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整收入分配結構
當然，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並不隻是你拿得多我拿得少的零和遊戲。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說，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主要靠國內生產總值總量的增長。但國民收入如何初次分配，顯然是個主要決定因素。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是個極其複雜的問題，與經濟社會體製乃至政治體製都密切聯係在一起。這幾年我一直在講：中國的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拉大的問題，是與目前的政治體製連在一起的。一方麵政府稅收不斷快速增加，政府掌握的資源越來越多，另一方麵財政支出又不透明，這就給一些人的權力尋租創造了諸多空間和可能。這也是近些年一些與權力有關的人迅速暴富的主要原因，這些年我幾乎利用一切場合不斷向社會呼籲：要盡快進行財政體製改革，實現民主預算，要政府財政支出透明，要“減稅富民”。
“減稅富民”就是盡量減少政府拿走的部分，把財富留給民間、藏富於民，這樣才會啟動內需，中國的經濟增長才會進入一個良性循環。與此同時，要調整不同人群的收入分配結構，快速且大幅度地增加低收入人群和家庭的收入，比如提高個稅起征點、提高低收入勞動者的工薪收入標準等等。但目前最關鍵還是要落實到政府的稅收不要太多。
長期持續增長的潛在障礙
美國經濟學家福格爾曾在2010年2月的美國《外交政策》上發表文章說，再過30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將達到123萬億，相當於目前全世界國內生產總值的2.8倍，中國在全球國內生產總值中的占比會高達40%，會遠超美國的14%和歐盟的5%。福格爾還預計，到2040年，中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也將達到85 000美元，屆時會超過歐洲和日本。這個圖景能達到嗎？從學理上推算，這個數值是可以達到的，但現實的經濟增長則是另外一回事。
從過去中國經濟增長的經驗來看，製造業的快速增加、出口的快速增長、城市高樓大廈的崛起、“鐵公基”的建設，這些“實體部門”的增長，都曾經為經濟增長作出重要貢獻。這一狀況導致現在人們一提增長，就馬上會想到實體部門的增長和實物產量的增長。結果全國各地都在“大搞項目建設”：建高樓、上工程、造汽車、修高鐵、建廣場……但是，光靠實體部門的增長，就能使中國經濟在30年後達到100多萬億？那全球的資源還夠一個中國用的嗎？這都是個問號。在發生了這次世界性的經濟衰退之後，人們對虛擬經濟的增長有點怕了。但是，盡管如此，中國經濟未來的增長，看來在很大程度上還要靠虛擬部門的增長，因為這是現代和未來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個必然趨勢。
基礎設施建設和重大工程，在目前的中國經濟發展階段上，還有一定的發展空間，也實際上是近幾年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貢獻因素。但是，這種增長方式能延續多久？這種經濟增長方式，隻能在一個目前的經濟發展階段上延續一段時期，並不能長期複製。所以必須要強調的是，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中心，還是要落到深化市場和“迂回生產”上來，就目前中國的發展水平來說，要依賴分工深化、大力發展服務業，才能長久地提升經濟發展水平。
與此同時，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角色定位也是另一個重要問題。作為一個發展型政府，在目前的中國經濟的發展階段上，有其經濟合理性，這實際上也是中國經濟這些年高速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當然，在另一方麵也是中國1978年之前計劃經濟時代遺留下來的一個體製遺產。但隨著中國社會的發展，大的趨勢是我們的政府必須完成從發展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的轉變。解決這一問題的核心是財政預算的民主化。隻有實現預算民主，政府的活動才能受到監督，才能形成未來中國的良序市場經濟發展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