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人性裏極其陰暗的，還是極其美好的東西，都是生命的組成部分。作家對人性的理解力是基本的能力，這種能力越大，當然就越是卓越。以前的蘇聯有過一樁文學公案：一位很有權勢的將軍對一部描寫部隊生活的作品大加撻伐，理由就是作家根本不懂他描寫的對象，作家壓根就沒有到這支部隊裏生活過，因而就是編造和汙蔑。當時的高爾基為作家辯護，用了一個比喻：用將軍的話來說，那麼一位做飯的大師傅要熬出一鍋好湯，就一定要跳到鍋裏才行？
比喻隻是比喻，解決不了複雜的文學理論問題，但高爾基總算機智地回答了一位粗人，用比較能夠讓粗人理解的話來說明一種事物，所以是成功的。同時這也闡明了一個基本的道理，就是作家一生寫出的東西會有很多很多，這其中的絕大部分是不必、也不可能親自經曆的。這就要借助於作家對人性的理解力。
比如說一位很善良的作家，卻寫出了最陰暗的“人物”心理。他當然沒有做過那些陰暗的事情，但是卻會洞悉。這在讀者那兒也是一樣，讀者心理不陰暗，在閱讀中卻會理解作家所描述的陰暗。這種理解力是自然而然的，既來自先天的素質，也來自後天的經驗。
不要說寫人，就是寫動物，比如我們寫一隻貓，也要依賴這種人性的理解力。我們不是貓，我們怎樣把它寫得更像一隻貓？貓有貓的世界，這與人的世界是不同的；但是我們不要忘記，所有的貓的世界，都是我們人類所能理解和感知的那個世界—這仍然要借助於自身的全部體驗和經驗。在寫這隻貓時，我們個人的經驗就給了它。原來貓作為一個生命，既有你所理解的它們的獨特的生活內容，也有像你一樣的喜怒哀樂。別說貓，就連小鳥也是一樣—它在深入人性的洞察者麵前，可能也並不神秘。
對待一隻貓尚且如此，對待一個人就更應該如此了。有人為了增加對人性的理解力，就積極“體驗生活”—這雖然沒有什麼壞處，可也沒有多少好處。因為認真生活就是最大的體驗，日常的積極和專注比什麼都重要。反過來，在一種專門的方向下、過於明確的目的下去體驗，反而會降低了對生活的專注和誠實。
還能聽到一些奇怪的議論，說某位作家寫的那些人物之所以太淺表、太軟弱了，關鍵問題是作家本人太善良了，他（她）不願把人往壞處或狠處想。這不算個好理由，因為這與作家的善良沒有關係，隻與他（她）體悟和洞悉事物的能力有關係。善良的人把握起那種美好、醜惡和陰鬱反而會更有力，因為他（她）會更敏感，麵對那一切的時候會更衝動。他（她）很難容忍也很難平靜。他（她）比一般人更為強烈，隻能是這樣。
市場的說服力／人民體現在時間裏／渺小的依附者
市場會讓作家膽怯和軟弱嗎？大概會的。就像市場可以給作家壯膽、讓作家變得信心十足一樣。不過這隻是一般的情形。一些最倔強的人、一些真正傑出的作家是無所謂市場的。好評論家和好作家是一樣的，都無所謂市場。為了專注於自己的工作和認識，市場的窗戶必須關上。叫賣聲此起彼伏，創造性的工作就沒法做下去，我們可能都有這個體會。作家怕吵，而市場是最吵的。
為市場而奔忙不是作家的事情，而應該是商人的事情，這是不須討論的。把市場掛在嘴上的也往往不是作家。所以這樣的話題可以忽略。不斷有人呼喊某本書的暢銷，呼號成功，這和文學寫作其實是沒有關係的。市場所能夠說明的文學價值不過是九牛一毛，真正具備判斷意義的，還是曆史的角度和超越的眼光。
有人動不動就說“人民”如何，仔細聽下來，會發現他們並沒有說“人民”，而是在說“烏合之眾”—因為“人民”是體現在時間裏的，是一個曆史的概念，去掉了時間和曆史的因素，就隻能是虛假的“人民”了。他們沒有界定也沒有比較，沒說是在這一兩年裏“人民”的選擇、還是漫長的經過實踐檢驗的“人民”的選擇？到底哪一種“人民”才更像“人民”？他沒有說。可是我們稍有經驗的，都知道哪一種“人民”才更可靠一些。
有人以現實情況為依據，說暢銷的文學作品一般是比較差的。他用了“一般”兩個字，就沒有把事物說絕。經過了幾十年乃至上百年、甚至再長一點的時間，還仍然能夠為許多人所重視的書，才會是好書。一個人在藝術判斷方麵無論多麼聰明，都需要時間的幫助。因為一個人難免愚笨，許多人就會好一點；特別是經過了很長的時間之後，有些潛在深處的道理也就慢慢泛上來，讓人明白了。
在藝術評判方麵的勢利眼是最害人的。市場和權力常常是依附的對象，從外國到中國幾乎沒有什麼例外。藝術家最需要戒備這個。這是個品質問題。從一位作家作品中塑造的“人物”中，也能看出是否依附，這就像從評論家推崇的傾向和口吻中也能看出是否依附一樣。
一本書當時特別暢銷、後來仍然能夠留下來的，也不是絕對沒有。這要看身處哪個時代—如果是一個商業主義娛樂主義盛行的時期、一個國民素質很低的國度裏，一時暢銷的作品就尤其可疑。在這樣的國度和這樣的時期，也許必備的暢銷條件就是低俗和拙劣，就是無思想無內容無操守。
昨天在一個場合聽到，有個地方為了讓人多讀書讀好書，一些責任感很強的智識人士發動了一場“焚書活動”，把那些所謂的暢銷書一把火燒了。我覺得這樣做太極端化也太激烈了，完全不必。他們可以提醒和分析，讓別人去思考。這裏還有個寬容的問題，因為給予時間，相信時間，就是一種寬容。時間和空間更寬大，也更包容。
人類在幾千年裏形成的藝術和思想的標準，不像我們當代人認為的那樣容易改變，不會變化得那麼快，不會一下子全反過來。哪有那回事。我們當代人很容易被時尚幹擾，被浮雲罩住。實際上我們人類的標準是經曆了漫長的時間才固定下來的，要改變起來很難—因為這些標準是正確的，高尚的，一時很難找到什麼替代它們。
我們於是不得不靠近那些標準，不得不固執一點耿直一點。所以表現得有點保守的人，往往是比較靠得住的。大家都“現代派”和“後現代派”了，隻剩下為數不多的幾個老實人，這幾個人也很可貴。他們可能並不是落伍者，而是想得更多的人，不那麼簡單；也許他們要求得更高。這些事情可以在寫作中慢慢體會。
感悟力被他人傷害／電器說明書／往天上扔帽子不頂用
人的感悟力來自後天的生活，也來自先天的本能。大自然是培育想象力的最重要的母親，人從出生起就開始默默地接受她的教育。人離開了大自然，被關起來，關在一個似乎是充滿藝術知識的大殿堂裏，那種感悟力卻會褪化。
我認識一個有才華的年輕人，隻受了最基本的教育，可是對文學作品卻有著極高的鑒賞力和識別力，很容易被作品的情境打動。後來他上了有名的大學，學曆越來越高，接受最現代的理論多了—這種“結構”，那種“文本”，“能指”、“所指”之類，聽下來記下來，記了幾大本子。他是個老實孩子。結果後來再看作品，一打眼就找“文本”，找“能指”和“所指”，其他也就看不到了。他再也不會為文學所感動了。顯然，他的感悟力被傷害了。這是個不幸的孩子。
離開了大自然，進了城，這是個危險的事情。怎樣將城裏的危險降低到最小，是我們一直在思考的問題。其實我們並沒有多少更好的辦法。對文學的認識，最管用的還是那些實際勞動、那些現實生活所給予的東西。有人不講高深的理論，隻說一些很質樸的話，可是我們聽了會覺得很靠譜兒。另一些人戴著眼鏡，係著領帶，西裝革履還滿口術語，好看是好看的，但不解決問題。
前邊說過了，有一些孩子天資很好，給他一部作品，看了以後就能準確無誤地把自己的感動說出來，聽者也深受感染。我們會覺得這個孩子有天賦，他對作品的接受力那麼強，這種能力是天生的。他把這個作品的妙處，隻用幾句話就抓住了，而壞處也一看就知道。可是當他上了大學，四年本科下來，再往上讀一點，一般來說就不太行了—有的還變成了文學閱讀方麵的愚人，基本上報廢了。
為什麼？民間有人講一個古代劊子手的笑話，說因為職業的關係，他在街上見了人，總是習慣地看對方的脖子—那是下刀的地方。他已經養成了一種職業習慣。那些被傷害的文學孩子也是一樣，給他一部文學作品，他一打眼就找可以使用現代概念的地方，以便及時套上那些框框。他根本看不見作品，目無全牛了。想想看，這種境況下寫出來的文學批評會是什麼？魯迅說得好：“你不說我還明白，你一說我倒糊塗起來了”—他們會把一篇文學作品的評論寫成電器說明書。
好的導師重視中國的批評傳統，如中國古代的《詩品》《文心雕龍》，那麼深邃卻又貼近了作品。比如對作品的激賞吧，他們能夠在裏麵陶醉，陶醉而後才有評論。沒有陶醉，連微醺都沒有，怎麼可能深入？當然，西方的理論體係也有可取的方麵，但要取其好處，不能走偏。不然就是害人。如果隻讓孩子們受幾年程式化的教育，最後授學位時穿上黑袍，戴一頂很怪的帽子，那也無濟於事。不少學校照學位照片時，還讓學生往天上一齊扔帽子……這是無濟於事的。
今天就講到這兒。
2010年4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