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容易看出，監督管理職能本身處於較高位次等級的特點，並不構成實質性的經濟區別。在工廠組織中，僅僅根據一個工人的位次在另一個工人之上，即一個工人處於領導和監督地位這一情況，並不能使工人的勞動在本質上變成不同性質的東西。從這種意義上來說，即使“領導者”不動一根手指，沒有直接對生產做出貢獻，他仍然在執行普通意義上所說的勞動，確切地說，好像一個看守者一樣。“領導者”自身具有的其他要素在生產中起到更大的作用，那就是他決定生產的方向、方法和數量。即使人們上述所說的處於較高位次的管理者在經濟上沒有多大的重要性——也許更多的是社會學上的重要性——但人們能夠看到管理者的決策職能與其他勞動在本質上具有不同的特征。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任何工作都會出現做出決策的必要性。例如，一個修鞋匠的徒弟，不論事情大小，如果他自己不做出某些決定，不獨立地解決一些問題，那他就無法做好修鞋這件事。雖然“做什麼”和“怎麼做”是師傅教過他的，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他自己不具有某種必要的獨立性。當一個電力公司的工人到一個家庭去修理照明係統時，他仍然必須自己決定“做什麼”和“怎麼做”的問題。一個代理商可能不得不參與到商品價格的製定這方麵的決策中，因為價格製定關係到他能夠獲得的利潤空間——而在這一過程中他既不是“領導者”也不是“獨立的勞動者”。一家企業的領導或獨立的所有者肯定要做出大量的決定和決策，但是“做什麼”和“怎麼做”也是有人教給他的。他首先知道怎麼去做：他已經掌握了生產中的技術問題以及與生產有關的全部經濟數據，還有其他很多需要做決定的事情，不過這種決定和修鞋匠的徒弟所做的決定隻是在程度上存在區別而已。至於“做什麼”的問題是需求本身已經決定好的。他沒有設定具體的目標，而是由周圍的環境驅動他按照一定的方式去做。當然給定的經濟數據可能會發生變化，這取決於他的決策能力，即他如何快速、成功地對這種變化做出反應。不過，對任何的工作做決策都是這樣的，他不能根據事情當期的表象做決定，而是需要根據他已經學習掌握的事物的某些特征來做生產決定，尤其是根據他的顧客直接表現出來的需求趨勢做決定。他不斷地屈從於這些趨勢，並對它們進行分析，因此隻有不是很重要的要素才是他所不知道的。從這種考慮出發，我們就可以認為隻要人們在他自己的經濟行為中根據已知的外界環境來做決定——這也是經濟學以及我們在這裏所研究的——那麼他們究竟是領導者還是被別人領導就變得不再重要了。前者的行為和後者的行為都服從相同的規則，而建立這種規則，並表明表麵上偶然的東西實際上是被嚴格定義的，這是經濟理論研究的根本任務，也是我們這裏所要研究的。
一般來說，生產資料和生產過程中沒有真正的領導者，或者可以說真正的領導者是消費者。那些領導工商企業的管理者隻是在執行根據需求和供給已經規定了的生產，而他們所用的生產資料和生產方法也是已經給定的。個人隻有作為消費者並表達了對某種物品的需求時才能對生產產生影響。從這種意義上來說，不僅是工商業企業的領導參與了生產的管理，其實每個人都參與了生產管理，尤其是從最狹隘的意義上來說的那些從事生產的工人。除此之外，個人對企業的領導沒有任何意義。過去支配經濟係統的數據是人們所熟悉的，如果這些數據不變，那經濟係統就會按照同樣的方式運轉下去。人們對數據可能發生的變化並不熟悉，但從生產的原則來說，人們會盡可能地適應並追隨這些變化。他不會自發地改變任何的東西，他隻是改變那些外界條件已經按照它們自己的規則改變的東西，他消除經濟數據和他自己的經濟行為之間的不一致，這種不一致的出現是由於給定的經濟條件已經發生改變，而人們仍然按照以前的生產方式來進行生產而產生的。任何個人都可以采取與我們假設的觀點不一樣的方式安排生產，但是隻要生產的改變是來源於外界的客觀壓力，那麼經濟係統中就不存在任何的創新。如果個人采取不同的行動，那麼我們就可以看到實質上不同的現象。但在這裏，我們隻關注經濟事實所固有的內在邏輯。
根據我們的假定，也可以這樣說：勞動的數量是由給定的環境決定的。這裏我們要附加一個問題，這個問題是以前留下沒有解決的，那就是任何時候都存在的勞動供給量的大小。顯然，一定數量的人做多少工作不是一開始就明確確定的。如果我們暫且假定，雇傭個體勞動的最佳數量是已知的，這樣就為雇傭規定了尺度，界定了嚴格的範圍和數量，在這個尺度上的每個點，每種具體雇傭勞動的預期效用就可以和它的非效用進行對比。來自於日常生活的眾多聲音提醒我們，提供給我們麵包的勞動是一項任務比較重的工作，人們隻有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才會從事這項工作，如果有其他的選擇，那人們會丟棄這份工作而從事其他方麵的工作。這裏明確顯示了將要完成的工作量。在每一個工作日的開始，這種對工作的比較自然是有利於促進人們努力完成工作的。但是，隨著人們在工作中需要獲得的滿足越來越多，工作的動力就會下降得越來越多，同時，它所比較的產生非效用的勞動的數量就會越來越多。因此，對工作的比較變得越來越不利於工作的繼續，直到對每個工人來說，他的勞動所增加的效用與所增加的非效用達到平衡，這種不利影響才會停止。當然，這兩種效用的對比產生的驅動力是因人而異、因國而異的。在這些不同的差異中，有一個根本性的要素可以說明工人和國家曆史的形成，但是這不會影響理論原則的本質 。
因此，勞動和土地隻是生產力量。衡量任何質量已知的勞動數量都是困難的，但是這是可以辦到的，如同在實際中，不管事情有多麼複雜，我們都可以給土地的服務規定某種可以衡量的物質上的標準。如果隻有一種生產要素，比如我們假設一種質量的勞動能夠生產出所有的物品——如果我們假定從自然界獲得的都是免費的原材料，那麼我們的假設（勞動能夠生產所有的物品）就是可以成立的，而這樣就不會產生任何的經濟問題——或者土地和勞動兩個生產的要素彼此獨立工作，它們都能夠獨自生產出有區別的物品，從事生產的人就需要為他的經濟計劃製定相應的衡量標準。例如，如果某種價值確定的消費品的生產需要3個單位的勞動，而另一種和它價值相同的消費品需要2個單位的勞動，那麼他就可以決定他的生產行為了。但是在現實中，情況並非如此。實際上，生產中的各個要素要互相配合，共同起作用。現在，我們假定生產1件價值確定的物品需要3個單位的勞動和2個單位的土地，但是2個單位的勞動和3個單位的土地一樣能夠生產同樣價值的物品，那生產者該選擇哪種生產方法？顯然，此時要有評價標準來對這些生產組合進行比較，而我們就需要這樣的共同的標準。我們可以把這個問題稱為“配第的問題” 。
這個問題的解決方法給我提供了一個理論——“歸屬理論”。生產者想要衡量的是他的生產資料數量的相對重要性。他需要一個標準並借助它來管理他的經濟行為，他也需要一些指標，他可以按照這些指標來安排生產。總之，他需要一個價值的衡量標準。但是他隻是對他直接消費的物品才會有標準，因為隻有這些消費品才能夠立即滿足他的需求，他對這些商品的需求強度是衡量這些物品對他的重要性的基礎。對於他儲存的勞動和土地的服務，是缺乏這樣的標準的，我們也可以說，對於他生產出來的生產資料，同樣也沒有這樣的統一標準來進行衡量。
顯然，這些其他的物品也有它們自身的重要性，因為它們同樣是為滿足直接需要服務的。它們對需要的滿足做出了貢獻，因為它們對消費品的生產具有直接的作用。它們的價值來源於這些消費品，而這些消費品的價值也會投射到它們身上。即價值“回歸”到這些其他的生產資料身上，而它們依據這些“回歸的價值”，在經濟結構中占有自己的位置。對儲存的生產資料的總價值或兩個原始生產要素中的一個的總價值進行確切數量的衡量和表達被證明在特定的時候是可行的，因為它們的總價值通常是無限大的。然而，對實際的生產者或經濟理論來說，知道這個總價值是沒有必要的。這不是放棄每一個生產可能性的問題，也不是放棄生產存在性的問題，而隻是把某種數量的生產資料劃歸到這一目的或那一目的的問題。例如，一個孤立的個人如果沒有兩種原始生產要素中的任何一個是沒法進行生產的，他也就不能對任何一個生產要素的價值進行準確的衡量和表達。在這種程度上講，穆勒關於勞動和土地的服務是不確定的、不可衡量的觀點 是正確的。但是，他說在具體的生產實例中，人們不能分清產品中的“自然”因素和勞動，這種觀點是錯誤的。的確，從物質上來說，這兩種要素是不可分割的，就經濟生產的目的來說，這種劃分也是不必要的。經濟生產中，每個人都清楚地知道什麼是必要的，也就是說，人們滿足的增加是由於生產資料的增加。但是，在這裏我們不對“歸屬理論”做過多的研究和探討 。
與消費品的使用價值 不同，生產物品的價值是“收益價值”，或者可以說，是生產力價值。與消費品的邊際效用 相對應，後者便是邊際生產效用，或者用一個常用的術語：邊際生產率 。勞動或者土地的單位價值的重要性是由它們的邊際生產率決定的，它也可以這樣定義：一單位給定存量的勞動或土地所能生產出來的最重要的產品的價值。這個價值表明了每一個具體勞動的服務或土地的服務在社會總產品的價值中所占的份額，因此可以明確地把土地的服務或勞動的服務稱為“產品”。對於不完全熟悉價值理論的人來說，這些簡短的說明是不能表達它們的全部意義的。請讀者參閱J.B.克拉克 的《財富的分配》一書，書中克拉克準確闡述了這一理論的意義 。在這裏，我想強調，從純粹經濟論述的目的來說，克拉克的描述是對“勞動產品”這一概念唯一精確的闡述。我們僅在這個意義上使用這個詞。也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認為在交換經濟中，勞動和土地的價格，即工資和地租，是由它們的邊際生產率決定的。因此，在自由競爭的經濟中，勞動者和地主得到了他們各自的生產資料或者產品。我們在這裏稍微提及一下這個在現代經濟理論中幾乎沒有任何爭議的論題，在以後的闡述中這個論題會變得更加明白。
下麵的觀點對我們來說也是很重要的。在實際中，人們之所以能夠那麼容易地利用他的生產資料的價值，是因為這些生產資料所生產的消費品是他所熟知的。由於前者的價值依賴於後者的價值，所以，生產的消費品過於單一時，生產資料必須改變。為了調查研究生產資料價值的本質，我們希望能夠忽略給定經驗的影響，並允許其他未生產過的消費品的存在，我們也必須從這一點出發，即個人還不清楚應該如何對生產資料使用的可能性加以選擇。因此，他首先會把生產資料用在生產那些對於他來說最迫切需要的產品上，然後他會用來生產那些排在其後迫切性不斷降低的產品。此外，他每做一個生產的決策都必須考慮，有哪些需要是由於生產了當時來說比較迫切需要的物品而未得到滿足的。隻有當更迫切的需要不會由於他的決策而變得不可能滿足時，他的每一步的生產選擇才是經濟的。隻要還沒做出生產選擇，那生產資料的價值就是不確定的。每種經過深思熟慮的生產資料生產的可能性，都會有每一增量的特定價值與之相對應。至於生產出來的產品中究竟有哪些價值與特定的增量具有確定的聯係，這隻有在人們做出了生產選擇並經受了經驗的考驗之後才能顯現出來。一個給定的需要在比它更迫切的需要得到滿足之前是不會得到滿足的，這一基本的條件將導致這樣的結果，即所有的生產資料必須按照它們不同的使用可能進行分組，從而使得每一個物品的邊際效用相等。在這種製度安排下，個人將根據給定的條件和自身的觀點找出最有利的生產安排。如果他這麼做了，那他就可以說，他已經盡其所能地充分利用了這些環境。他將努力實現生產資料的最合理的生產安排，改變每一個已經考慮過的或所執行的生產安排，直到達到最佳的生產安排。如果沒有現成的經驗可以借鑒，那他必須自己摸索，一步一步去實現這種生產安排。如果可以從先前的經濟周期中獲得這些生產安排的經驗，他就會試著遵循同樣的生產路徑。如果這種經驗所表達的條件已經發生變化，那他就會適應新的生產條件，並調整他的生產行為和評價以使得它們適應新的條件。
在所有的情況下，每種物品都有確定的生產使用方法，因此它們對需求的滿足也是確定的，這樣反應物品增量的效用指數就能夠表達人們的這種確定的滿足，它能夠表明物品的每次增量在個人生產經濟中的地位。如果出現一種新的生產可能性，就必須根據這個價值去重新考慮生產安排。但是，如果我們返回到人們已經做出的並產生這種效用指數的“選擇行為”，我們就會發現，每種生產安排中，是另一種效用而不是這種已經確定的效用在起決定作用。如果我已經把某種物品按照3種生產安排可能性進行了分類，當第四種生產可能性出現的時候，我將會根據已經在前3種生產可能性中實現的滿足去考慮它。然而，就這3種生產可能性的劃分來說，這種效用指數是不起決定作用的，因為這種效用指數是在對3種生產可能性做出劃分之後出現的。但是，對每一種物品都有一個確定的效用範圍，它反映了這種物品所有用途的效用，並提供給該物品一個確定的邊際效用。生產資料也是如此，就像我們前麵所說的，通過它的“產品”，或者根據維塞爾 的表述，通過它的“生產貢獻”。
由於所有的生產都涉及在各種互相競爭的生產可能性之間做出選擇，並且，這種選擇往往意味著放棄生產其他物品的安排，那麼產品的總價值就絕不是一種淨收益，而隻是在減去可以生產出來的其他產品價值後的剩餘。後者的價值代表被選定生產的產品的反向價值，同時衡量被選定生產的產品的滿足程度。在這裏，我們要提出成本要素的概念。成本是一種價值現象。對生產者來說，生產某種物品所花費的成本就是一種消費品，它本來是可以用相同的生產資料獲得的，但是由於生產安排導致這些消費品不能被生產出來。因此，對勞動這種生產資料來說，它的使用包含著一種犧牲，其他生產資料和勞動是一樣的。對勞動的支出，還有一種條件必須得到滿足，就是每一次勞動的支出所產生的效用都應該至少能夠彌補由於勞動的支出而產生的反效用。然而，有一種事實是不能改變的，即：在這一條件範圍內，個人選擇勞動的支出，與選擇其他生產資料的支出是完全一樣的。
因此，沒有得到滿足的需要並不是不重要的，它們帶給人們的影響隨處都可以看到，每一個生產決策都必須和它做鬥爭，而且生產者沿著給定的方向把生產推進得越遠，這種鬥爭就變得越困難；也就是說，一個具體的需求得到的滿足越多，和它處於同一水平的需求得到滿足的欲望就越小，因此，通過進一步生產獲得的滿足的增加量是逐漸減少的。此外，與這個方向的生產相聯係的犧牲同時也在增加。這種產品所需要的生產資料必須從越來越重要的需求類別中抽離出來。從一種方向的生產中獲得的價值變得越來越小，最終它就會消失。當這種情況發生時，這種具體的生產就結束了。因此，在這裏，我們可以說生產中存在收益遞減的規律，這種規律和物質產品遞減的規律具有完全不同的意義，我們命題的正確與否和這種規律也是毫不相關的 。顯然，最終起作用的其實是成本遞增的經濟規律。即將做出的投資的價值最終會上升很多，而通過生產獲得的效用的增加最終會消失，即使這種投資的物質數量不斷降低，這種效用最終還是會消失。如果後者變為現實，很顯然，此時每個人的需求滿足的條件雖然都處於很高的水平，但是本質的現象不會因此而變得不同。
生產者對生產中的成本要素的考慮，隻不過是在考慮使用其他生產方式來生產產品的可能性。這種考慮對每種生產方式構成了製約，而且被每個生產者所遵循。但在實際中，習慣使得這種考慮變成一句簡單的描述，使每個人都可以使用它，而不必要每一次都對它進行重構思考。生產者在實際生產中利用它，如果必要就對它進行調整以適應不斷改變的環境；它也不自覺地描述了需求和現有的生產方法之間的關係，而生產者的生產條件和經濟視野都可以在它這裏得到反映。
成本作為其他潛在生產資料的價值表現形式構成了社會資產負債表的負債項目，這是成本現象的最深刻含義。生產者的物品的價值必須和這個表現形式區分開。因為根據我們的假設，成本代表生產出來的產品總價值的更高形式，但是根據上麵的描述，在生產邊際上，兩者的數量是相等的，因為成本會上升到等於產品的邊際效用的高度。此時，我們通常稱為經濟均衡，也是生產處於最有效率的位置的表現。隻要能夠維持生產給定的最優數據，這種經濟均衡就會出現在每一期的生產中。
這裏有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問題。通過上麵的論述可以得到兩個結論：首先，每種產品最後一單位的增量，將在除了成本之外得不到任何效用的情況下生產出來。這個道理不難理解。其次，在生產中不能得到超出生產物品的價值的剩餘價值。生產隻能實現在經濟計劃中可以預見到的價值，而這個價值是預先潛存於生產資料的價值之中的。在這個意義上，不僅從上述提到的物質的意義上來說，生產不“創造”任何的價值，而且在生產的過程之中，也不會產生價值的增值。在完成生產之前，個人對未來需求的滿足取決於對必要生產資料的占有，這如同之後個人對需求的滿足取決於對產品的擁有一樣。個人將盡力避免前者的損失，就像力圖避免後者的損失一樣，而放棄前者也和放棄後者一樣，是為了得到相同的補償。
現在，“歸責”過程必須重新回到生產的根本要素上來，即勞動和土地的服務。這種過程不能停止在任何已經被生產出來的生產資料上，因為如果這樣，同樣的爭論就會出現的每種生產資料身上。因此，直到現在，沒有任何產品能夠表明它的價值會超過其中所包含的勞動的服務和土地的服務價值。如同我們前麵把生產出來的生產資料分解為勞動和土地一樣，現在我們可以看到，在價值評價過程中，這些生產資料隻是短暫物品，隻是暫時的項目。
因此，在交換的經濟中，在自由競爭的條件下，所有產品的價格必須等於在產品中體現出來的勞動和自然服務的價格。因為這個價格就是生產出來的產品所得到的價格，而對於一整套必要的生產資料而言，這一價格應該是預先可以得知的，因為依存於生產資料的勞動和自然服務的價格與依存於產品的勞動和自然服務的價格是一樣多的。每個生產者必須把他的全部收入轉讓給為他供應生產資料的人，而這些人又是另外一些產品的生產者，他也必須把他的收入轉讓出去，直到最後整個產品的原始總價格回到勞動和自然服務的供應者手裏。我們隨後將討論這個問題。
這裏我們遇到成本的第二個概念，即交換經濟的成本。商人把他必須支付給其他人以獲得商品或生產資料的總貨幣數目看作是他的成本，也就是他的生產費用。接下來我們把他個人努力的貨幣價值也納入成本之中，以完成他的成本核算 。這樣成本從本質上來說就是勞動和自然服務的總價格之和，而且這些總價值必須等於從產品中獲得的收入。因此，從這種意義上來說，生產在源源不斷地進行，但是它實質上不會產生任何的利潤。經濟係統在最完美的條件下應該是不會產生利潤的，這是一種奇談怪論。如果我們還記得我們論述的意義，那這種怪論就會消失，至少會部分地消失。我們的論斷並不意味著如果經濟係統處於完美的均衡狀態，它的生產就不會有結果，而隻是意味著它生產的結果會完全流向原始生產要素。正如價值是貧窮與否的象征一樣，利潤也是不完美的象征。但是，怪論仍然部分地存在著。很顯然，生產者按照一般的規則進行生產所獲得的東西，比付給他們勞動的工資和付給他們可能擁有的土地的地租要多。從超過成本的利潤這一點來說，難道就沒有一個普遍的淨利潤率麼？競爭可能會衝掉一個行業特殊的剩餘利潤，但是它不會消滅所有生產部門共同的利潤。暫且假定生產者可以獲得這種利潤，那麼相應地他們必須對他們所擁有的生產資料進行價值評估。那麼，這些生產資料或者是原始的生產資料，即個人的努力或者自然要素，這樣我們就回到我們研究的出發點；又或者是被生產出來的生產資料，這種情況下，它們就被賦予更高的評價，也就是說，體現在其中的勞動和土地的服務必然得到比其他服務更高的評價。然而，這是不可能的，因為勞動者和地主能夠與它們先前已經投入的勞動和土地的數量進行有效的競爭。因此，淨利潤是不存在的，因為即使整個生產過程在許多獨立的企業中被分割開來，那原始生產服務的價值和價格也總會把產品的價值和價格吸收包含進去。我不想讓讀者對這個問題感到厭倦，因此把原本該在此處分析的一部分內容放到
後麵。
這一點不像某些讀者看到的那樣，同古典經濟學 有如此的對立。價值的成本理論，尤其是李嘉圖的勞動理論，都強烈地表明了相同的結論，某些教義傾向，比如，把所有收入，甚至利息都稱為工資的這種趨勢，都是由這些理論來解釋的。如果在古典時期這些理論沒有被清楚地表達出來 ，首先這是因為古典經濟學家承認他們自己理論的推論不是很嚴格，其次是因為我們的理論顯得與事實過於相悖。龐巴維克確實是第一個清楚表達這個觀點的人，即如果生產過程是在完美狀態下進行的，那產品的所有價值原則上必須根據勞動和土地的價值進行劃分。當然，這要求整個的經濟係統完全準確地適應生產，所有的價值必須與數據相適應；還要求所有的經濟計劃都和諧地運轉，沒有任何事情幹擾它們的執行。然而，龐巴維克也指出，兩種情況會反複破壞產品的價值和生產資料價值之間的均衡。第一種情況是摩擦。由於無數的原因，經濟機體的運轉並非十分迅速。錯誤、災害、懶惰等，以眾所周知的方式，持續不斷地造成損失，但這種損失也是利潤的源泉 。
在我們轉到龐巴維克提到的第二種情況之前，我們先插幾句關於兩個極為重要的因素的闡述。第一個要素是風險。可以區分為兩種：生產技術失敗的風險（我們甚至可以把由於上帝的行為造成的損失包括進去）和商業風險。隻要這些風險是可以被預知的，它們就會對經濟計劃具有直接的作用。商人們要麼把風險的準備金包括在他們的成本核算中；要麼準備一筆資金來防備一定的風險；要麼會考慮並均衡生產的各個部門之間的風險，其辦法是避開風險更高的部門的生產，直到這些風險比較高的部門生產的產品價格的增長能夠帶來某種補償 。這些均衡風險的生產基本上不會產生利潤。一個采取各種方式（如修大壩、機器保險等）防範風險的生產者，在保護他的生產成果時具有一定的優勢，但是同時他也支出了相應的成本。風險準備金對生產者來說不是利潤的來源，但是對保險公司來說，這構成了他們中間利潤的一部分，保險公司主要是把各種風險的準備金彙總，以此來應對隨時可能發生的意外。較大的風險補償在表麵上看是較大的收益，但是它還要乘上一個概率係數，這樣它的真實價值被再次降低，而正是這減少了剩餘的數額。任何消費這種剩餘的人在事情的發展過程中都會為此付出代價。因此，經常賦予風險要素獨立的角色，以及與它相聯係的獨立的收益，都是沒有任何意義的。當然，如果風險是不可預知的，或者在經濟計劃中是不考慮在內的，那事情就變得不同了。此時，風險一方麵是暫時損失的源泉，另一方麵又是暫時收益的來源。
在這裏我想闡述的第二個因素是這些收益和風險的主要源泉。它們的數據是自發變化的，而個人是習慣於考慮這些數據的。這些變化創造出了新的情況，而且重新適應新情況是需要時間的。在適應發生之前，經濟係統中會發生成本與收入的大量積極的或消極的不一致，這說明適應總是存在一定的困難。這些適應變化的知識在很多時候不是那麼容易就可以獲取的。從知識得出結論也要走出很大的一步，因為在沒有準確經驗的條件下，這個過程總會遇到很多的障礙。相對於以前，所有產品的生產都完全適應變化了的環境和數據，這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對於生產耐用消費品的生產者來說。在物品被完全磨損之前它必須經曆的時間內，不可避免地會發生條件的改變，這就發生了李嘉圖在他書中的第一章第四部分所指出的物品價值決定的特性。它們的收益與它們的成本完全沒有聯係，而這是必須接受的現實；它們的價值發生了改變，但是這沒有改變與之相適應的供應。因此，某種程度上，它們變成一種特殊的收益，這種收益可能高於或低於這種產品中所包含的勞動的服務和土地的服務的總價格。這些現象會出現在商人的眼中，就如同自然事物出現在他們的眼中一樣。像馬歇爾 一樣，我們稱之為準地租 。
然而，龐巴維克還提到了第二種情況，這種情況可能改變“歸責”的過程，也可能會阻礙產品的一部分價值在勞動和自然的服務中得到體現。正如人們所知，任何生產中都包含著時間的流逝 ，除了那種維持生命的原始勞動的瞬間生產。由於時間的流逝，生產資料不僅僅是潛在的消費品，而且它還通過新的本質的特征和消費品區分開來，即時間的距離把它們和消費品區分開。生產資料是未來的消費品，所以它們的價值比消費品低。它們的價值也不會耗盡產品的價值。
這裏我們觸及一個非常微妙的問題。但是由於它對本書論述的重要性是有限的，因此我們在這裏隻問我們自己一個問題。在一個經濟體製正常的生產進程中，生產過程年複一年地遵循同樣的規律，所有的經濟數據都是相同的，那麼同產品相比，我們對生產資料是否存在係統性的低估呢？這個問題可以分為兩個問題：不考慮客觀的和個人的風險係數，在一個經濟係統中，滿足未來需求的價值是否係統地、一般地低於滿足現在同等需求的價值？在這樣的經濟係統中，除了時間流逝本身對價值的影響，在時間進程中所發生的事情是如何建立這種價值評價上的差別的？
對第一問題肯定的回答聽起來似乎很有道理。當場給予某些禮物肯定比許諾將來會給禮物更受歡迎 。然而，這不是我們這裏所要講的問題，而是對收入有規律流動的一種評價。如果可能，讓我們想象一下下麵的情況。某人擁有了一筆終身年金。在他的餘生中，他需要這筆年金的種類和購買力 保持絕對不變。這筆年金數目很大而且十分安全穩定，這使得他沒必要為了防備緊急情況和可能麵臨的損失而去創立一份基金。他知道他自己不用承擔照顧別人的義務，也不會產生此類突發的欲望。他沒有必要以現在的利率將儲蓄用於投資——因為如果我們假定有這種情況，我們就應該首先要考慮利息因素，從而會危險地陷入循環推理的情況。現在，處於這種經濟狀態的人，在選擇年金的未來分期支付還是時間上與現在較接近的支付時，他會不會更看重後者呢？當然不會，因為如果他這樣做了，也就是說他放棄未來的分期支付而換取對他補償較小的現在的支付，他就會發現他最後得到的滿足要小於他應該得到的。他的行為會導致他的財產損失，這種行為是不經濟的。然而這種行為在現實中還是會發生，就像其他方麵違反經濟理性規則的行為常常發生一樣。但是這種現象的發生並不是這些規則本身的一個要素 。當然，我們在現實中所遇到的大多數例外並不是由於違反這些規則所造成的，而是我們的假設與實際情況不符造成的。但是，我們會發現自己很容易對當前的滿足感做明顯的過高估計，特別是兒童和未開化人群，那麼此時擺在我們麵前的就是要解決經濟問題和現實中人們經濟觀點之間不一致的問題：兒童和未開化人群隻知道瞬間的生產。未來的需求對他們來說很小、很渺茫；他們根本不會看到這些未來的需求。因此，他們經受不住需要廣闊的視野才能做出決策的考驗。這是很明顯的。但是他們通常不需要做出這種決策。對於掌握了需求和滿足的手段雙重經濟節奏的人，在特殊的場合或許會嘲笑這個結論，即任何傾向一方的替換都意味著滿足感的缺失，但是他在原則上不能否定這個結論。
我們的第二個問題是怎樣的？難道生產過程不能夠以一種與我們經典的假設不一致的方式進行麼？難道貨物的持續流動不能有時微弱些，有時強烈些麼？尤其是一個需要更多時間、更多產的生產方法影響了當前貨物的價值，從而使得時間構成了物品循環流動的一個因素，難道這不是事實麼？我們對這個問題的否定回答很容易被誤解，而隻有在未來人們才能明白它的全部含義。我並不否認經濟生活中時間要素的重要性，但隻是需要從不同的方麵去看待它。引入更有效率的生產需要耗費更多的時間，時間要素如何影響生產過程，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問題。我們不是談論引入新生產過程的問題，而是談論已經處於正常工作狀態的由給定的生產過程所構成的循環流動的問題。在這裏，任何更有效的生產方法，如同其他有效的生產方法一樣，不管生產時期的長短，它都會立即取得相應的成果。一種生產方法之所以被稱為“有效的”，是因為在相同的時間內，使用相同數量的生產要素進行生產時，這種方法能夠比其他的生產方法生產出更多的產品。給定必要數量的勞動和自然要素，這種有效的生產方法就會無限次的重複進行，而不必進行其他的生產選擇，而它們提供的產品也會源源不斷。即使產品不是源源不斷地提供，那也不會產生低估未來產品的傾向。理由很簡單，如果生產過程定期地生產出產品，也不會存在對產品的等待，因為消費行為能夠使自己適應生產，在單位時間內按照相同的速度持續進行，因此就不會有低估未來的產品的動機 。如果持有現在的物品能保證我們在未來可以得到更多的商品，那我對現在物品的評價可能會比未來物品的評價要高。當我有充足的理由確信物品會源源不斷地流入，而且我的行為已經適應了這種情況，我就不再對現在的商品給予更高的評價，而是對現在和未來做出相同的評價，因而未來“更多的”物品將不再依賴於對現在物品的擁有。我們也可以把前麵持有年金的人的例子擴展應用到這種情況。假設他每月可以領取1 000美元，但現在情況不同了，他被許諾在放棄按月領取後，可以在年終一次性獲得20 000美元。直到第一年的分期付款到期為止，時間因素可能使他感到不是很愉快，但是從收到20 000美元的付款之後，他就會感到情況得到了改善，而且他的改善來自於新增加的每年8 000美元的支付，而不是來自於之前每年可以獲取的12 000美元的一部分。
同樣的論證也適用於節製要素 、等待的必要性等。在這裏我推薦讀者參閱龐巴維克的觀點。對我們來說，隻需要精確地表達我們的觀點。我們不能簡單地否認這種低估未來產品現象的存在，這種現象的本質比它表象要複雜得多，而且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現象的本質和外在表現還沒有得到透徹的分析。在這裏，我們還必須把創造生產工具的過程和它被創造出來後提供給人們在生產中使用的過程區分開來。不管節製要素在創造生產工具的過程中起到什麼樣的作用——我們不得不反複提到這一點，首先會出現在下一章關於儲蓄的討論中——等待的必要性肯定不會出現在重複的生產過程中。人們不需要“等待”經常性的收益，因為人們在需要它的時候就會很自然地得到它。在物品正常的循環流動中，人們不必定期地抵擋瞬間生產的誘惑，因為如果人們屈服於瞬間生產，那麼他的生產經營就會變得更壞。因此，這裏就不會發生有收入來源而不去消費的節製問題，因為根據我們的假定，除了勞動和土地之外，沒有其他的收入來源。如果節製因素在最初創造生產工具的時候是必要的，那麼它就必須在以後的正規產出中得到補償，這難道是節製因素在正常的循環流動中不能起作用的原因麼？首先，在我們的調查過程中，節製要素在必要的生產要素中隻起到次要的作用。具體來說，新的生產方法的引入從整體上說並不需要有預先的貨物積累；其次，如同龐巴維克曾表述過的 ，在這種情況下把節製看作成本的一個獨立要素實際上是把同樣的項目重複計算了兩次。不論等待的性質是什麼，它都不是我們在這裏所要考慮的經濟過程的一個要素，因為一旦物品的循環流動過程建立起來，那麼在成本花費、生產努力和需要的滿足之間就不會存在有任何的缺口。按照克拉克教授的結論性表述，這兩者是同時發生的，而且發生的過程是一種自然的行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