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我在國外的生活經驗來看，目前中國城市居民與國外城市居民的生活差距已經不太大了。當然，中國的貧困地區尤其是一些西部和中西部農村地區與國外的差別還很大。譬如從家庭的日常消費品來看，汽車、家電產品、通信設備、電腦，以及城市基礎設施，我們的城市居民都不比西方差。如果說還有真正的差距，主要還是在軟件方麵，比如教育、醫療、社保、環境等。
我先前說，2008年之前，中國實際國內生產總值可能高於統計局公布出來的數據，很多經濟學家例如林毅夫、張五常也認同。但金融危機之後，預計各地報的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數據可能有些水分。2008年下半年以來，我們出口行業受打擊非常大。從海關數據來看，出口全年下降16.9%，對國內生產總值的貢獻就是–2.7%。按統計局的數字，中國消費增長很多。譬如，2009年的消費中汽車銷售就增加得比較快，但消費增長與出口下降基本抵消了。結果，2009年的經濟增長，主要是來自投資。但2009年90%以上的經濟增長來自投資？這數字很值得懷疑，即使真的是如此高，也是很危險的。
優化服務業的行業環境
法治環境
在當前，分工深化或進行商品的迂回生產，才是未來中國經濟的真正增長點。分工深化和迂回生產實際上就是人們所常說的服務業的增長。從各產業在國內生產總值的貢獻率中可以看到，服務業和虛擬部門的發展才是未來中國“啟動內需”一個真正可期的經濟增長因素。而服務業是最依賴法律製度的。比如發展金融業，沒有好的金融法律製度是很難發展起來的。
我2006年在哈佛大學訪學期間曾經寫過一篇文章“法治創造GDP”，文中提到，良好法律製度的運作，需要更多的法律從業人員，因而，一個國家法治化程度越高，一個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就越大。但這還不是我說的“法治創造GDP”的主要含義。我認為，法治創造國內生產總值，其主要理由是，法治可以更好地保證交易製度的安全性和產權，促進分工的深化和市場範圍的擴大。此外，發達國家的曆史經驗也證明，良好法治也關係到一個更好的市場經濟的運作、保證資源和資本的流動性。
行業定價
在此我想引入一個可能會引起爭議的觀點：從長期來看，提高勞動者的工資和服務費收入，也會增加國內生產總值總量。譬如，在上海，剪一個男士短發大約隻需5元人民幣，而在美國經曆同樣的理發過程至少要付十幾美元。同樣理個發，有什麼真正的不同嗎？但上海的理發師因為這個理發，隻創造出5元人民幣國內生產總值，還很有可能在統計國內生產總值的時候經常被遺漏；在美國，同樣的理發行為是要創造10多美元的國內生產總值！這也是盡管中國的實物產量雖遠遠高於美國，但國內生產總值隻有美國1/3左右的一個原因。
所以我認為，提升未來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差距的另一方麵就是提高低端服務業的價格。當然其前提是隨著經濟自然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時候，低收入階層的收入得到了相應的提高，這個過程不能靠人為獲得。此外，像按摩、足浴、家政保姆這些服務行業的消費標準，在西方都是非常昂貴的，但在上海，一般的“中等收入家庭”都有能力雇個保姆，這也從一個方麵說明中國城市居民家庭的實際生活水準和“生活質量”並不比西方一些發達國家低多少，甚至在一些方麵還高。當然，在教育、公共設施、公共服務和環境方麵，我們國內一般民眾的生活水平與西方一些發達國家還有很大差距。
政府定位
有人說中國的勞動力價值低是市場競爭的結果，這固然有道理，但有另一個因素似乎不能忽視，那就是在國民收入分配中，政府拿取得更多：過去十多年，政府稅收每年都增長20多個百分點，有的年份甚至超過30%。這是中國近年勞動者收入一直提高較慢的一個主要原因。另一方麵，企業的利潤率也在增加。導致過去幾年間，勞動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份額不斷下降，下降了十幾個百分點，這是這些年中國居民家庭消費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下降的主要原因。
其次，中國政府目前來說還不是一個服務型政府，而是個發展主義型政府。政府征稅之後，並沒有用於完善社會保障、醫療教育等民生問題上，而是用於經濟建設或重大工程和政府自己的消費。這些大項目、大工程的直接收益者，又實際上隻是一小部分人，由此不難推斷出，這種發展主義政府下的經濟發展戰略和體製，會不斷地製造出一批又一批依靠政府項目致富的富豪，而普羅大眾的直接受益卻很低。這應該是這些年中國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拉大的另一個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