桌子顯然不夠用，不少學生站著上課，老師專門下發了自己製作的硬紙板，讓一些學生墊在腿上寫字。
學校有6個男教師。他們是從博城師專畢業後被政府分配來的。他們分別住在7個村莊，所以，上課時經常與學生們一道來。特別是教一班的桑迪（Sandy）老師，他知道今天有外國記者來拍攝照片，特意穿了一件淺藍色長袖襯衫和一條藏藍色褲子，像是要參加正規會議。他教授的一班多數都是五六歲大的孩子，學校規定，上課一律用英語，可這些孩子哪聽得懂英語。他們一會兒打鬧，一會兒又有人叫喊著要小便，老師就像個保姆，伺候了這個又要哄那個。但他非常有耐心，所以，孩子們對他也很親。而教二年級的加瓦（Jaward）老師卻不同，他幾乎沒有笑臉，手裏時常拿著一根小棍子，學生稍不聽話，他就用棍子在他們身上打一下。所以，淘氣的學生不敢隨便搗蛋。這個老師今天特意穿了一件花衣服，最有意思的是，他上著半截課，忽然從包裏掏出了一個鑲著金邊的墨鏡，還不時地從鏡片邊上用餘光看看我的反映，可能想在我的鏡頭麵前扮酷吧。
學校的校長40多歲，雖然不苟言笑，但是個極富有責任感的人。
校長對我說：“你能想象嗎，在這兒上學是免費的，卻招不上學生。”
“是不是因為學校離家遠，父母對孩子不放心？”我問他。
“不！因為每個學生必須自己出錢做一身校服，要花6000~8000利昂（相當於人民幣20多塊錢），不少家庭支付不起這筆錢。後來我們想出一個辦法，每天給來上學的孩子免費吃一頓午飯，不少家長覺得讓孩子來上學，可以解決家裏糧食不足的問題，所以，現在我們已經招收了近100個學生。至於校服嘛，隻好下一步再說吧。”
他接著對我說：“這場戰爭使我們倒退了10年。不過，國家對教育還是很重視的，全國的小學都是免費教育，可是，現在國家的經濟衰退，連教師的工資都發不出來。”
我看了一下，這所學校從一年級到五年級，班級越高的，學生越少，四年級有六七個學生，五年級隻有4個學生，可以說，不少孩子都是衝著這頓午飯來的，如果學校沒有這餐飯，又有多少家長肯讓孩子來上學呢。
學校每年放三次假，4月、7月至9月和12月。每逢此時，也是學生幫助家裏幹農活兒的時候。村裏的孩子們從小就承受著沉重的勞動，別看才八九歲的孩子，已經能幫家裏幹許多活兒了，比如，外出賣木炭，幫助大人做棕櫚油，照看弟妹，收割稻子等。對於我來學校采訪這樣的重大新聞，學校當然不會放過通知學生家長。聽摩西說，這麼做的意思是，讓家長們看看，已經有外國記者開始關注這個學校了，把孩子送來讀書，將來對他們大有好處。
來之前，我打聽了一下學生的人數，給每一個學生買了一支帶橡皮的鉛筆和教師用的粉筆。但到了學校後，發現他們缺的東西實在太多了，學校的五塊黑板，有兩塊已破裂得無法在上麵寫字。我同摩西商量了一下，決定留下一些錢，讓學校買兩塊新黑板。當摩西將錢交給校長時，他當即向在場的人宣布了這個好消息。之後，他們像感激救命恩人似的，趕緊派人從樹上摘下了椰子，為我削好，讓我喝椰子水。又讓人為我摘木瓜，還張羅著讓我帶上些菠蘿。其實，兩塊黑板的錢在北京還吃不了一頓像樣的飯，這兒卻成了全校的大事。我真希望自己能更多地幫助他們改善學校的條件，但這裏所有的村莊都是如此，經過戰爭的破壞，他們麵臨的問題實在太多了，糧食、水、廁所、醫療、教育、婦女……這絕不是哪個人能解決得了的。
他們當然比我更明白，知道我個人的能力有限，所以早就寫好了一封給中國駐塞拉利昂使館樊大使的信。我看了看，內容的意思是他們辦學如何艱難，請求中國政府幫助。鬧了半天，他們還藏了一把小算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