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點隻要被考慮進去，就可以同時解決（至少部分解決）提供純經濟刺激問題。不過我想，社會主義社會必定會遠遠超過由賽跑的馬和機器強加的界限，取得非常大的收益，這又是推理力的問題。這樣做的原因也來自於兩個方麵：一方麵來自於對行為的觀察；另一方麵來自於對資本主義經濟和文明的分析。資本主義沒能支持社會可以從優待人才上獲益的主張是資本主義條件的產物這樣的觀點。這個主張是社會上進行有價值努力的推進器。如果這個主張被否定，那麼全部的滿足機會和效果就要比它們先前能夠達到的小了，盡管不可能說出小了多少。雖然在社會主義接管後，經濟過程越穩定，這個要素的重要性就越小。
這麼說並不是表明，為了對這種刺激作用的可能性做出公正的評價，名義收入一定要達到目前這樣的高度。在當前，收入包括稅收、儲蓄等。這些項目的消失本身就完全能夠劇烈降低名義收入的數字，這點是我們這個時代小資產階級心裏非常不願意的。另外，我們已經知道，高收入階層的人們越來越受到較簡樸思想的影響，實際上他們正失去聲望動機以外的大部分希望保持先前支持他們過豪華生活那種開支的收入水平的動機，到能夠預期社會主義即將成功時，他們的思想會更加謙虛。
第三節節約與紀律
最後，由資產階級現在交卸給社會主義政權那些職能會怎麼樣呢？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先來討論一下節約與紀律。
對於前者，它基本全部是資產階級，特別是它的上層履行的職能。我不準備爭辯說，節約是沒必要的或反社會的。我也不準備要求讀者信賴每個社會主義者的節約習性。不需要忽視人們的貢獻，不過隻有把社會主義經濟想象成半靜止的，否則這些貢獻是不夠的。就像我們看到的，中央當局能夠通過直接配置部分國家資源用於建造新工廠和新設備，可以做到如今由私人節約所做的全部，並且效率更高。俄國的經驗或許在很多問題上不是結論性的，不過在這一方麵卻是結論性的。俄國強製實行艱苦與“禁欲”，這是所有資本主義社會完全沒有實行過的。在經濟發展比較進步的階段，為了取得資本主義速度的進步，強製實行類似的嚴格手段是沒有必要的。要是資本主義先輩達到了半靜止的階段，甚至自願節約也就完全可以了。這個問題總是能夠解決的。不過它再一次表明，因形勢不同所需要的社會主義也不同，而田園式社會主義隻有經濟進步被認為無關緊要，在那種情況下經濟標準不再受重視，或者說經濟進步在原先雖受重視，但現在則認為已經過時，到將來更沒有絲毫價值，此時才會成功。
關於紀律，在經濟機器的效率和管理雇員的權力之間有著明顯的關係，商業社會利用私有財產和“自由”契約製度，讓雇員從屬於資產階級雇主。這個關係不僅是為了富人可以剝削窮人而授予他們的特權。在直接有關的私人利益後麵，在生產設備的順暢運行中還存在社會利益。在特定情形下，私人利益事實上在什麼程度上服務於社會利益，以及把社會利益信托給雇主個人利益在原先造成雇員無薪酬勞苦的程度有多大，人們的意見或許有非常大的分歧。不過在曆史上，不管是對於那種社會利益的存在，還是有關在沒有受損傷的資本主義時期肯定是唯一可行的那種方法的普遍有效性，不可能有意見分歧。所以，我們需要提出兩個問題。那種社會利益在社會主義環境中還一直存在嗎？假如回答是肯定的，社會主義計劃可以提供所需數量的無論是什麼樣的權威嗎？
使用“權威性紀律”這個權威的補足語來替換權威這個詞是方便的，前者能夠用來指不是由接受紀律者本人而是由代理人多次灌輸而形成的服從命令、接受監督與批評的習慣。按照這一點，我們能夠把紀律區分為自我紀律（注意，它起碼有一部分是因為以前，甚至上一代接受過權威訓練的影響）和集體紀律，集體紀律是集體意誌對集體中所有成員施加壓力的結果，同時還部分因為原先受過權威性訓練。
首先，社會主義製度可能會得到人們越來越不願給予資本主義的忠誠。基本不用強調，這就讓工人對待工作的態度要比他們在他不讚成的製度下能有的態度更加健康。
其次，社會主義製度有一個主要的優點，就是它能既清晰又無誤地顯示經濟現象的性質，而在資本主義製度中，經濟現象的表麵被蓋上利潤利益的麵具。
第四節權威性紀律和俄國的教訓
社會主義社會可以有更多的自我紀律和集體紀律，所以跟受束縛的資本主義社會相比，不需要那樣多的權威性紀律。而權威性地執行紀律將被證明是非常容易的工作 。在提出之所以要相信這點的理由以前，我一定要提出理由讓人相信，社會主義權威性紀律是不能被省卻的。
第一，隻要自我紀律和集體紀律，起碼在很大程度上是權威性紀律提供的過去（可能是祖輩相傳的）訓練的結果，如果那種訓練中斷很長時間，這個結果也將銷蝕殆盡，與社會主義製度是不是為保持所要求類型的行為提出外加的理由根本無關，雖然這些理由或許吸引個人或集體的合理思考或道德上的忠誠。這樣的理由和接受這些理由是引導人們服從訓練與服從約束製度，而不是讓他們可以我行我素的重要因素。假如我們想到我們正在盤算的是老一套單調的日常生活中的紀律，缺乏熱情，缺乏光亮，在一些（假如不是全部）細節上讓人厭煩，想到社會主義製度起碼會消除一些求生動機的壓力，而在資本主義社會裏促成自我紀律的主要要素是求生動機，於是就增加了這方麵的重要性。
其次，跟對正常人持續進行訓練的必要性緊密相連的是對付表現低於正常者的必要性，所謂低於正常者並不是指由疾病所引起的個別事例，而是指範圍廣泛或許占25％的人數。隻要是因為心理上或意誌力上的缺陷而低於正常表現，希望它跟資本主義一起消失是不現實的。低於正常者這一人類最大問題和最大敵人，到那時還和現在一樣有這麼多。單獨使用集體紀律很難對付它——盡管權威性紀律機器當然能夠這樣建造：讓它能通過低於正常者所在的集體發揮（至少部分地）作用，但單獨使用集體紀律對付它是很不容易的。
最後，盡管能夠期望社會騷動中的既得利益將消失一部分，不過我們也有理由相信它不會完全消失。製造麻煩、在工作中進行破壞，依然是一樁事業或事業成功的捷徑。這種事情跟現在一樣，它是不滿他們地位或一般的不滿現狀的理想主義者和追逐私利者的自然反應。另外，社會主義社會中將有眾多鬥爭。畢竟在產生所有重大爭論的原因中將被消滅的隻有一個。除了顯然可能的局部利益的部分複活外，還可能在地域利益和行業利益方麵有意見上的衝突，比如，眼前享樂與未來世代的福利誰輕誰重，而對未來世代福利的經理部門的支持很可能麵對完全類似今天勞動者和一般公眾對待大企業及其積累政策的態度。最後一樣重要的是，回憶一下在論社會主義文化不確定性這個主題時所說的話，我們將必定理解，很多國民生活的重大爭論還是跟所有時候一樣存在著，基本沒有理由期望人們將停止為它們而爭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