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曆史未必同熊彼特當初所描繪的路徑完全吻合，但過去數十年西方國家的興起、繁榮與衰退，印證了技術創新是如何驅動著資本主義發展，又將如何帶著資本主義走向毀滅的。
20世紀30年代，凱恩斯與熊彼特展開了一場激烈的論戰。凱恩斯認為經濟增長來自於持續的資本和人力投入，而熊彼特認為經濟增長來自破壞性創新。最終結果是“短期立竿見影”的凱恩斯贏得了世界性聲譽。直到“投資拉動增長”遭遇發展瓶頸時，人們發現破解經濟困局的“藥方”，隻能是著眼於長遠的創新，熊彼特才是“我們時代的預言家”！
在美國等國家還在留戀凱恩斯式的短期經濟刺激時，我們應該率先擁抱熊彼特，讓創新成為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這也是中國經濟形勢的需要。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30多年，主要是政府主導和投資驅動，通過不斷增加資本和勞動的投入換取經濟的增長。但是由於“邊際生產率遞減”規律的作用，經濟增長放緩是不可避免的。這個時候，政府就要引導企業家或創業者把資源從失去活力的舊產業中，轉移到新生的更富生產力的生產項目裏，將生產要素重新組合，推動經濟長期健康發展。
因此，我們很有必要重讀熊彼特，從這位創新鼻祖的著作中吸收營養，取其精華，洋為中用！
而當我們熊彼特的著作時，就會發現熊彼特具有的驚人的時代洞察力：從經濟增長到結構性改革、從經濟轉型到宏觀調控、從企業創新到企業家精神——他為世界性經濟衰退開出了治標治本的“藥方”：
1.破壞性創新。所謂“破壞性創新”，我們拆解來看，一邊是“破壞”原有技術和產業，一邊是產生新技術和新產業，它包括技術創新、組織創新、漸進創新、根本創新、模仿創新與原始創新等。以顛覆性的方式，把原材料和力量組合起來，包括生產新商品或者用新方法生產老商品；通過開辟原料供應中心來源或產品的新銷路；通過改組工業結構等手段來改良或徹底改革生產模式、將舊有產業搭配新技術升級、低端市場和零消費市場顛覆性創新等，其理論邏輯是：企業家——實現新組合（創新）——經濟發展。
簡而言之，破壞性創新就是用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來改造提升傳統行業，解決產生過剩和重複建設問題。
2.創新群。熊彼特最早提出了創新群概念，創新群可以被看作是國家創新係統，它可能是一定地域的企業、高校、研究機構、專業科技服務機構等要素的組合，主要著眼於產業發展和由產業發展帶動的需求和市場，創新群是創新驅動型經濟中作為國家競爭力的有力武器！
3.經濟周期循環論。熊彼特認為，當經濟周期從景氣循環到穀底的同時，也是某些企業家被淘汰出局而另一些企業家必須要“創新”以求生存的時候。因此，每一次蕭條都包孕著新技術革新的可能。從上述文字中可見，與凱恩斯不同，熊彼特的商業周期理論主要從技術創新的視角解釋了經濟波動和商業周期的發生。他認為，市場經濟本身具有繁榮和蕭條的周期性特征，而生產技術的革新和生產方法的變革在其中起著至高無上的作用。
熊彼特和凱恩斯100周年誕辰之際，德魯克在《福布斯》雜誌發表了一篇題為《現代預言家：是熊彼特還是凱恩斯？》的文章，指出“在某種方式上，凱恩斯和熊彼特重演了西方曆史上最著名哲學家的對抗——才華橫溢、精明機智、鋒芒畢露的詭辯者巴門尼德，與動作遲緩、麵貌醜陋，但卻富有智慧的蘇格拉底之間的柏拉圖式的論辯。在兩次大戰期間，沒人比凱恩斯更有才氣，更精明，熊彼特則表現得平淡無奇——但他有智慧。聰明贏得一時，而智慧天長地久。”
凱恩斯屬於20世紀，而21世紀屬於熊彼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