他的一些妙招，其最重要者是1801年與教皇達成的契約和1802年的“體製條款”，它們把不可調和的事情調和了，把恰好適當程度的自由給予宗教禮拜，同時大大地提高了國家的威望。他還對法國天主教的組織和財政收入進行了改革，解決微妙的“憲法”教士問題，而且以最小的摩擦讓新建體製得到最大的成功。假如認為人民實際要求某種確切的東西有正當理由，上述的安排便提供了曆史上最好的一個事例。不管是誰看了當時法國階級結構肯定會明白這一點，而拿破侖的教會政策大大有助於執政府享受幾乎絕對的威望的事實也完全證明了這一點。不過，用民主方法如何獲得這樣的成就是很難看出的。反教會情緒還沒有熄滅，這種情緒肯定不限於被擊敗的雅各賓黨人。懷有這種信念的人或他們的領導人不可能妥協到那個程度 。在天平的另一端，憤怒的天主教情緒的高潮正逐步獲得動力。有著那種情緒的人們及依賴他們善意的領導人，他們的行動不可能停止在拿破侖劃下的限度內。尤其是，當時他們正在注視事情向哪個方向發展，盡管他們沒有讓步的動機，不過他們也不能非常堅決地對付教皇。而對教士、教堂和教儀的需要比什麼都迫切的農民的意誌勢必因非常自然的恐懼而癱瘓，他們害怕教士特別是主教，一旦他們再次掌權，可能危及土地問題的革命性解決。勢必引起越來越大憤怒的僵局或無休止的鬥爭是所有以民主方法解決問題的企圖的最可能的結果。不過拿破侖能夠合理地解決問題，的確是由於不能自願地放棄他們自己主張的所有那些集團，同時也可以並願意接受強加給他們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