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前言
讀到這裏，也許讀者會很自然地期望我能夠對社會主義計劃做一次比較性的評價。或許讓這個希望落空是對的。因為隻有完全缺乏責任感的人才會看到，要把我們在其間生活的一個製度與一個還隻是心裏想象的製度——沒有一個社會主義者會同意俄國經驗是重要的現實——做比較必定是極端危險的。不過我們願意冒這個風險，時刻記住在我們打算涉足的事實和論據領域之外還有我們沒辦法進入的個人愛好、信仰、價值觀的領域。不過，隻要我們對自己的目標嚴格限製並坦率承認存在困難與陷阱，我們成功的機會就會增加。
特別是對商業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兩種文化世界我們不應相比較。我稱為社會主義文化不確定性的東西，其本身就完全可以阻止這樣的企圖。但是我們不準備這樣做還有另一個原因。就算社會主義文化隻指一個明確的模式，比較性的評價依然是值得懷疑的事情。有這樣一些理想主義者和偏執者，對這樣做的困難他們看不到，並痛快地采用某種特征作為比較的標準，他們認為這個特征遠比任何其他東西價值高，他們希望自己的社會主義呈現這個特征。不過，假如我們決心要比那種辦法做得更好，並且盡我們所能達到的洞察力，把與這個文明同生共死的各個方麵看清楚，我們就會立即發覺，每一個文化都自成一體，不能與其他任何文化相比較。
不過有一個論點不但支持實際與可能的文化成就的比較，而且同時又不超出我們那種分析的範圍。有人時常聲稱，社會主義計劃能把個人肩上的經濟憂慮解除掉，並且會把現在浪費在辛苦地謀日常生活的無法計算的文化精力釋放出來。這點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確的，因為任何“有計劃”社會可能做到這一點，不過因為其他理由及在別的方麵它也或許會窒息文化前景。據我們所知，政府當局很難負起發現和培育人才並讓才能開花結果的責任，說政府當局發現和賞識凡·高會比資本主義社會更快，可能有人反對。不過這種反對沒有擊中要害。因為政府當局用不著走得那麼遠。它一定要做的隻是讓凡·高跟每個人一樣得到他的“收入”和讓他不過分辛苦地工作；這樣，在所有正常情況下，就完全有必要的機會來保護創造性的才能了。盡管我在考慮這個問題時，我不敢肯定，在凡·高這樣的事例中，這樣做是不是完全可以了。
但是還有一個更有分量的反對意見。資本主義在為人才提供向上攀登的梯子方麵比我們大多數人所認為和相信的做得更好。激怒很多上等人的典型資產階級的殘忍口號“那些不能從這些梯子向上爬的人，不值得為之操心”之中，包含著一定的真理成分。梯子或許不合我們選擇設立的標準，不過不能說它不存在。現代資本主義不僅在它發展的較早階段係統地提供保護和培養幾乎所有種類人才的手段，並且用它自己結構的規律傾向於把有才能的個人推向高處，把有能力的家族更有效率地向上推。其中，由於手段非常多，甚至在一定範圍裏困難的不是在於怎樣為人才找到手段，而是怎樣為提供的手段去找到能夠適合稱為人才的人。因此，盡管可能出現社會損失，尤其在那批半病態的天才中間，不過損失肯定不會很大 。
第二節討論效率的不同
下麵我們對經濟方麵的事情繼續討論，盡管我希望我已經清楚表明，在我看來經濟問題不具有第一位的重要性。
（1）我們討論的範圍是有明顯限度的，所以現在我們討論還僅僅涉及藍圖的第一步，犯錯誤的危險性最小。把過渡的困難推遲到以後單獨討論，暫且先假定困難已被成功地克服，我們隻要看看社會主義圖式可能性與實際可行性的證據的含義，就會理解有特別充分的理由相信它的優越的經濟效率。
需要證明的隻有關於大企業或“壟斷”資本主義的優越性，因為隻要這點證明了，高於競爭性資本主義的優越性就會更有理由了。按照我們在前文中的分析，這點是顯而易見的。很多經濟學家依靠在完全不現實條件下對競爭性資本主義編造的各種各樣阿諛奉承之詞的事實，對讚美資本主義和貶低它的“壟斷主義的”繼承人已經習以為常了。所以我願再次表示，就算那些讚美詞證明完全有道理（雖然並非如此），就算在工業和運輸業領域已經實行了那個理論家主張的完全競爭（其實絕不可能這樣），就算最後針對大企業的全部咒罵被證明完全合理（雖然遠遠不是這樣），實際上仍然還是在最大規模單位時代的資本主義生產機器的實際效率要比在以前中小型企業時代大得多。這是有統計數字記錄的事情。不過，假如我們對這個事實的理論解釋進行回顧，就會進一步了解，控製單位及其經營戰略規模的不斷擴大，不僅是不可避免的事情，而且在非常大範圍內也是反映在那個統計記錄上成就的條件；也就是說，那種中小型企業前麵的技術與組織的可能性（這種類型企業與接近完全競爭條件可以和諧共存）肯定不可能產生一樣的結果。所以，現代資本主義在完全競爭條件下會怎樣運作就成為沒有絲毫意義的問題。因此，除了談論社會主義不是繼承競爭性的資本主義而是將繼承“壟斷”資本主義外，我們除非偶爾涉及，否則沒必要再為競爭性資本主義多費筆墨。
我們要把一個製度的經濟效率凝縮為生產效率。甚至生產效率一詞也非常不容易下定義。要比較這兩個能夠互相替代的名詞肯定一定要指過去、現在或將來的是同一時間 。不過這樣還不行。因為確切的問題並不是從某一時間看來社會主義經理部門使用該時間存在的資本主義機構可以做些什麼（這點對我們來說，不比社會主義經理部門使用一定數目消費品能做些什麼更讓人產生興趣），而是假如不是資本主義經理部門而是社會主義經理部門主持建設，那將會存在或者已經存在了什麼樣的生產機構。有關我們實際和潛在生產資源的大量信息是過去20年裏積累起來的，無論它對別的目的有怎樣大的價值，可是在同我們的困難做鬥爭中沒有什麼幫助。我們能做的僅僅是舉出我們能夠覺察到的社會主義社會和商業社會二者的經濟機器之間的差異和對它們的重要性盡可能做出正確的估價。
我們要求進行比較時候的人口的數字、質量、愛好和年齡分布假定應該相同，那麼我們才能夠稱那個製度相對來說有比較高的效率，從長期觀點來看，我們期望它可以生產每平均時間單位的較大消費品流是有理由的 。
（2）需要對這個定義加以解釋。可以看出這個定義沒有把經濟效率與經濟福利或與一定程度的需求滿足等同起來。就算在我們看來所有能夠想象的社會主義經濟必定比所有能夠想象的商業經濟效率更低，大多數人（實際上他們全是典型社會主義者關心的人）或許在社會主義中比在商業經濟中“生活更好”或“更快樂”與“更滿意”。對此，我首要的回答是，就算在這些情況下，相對效率依然保持獨立的意義，在所有情況下它將是一個需要思考的重要問題。不過另外，假若采取一個忽視這些方麵的標準，我不認為將遭受很大損失。不管怎樣，這是一個極具爭論的問題，把它弄得明白一點有好處。
比如，平等主義的社會主義符合很多社會主義者的道德原則，這個事實及隨著給予人們正義感的滿足，肯定要劃入那個製度優越性的名下。對於這個製度的運作來說，這樣的道德忠誠肯定不是無足輕重的；它的重要性甚至就我們概念中的效率來說，以後還一定要加以評論。不過除此之外，我們所有人最好還是承認，我們有關正義等用語僅僅主要是為表達我們是否喜歡某一種社會形式的措辭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