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題在哪裏
讀者看過了一本書，掩卷之後常常要想一個問題：這部書表達了怎樣的思想？主題是什麼？他們往往是要這樣琢磨一番的。
而作者們卻未必如此。他們在創作一部小說時，是否想過這個問題還不一定—有的開始構思時想的盡是人物和故事，想如何講述，“主題思想”或許從來都沒有想過；也有的為此所苦惱，圍繞作品所要體現的理念動了不少腦筋；另有不少作者可能會直接否認小說的“主題”，認為那是寫論文才要考慮的東西。
教科書上說，作家通過小說表達的思想，要蘊含在作品之中，作者的思想傾向會通過人物的性格和情節的發展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來。它一般不會把主觀意念直截了當地說出，就是說，“主題”不能是裸露在外的。
不過，當我們具體分析起來時，情況可能要稍稍複雜一些。因為如果簡單化地理解“主題”與作品的關係，難免要誤導創作，最終把小說這個文體與其他寫作的界線弄得模糊起來。
眾所周知，如果要寫一篇論文，那肯定要有主題，有邏輯推理，最後得出一個比較完整和清晰的結論，通篇要有令人信服的說服力。如果是一篇散文，它的思想邏輯關係也會相對清楚一些，讀者可以分析和提煉出文章的“主題”。
唯獨到了小說這裏，好像一切都變得不太一樣了。我們知道，小說一點兒也不比論文、散文和戲曲等其他文體的說服力小。它的說服力也許更強大、更深入和更長遠—所以它需要作家調動全部的藝術手段，比如語言的魅力，人物的感召力，意境的深邃，情感的飽滿等等，深深地打動讀者、進而“說服”讀者。
我們讀文學作品與其他的文章有一點兒不同，就是除了信服和讚同，還會有更多的期待，即獲得審美上的滿足。其實這種滿足感的獲得，從頭至尾下來，也是我們被“說服”的過程。想一想看，我們閱讀一部小說，“人物”的所思所行，一舉一動都是活生生的，讓我們感到了可敬、可信或者憎惡，就好像看到了生活中的一個真實人物似的。小說營造的情境籠罩了我們，這時候所有的文字都變成了活的，變成我們置身其中的一個生命世界。這個世界裏的一切都在打動人、改變人，它以綜合的因素作用於我們，一次次造成了心靈的衝擊。一些傾向和意緒就在這期間滲透出來，被我們慢慢接受下來。
小說沒有論證，也不需要論證，所以它的思想觀念的部分，就不能簡單地用“主題”二字去概括了。這裏談到“主題”，完全是借用了一個比較通俗的講法，用以說明小說的思想因素是怎樣存在的、它的存在形態是怎樣的。
讀者讀一篇論文，很容易就捕捉到作者的思想脈絡，並最終弄懂他要向我們證明的一種思想或一個觀點。讀小說就有點麻煩，不僅很難一下子弄明白作者想要強調的意思，而且有時候還越讀越糊塗—作者表述的很多想法甚至是自相矛盾的。還有時本來漸漸趨向了明朗，但不久又進入了另一種模糊和隱晦。就像霧裏看花，隔山打炮，讓人始終抓不住要領。可是我們又分明知道，作家還是要通過人物和情節等等，滲透和表現出一些傾向，用來影響讀者。
實際上大家對怎樣看小說的確有不同的認識。一部分人的閱讀，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對“主題”的一場費力搜尋；另一些人讀起來倒是放鬆得很，他們不管那麼多，隻是看得愉快和過癮，看得有意思就行了—他們在這個過程中獲得感動，盡管這感動也難免糊糊塗塗的。
前一種閱讀顯然是邊看邊研究，而後一種閱讀大概隻是一般的欣賞。
對於小說和它的作者來說，究竟是前一種好還是後一種好？或者問：作者希望更多地遇到哪一種讀者？
這有點不好回答。有人可能覺得前一種讀者水準更高，得到這部分人的認可或許是更有意義的事情；後一種讀者隻是看個熱鬧，是平常的所謂“文學愛好者”。可是果真如此嗎？放眼望去，報刊雜誌上有數不清的文學理論，其中的一大部分仍然在做“思想分析”，對待小說如同論文，仍然要在“通過什麼說明了什麼”這個大框子裏解讀。對他們來說，“主題”是絕對存在的。小說沒有“主題”嗎？那是不可能的，關鍵是能否挖掘出來。他們就是這樣看待小說的。
一部文學作品就是一個世界，裏麵有許多意想不到的東西，隻要願意尋找，似乎什麼都可以找到。問題是他們真的找到了小說的“主題”嗎？
也許小說會有許多“主題”，他們找到的隻是其中之一。這就有了另一個麻煩—究竟哪一個“主題”才是最重要的？的確，到了現代小說這裏，人們越來越讚同這樣的觀點：一部作品中可以容納不同的“主題”。這一來事情就難辦了，研究者要格外耐心地尋找所有的“主題”。
最難辦也是最令人尷尬的，是我們常常給作品誤植一個“主題”—它根本就沒有研究者費力推導出的那些東西。看來作品是一個複雜而又完整的生命係統，硬是用一把邏輯的解剖刀來肢解，很容易割傷它的神經。
說到“主題”，我想到了契訶夫的一部短篇小說—因為讀得太早，已經不記得題目了，隻記得小說的主人公有一段時間非常苦惱，老是愁眉苦臉唉聲歎氣，問他為什麼？說因為“找不到主題思想……”原來他在為這個苦惱。這個人似乎有點可笑；但我們也會因此而尊敬他，因為生活中真的有人為“主題思想”的缺失而痛苦！
假如我們把這個人想象成一個作家，即以寫作為生的那種人，那麼我們可以斷定，他的創作一定遇到了大麻煩。雖然小說不一定將“主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但作者失去了生活的信仰還是成問題。這樣，伏到案子上心裏就會沒底。看來一個作家總得有個“主題思想”才行。當然，它可以不必集中在一部作品裏，不須如數表達，不必和盤托出—那樣就會直白和概念，當然要不得；但是作為作者，他的一生、他在生活中，總要有真理的追求，這大概是我們所希望的。
說到這裏似乎可以明白了，契訶夫筆下那個苦惱的人，病根在於沒有自己的“世界觀”—這就是他的人生“主題”，它沒有了，丟失了，他也就坐臥不安了。這個人多麼可愛。
一個人因為找不到“主題思想”而苦悶，乍一看有點不好理解。如果問某個人為什麼苦惱，回答是窮困等等現實問題，那倒好理解。但是這個俄羅斯人牽掛的偏偏是精神層麵的東西，這就相當晦澀了。這種痛苦可能要延續很長一段時間。當然契訶夫這裏隻是一個暗喻，表示一部分知識分子在俄羅斯當時的社會狀況下，沒有了精神坐標，沒有了方向感—就如同這個人一樣，一位作家具體進入了寫作，心裏空蕩蕩一片茫然，是很成問題的。
原來“主題”對於小說來說不是沒有，而是真實存在的，是作為最可寶貴的東西藏在了作者那兒。但它大多數時候並非直接放在一部小說的字麵上，而是由創作者隨時攜帶、一直裝在心裏的。這樣，如果我們總是把目光凝聚在具體的作品上，當然就很難找到了。
“主題”藏在作者心裏，有時也可能藏在意識深處—那是連作者本人都難以察覺的一個角落。
對世界總的看法
如果回頭看一下大陸的那一段文學史，從“文革”前後包括1949年之後的很多作品，“主題”之類往往顯得過分直接和明確了。社會功利性讓作家把“主題”推到了第一線。這是為社會服務的一種需要、一種方式。這種服務本身就要求簡潔明快，因為大多數人看不懂隱藏在文字後麵的思想，這思想太複雜，作品就沒用了。當時強調作品的實用性。所以真正的藝術品在這種情形下是難以產生的。
所以，為了“服務”，為了一種切近的社會功利性，“主題”也就變得非常淺顯，一下推到了小說的表麵。這樣，小說的多種可能性、它的多種詮釋空間，都被簡化和省略了。那時的小說隻能寫得浮淺，文學作品應有的那種含蓄性和立體感，都談不上了。這種傷害對於小說藝術是致命的。
希望小說的思想觀念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來，其實等於承認了作家主觀指導思想的存在、以及它的重要性。事實上越是好的作家越是固執的人，他們總要將自己對世界的看法表達出來，一有機會就會頑強地表達。他們不會是理念世界中的缺席者，一定要有自己的發言。不過他們的發言方式不會是簡單化的，不會做傳聲筒—他們的思想是相當深入和闊大的，而不是浮淺和狹隘的。由於長期的不倦的探索，他們走過的是一條相當曲折的道路，表現在作品中的思想可能一度呈現遊離和矛盾、或者某些不確定性；但它存在於作品中的仍然是完美與和諧，是一個生命的真實和自然完整。
我們是否可以這樣概括：比起論文和某些散文，小說的“主題”是以各種方式存在的，它無論是潛隱在深處還是流露在外部，都源自作者的世界觀—作者對這個世界的總的看法，一定要在作品裏展現出來。也就是說，作家的全部作品會有一個總的主題；同時，他不能停止的寫作活動，比如契訶夫筆下的那個人的苦惱，也是在尋找自己的“主題思想”。可見這個工作是長期的、不能間斷的，所以他要寫個不停。
為了表達自己對這個世界的總的看法，對自己所生存的這個社會空間和自然空間的總的認識，他要思索不止。他的看法或者是清晰的，或者是模糊的，但探索是執著的、無休無止的。他的認識會有階段性的變化，但這改變一定有著自身的軌跡，並非是任意的和突兀的。在這方麵，他是質樸和誠實的。他怎樣擁抱或拒斥這個時代，與這個時代的全部緊張關係，都表現和概括在所有的文字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