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曾國藩就把全家老小都接到了江寧，湘鄉再亂已經和他們曾家人的性命沒有關係了，曾國藩整頓地方秩序的美夢也隨之化為了泡影。
無功升職
這下曾家人算是安全了，可是，曾國藩想做的兩件事，估計隻能永遠地成為兩個不可能實現的幻想了。現在，他隻能把希望寄托到大清的統治者載淳身上，畢竟他才是一國之君，如果君王有本事、有能力的話，那麼大清估計還有崛起的希望。
於是，曾國藩開始期待再次回到京城，見到同治皇帝，向他表明一下自己的誌向，同時摸摸皇室的底細。
1868 年，同治七年，載淳已經虛歲14 歲了，差不多也該懂事了。一國之君的身份注定了他不是一個普通孩子，他不能做一個無憂無慮的少年，他有責任和義務擔負起大清的萬裏江山，所以，曾國藩對他的期望很高。
雖然，曾國藩一直以來都對道光帝的接班人鹹豐帝非常不滿，可是那些都已經成了過去。現在是載淳時代，曾國藩希望他能像他的先輩順治和康熙那樣勵精圖治、奮發圖強，治理好大清國。
然而，事實上載淳又是一個什麼樣的君主呢？曾國藩需要親自去找到這個問題的答案。皇上可不是動物園裏的大熊貓誰掏錢就能看到，就算他曾家很有錢，但是曾國藩平白無故地要回北京麵聖，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這需要機會。
這個機會沒讓曾國藩等太久就來了，曾國藩升任直隸總督了。
原來的直隸總督又去哪裏了呢？原來，同治七年，官文用拍馬屁和打小報告的本領當上了直隸總督。不巧的是，他還沒上任多久，心腹多隆阿在陝西作戰失利兵敗身亡了。慈禧很生氣，於是就撤去了官文直隸總督的職位，讓曾國藩來做了。
看來，這人啊，無論想在哪一行混，或是要做什麼事情，都要有點真本事，以前多隆阿在陝西前線，捷報連連的時候，慈禧為什麼不降官文的職？現在多隆阿沒了，官文沒有立功的工具了，利用價值降低了，慈禧就要翻臉了。
或許，慈禧的這種做法會讓很多人寒心。可是在當權者手下做事，其實就是被人利用，想要一直成為他們眼中的紅人兒，那麼你就得一直保持自己要比別人更有利用價值。否則，一個沒有利用價值的人，是不會招人待見的。
或許會有人說，為什麼社會上有很多受災受難的人可以得到別人的幫助呢？
他們對別人來說應該沒有多大的利用價值呀？這個問題提得很好，那是因為，在人們的潛意識裏都希望得到社會的肯定，那麼怎麼樣才能得到社會的肯定呢？幫助別人是最好不過的方式，然而要幫哪些人？當然要幫在某方麵比自己差的人，一來讓自己覺得自己不是白癡，對社會、對他人還有點用；二來還可以得到別人的感謝或是報答。
有誰見過一個天天隻能坐公交車的人會捐錢給一個天天開大奔的款爺？就是這個理！雖然湘軍裁撤以後，曾國藩的利用價值在一點點地降低，可是，李鴻章的淮軍正在崛起。曾國藩回調兩江總督以後，李鴻章接了他的班，雖然費盡了周折，作出了很大的犧牲，但是最後還是把撚軍給滅了。
剿滅撚軍的功勞雖然比不上剿滅太平軍，但是李鴻章的崛起是不爭的事實。
朝廷從來都不會允許滿朝文武當中，出現一枝獨秀的局麵，所以他們必須搬出曾國藩來壓製李鴻章。所以曾國藩還是有利用價值的，至少在當時，他的利用價值是要比官文大很多。
所以，曾國藩在剿撚無功，政績平平的情況下，被朝廷提拔為直隸總督，也不是沒有原因。直隸總督雖然在字麵上看和兩江總督差不多都是總督，可是這兩個總督的職位很顯然還是有一段差距的。
當時的直隸就是我們現在的河北省，北京就在河親省境內，朝廷內部一旦有點風吹草動，那麼直隸總督很快就會得到消息。當然，如果有起義者想要攻進北京，那麼河北也是他們北上的必經之地。所以直隸很重要，直隸總督也很重要。
平白無故地被提升為直隸總督，曾國藩雖然感覺很意外。但是去做直隸總督離京城那麼近，朝廷有什麼舉動，自己也可以提前想好應付的方法，總比待在江寧要好吧。有一些言論說，曾國藩其實是不想做這個直隸總督的，後來因為找不到辭職的理由就隻好上任。
如果我們回過頭來看一下曾國藩曾經走過的路，就會發現，曾國藩雖然是個很注重低調的人，可是，在他的內心裏，他卻是一個很高傲、很自負的人。他希望得到朝廷的重視，希望自己能夠混出個好口碑，希望受到眾人的仰慕，並得到下屬的衷心。或許有人會問，那他為什麼幾次三番都想辭職回家呢？
我覺得，他這麼做隻不過是想向朝廷示威，並引起朝廷對他的重視，就像現在的很多人一樣，很想得到別人的關注，而當他們得不到的時候，就表現得特立獨行，很不合群，這樣他們就可以得到更多人的關注。所以曾國藩這麼做其實就是對權力和名譽的一種欲擒故縱。
是不是很費腦筋？不過，這是一個政治家必須具備的能力，想要參與政治的人，必須學會這些技巧。所以，政治上的任何兩個人之間的談話和交往都是一種高智商的博弈。在這種博弈中，可能沒有言辭激烈的爭吵，沒有劍拔弩張的挑釁，但是，一定是一場深謀遠慮的鉤心鬥角。
曾國藩正是因為精通這種博弈，所以，他才能在晚清那麼複雜的社會背景下成為清朝開國以來數一數二的漢臣。在與清朝統治者打交道的過程中，曾國藩也學習到了許多為官的真諦。所以他的那些著作，比如《曾國藩家書》《挺經》等書都是十分值得一讀的好書，我們將在後麵介紹一下這些著作。閑話少扯，我們還是言歸正傳。
按大清慣例，新上任的直隸總督一般都要在上任之前先到北京來接受皇家賞賜，拜見皇上、太後，還有和北京的那些大臣們聊聊天、喝喝茶加強一下感情。
所以曾國藩既然要接任直隸總督，就得先作好準備去趟北京了。
一別17 年，當曾國藩再踏上北京這塊熱土的時候，心中充滿了太多的惆悵和感慨，同時也懷揣著太多的夢想，隻是不知道他的這些夢想能否變成現實。
北京啊，北京
同治七年，十一月八日，曾國藩開始從江寧啟起程，十二月十三日到達北京。
再次進入北京城，曾國藩難免會有一種恍如隔世的感覺。二三十年前，當他第一次到達北京的時候，自己還是個20 多歲的少年，那時，自己雖然初見世麵，混沌未開，卻滿懷報負，一心想要成為國家的屏藩。現在自己做到了，大清的政權還在，北京還在，紫禁城還在，可是大清腐敗的官風和製度卻絲毫沒有得到完善。
作為一個封疆大吏，如果曾國藩還有憂國憂民的情懷，那麼他就一定會為自己感到臉紅，看看自己拚命保全的大清國都已經成了什麼樣子了。
人民缺衣少食，強盜、流氓橫行霸道，農民起義跌宕起伏，難道這樣一個腐敗的政權還值得他這麼力保下去嗎？可是，既然走上了這條路，曾國藩隻能沿著這條路一直走下去。
走在進入紫禁城的金水橋上，曾國藩再次想起了一個人—道光帝。這個對他曾有知遇和提拔之恩的君主，他曾經是那麼威儀，那麼洞察秋毫，那麼明辨事理。
想必他的孫子應該也不會太差勁，所以曾國藩在還沒有見到載淳之前，還對大清的政權抱有好轉的幻想。可是當他進入了紫禁城以後，他才真正地認識到了現實。
不過讓曾國藩感到欣慰的是，在曾國藩剛到北京之後，皇上下了一道旨意，準許曾國藩在紫禁城內騎馬，這可是令人羨慕的殊榮呀。從大清建國以來，得到過這種殊榮的人恐怕沒幾個，而在這為數較少的幾個人當中，漢人更是少得可憐。
看來朝廷對曾國藩的功績還是比較肯定的，至少大清朝還沒有腐敗到忠奸不分的程度。看來，清朝中興的夢想還是可以實現的。
可是，當真見到了當時的真龍天子時，曾國藩明白了，為什麼自己每次接到朝廷的公文都是用慈禧的口吻表述的。
原來，曾國藩進入養心殿磕完頭後，才第一次見到了同治皇帝，而慈禧太後則默默地坐在養心殿的帷幔之內。
大家第一次見麵，多少顯得有些生分。談起話來，也不過是一些，你離京多久，今年多大了，身體好不好等之類的無關痛癢的話。而坐在慈禧身邊的皇上載淳卻始終沒有說過一句話！
難道，皇上隻是一國的擺設嗎？所謂的“同治”就是這種“同治”嗎？這種“同治”或許稱為慈禧專製更明了一些。
拜見了皇上、太後以後，曾國藩無法抑製心中的失落，如果一直以來，朝廷的各種公文、詔書，都是按照慈禧的意思草擬的話，那麼慈禧太後也確實不是一個好惹的人物。可是曆朝曆代都有一個傳說，那就是女人幹政，必定天下大亂，現在曾國藩的心裏開始不安起來，他需要弄清楚慈禧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於是，在北京住下了以後，曾國藩天天不管別人，隻是到處約老朋友喝茶聊天。當然，曾國藩的主要目的並非隻是喝茶聊天，而是通過喝茶聊天了解一下宮中的情況。
這樣聊了一個多月以後，曾國藩徹底地死心了。恭親王已經沒有當時剛剛上任議政王時的威風了，太多年的忍辱偷生，讓他形成了唯唯諾諾的性格，他當年的英勇和意氣風發再也不見蹤影了。而皇上在他強悍的老媽麵前隻能裝聾作啞，心甘情願地當個傀儡。慈安太後更是不值得一提，她不僅沒有主見，而且心慈手軟，根本沒有慈禧那麼潑辣狠毒。以至於後來，慈禧看著她礙眼了，隨便找個借口把她給弄死了。她死了以後朝中竟然沒有人為她的死提出任何疑問。
看來，大清朝已經是葉赫那拉氏的了。如果這位葉赫那拉氏是個明主那還好說，可是從她辦的事，發動政變弄死肅順，割去恭親王的議政王的職位，大權獨攬不給皇上言論自由，就可以看出她不僅心狠手辣，而且心眼很小，很具有“鐵血宰相”的潛質。如果她做了“一國之君”，恐怕大清也沒多少好日子可過了。
痛苦！失望！曾國藩不知道該用什麼樣的方法來改變現狀。雖然在北京這段時間，曾國藩應邀參加了兩次國宴，都是以漢臣之首的身份出席宴會，可是他卻一點兒也高興不起來。他是在擔憂，是在尋找，是在懷疑。
他擔憂大清國以後會走向什麼樣的未來，他在尋找一個能夠改變現狀，讓大清死而複生的重臣；他在懷疑這樣的重臣在大清朝還有沒有。
他為自己感到羞愧。本來以為湘軍是定國安邦的一張王牌，可是現在，他們不過是曾國藩保全自己的一張王牌。湘軍的後遺症這麼明顯，自己的下屬們和那些腐敗的大臣們同流合汙，而且被裁撤的湘軍又把地方搞得烏煙瘴氣。這些曾國藩都知道，而且知道得很清楚，可是為了保住自己的烏紗帽，為了不至於讓自己招來管教不嚴的罪過，他寧願選擇視而不見，甚至遮遮掩掩。
難道這一切都是曾國藩的初衷嗎？他就這麼希望天下大亂嗎？可是，他又能如何，他已經是一個五六十歲的老人了，他還能改變什麼呢？他隻能眼睜睜地看著大清國這塊肥沃的土地慢慢地腐爛掉。
正如曾國藩後期的師爺趙烈文所說的，大清朝已經成了臘月裏的蘿卜，“凍”
了心了，已經開始從心裏腐爛了，估計最多就撐個五十年，也就沒戲了。難道大清國就真的再也沒有一個可以站出來力挽狂瀾的人了嗎？
沒有，的確沒有了！曾國藩不可以嗎？
很顯然，不可以！為什麼？
首先讓我們先來研究一下，一個可以力挽狂瀾的人應該具備什麼樣的素質。
一個力挽狂瀾的人，光有能力和實力是遠遠不夠的，他需要具備一種魄力，一種可以不顧一切的魄力，一種無所畏懼的魄力，一種不怕犧牲的魄力，一種大公無私的魄力。
這些在曾國藩身上能找到嗎？如果曾國藩具有這些素質，他就不會為了掩蓋哥老會的真相而命令地方官不得嚴查哥老會的事，他就不會包庇自己沒有任何法律意識的九弟，就不會挖苦心思地和清政府鬥心眼、玩手段。一個人會自私這是可以理解的，可是當他的自私關係到國計民生，他還這麼自私的話，這能叫深明大義嗎？
所以，曾國藩不能！充其量他不過是個一麵哭著嚷著要救國，一麵努力地從國家敗落的過程中尋求好處的人。
他所尋求的東西包括物質，但不完全是物質。畢竟他是讀書人出身，他更傾向於精神追求，所以他更希望能夠獲得一個忠國忠君的美名。
愚忠也是忠，一個人如果能夠做到愚忠，也算是不容易了。而曾國藩對國家的君主的忠誠更類似於一種無可奈何的選擇，他什麼都改變不了，要造反又沒有那個魄力，沒有陳勝吳廣那樣的徹底革命性。所以，他的一生就是一係列矛盾碰撞的結果。
為了信仰，一個真正的勇者是不會因為現實不允許他去做什麼事，就放棄努力的；一個真正的勇者是不會害怕流血犧牲的；一個真正的勇者是不會顧及自己的生命的。可是曾國藩不是一個徹底的勇者，他隻是那個特殊的社會背景下，成長起來的一個徹頭徹尾的中庸主義者，他的這種中庸不僅毀了自己，也毀了大清國千萬受苦受難的百姓。
所以，一個人的無奈，有時候也是一個時代的無奈。北京啊，北京，大清國的心髒，走近了你怎麼就讓人聽不到生命的力量，反而能聽到日落的暮鍾呢？
天津教案
同治八年正月二十，曾國藩從北京起程趕往保定，前去上任直隸總督。
到達保定以後，曾國藩才發現，近期保定雖然發生過大的戰役，可是同江寧一樣，整個保定到處都是拖家帶口的流民，城內百業凋敝，毫無生機。從那一片蕭條中，曾國藩似乎能看到大清的末日。
可是現在他已經無能為力了，湘軍已經基本上退出了曆史舞台，曾國藩的時代也將結束了。他隻想好好地過幾天安寧的日子，保全自己奮鬥了一生的忠君效國氣節，除此之外，他已經沒有別的追求了。
雖然曾國藩一直都這麼安慰自己，可是，一個人的內心最怕什麼呢？最怕你總是去渴望自己不可能做成的事情，最怕你總是對即將成為定局的現實不甘心。
曾國藩的內心就處在這樣的一種矛盾之中，他明明知道自己救不了大清，可是又偏偏要去操這份心，又偏偏不甘心就這麼認輸。
他的師爺趙烈文曾在聊天時安慰曾國藩，大清朝已經腐敗到了無藥可治的地步，不是一兩個人就可以改變現狀的，所以讓他不要過於悲傷、失望。
可是曾國藩做不到，回到保定後不久，曾國藩的舊病就複發了。他時常感覺到眩暈，兩隻眼睛也時而模糊，時而清楚，情緒更是一落千丈。
原來，曾國藩小時候就得了牛皮癬而且一直沒有治好，一旦勞累曾國藩身上的牛皮癬就會奇癢難忍，而且一撓皮癬就會像雪花一樣一層層地往下掉，特別是在行軍打仗的過程中，更是讓曾國藩備受折磨。後來隨著年齡的增長，他又患上了肝病。由於那時候醫療設備和醫術有限，曾國藩的肝病一直沒有治好，而肝病久治不愈常常會引起眩暈和失明。當時曾國藩出現的那些病症，就是因為肝病加重引起的。
看來曾國藩的日子真是不多了，他隻想在生命最後的一段時間裏做點有利於民眾的事情。
同治九年也就是曾國藩到保定任直隸總督的第一年，直隸就碰上了大旱，旱情直接影響到當年的糧食收成。如果，糧食收成不好，直隸很可能會發生饑荒，萬一饑民聚眾鬧事，到時候該怎麼辦呢？
這確實是一個很令人擔憂的事情，於是，直隸出現了人心不穩，官吏人心惶惶的現象。為了安定民心曾國藩仍然堅持帶病辦公。可是後來，由於肝病惡化，直接導致了曾國藩右眼失明，左眼模糊連公文都看不清楚了，他才不得不向朝廷請假養病。
念在曾國藩年事已高的份兒上，朝廷很爽快地準了曾國藩的病假。可是，就在曾國藩養病期間，大清又發生了一件震驚中外的事件—天津教案。
原來，在同治九年五月，正當天津地區的小麥進入收割的季節時，直隸發生了嚴重的旱災。天津等地雖然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響，但總體上糧食收成還算不錯，於是，周邊各地的災民都流入了天津城。
一時間天津城的治安就成了一項非常難做的工作。而就在此時，天津城內又發生了多宗幼兒失蹤案，於是就有人散布信息說，天津的法國天主教育嬰堂經常用迷藥將嬰兒迷倒，然後挖心掏肺，於是大家就開始盯上了法國天主教育嬰堂。
巧的是，天津的法國天主教育嬰堂突然有30 多名被收養的中國幼兒集體死亡，於是，大家的疑心就再一次被加重。更巧的是，在教堂員工將屍體運出來丟在荒野的時候，又剛好被一些天津市民發現了。於是大家毫無疑問地就把幼兒失蹤事件跟法國教堂聯係到了一起，甚至有些市民開始私下裏調查起這件事來了。
5 月11 日，有一個名叫武蘭珍的人販子在誘拐幼兒時，被天津市民當場抓住，並扭送到了天津縣衙，前去找知府張光藻來審理。
經張光藻一審問，才知道，原來武蘭珍是個專門從事買賣幼兒的人販子。他的主要作案方法就是，先用迷藥將幼兒迷倒，然後轉手賣掉。
那麼他的迷藥是從哪裏買來的呢？而且，弄到幼兒以後，他又將他們轉手賣給誰呢？對於這些疑問，大家的第一反應就是，法國天主教育嬰堂。
可是，光憑猜想，並不能證明法國天主教育嬰堂就真的跟幼兒失蹤案有關呀。
據武蘭珍交代，他作案所使用的迷藥是從一個叫王三的人手中買來的。
那麼王三是誰，他為何要賣迷藥呢？原來，王三是一個小藥鋪的老板，這個老板最特別的地方，並不是因為他是賣迷藥的，而是因為，他還是法國天主教的教徒。他的這一特殊身份就更加重了人們對法國天主教堂的懷疑。
當時的人們為什麼會對天主教教徒的這種身份這麼敏感呢？
原來，天津被清政府列為通商口岸對外開放以後，各國列強爭相進入天津，他們不僅在天津設立領事館，還爭相開設教堂。而他們的教堂並不僅僅是為了傳教，而是為了發展教徒幫助列強巧取豪奪，欺壓百姓。
自從天津開放以後，各國教堂就成了中國內部的國中之國。中國官員不敢惹他們，這就更加助長了他們的囂張氣焰。所以當時天津市民對教堂、對教眾的敏感和憤怒也並非是無緣無故的。
武蘭珍交代說，每次他用迷藥迷倒幼兒以後，都由王三負責轉入法國天主教育嬰堂。聽到武蘭珍這樣的供詞，人們似乎已經斷定了發生在各地的幼兒失蹤案肯定是法國天主教育嬰堂幹的。
可是，法國天主教育嬰堂為什麼要這麼做呢？對嬰兒挖心掏肺，開膛破肚對他們有什麼好處呢？他們的作案動機又是什麼呢？
人們從當時社會上流傳的一些說法中找到了答案。
有人傳說幼兒的心、肝、肺什麼的都可以用來做藥引子治病。看來，法國天主教育嬰堂也確實很有可能為了這個目的而作案。那麼現在，張光藻要做的事情就是盡快找出那個名叫王三的小商販了，驗證事實。
可是，這個人是法國天主教的人，怎麼辦？
要知道，當時各國在中國各個通商口岸設立的領事館，中國人是沒有權利進入的，當然法國天主教育嬰堂也不是中國人隨便就可以進入的。法國人的這些特權，立即引起了天津市民和當時逃難到天津的各地災民的一致憤恨。
娘的！中國人在自己的土地上，不僅吃不上飯，還他媽的要遭受外國佬的欺負！憑什麼他們法國人在中國吃得好、喝得好、住得好，還敢在中國幹這麼喪盡天良的事情，也太不把中國人放在眼裏了！娘的，讓這幫藍眼睛、白皮膚、黃頭發的法國佬滾回法國去。
理兒是這麼個理兒，廣大民眾的心情和感情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既然大清還是一個有法律、有製度的社會，那麼，大家總是要遵守法律吧。於是，張光藻提出，既然王三是法國天主教的人，那麼我們可以通過合法的方式，前去法國天主教教堂要人，要回這個人。如果證明事實確實如此，那麼我們一定要讓法國人還咱們一個公道。
照顧到民眾的情緒，知府張光藻隻好親自帶領著一群憤怒的民眾，押著武蘭珍，浩浩蕩蕩地來到了法國天主教教堂門口，索要罪犯王三。
一看中國人來勢洶洶，一副興師問罪的樣子，法國人不幹了。你們這是要幹什麼？我們這裏根本沒有叫什麼王三的人，那些中國兒童的死是因為流行病，跟我們沒關係。
這下，知府張光藻傻眼了，敢情是我們自己還沒搞清楚狀況。無奈，張光藻隻能先將武蘭珍押回縣衙，再作審理，看來這武蘭珍可真不是個老實的家夥。
於是，張光藻碰了一鼻子灰，隻好向法國人道歉，然後帶著政府的一幫人悻悻地離開。
可是，法國人說什麼民眾就會相信什麼嗎？不可能。在廣大民眾看來，法國人不僅是這件事的真凶，而且他們還不願意承認事實，於是，雙方就發生了口角。後來，民眾的情緒愈加高漲，最後憤怒的民眾，與法國天主教教堂的人開始動起手來了。
法國領事豐大業聞訊趕來以後，看到事情很可能會鬧大，於是就派人去請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出兵鎮壓“暴民”。結果崇厚匆匆跑來告訴豐大業，沒有得到上級的命令他不能隨便出兵。聽到崇厚這樣的回答，豐大業氣憤地拔槍朝崇厚射擊，結果打死了崇厚的一名隨從。這時，天津知縣劉傑也聞訊趕來了，還沒說上話呢，就被豐大業射過來的一槍給嚇出了一身冷汗，幸好沒打中。
豐大業是什麼鳥人，雖然起了一個中國名字，但是怎麼就不幹人事呢？他憑什麼在中國的領土上這麼囂張，竟然敢向中國官員開槍，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於是，在豐大業的野蠻行為的刺激下，憤怒的民眾蜂擁而上，用拳腳活活地打死了豐大業和他的秘書西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