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首先一定要把社會主義經濟的純邏輯性有沒有錯誤的地方弄清楚。因為，盡管那個邏輯性健全的任何證明並不能讓所有人相信社會主義，或者從實際上不能很好地證明社會主義是一個現實可行的計劃，邏輯上的不健全，甚至試圖證明邏輯健全的失敗，其本身完全能夠斷定它有本來具有的荒謬性。
更確切地說，我們的問題可以歸結如下：假設想象的那種社會主義製度，它有可能根據它的數據和根據合理行為規律做出唯一一個生產什麼和怎樣生產的決策嗎？它可能會把同一事物編製成正確經濟學口號，在社會主義經濟條件下，利用那些數據和規律，編製出獨立一致的（即沒有矛盾的），有足夠數目來非常好地決定中央局或生產部所麵臨問題的未知數的方程嗎？
（1）答案是肯定的。社會主義的純邏輯性並沒有錯誤。事情非常明顯，假如不是由於它常常被否定的這個事實，和正統社會主義者在有著強烈資產階級觀點和感情的經濟學家教給他們本領以前，提不出符合科學要求的答案這一更奇怪的事實，我原本是不會堅持要說這一點的。
我們需要提到的L.馮·米塞斯教授是唯一否定社會主義純邏輯性正確的一個人 ，他從合理經濟行為一定要有合理的成本計算，所以要有成本要素的價格和為成本要素定價的市場為先決條件這個前提出發，他的結論是，由於在社會主義社會裏沒有這樣的市場，所以就不存在合理生產的指路明燈，因此社會主義製度（假如能運作）隻能用盲目的方式運作。
恩裏科·巴羅尼是除了論述得更詳細一點和澄清一些次要點之外基本上不需要任何補充地解決這個問題的經濟學家，想要知道其詳細內容的讀者，可以去查看他的論證 。這裏隻介紹一個簡要的輪廓就行了。
從經濟學家的角度來看，包括運輸和由銷售帶來的一切工作在內的生產僅僅是現存“諸要素”在技術條件強加的約束範圍內的合理結合。
在商業社會中，結合著的各要素的任務包括購買和雇傭技術條件，而在這種社會中，典型的個人收入產生於購買、雇傭的這個過程中。就是說，社會產品的生產和分配僅僅是一起影響二者的同一過程的兩個不同方麵。
如今，商業經濟和社會主義經濟之間最重要的邏輯或純理論區別就是後者不再是這樣了。因為乍一看，生產手段的市場價值是不存在的，更重要的是，因為社會主義社會的原則即使生產手段的市場價值存在也不允許其成為分配的標準，所以商業社會的那種自動分配機製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是不存在的。自動機製的缺失由政治行動或者由我們說的國家憲法來填補。於是分配變成一種不同的工作，起碼在邏輯上和生產完全分離。
這個政治行動或政治決定必定在這個社會的經濟和文化特性及其行為、目的和成就中產生，反過來又對它們的形成有非常大的影響。不過，當從經濟觀點來看時，上麵的說法肯定是全屬武斷的了。就像上文已經指出的那樣，國家能夠采取平等主義規則（這點在哪一種意義上都能夠跟平等主義理想聯係起來）或者隻允許不平等達到認為合適的程度。特別讓人感興趣的情況是國家甚至可能在所有所希望方麵以產生最大成就為目的來進行分配。“按需分配”的口號或許具有這兩個意義中的任何一個意義。不過必須建立某種規則。就我們的目的來說，考慮一個非常特殊的例子就完全可以了。
（2）其次假定我們把徹底的平等主義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倫理信念，不過同時規定，人們應有自由在生產部有能力和願意生產的所有消費貨品中根據喜愛進行選擇，當然，像酒精飲料等某些商品社會是可以拒絕生產的。我們接著進一步假定，采取的特定平等主義理想實行的辦法是分發給每個人一張憑證，其中兒童、可能還有一些人隻發給一般人的一部分，這都是由當局決定的。這張憑證表示他或她有獲得一定數量消費品的權利，數量與本會計年度可分配社會產品除以要求分配者的人數相等，到會計年度結束時全部憑證失效。這些憑證能夠想象為在規定時期中為送交消費者而已生產和正在生產供消費的所有食物、衣服、房屋、家庭用品、汽車、電影等x分之一的要求權。
僅僅為了避免不這麼做就會在人們中間必定發生的複雜而沒必要的大量交換，我們才不以貨品來表示要求權，而以等量的為了方便而選擇的不過沒有絲毫意義的單位來表示它（我們能夠率直地稱它為單位，也能夠稱它為太陽、月亮甚至稱之為美元），並規定在得到每一種貨品的單位數量時一定要付出所標數目的單位。
社會商店所索的這些“價格”，按照我們的假設，必須要滿足商品的每一種價格乘以該商品現有數量，加起來等於人們所持該商品要求權的總數這個條件，否則這個總數就是任意決定的。但是生產部沒必要固定個別商品的“價格”，除非是作為最初建議提出的。
假設已知人們的愛好與平均的“美元收入”，按照他們對這些最初建議的反應，就知道他們在什麼價格上願意拿走除那些完全沒有人想要的貨品以外的整個社會產品，同時生產部假如想出清倉儲，那時就一定要接受那些價格。如果能夠相應的做到這點，平等分配的原則就將特別通情達理地以非常決斷的方式得到貫徹。
當然，這樣做的前提條件是已經生產出一定數量的各種貨品。怎樣才能合理完成這個前提條件才是真正的問題（它的可解決性已被否定），也就是在現有資源、技術可能性和其餘環境條件下，用什麼方法來最大限度地滿足消費者 。顯然，由人們的多數票來做出生產計劃的決定根本無法滿足這個要求 ，因為在這種情況下，必定有一些人，可能所有人不會得到他們需要的東西，有更大可能得不到給了他們不會降低別人滿足的東西。
不過，一樣清楚的是，能夠用另外一種方法獲得這個意義上的經濟合理性。對於理論家來說，這個結論來自這樣的初步前提，即估計（“所需要的”）消費品價值的消費者實際上也估計進入那些消費品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價值。就普通人來說，在我們社會主義社會中，能以下述方式提供製訂合理生產計劃可能性的證據。
（3）為讓問題談起來方便，我們假設生產資料的數量是既定的，而且是暫時不可變的。目前讓中央局分解成為進入每一個特定行業的委員會，或者更妥當地，讓我們為每一個行業建立一個管理它的權力機關，並與中央局合作，而中央局控製和協調全部這些行業的經理部或管理局。這個中央局根據某種規律把生產資源（因為它控製著所有資源）分配給這些行業的經理部門。
假設中央局規定，行業經理部門能夠有它們所需要的所有數量的生產資料和勞務，不過要遵守三個條件。第一，它們一定盡可能節約地進行生產。第二，要求它們為它們所需要的每一單位生產資料和勞務上交給中央局它們從以前出售消費品得到的所說數目的消費者美元。也就是說，中央局宣稱打算向所有行業管理部門以言明的“價格”不限數量地出售生產資料。第三，要求行業管理部門以最節約的辦法生產取走和使用它們可以使用的數量（不能少於此數），這個數量的限度是它們不必為了取得相應數量的生產資料一定要上交給中央局美元不足而隻能“出售”部分產品。用相對專業的術語說，這個條件的意思是每一個行業的生產一定要達到“價格”相等於（不隻是比例於）邊際成本 。
當時每個行業部門的任務是單獨規定的。就像今天在完全競爭行業中的每一家企業，隻要確定了技術可能性、消費者的反應（他的愛好和收入）和生產資料的價格，就知道生產什麼、生產多少和怎樣生產，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的行業經理部門隻要一旦中央局公布了生產資料的“價格”，一旦消費者透露了他們的“需求”，它們就知道生產什麼、如何生產和向中央局“購買”什麼數量的生產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