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呱呱墜地的時候，正好“文革”肆虐神州大地，包括戲劇在內的很多老百姓喜聞樂見的娛樂方式，作為“四舊”被掃進了“曆史的垃圾堆”，封閉而落後的鄉村，成了一片文化的沙漠。在這片無垠的文化沙漠中，幸好還有一塊小小的綠洲，長著幾株倔強的小草：道情、說書和電影，給農民枯寂的心靈帶來一絲滋潤和慰藉，讓我單調的童年不至於太寂寞。
往事如煙，時隔三十多年，當時的情景恍如昨日，不過在年輕人看來，或許有點“白頭宮女說天寶”的味道了。
稀裏糊塗聽道情
“要唱新聞灘頭戲”，在鄉下的天井或曬場裏，中間坐著一個盲人，左手拿著一副簡板，不停地夾擊，腋下夾著一個漁鼓，右手不停地敲擊，口中唱著有韻律的曲詞，四周圍著密密麻麻的聽眾，津津有味，沉浸其中。這便是我從記事起就熟悉的唱“新聞”場景。這“新聞”兩字，不是現在新聞記者的新聞。長大以後，才知道這種說唱藝術叫作道情。據說，“新聞”的來曆是由唱“朝報”官方新聞演化而來，後以唱社會新聞為主，實際上是唱故事了。這“灘頭”兩字，唱的是正本以前的小故事，一般比較短小，在半小時左右吧。一者可以醞釀氣氛，二者可以等待更多的聽眾，來聽正本。“灘頭”的作用，實際上相當於戲劇的加演。
至於“戲”字，因為道情是一種將戲劇、相聲、歌謠、說書、口技等藝術熔於一爐的民間藝術，從廣義上來講，也算“戲”的一種。每當唱正本的時候，開頭便是兩句：“自從盤古分天地，先有新聞後有戲”，點明道情與戲劇的淵源關係。戲劇作為一種舞台藝術，前身是隻唱不演的坐唱班，由不同的角色分工合作完成；而道情也是一種坐唱藝術，一個藝人又說又唱又擊鼓又夾板，扮演不同的角色，是一種獨角戲，可能是坐唱的前身吧。這樣說來，道情或許可以作為戲曲的遠祖，“先有新聞後有戲”，也不無道理。據說，家鄉的道情與亂彈音樂有密切的關係，道情中的“宮燈調”、“緊板”、“慢板”等，都是從亂彈中改編而成的。
母親是一個鐵杆的“新聞”迷，每當臨近村坊唱“新聞”，她右手抱著妹妹，左手拉著我，跟伯母們一起，必定趕去，一場不漏，土話叫作“貪”。遺憾的是，我實在太小了，到底聽過哪些“新聞”，唱的什麼故事，裏麵有什麼人物，一點也記不起來了。印象最深的是，一個盲人要唱多個角色，模仿不同的聲音，一會兒男，一會兒女，一會兒老，一會兒小，一會兒真嗓，一會兒假嗓，也夠難為了。尤其是唱到打仗的時候，為了營造緊張的氣氛，盲人加快擊鼓夾板的節奏，口中不停地喊：“打啊！打呀！打啊！”每當這時候，母親特別投入，神情緊張肅穆，嘴裏情不自禁地喃喃自語：“打得真厲害啊！”說明盲人發出的信息，營造的氣氛，被聽眾所接收和認可了。
那時鄉下的流行語言，除了“割資本主義尾巴”以外，就是“破四舊”。既然戲劇是“四舊”，而道情唱的多是曆史故事，按理也應該屬於“四舊”的範疇，為什麼還能照唱不誤？我不清楚，也沒有問過母親。
這些唱“新聞”的，都是挨家挨戶沿門乞討的盲人。每到一戶人家門前，唱上幾句，一般人家給他一調羹大米。假如有人要聽“新聞”，他便停下來，為首者請他吃一頓晚飯，然後帶頭去七鄰八舍湊大米，你一碗我半碗的，湊上十來斤，當時的米價是每斤四角，相當於四塊錢，或者是小麥，要十五斤。這是一筆不菲的收入，因為當時正式勞動力在生產隊裏勞動一天，記十分工分，隻值兩角錢。
當然，不是每個盲人都能唱“新聞”，首先嗓子要好，男女老少不同角色都能唱；其次博聞強記，一本“新聞”要唱三個小時左右，唱詞少說也有幾百句，不是一般人能夠記住的。附近最有名的，當數外婆家的鄰居——鄭生興，嗓音清亮高亢，用土話說就是“喉口”特別好，也算一個角兒，周圍有一批女“粉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