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意的提醒
我們剛才得出的結論可能很多社會主義反對者會接受。不過，他們的同意大多會采取下麵的形式：“哦，好呀，當然，假如你們有神人指導社會主義機器，有天使長為它配備人員，一切或許會這樣。不過問題在於你沒有神人和天使長的幫助，而人性如此，盡管資本主義替代物連同它的動機模式及它的責任和報酬的分配方式提供了不是最好的、符合想象的安排，不過不失為最好的符合實際的安排。”
對這席話的回答，是有一些可說的。一方麵，當前我們一定要防止的不僅是藏在所有試圖把某種現實去與一種思想做比較的後麵的危險，並且也要防止所有把某種現實與一種理想做比較的所本有的錯誤或詭計 。另一方麵，我認為我已經把這一點說得非常清楚：就事物的本性來說，隻有有關一定社會條件和一定曆史階段的狀況，而肯定不可能有社會主義的全麵狀況，這種相對性現在比我們僅討論兩種藍圖要重要得多。
第一節論據的曆史相對性
對這一點我們用比擬來說明。在封建社會中，包括對私有財產的最堅決支持者在內的我們，幾乎所有人現在認為純屬政府機關領域的很多事務，都用這樣的一種方法來管理，即在我們看來，這些政府職能變成了私人所有的東西與私人收入的來源；每一個在君臣關係的等級製度中的騎士和領主，他為利潤而持有采邑，而不把它看作他管理采邑付出勞務的報酬。跟它有關的如今所稱的政府職能，當時僅僅是為某個上級長官服務的賞賜。甚至這樣說也沒能完全闡明這個問題：他持有他的采邑，由於他是一位騎士或領主，由於他有權利持有一個采邑，無論他幹了什麼抑或是沒幹什麼，對於這種事物狀況，缺乏曆史知識的人容易看作是“種種積弊”的混合物。不過這是瞎說。在它自己時代的背景中（跟任何一種製度結構一樣，封建主義活得比真正是“它的”時代還長），這種製度是唯一合適的製度，它體現了能夠履行那些公共職能的唯一方法。
倘若要問比較資本主義現實與社會主義成功的機會有什麼意義，我們一定要設想出一個明確的資本主義模式，讓我們選擇所處時代的資本主義，也就是選擇受束縛的大企業資本主義。如果讓我們說，首先，盡管這樣說限定了一個時代和一個模式，不過沒有限定任何特定的日期，甚至對以幾十年來計算的時期都不限定，因為受束縛的資本主義模式在特定時間內（譬如說在目前）已經把它的特性發展和穩定到怎樣程度的問題仍需要進行事實的調查；其次，就我們論證的這一部分來說，那些束縛資本主義的枷鎖（無論它們是什麼）不管是資本主義過程本身中逐步形成的，還是能夠被看作是過程以外的某種力量強加給它的，都沒有很大關係；另外，盡管我們目前準備討論人們可以期望社會主義要多久才能夠收割它在藍圖中隱約描繪的收成這個比較現實的問題，但我們仍然還隻能說些碰機會的話，我們還一定要使用各種假設，來補正我們有關等待我們的究竟是哪種社會主義的無知。
第二節官僚機構的管理
社會主義政權感到最困難的問題無疑是怎樣合理使用資產階級人才，而斷定這個問題能夠成功地解決必須有一定的樂觀主義精神。不過，這主要並非因為問題內在的困難，困難在於社會主義者一定要承認問題的重要性和用適當的心理狀態去麵對它。上邊提到的有關資本家階級的本性和職能的教義本身就征兆著對這樣做的強烈憎惡，並且能夠把它看作拒絕這樣做的心理和技術準備。我承認，在與社會主義者交談中，我常常感到懷疑，假如社會主義政權讓另外一些人管理，無論在別的方麵管理得怎樣完善，他們中的某些人甚至大部分人是否能夠勝任呢？我一定要立刻加上一句：另外一些人的態度是無可指責的。
要解決問題本身，首先應該允許資產階級人才去做與他的才能相適應的、與傳統有資格做的工作，因此要以勝任為原則來選擇經理人，不能歧視原來的資產階級人士。這樣的方法是能夠設想的，有些方法甚至比大公司時期運用的資本主義方法更好。不過被允許做他的工作所涉及的事情比任命給他一個適當位置範圍更大。當這樣被任命時，他一定要被授予他職責範圍內行動的自由。這就產生了經濟生活官僚化的問題，這個問題構成特別多的反社會主義說教的主題。
把我們特意強調的利潤與虧損動機消滅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另外，感覺到一定要為自己的錯誤支付自己錢財的責任心不管怎樣正在消逝（盡管消逝得不如一廂情願思想讓我們相信得那樣快），而在大規模公司中所具有的那種責任心顯然能在社會主義社會中重新出現。官僚機構或文官製度獨特的選擇領導人的方法，並非像有人常說的那樣缺乏效率。文官製度的任命和晉升的規則也有可觀的合理性。這些規則有時在實踐中做得比在紙上所說的還要好，尤其是機關裏對某人的共同意見，假如得到適當的重視，確實對有才幹的人有利，最起碼對某一類型有才幹的人有利。
至於另一個問題更要重要許多。官僚主義經營企業的方法及這種方法所散布的精神氣氛，顯然經常對最積極的人施加消極的影響。這點主要因為官僚機器中本身存在的調和個人積極性與機器運行機製的困難。這部官僚機器生產的東西對人的積極性起鼓舞作用，但更多的是窒息人的積極性的邪惡企圖。正因為如此，結果讓人產生感到挫敗和空虛的感覺，反過來它又引導出對別人努力做摧殘性批評的心理習慣。當然事情並非一定如此，很多官僚因對他們的工作更加熟悉從而提高了效率。但是，避免消極作用是不容易的，而且沒有克服消極麵的簡單藥方。
最好我們從一開始就承認，完全信賴純粹的利他主義的責任感就跟對它的重要性和可能性全盤否定一樣，是不現實的。就算為與責任感同類的眾多不同情操（如從工作和指導中獲得的滿足感）留出充足的餘地，某種酬勞製度，起碼如社會重視和社會威望這種形式的酬勞製度，大致上能夠證明有不錯的效果。一方麵，尋常的經驗告訴我們，很難發現一個男人或女人，無論有多麼高尚的胸懷，他或她的利他主義或責任感可以全部不沾那種一己利益（或者你願意這麼說），可以完全不沾他或她為突出自己的虛榮心或願望而發揮作用。另一方麵，構成這種感情上經常十分明顯的事實基礎的態度，肯定要比資本主義製度有更深的根源，它屬於所有社會集團內的生活邏輯。因此，我們不能用資本主義害人蟲浸染他們的靈魂，並扭曲他們的“自然”本性這類話來應對這個事實。不過，對待這種類型的個人自我主義，利用它為社會服務是不難的，而社會主義社會處在這樣做的特別有利地位。
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對個人表現的社會重視或社會聲望有著強烈的經濟內涵，由於按照資本主義標準，成功的典型標誌是金錢收益，又由於大部分構成社會聲望的東西，尤其是全部經濟利益中最微妙的東西——社會身份一定要購買而得。這種私人財富的聲望和特殊價值當然一直得到經濟學家的承認。並沒有非常好的預見能力或洞察才能的約翰·斯圖爾特·穆勒看到這一點。很顯然，這是在促使顯著表現的刺激物中最重要的一種。
對於實際收入的優待，首先需要看到，這點在某種程度上是合理對待現有社會人才的問題，與刺激積極性根本是兩回事。就像賽跑的馬和角鬥的牛都得到人們由衷感激的注意，假如把這種感情給予每一匹馬和每一頭牛，那非但不合理而且不可能，因此，假如要讓經濟合理性的規則全麵施行，一定要對做出顯著成績者給予優待。當然能夠不這樣做，社會能夠選擇實施排除這種做法並拒絕像他們看待機器一樣地看待人的理想。對此，經濟學家有權利說的僅僅是社會不應該不顧這樣的事實而一意孤行，即這些理想是要付出代價的。這一點非常重要。很多高得完全可以引起非難的收入，以及給予收受者的包括社會身份和免受小麻煩侵擾在內的生活條件和工作條件，並沒有超出讓他們保持適合於做他們所做的工作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