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家人和朋友無法湊夠海盜索要的天價贖金，塞萬提斯就在阿爾及爾被監禁了5年，這是他人生中最非同尋常的經曆。終於，由於幸運女神的眷顧，他得以獲釋並回到西班牙。關於自己在阿爾及爾做奴隸的經曆，塞萬提斯曾在戲劇《阿爾及爾的交易》和《堂吉訶德》“俘虜”那一情節中提到過，而民間傳說當中記載的就更多了。他似乎曾多次試圖帶領基督徒俘虜一起逃跑，卻並沒有受到懲罰。可能海盜們覺得他就是個瘋子，而在穆斯林的觀念裏，瘋子不管做了什麼冒犯之事都是可以不用處罰的。
塞萬提斯的文學創作
回到西班牙之後，塞萬提斯可能又在軍隊中短暫服役，但到了1584年，他就已經開始認真地進行文學創作了，因為在那一年，他寫完了自己的田園牧歌體小說《伽拉苔亞》。這部作品沒什麼優點可言，塞萬提斯對牧羊人和牧羊女生活的處理，跟很多西班牙和其他國家的此類作品一樣矯揉造作、乏味無聊；不過，它偶爾也流露出了一些真實的情感，有人分析，是這部作品使他對卡塔利娜·德·帕拉西奧斯的求愛最終成功。由於自己沒有什麼收入，而婚後經濟狀況又捉襟見肘，塞萬提斯覺得自己可以靠著為西班牙舞台劇寫劇本來謀生，那時候的西班牙舞台劇已經步入黃金時代。事實證明這不是個好辦法，他在這段時間寫的20多個劇本既沒有取得藝術上的成功，也沒有給他帶來什麼收入。這條路走不通之後，他隻能在財政大臣手下做一名低級官員，領取微薄的薪水。1587年之後的那些年裏，他一直忙著為皇家軍隊征收補給，或者從很不情願的臣民那裏為國王收稅。
根據我們所掌握的資料，塞萬提斯很可能一生都在窮困中度過。但在這樣的生活中，他依然不斷寫出了很多讚美朋友、慶祝這件事或那件事的詩篇。有人曾評價說，塞萬提斯的詩沒有什麼想象力，而且也不生動形象，不過，如果他去寫些莊重的題材，倒是也能寫出好詩來。在這段時期，塞萬提斯並沒有僅僅在家裏吟詩作賦，他還在卑微的崗位上盡職盡責地工作著；還有件對我們來說更加重要的事情——構思《堂吉訶德》。有傳言稱他是在獄中完成《堂吉訶德》的，但這個傳言來源於對小說序言中一個段落的解釋，這解釋又沒什麼道理。不過，可能因為在獄中有大把大把的空閑時間，於是他第一次有了寫書的想法，而該書第一卷很可能於16世紀最後的10年到17世紀初的三四年間完成。1605年，《堂吉訶德》的第一部分問世，贏來一片讚揚之聲，於是在國內外迅速再版，並被翻譯為多國文字。
訓誡小說
但這之後再過11年，塞萬提斯就離開人世了，據我們所知，在這些年裏，他過得並不比過去好多少；雖然他手頭上可能稍微寬裕了，因為出書給他帶來了一些收入，他的讚助人雷莫斯伯爵也對他慷慨解囊。在《堂吉訶德》的第一卷的其中一章裏，塞萬提斯提到了一篇名為《林孔內特和科爾塔迪略》的流浪漢小說。這篇小說是他的原創作品，連同另外11篇短篇小說一起收入了他1612年出版的《訓誡小說集》。即便塞萬提斯隻寫“訓誡小說”，他在西班牙文學史上的名氣也應該無人能撼動。它們是迄今為止用西班牙語寫成的結構最完美的短篇小說，雖然它們有時會大逆不道地冒犯道德，卻很有趣也很真實。《訓誡小說集》在國外引起了強烈反響，我們看到，弗萊徹、馬辛傑、米德爾頓和羅利這些英國戲劇家都從中汲取靈感，在他們某些戲劇的情節裏可以找到《訓誡小說集》的影子。
在創作這些引人注目的作品的同時，塞萬提斯也在加緊創作《堂吉訶德》第二卷。後來，他聽說一個化名費爾南德斯·德·阿維亞乃達的人創作了假冒的《堂吉訶德》第二卷，並於1614年在阿拉貢的塔拉戈納出版，於是他匆忙完成了這本書的第二卷，寫完了堂吉訶德和桑丘·潘沙冒險的大結局，並於1615年出版。塞萬提斯的時日不多了，但他仍然筆耕不輟，直至與世長辭；在臨終的床上，他完成了一部關於愛情和冒險旅行的小說——《貝爾西雷斯和西希斯蒙達曆險記》。1616年4月23日，塞萬提斯在馬德裏去世，據說是跟莎士比亞同一天去世的，但其實這麼說並不準確，因為英國和西班牙用的曆法不同。據推測，他應該長眠於馬德裏一個救贖派的社區之家。
《堂吉訶德》的創作目的和重要意義
一般來說，在塞萬提斯的所有作品中，《堂吉訶德》是最有資格受到現代世界關注的一部，因為它是迄今最偉大的長篇小說，也因為它是西班牙貢獻給全人類的唯一一部具有世界意義的作品。西班牙送給我們這份珍貴的禮物，給世界各地的人們帶來了快樂和靈感，雖然堂吉訶德第一次出門冒險已經是300年前的事了，他給我們帶來的影響卻從未減弱。
塞萬提斯剛開始創作《堂吉訶德》時，就打算用它來嘲諷騎士傳奇小說。早在100多年前，騎士傳奇小說就通過描述一些根本不可能發生的英勇行為，誘惑著西班牙人。它們隻是使他們癡迷於那些早已不複存在的中世紀精神，把他們的注意力從嚴肅而瑣碎的現實世界轉移開。實際上，早在17世紀之前，騎士傳奇的影響力就已經大不如從前，但正是《堂吉訶德》給了它們致命一擊，因為在《堂吉訶德》麵世之後，就再也沒有新的騎士傳奇出現了。
塞萬提斯是如何達到目的的呢？其實很簡單，就是也寫些騎士傳奇，卻把它們植入現代生活裏，讓人們看到這樣做的荒誕之處，總之，就是要向人們證明它們已經過時了。但塞萬提斯構建的結構比他一開始計劃的還要宏大，在他的筆下，小說的發展超越了作者最初的意圖，最後成為一部偉大的現代小說，令無數讀者愛不釋手，人們根本不知道也不在乎它是為了攻擊一種文學類型而寫的。一位研究《堂吉訶德》的資深評論家莫瑞爾·法悌歐說：“塞萬提斯本身隻是突發奇想，《堂吉訶德》源於一個很簡單的想法，即嘲弄騎士小說，沒有料到有什麼更大的發展，但實際上它卻逐漸成為反映了17世紀初西班牙社會的偉大小說，這個時代的所有典型特征，包括感情、激情、偏見和製度，都在這部小說中有所體現。因此，除了作為一部小說以及作為實踐哲學領域一部偉大專著的價值外，這部書的十分有趣之處在於它將一個民族的文明發展狀態拉回正軌，並向我們展現了那個時代的良知。”
第五節 曼佐尼
傑裏邁亞·丹尼斯·馬賽厄斯·福特[82]
早在13世紀，意大利人在文學領域就開始表現出講故事的天分，他們就這樣一直保持著這一愛好，直至今日。不過，19世紀之前，他們更喜歡講些短篇小說或小故事，而不是篇幅更長、主旨更深刻的長篇小說或傳奇這樣的散文體敘事小說。雖然，早在14世紀薄伽丘就寫出了《菲亞美達》；早在14世紀末或15世紀初，安德裏亞·達·巴布裏諾就寫出了《法國王室》；早在15世紀或16世紀，意大利就有了田園浪漫小說（《阿卡狄亞》）、冒險小說以及其他充滿了色情、情感或道德教化的小說，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這些作品要不然就是缺少風格，要不然就是比起散文體小說，它們更適合其他文體，比如說《菲亞美達》、《法國王室》和桑納紮羅的《阿卡狄亞》就屬於這種情況。17世紀和18世紀基本上沒什麼可說的，19世紀初，隨著福斯科洛的《雅可波·奧蒂斯的最後書簡》的出版（1802年），真正的長篇小說才開始在意大利出現；隨著曼佐尼的曆史傳奇《約婚夫婦》於1827年麵世，長篇小說才成功地在意大利站穩腳跟。
曼佐尼的生平
1785年3月7日，亞曆山德羅·曼佐尼（他從未使用過自己的伯爵頭銜）生於米蘭的一個貴族家庭，他的外祖父就是大名鼎鼎的政治家切薩雷·貝卡裏亞侯爵。他的早年經曆主要是在米蘭求學，他從小就熱愛文學，而且自己又刻苦地閱讀文學書籍，使本就具備的天才的種子逐漸發芽長大。他之所以最終走上文學道路，也因他與和藹可親的意大利詩人蒙蒂有著密切的聯係，他十分敬重蒙蒂。
1805年，他跟隨母親去了巴黎，在那裏，他經常參加各種沙龍，那裏的氛圍完全是理性主義的和伏爾泰式的，在這種氛圍裏，他接受了懷疑論學說，不過沒過多久，他就不再受懷疑論的影響了。在這段時間裏，他與法國學者兼作家克勞德·福瑞爾建立起了友誼，此人在當時以及之後的歲月裏，都幫助了曼佐尼在思想上走向成熟。1809年，曼佐尼回到米蘭，並於那一年與新教徒恩裏凱塔·布隆德爾結了婚。兩年後，他的妻子皈依天主教，而他在妻子的影響下，加上他內心深處也隱藏著對家族世代所信仰的宗教的愛，於是也開始跟著妻子去教堂，後來一直是一個虔誠的領受聖餐者。
他一直居住在米蘭地區，並於1821年寫了一首值得一提的頌詩——《5月5日》，用來紀念拿破侖的死，與此同時，他也開始創作《約婚夫婦》。1827年這部書出版的時候，他舉家搬到佛羅倫薩，一度深受大公爵的喜愛，這位大公爵用《約婚夫婦》中的場景裝飾他的宮殿牆壁，他也贏得了政界要人和著名作家的欣賞，比如朱斯蒂、卡普尼、尼可裏尼、萊奧帕爾迪等人。不久以後，他回到了米蘭，卻痛失愛妻和女兒朱莉婭（1833年），朱莉婭之前嫁給了小說家馬西莫·達澤裏奧。在這段悲痛的日子裏，他的朋友們，盡管有些魯莽卻才華橫溢的哲學家羅斯米尼以及小說家托馬索·格羅西，給了他很多慰藉。1837年，曼佐尼再次結婚。
在1848年那段動蕩的日子裏，他表現了自己對祖國的熱愛，鼓勵他的三個兒子英勇抵抗奧地利軍隊，當時奧地利正忙著征服他的老家倫巴底地區。但奧地利人還是勝利了，他於是退隱到馬焦雷湖畔的一處鄉村別墅裏，直到1859年倫巴底再次解放，他才重新獲得人們的關注。國王維托裏奧·伊曼紐爾授予他榮譽，並賞給他一筆養老金，這讓窘困中的他非常感激。1860年，他入選參議員，在宣布意大利王國建立的那屆議會擔任了重要角色。1864年，他又是投票支持把首都從都靈遷往羅馬的國民大會成員之一。他從未到過羅馬這座聖城，但卻於1872年被選為羅馬榮譽市民，於是他寫信給市長感謝這一恩惠，在信中抒發了他對意大利完成統一的喜悅之情。1873年5月22日，曼佐尼與世長辭。
詩人兼評論家的曼佐尼
曼佐尼是現代意大利詩人當中一流的，他除了寫些抒情小詩和應景詩之外，還創作過《聖歌》，他在該讚美詩中用詩歌的形式完美地彰顯了基督教的高貴與聖潔，著重強調了它的慈愛、希望，以及對所有人類疾苦的最大慰藉；頌詩《5月5日》前麵提到過，頌詩《1821年3月》歌頌了皮特蒙德自由黨的壯誌和努力。他還有兩部詩劇《卡爾瑪涅奧拉伯爵》和《艾迪爾欣》，都屬於意大利浪漫主義運動期間的傑作，是早期意大利語曆史劇的典範。《卡爾瑪涅奧拉伯爵》講述了在15世紀，人稱卡爾瑪涅奧拉、冤死在雇主威尼斯人之手的著名雇傭船長弗朗切斯科·布索內的故事；《艾迪爾欣》講述的是發生在倫巴底的事，故事發生在倫巴底國王德西德裏烏斯和他的敵人、征服他的查理曼大帝的時代。
在曼佐尼其他的一些散文作品當中，值得留意的是一些文件，他在這些文件中探討了能否將法國的統一體係應用於戲劇創作（《致肖維特先生的一封信》）和意大利浪漫主義流派的寫作目的（《與馬西莫·達澤裏奧侯爵論浪漫主義書》）。在各種作品中，他探討了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即意大利文學的真正語言形式是什麼，在回答這個問題時，他非常明智地提倡半島各地的意大利作者都使用佛羅倫薩人的語言。
《約婚夫婦》
曼佐尼的名作中，首屈一指的當屬《約婚夫婦》，我們前麵提到，曼佐尼在1821年就開始創作這部小說，其創作加上印刷總共花了大約6年時間；不過，由於他覺得佛羅倫薩語才是有修養的意大利人的標準用語，所以這本書甫一出版，他就開始刪除裏麵的方言和法語詞彙，這部小說於1842年再版，用純托斯卡納語完美地展現在世人麵前。
小說的主線很簡單；主要講的是農民洛倫佐和他的愛人露琪婭之間波折的婚姻。當地的一個惡霸堂羅德裏戈一心想霸占露琪婭，於是在臭名昭著的意大利亡命徒的協助下，想方設法阻撓他們結婚；教區牧師本應不顧一切外部影響主持他們二人的婚禮，可在惡霸堂羅德裏戈和他那一幫狗腿子的威脅下，牧師不敢為他們主持婚禮。最終堂羅德裏戈患瘟疫死去，有情人終成眷屬。膽小的教區牧師唐阿邦迪奧，在接受他高貴的上司、紅衣主教聖卡爾羅·伯羅米歐的教誨後，為他們主持了婚禮。
曼佐尼承認他模仿了沃爾特·司各特爵士的寫作方法，把小說嵌入了曆史背景，使之符合當時在文學界占統治地位的浪漫主義情感。他選擇了1628-1631年這3年作為小說情節發展的背景，在這段時間，米蘭被西班牙控製，並且因可怕的饑荒和瘟疫而變得了無人煙，小說中的人物活動地點就在他所熟知的科莫湖與米蘭城之間。在寫這部小說之前，他認真研究了與這場瘟疫以及這一時期行政事務相關的論著。然後，憑著藝術家的直覺、對曆史和社會環境的詳盡了解、分析人類最微妙情感的能力，曼佐尼設計出了各種各樣的角色，並且通過這些角色的活動，生動地描繪了17世紀初期的倫巴底。
曼佐尼在意大利大概是僅次於但丁和阿裏奧斯托的偉大作家，也廣受大眾喜愛。他在其他國家也很快得到認可，比如德國的歌德、法國的夏多布裏昂、英國的司各特，都肯定了他的才華，而且司各特還因這樣一位天才模仿了自己的寫作方法而感到十分自豪。
第六節 傳記概述
威廉·羅斯科·薩耶爾[83]
傳記是了解偉大人物的鑰匙。我所說的偉大人物，並不是那些富翁、手握特權或者血統高貴的人，這樣的人在所有的時代、在所有的地方都有很多，並不稀奇，我所指的是才華橫溢的大師、事業突出或者因做了某件特殊的事而從普通人中脫穎而出的人們。怕麻煩是我們每個人都具有的根深蒂固的本能，而自傳則為我們提供了一條捷徑，使我們能與過去四千年裏的大師級靈魂進行交流，使我們從中汲取無窮的樂趣。當然也不僅僅是樂趣，因為生活並不是為了娛樂，而是為了讓我們變得更好、更強。
我們要培養才幹、塑造品格，使自己像輪船一樣，能夠在任何命運的海洋裏乘風破浪；我們要誌存高遠，不論道路上是玫瑰還是荊棘，都要不遺餘力地去實現自己的壯誌，因為那是生命中最重要的東西。在這個過程中，名人傳記會充當我們的榜樣，為我們指明道路。
我們大多數人都曾煩悶過、憂愁過，這時候我們都試圖擺脫自身的困擾。也有的時候，我們或是命運不濟，或是有些悲傷，或是做了不道德的事，或是鑄成大錯，這些又使我們困於自身之內，畫地為牢。這時候傳記就會來拯救我們，在看到還有人也經曆過我們所經曆的事時，我們就會忘掉自身的痛苦。知道還有其他人類也經受過折磨，也經曆過失敗，但他們從中找尋到了力量，去忍耐、去奮鬥，我們的悲傷所帶來的孤獨感就不再那麼令人心碎，犯了錯的人感受到的痛苦的孤立感也就隨之消失了。
很顯然，偉大的文學作品，無論是喜劇、悲劇還是小說，都是為了引領我們走出自我，為此，它們教導我們虛構的人物是如何計劃又是如何行動的，是如何體驗快樂又是如何忍受痛苦的，是如何成功又是如何失敗的。許多小說具有偉大的魅力或象征意義，因此富有價值，我不想貶低任何這樣的作品，我稍後將會討論小說與自傳的聯係，現在我隻需這麼說就足夠了：稱一部小說忠於生活是對其最高的讚美。在軍營裏慍怒的阿喀琉斯，因嫉妒而發瘋的奧賽羅，誤把風車當巨人的瘋子堂吉訶德，靡菲斯特，貝基·夏普，紐康姆上校，織工馬南，以及小說世界裏其他所有經典的人物形象之所以永存，皆是因為他們被塑造得極為逼真。但傳記所描述的卻是真實的生活，而不是虛構的生活。
傳記非頌歌
傳記不像小說那麼流行的其中一個原因是，讀者先入為主地覺得，傳記作者肯定隻會拍馬屁，他們筆下的主人公通常十分完美，簡直都像是怪物了。而其實大多數人都很清楚，每個人都是魔鬼和天使的混合體，所以在我們看到完美無瑕的人物時就疑惑起來，這是非常正常的。對於墓碑上的墓誌銘，不管寫些什麼溢美之詞我們還都可以忍受，正如約翰博士所言，寫墓誌銘的人又無須對天發誓自己所言都是事實；對於公開致頌詞的人，他所說的恭維話我們聽的時候也不過就打個折扣；但若是墓誌銘或頌詞被寫成了一兩冊傳記，我們就可能看都不看一眼了。
現在很少有人去寫這種傳記了，因為它們一看就是假的，沒有人會上當受騙。對於要從政的人來說，可能還會默許別人把他們畫得更像阿波羅，而不像他們自己；但這些作品，就像流行漫畫一樣，很快就被大眾遺忘了。在早些時候，甚至在說英語的人群中，地位低賤的人給地位高貴的人送的一樣禮物，就是讚頌。對於君王、教士、貴族、將軍、詩人、藝術家或哪怕隻是小有名氣的人來說，謙虛是一種失傳的技藝，因為這些人從來就不知謙虛為何物。直到最近，還有一位既憤世嫉俗又阿諛奉承的首相透露說，就連他這樣的人都滿足不了君主的虛榮心。然而，總體而言，現在流行的是不謙虛之人假裝謙虛，而職業拍馬之徒的機會卻愈加少了。不過我們隻需要瀏覽一下曆史上流傳下來的傳記，就會發現那些最虛偽的傳記和傳記語言裏也恰恰貼著真誠的標簽。總有客觀的記載或時代特有的語言、語氣，使它們露出馬腳，因此不論是多麼狡猾的作家，至多也隻能欺騙一代人，也就是他們自己那一代人。
如果因為害怕被某個狡猾的傳記作者欺騙而不去閱讀傳記，我們就會錯過無窮的樂趣，這是完全沒有必要的。你隻要稍加訓練就能明辨真假——這是一種知識領域的間諜工作，充滿了神秘感和意外驚喜，而且足不出戶就可以體驗。
在寫作的時候，人不可避免地會流露出自己的感情，自傳作家也不例外。有些人不讀自傳，是因為覺得寫自傳的人肯定會故意把自己寫得比現實中更智慧崇高、更聰明勇敢，這種看法是十分愚蠢的。雖然貝溫尤托·切利尼在《自傳》中所記錄的任何具體事件我們都無從查證，令人驚歎的《自傳》卻為我們還原了一個真實的切利尼，一位生在意大利文藝複興衰落時期的大師：多才多藝又不走正路，迷信鬼神卻不信宗教，個性迷人，為了鑄造一枚完美的勳章可以結束自己的生命，或一時興起而準備謀害鄰居。還有歌德，他寫出了有史以來最虛偽的自傳，對童年和青少年時代的事件進行重新安排，使這些事件更具備小說所需要的連續性和重點，就連他這麼裝腔作勢的人，用這麼裝腔作勢的手段，也還是沒能隱藏（如果這是他的意願）他最真實的自我。
因此，我們完全可以拋卻對自傳的種種疑慮。最好的傳記是我們最寶貴的財富，而即便是中等甚至下等的傳記，也能給我們帶來很多樂趣；有很多傳記的片段向我們展示了主人公真實的內心，這就好比在礦石裏發現了寶石一樣令人眼前一亮。
閱讀傳記的樂趣
閱讀傳記的樂趣，就是和最高級的人類交往所帶來的樂趣，這種豐富的樂趣是我們在活著的人中間感受不到的。雖然你有可能結識你這個時代很多有趣的名人，但如果沒有傳記這種能重現曆史、使死者複生的藝術，你就還是無法結識前人。不過，因為有傳記，你隻要坐到書桌旁，就可以與拿破侖、俾斯麥、林肯或加富爾麵對麵地交流。你無須跑到他們的客廳裏苦等他們出現，還隻能交談片刻，他們在書架上隨時等候你的大駕，沒什麼事會打攪到你。他們說著，你聽著，他們向你訴說內心深處的秘密。卡萊爾原來這麼狂暴，路德原來這樣直率，斯威夫特原來這麼尖刻，但他們必須承認，那些缺點正是你窺探他們內心深處的入口。因此，你很有可能比他們的同代人更了解他們，你對他們的了解可能比你對密友的了解還要透徹，甚至比你對自己的了解更加透徹——當然如果你是一個很會自省的人，那就另當別論了。
對於我們自己的行為，我們很難分析出自己複雜的動機，但對他們的行為，我們很容易就能看出所以然來。在他們身上，我們能夠發現自己身上那些特征的本質，不管是好的特征還是壞的特征；與我們相比，不管他們多麼富有或聰明，我們看到的與他們的差別都隻是量上的，而不是質上的，是相同的人性、相通的人情把我們和傳主結合在一起。如果他們是什麼妖魔鬼怪的話，我們也就不會對他們的生平如此感興趣了。
剛才我隨便提了一些偉大的政治家及宗教、文學的領袖，我們大概是不可能見到他們真人的，但借著他們的傳記，就算是最卑微的人也能跟他們建立聯係。我們都會有一些想法、感情或經曆，不管我們有沒有留意到，這些經驗都會因為跟偉人的經驗相似而立刻顯得高貴起來。然而，傳記並不僅僅偉大，還很有趣味、很有意義，因此它跟其雙生藝術——肖像畫非常相似。假設用同樣的繪畫技能，那麼能畫出的最完美的肖像並不是王公貴族的肖像，而是那些能體現或揭示人物個性的肖像。維多利亞女王的麵孔，就算是讓達·芬奇來畫，也不可能像蒙娜麗莎的麵孔那樣引起世人的關注或興趣。有人十分鍾不到就揭示了女王的臉，它非常簡單，而且不會帶給我們什麼靈感；而蒙娜麗莎的微笑，400年來一直令我們著迷，因為它是那樣神秘，那樣無法捉摸。
雖然若是論影響力，有些人是毫不起眼的小人物，但有時候他們的生平卻充滿了魅力，比如理查德·傑弗裏斯所寫的《心靈的故事》。也許有人不喜歡這本書，因為我曾把它推薦給一個朋友，他卻告訴我，這部作品讀起來太氣人了，於是他就把它扔進了火堆裏。但如果你認真去體會，就會發現這是一個真誠的人內心真誠的聲音。所羅門·麥蒙的傳記也是如此，我們在其中看到了一個非同尋常的人，他被禁錮在殘酷的種姓社會中。約翰·斯特林才華橫溢，可惜英年早逝，所以沒有留下什麼影響深遠的作品，不過，多虧了卡萊爾為他寫的那部生動的回憶錄，使斯特林不致埋沒，每當看到這部作品，我就想起倫勃朗的一幅肖像畫。
傳記寫作的困難之處
這些實例足以說明，要寫出一部偉大的傳記，並不需要偉大的人物做原型，但卻需要一個偉大的傳記作家來執筆，因為傳記是一門高深的藝術。單就傳世傳記傑作很少這一點，我們就能下這樣的結論：技法高超的傳記作家，比技法高超的詩人、小說家或曆史學家還罕見。
有一種廣泛流傳的謬論是，任何人都能書寫生平，這就好像誰都能畫出肖像畫或譜出奏鳴曲一樣荒謬！一般在一些名人去世之後，他們的家人就會著手編纂他的回憶錄，結果也就是寫出自己家族的、帶有偏見的觀點，跟國王和女王的官方傳記一樣謊話連篇。
隻有從死者的公共關係裏我們才能聽到更全麵的評價，但從他備受寵愛的妻子或飽受溺愛的子女那裏，我們隻能了解到他是如何扮演丈夫和父親的角色的。
個人感情，尤其是摯愛，可能而且通常都是為自家人寫傳記的人無法克服的一個障礙，就像明智的外科大夫不應該給他最親的親人做手術，傳記作家也是一樣。
傳記作者必須具備淵博的知識、豐富的同情心和想象力，再加上藝術家的抽離能力——部分源於直覺，部分源於良知，有了這些，個人感情就無法再攪擾寫作了。雖然博斯韋爾這位英語世界裏的傳記大家，狂熱地崇拜約翰遜，但在寫作的過程中，他就是竭力畫出完美畫作的藝術家，而不是對偶像頂禮膜拜的粉絲。身為麥考利的外甥，喬治·特裏維廉爵士在給麥考利立傳的時候，是很有可能被家庭因素妨礙的，但他具備的傳記作家的素質超越了這種家庭因素，因此我們看到，他對麥考利的記述，就和博斯韋爾對約翰遜的記述一樣恰到好處。
這些例外證明，將自身從創作中抽離以及宏闊的視野，是傳記作家不可或缺的能力，抽離能夠確保公正，宏闊視野則是由淵博的知識、豐富的同情心和想象力構成的。
培養鑒賞傳記文學的品位
即便你天生不具備欣賞傳記文學的品位，也是能夠很快獲得的。無數人都是因為小時候讀了富蘭克林的自傳而開始對人物傳記感興趣的，這是一本奇書：年輕人會陶醉於書中樸實而豐富的故事，老年人會欣賞書中所體現的精明、樂觀、坦率、智慧和幽默。富蘭克林為自己立傳正如笛福為虛構的魯濱孫立傳，但富蘭克林的舞台很大，不像魯濱孫局限在島嶼上。你會隨著他卷入大的曆史潮流當中，你看到的舞台是歐洲而非局限於費城或各殖民地。你吸收了富蘭克林自然地呈現的信息後，遍布全書的人情味會不時地出現在你的腦海中：他對婚姻的看法，他的懺悔——在他開始自我反省時，他發現自己的缺點比想象中還多；他承認自己徒有謙卑的外表，卻並不真誠，他所記述的布萊多克的談話充滿諷刺。不過，要提到書中的典型段落就得先概括這本書。每個讀者都能找到自己喜歡的一段話，在他看完這本書發現有未完成的句子時，他會感到非常遺憾，因為自己就要與這位成熟的夥伴道別了。由於富蘭克林還沒有按計劃寫完自己在1775-1785年之間的經曆，便與世長辭了，這是多麼令人扼腕歎息！在這10年間，如果說華盛頓是美國的國父，我們完全可以說富蘭克林是這個國家的教父。
你也很可能是從其他渠道認識傳記文學的，比如拿破侖或愷撒的生平，或者某個畫家、詩人、作家、發明家、探險家的傳記，使你有了最初的興趣。但殊途同歸，結果都是使你覺得自己多了一個新朋友，它就像你生活中活生生的夥伴一樣真實，卻比他們更有趣，更智慧，或者更獨特；它時時刻刻都陪在你身邊，隻要你想交談，它就會奉陪到底，絕不會棄你而去，也不會冷淡你，不會對你的遲鈍冷嘲熱諷，你若無動於衷，它也不會憎恨。這是由於你們之間的關係完全取決於你一個人，它的精神濃縮在這樣一本書裏，就像美酒裝在壇子裏一樣，你隨時都可以拿來品嚐。它奉獻出了自己的全部，唯一的要求就是：你要設身處地地去理解它。
讀者與那些文學經典形象之間的關係是非常獨特的。世間所有事務都具有相互性，參與雙方在性情氣質上會互相影響，會互相施加道德壓力；但在這筆交易中，作者給出了全部，而讀者，如果具備一定的能力，就會收獲一切，而且不用想著回報，也不會被人說成是寄生蟲。如果你是一個自由人，就不會有誰插在你和作者之間，影響你們之間的情感。在活人當中，很少有這樣的人能給予你這樣理想的夥伴關係。
各種各樣的傳記
正是由於作者和讀者之間存在這樣獨特的關係，雖然我們結交的罪人並不比聖賢少，卻不用為他們的行為承受責任的壓力。在日常生活中，很少有人有機會遇到變態狂或罪犯，隻要我們願意，就可以通過傳記作品從陰暗的一麵來看待人性的局限，比如愷撒·博爾吉亞和他父親這樣的大惡棍，或者像埃澤裏諾和阿爾瓦這樣的惡魔，或者是從猶大到本尼迪克特·阿諾德和阿澤夫這樣的叛徒、密探、間諜，又或者是騙子和小流氓，比如喬治·勞、卡裏奧斯特羅和當今一些“創業者”，以及一些特別令人討厭的江湖騙子。
從長遠來看，我們的這些摯友平常但不平庸，他們身上的優點，我們身上也有，但是這些優點在他們身上體現得更加完美，或者他們身上具有我們所不具備的品質，並且令我們為之羨慕。一個人身上具備相反的特征也會很吸引人，我記得曾見過一位柔弱的小個子老婦人，她簡直是和平的化身，一隻蒼蠅都舍不得拍，但她卻讀過每一本關於拿破侖的書，幾乎對拿破侖所參加戰役的所有細節都耳熟能詳。
在我們進入了那些因傳記的魔法而獲得永生的人們所居住的領地王國之後，如果沒能遇到一些在現實生活中遇不到的朋友，我們不可能逗留太久。在尋覓他們的時候，我們通常能找到最好的自我。在我們傷心難過時，他們安慰我們，消除我們內心的疑惑，使我們在實現願望的過程中有了新的動力和目標，他們悄悄告訴我們生活的意義，而在所有這些益處裏最重要的是，他們以自己為例教會我們如何活著。於是我們覺得，說再多的感激是無濟於事的，必須開始仿效他們。我們不會去羨慕一個從未使我們湧起崇拜之心的人：
默默崇拜
古代偉大人物，
那些死去了還榮登王位的君王，他們肉身已死
卻仍在統治著我們的精神王國。[84]
不管一個人信仰什麼，他都不可能自給自足，也不可能脫離別人的影響進行原創性的活動，不管我們承不承認，那些死去了還榮登王位的君王必然會影響著我們；傳記使他們走近我們，並且用他們生動的生平更有針對性地教導我們。這是傳記給我們帶來的最大益處，不過沒有哪個健全的靈魂能一直處於狂喜的狀態，所以在其他的狀態下，我們可以尋找那些不是先知的夥伴。我們需要放鬆自我，我們的智力和靈魂一樣渴望食糧。真誠的樂趣是很有價值的，而傳記恰好為我們提供了各種各樣的樂趣。
自傳的價值
自傳是傳記中的一種非常重要、非常寶貴的作品。通常人們對自傳的偏見是，覺得它既然是以自我為中心，必定索然無趣，這種偏見是站不住腳的。除了自衛本能，人類自我表達的衝動在其他一切衝動之上。藝術家通過自己所精通的技能——繪畫或雕塑，文學或演講——來表達自己。如果他不去刻意地避免個人情感的影響，他本人的思想就會嵌入自傳作品，這作品就是“他”的作品。單純搞科學的人通過實驗發現抽象的規律，他在實驗過程中總是對實驗器材進行殺菌消毒，避免因個人原因導致實驗誤差，但我們並不會因此對他這個人不感興趣。我們會感到更加好奇，人既然容易情緒激動，內心充滿矛盾，身體又都存在缺陷，又如何成功地探索廣袤無垠的星空以及無限渺小的原子和電子的世界？
我們很高興地發現，達爾文是新體係的先知，當之無愧。達爾文，這樣一個堅強、安靜、謙遜的人，時刻受到抑鬱病的折磨，但他十分有耐心，他要的不是別人稱讚自己的觀點或者獲得獎賞，他要的是真理。
即便有些自傳裏的自負或自我中心看起來實在刺眼，你稍微容忍一下也未嚐不可，隻要把它看成某些天分的發展必然產生的分泌物就行了，就像牡蠣中產生珍珠這種分泌物一樣。如果有珍珠產生，那這珍珠本身就是一種補償。而且，這樣的欺騙就像小孩子裝神弄鬼一樣，太明顯了，我們根本不會上當。對於小人物的傲慢自負，我們所憤怒的正是看到他們的動機是讓我們以為他們比我們想象的更偉大。不過，如果自負之人的確有著過人之處，甚至有非常偉大的過人之處，即使他們身上有些令人反感的瑕疵，我們也應該看到他們在其他方麵卓越的成就。而且，這其實也會給我們帶來許多樂趣！連雨果都曾鄭重其事地宣稱：“法國是文明之首，巴黎是法國之首，而我是巴黎的大腦。”看到這句話，你有想要反駁他的衝動嗎？當然沒有，我們隻是會在心裏笑一笑罷了，而不會真的嘲笑他大言不慚。羅斯金在《往昔》中雖然自負得很明顯，卻無損於這本奇書的魅力，甚至使我們讀起來覺得更加真實了。
不管你有什麼樣的先入為主的觀念，如果你還不知道傳記的價值何在，甚至還未感受到英語世界裏豐富的自傳的魅力，那你可能就讀不下去傳記了。前麵提到了《富蘭克林自傳》，還有一本同樣精彩的《吉本自傳》。這部自傳展現了這位18世紀的世界公民是那麼的溫和、理性、勤奮，但在這些方麵完美的天才，在感情上卻不太熱情；他在父親的命令下解除了與女友蘇珊的婚約，留下了這樣一句話：“我不是一個忠貞的愛人，卻是一個孝順的兒子。”約翰·斯圖亞特·穆勒這個人介於才高八鬥的人（如富蘭克林和吉本）和多愁善感的人之間，雖然他很早就發展出了驚人的才智，卻依然對宗教充滿了渴望，並且憑著感覺生活。此類自白的另一個極端是紐曼的《辯護書》，在書中，紐曼徒勞地想要把情感的熱血注入神學教條那僵化了的血管中。
約翰·伍爾曼的《日記》就截然不同了，作者在書中十分誠實地描述了一個與眾不同的靈魂，他從不浪費時間去研究中世紀神學家提出的模棱兩可的詞彙，而是有意識地去接近上帝。伍爾曼唯一的缺陷在於：由於他完全是一個超凡脫俗的人，所以他從來都不屑於告訴我們有關他自己和他那個時代的事，其實這都是我們很希望了解的。
其他領域的人物也有諸多自傳。很多軍人都寫過回憶錄，這裏可以提一下格蘭特將軍的回憶錄，隻有曆史上愷撒的《高盧戰記》能與之媲美。作家，詩人，從事不同事務的人，無名小卒以及社會名流，都為我們打開了一扇認識他們的窗戶。從維多利亞女王的《日記摘錄》到布克·T.華盛頓的《超越奴役》，多麼大的反差，多麼豐富的內容，多麼廣泛的題材！
我們也可以在自傳中見識到世界其他地方很多有才華的人，包括之前提到的貝溫尤托·切利尼的自傳。其他的意大利人，如阿爾菲耶裏、佩裏科、達澤利奧侯爵、馬誌尼、加裏波第也在傳記中獲得永生。似乎與其他民族比起來，法國人更覺得自己是戲劇中的角色，所以自傳在法國遍地開花，其中首屈一指的是盧梭的《懺悔錄》，在風格上登峰造極，在內容上引人入勝，雖然是出自最卑劣之人的筆下。
傳記和曆史的關係
在文學的廣義範疇裏，傳記介於曆史和小說之間。有一派曆史學家，確實不想將想象力僅僅束縛在一代或一個世紀的時間裏，他們的研究以千年為單位，卻忽視了曆史中的每一個人。他們想要發現並闡述一套宇宙發展的普世法則，描繪一個很長的時間段裏大眾的集體行為，觀察製度的演變。在他們眼中，連拿破侖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我並不是在貶低這些研究者付出的艱苦努力，大多數人都能感受到在時間中穿梭的樂趣，就像天文學家在空間裏穿梭一樣十分神氣。這樣的旅行令人十分爽快，而且絕對安全，足不出戶就能完成，而且沒有責任需要承擔，一身輕鬆。歸納的力量，令我們心滿意足，但我們千萬不要因歸納帶來的快樂就認為這個過程十分有價值。如果以十萬年為單位，個人會被忽略，即便是用顯微鏡也無法恢複原貌。所以，在漸新世到新石器時代之間，我們完全可以忽略一二十萬年。但當人類拖著沉重的步伐走出了地質時代、進入了曆史領域之後，大眾就絕對由個人來引領了，這是不容置疑的。而且這也是很好證明的，你會發現每當兩個以上的人湊在一起，領路的一定是其中一個人。
人類脫離了野蠻階段之後，也出現了越來越多各種各樣的人。大眾始終是可塑造的，也可以說，他們都擁有潛在的能量，等著有個領袖將這些力量分配到特定的工作崗位上。在很多情況下，偉人並非由時代所造，他有一種內在的、天生的能力，能夠影響、控製甚至是催眠同時代的人。我們不能說成百上千拿破侖時代的普通法國人加在一起就等於拿破侖，這個公式太荒謬了。拿破侖確實與他們有一些共同點，他的器官都與普通人一樣，而且他也具有普通人所懷有的欲望，但拿破侖之所以成為拿破侖，恰恰是因為他自己那些與眾不同的特征，而不是那些與普通人共有的特征。
因此，我們可以有把握地說傳記是在曆史中產生的，而且是研究曆史的重要資料。如果某個特定時期或事件留下了大量的材料，那麼想要研究那些引領時代或參與重大事件或與之有關的偉大人物就很容易，而且更有意思了。因為在這項類似間諜的工作中，我們偵查的是人的命運。我們會發現，一些關乎個人的小事，比如拿破侖在伯羅的諾因身患感冒體力不佳，腓特烈二世在十字軍東征剛開始時暈船，麥克道威爾在牛奔河之役的第一場戰鬥中染上了霍亂，這些小事卻能在曆史上造成大的影響。我們發現，男人和女人並非抽象的概念，有些我們所認為的人類進化的規律，其實是人類本身動機和行為導致的結果；個人的缺陷或心理扭曲，就可能會中斷曆史發展的潮流，或者使其偏離方向而流向意想不到的地方。
於是，國父們、將軍們以及政界要員們就具備了雙重魅力，他們向我們展示了曆史在某些時刻不再那麼抽象、客觀，我們能夠通過那些已逝的天才的頭腦和心靈，看到曆史中人的麵貌和行為。他們還為我們展示了當個人影響力足夠大時，他的傳記就會在群眾中流傳，而且在這個傳播過程中，最有價值的是傳記本身。
傳記與小說的聯係
從另一方麵來說，傳記與小說有著多重聯係。小說家們很早以前就發現，所有的時代都刺激著人類的想象力。這裏所說的時代不包括現在，因為人們總覺得現在是最差勁的時代。
三腳凳在我們的清教徒祖先眼中是再尋常不過的東西，可現在它成了代表普裏茅斯或塞勒姆曆史的一件老古董，因為布拉德福德總督或普裏西拉·穆倫斯可能在上麵坐過，這凳子便價值連城了。這就是曆史小說家施加的咒語，有著驚人的效果，而且，有了合適的曆史環境之後，他們便引入那些曾經屬於這個曆史環境的人物。
出於職業習慣，小說家可能會根據自己的喜好對曆史事件進行取舍，所以，如果他發現有些曆史事實很難處理，可能就會改變或省略這些事實。或者，鑒於他跟傳記作家一樣，最感興趣的是人物和人物角色的展開，他可能會把人物塑造得非常逼真。然而，曆史人物一旦現身於小說中，我們就必然會懷疑遭到了小說家的修飾，因此就不再真實了。
至於小說和傳記哪個價值更高，我們不能輕易下定論。我們不會通過貶低小說來抬高傳記，就像我們不會通過貶低繪畫藝術來吹捧雕刻藝術一樣。如果有能夠與一流小說家的才能相媲美的人致力於傳記寫作，文學的這兩個分支的聲望，至少是在文化階層當中的聲望，可能就會顛倒過來。如我之前所說，小說家最高的成就就是造成一種完美的假象，使他書裏的人物讀起來就像真的一樣。
我們也可以說，在考慮現實的情況下，小說家離開之處，正是傳記作家到來之處。如果小說家的優勢在於處理難以駕馭的事實，他也麵臨著一個棘手的問題，就是在人物選擇方麵非常受限。這一點是確切存在的，如果把上個世紀除了小說之外的記錄全部毀掉，那麼500年後的子孫就無法了解我們這個時代的人。小說的通俗化程度是其他藝術望塵莫及的，今天的小說家不敢描寫優秀或偉大的人，他最多能寫寫普通人，再往下就隻能寫墮落的人，而他們越來越傾向於深入地描寫後者。
如果一種藝術想要反映生活，卻本能地排除那麼多生活裏的東西；如果一門藝術宣稱唯有它才能全麵展現人類各種各樣的個性，卻在看到人的個性彰顯到極致時又默不作聲，那麼這樣的藝術就沒有資格成為真正的普世的藝術，如繪畫和雕塑，伊麗莎白時期的戲劇和傳記，這些才是有普世價值的藝術。
1850年之後，再也沒有用英語寫作的小說家能創造出一個像亞伯拉罕·林肯或加富爾那樣的人物，也沒有一部傳奇塑造出了堪與加裏波第比肩的主人公。又如，舉個當代的例子，即便小說家有天馬行空的想象力，又有哪一個敢描寫西奧多·羅斯福或J.P.摩根這樣的人物呢？就我自己來說，如果喬治王時代的小說家和寫《約翰遜傳》的博斯韋爾同時掉進大海裏，我一定會堅定地去營救博斯韋爾。
傳記這門藝術
在講座結束之前，我要再從藝術的角度說一說傳記。如果你還未注意到寫傳記的人的能力是千差萬別的，你在這個領域就走不遠了。有人能把一個明明很精彩的主題寫得乏味無聊，或者把一個內容豐富的主題寫得幹癟空洞，但還有一類傳記作者，能把無名小卒的生活都寫得引人入勝。於是你決定開始研究這門藝術的規律，看看一部好的傳記有多大成分取決於作者，又有多大成分取決於傳主，尤其是到底應該著重描寫傳主哪一部分的生活？要記住的是，不論是誰的生平，我們記錄下來的都不到百分之一，傳記作者必須學會取舍。但是，應該挑哪一部分呢？如何處理那些重要的、個人的以及能揭露秘密的事件呢？這就取決於傳記作者自己的判斷了。選擇和視角相當於藝術的太陽和月亮，如果沒有這兩樣，藝術就會黯淡無光。比如，在寫哈夫洛克的傳記時，寫他的虔誠和他的軍事成就用同樣的篇幅，這就是錯誤的；還有，在寫格蘭特將軍的傳記時，把他後來被金融騙子欺騙的倒黴事和維克堡戰役寫得一樣詳細，這就是角度上的混亂。你隻要多加訓練，就能學會在一些傳主被作者曲解的時候還原他真實的特征。
比較乃批評之母，它能給你帶來很多快樂。我之前建議過大家去比較伍爾曼、富蘭克林和穆勒的自傳，可以從很多個方向去入手，你可以去查找在不同階段傳記作者視為最關鍵的事情是什麼。比如普魯塔克，給我們留下了大量古代政治家和軍人的傳記。現代希臘曆史學家來寫的話，采用的方法和產生的效果與他會有所不同嗎？如果是博斯韋爾，而不是色諾芬，記錄了我們熟悉的蘇格拉底的生平，他會添加些什麼樣的內容呢？在古怪的艾薩克·沃爾頓寫出的沃頓、多恩和郝伯特的傳記中你有沒有錯過什麼呢？是否真因為有成千上萬本關於拿破侖的傳記，我們對拿破侖的了解就比對愷撒的了解多呢？瓦薩裏的《藝術家列傳》的統一處理手法在多大程度上抹殺了藝術家們的個性呢？
這些問題以及未列出的一些問題，會鼓勵你對傳記作品進行比較性的閱讀。其實簡單來說就是三大問題：不同傳記作者的技巧上有優劣之分，公眾關注名人的角度在不斷變化，人性本身也在緩慢地發生變化。
今天，傳記的發展前景是十分光明的，傳記作者的水平也在實踐中日趨提高。不過公眾對傳記的真實性的要求不會減弱，讀者越來越精明，也越來越懂得欣賞傳記。
傳記作者描寫的人物和事件都是真的，這也使傳記得到了更多讀者的青睞。
生命，從最初的悸動到生命過程中持續不斷的奮鬥的衝動，都是為了表現自己。從宇宙產生起，宇宙以及宇宙中最微小的部分從來都不是什麼抽象的概念。在這個物質世界裏，和動植物所組成的有機世界裏一樣，不論何時何地，永遠都隻有個體存在！不論是原子還是天狼星，都是個體！甚至在蛋白質轉變過程中，在生命由生到死、由死到生的過程中，個體也無處不在。
由於個性化是從低到高、從簡單到複雜的過程，曆史上的偉大人物，或是從普通人中脫穎而出的人物，身上都具備了不同尋常的品質或具備比普通人更出眾的尋常的品質。這些天分使他們有更多的朋友、更強大的力量、更廣泛的興趣，還更加魅力超群，這些都是因傳記而永垂不朽的人。小說中的偉大來源於人的想象力，而傳記的主人翁則是上帝親自創造的，上帝的創造必定是人的想象力無法企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