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眾在打死了這兩個人以後，憤怒的情緒已經無法抑製。於是，他們一不做二不休，放火燒毀了法國天主教堂和育嬰堂，之後又一發不可收拾衝進了法國領事館，打死了幾名工作人員，接著又搗毀了法、英、美三國的教堂，殺死了兩名神父、10 名修女。
可是，在發泄完了自己的憤怒以後，參與鬧事的人們也不得不考慮一下，法國人為什麼敢在中國的土地上這麼囂張？他們為什麼敢這麼肆無忌憚地對待中國人？
憑什麼？憑他們強大的軍隊，憑他們強大的艦隊，所以他們才敢這麼囂張，這麼肆無忌憚。現在出了這種事，他們會就此善罷甘休嗎？他們會就此消停嗎？
燙手的山芋
天津教案發生以後，吃了虧的法國人立即聯合起了英、法、美、俄等7 國向清政府提出強烈抗議，威脅清政府要嚴懲鬧事的人民，並索要巨額賠償。
估計這些侵略者隻能向軟弱無能的清政府索要賠償，如果他們敢向中國的愛國熱情索要賠償，那麼他們所能得到的隻能是被打得更慘。
可是，中國廣大民眾不會答應的事情，清政府為什麼會答應呢？難道清政府的官員們不是中國人嗎？是中國人，他們為什麼會答應侵略者無禮、過分的要求呢？因為作為一個政府的職員，他們首先要考慮的是要保住自己的統治，讓事態平息，不要再鬧出什麼亂子，隻要外國人肯和解，怎麼著都行。
清政府可真是好說話，可是，清政府並不是一個人，它是一個團隊。熟悉中國史的人都知道，即使清政府是一個團隊，但是這個團隊裏也絕對不存在民主。
誰都知道當時的大清國，慈禧才是一把手，如果慈禧堅決不答應洋人們過分的要求，那麼大清朝沒有人敢站出來反對。
可是，慈禧很聰明，她很明白答應洋人無禮的要求肯定會招來國人的謾罵。
所以，她不能自己親自出麵來解決這件事，她得找個代表，找個替罪羊。
所以，無論最後誰會被慈禧選中做代表，那麼這個人就注定要成為千古罪人。
為什麼？
因為當時清政府軟弱無能，中國國內農民起義時有發生，清政府自顧無暇，根本沒有精力對付外侵。於是，西方列強都瞄上了中國這個軟柿子，誰想捏了就來捏一把，反正清政府又不反抗，捏了也白捏，白捏誰不捏。
所以鴉片戰爭以後，西方列強相繼進入中國，無論他們實力如何，隻要和其他各國站在一起，說說狠話，助助威，他們就能得到一點兒好處。於是隻要脖子上掛著“洋”字的人跑到中國的土地上，就敢指著中國人的鼻子吆三喝四。
這次法國人吃了虧就急忙跑去找其他各國聯合，揚言如果清政府的處理和賠償讓他們不滿意，他們就要打到北京去，就要燒毀紫禁城，就要割掉慈禧的腦袋。
猖狂！簡直是猖狂至極！
跑到中國人的地盤上來欺負中國人，竟敢還有臉讓中國人賠償損失，這是什麼邏輯？中國人實在是忍無可忍了，各地人民反抗外侵的熱情就像灑遍了大地的汽油，隻需要一個火種就會立刻燃起熊熊的烈火。
而天津教案處理的結果很有可能成為這樣的一個火種，隻要稍有不慎，在中國大地上就會燃起轟轟烈烈的反抗外侵的革命大潮。可是當時的清政府早已經不起這樣的折騰了。
所以，當處理天津教案的燙手山芋砸到曾國藩頭上的時候，曾國藩傻眼了。
天津教案不是一般的案件，它不僅涉及中國人的感情問題，還涉及國際關係，更重要的是涉及曾國藩的個人名聲問題。
如果對當時鬧事的群眾處理得太輕，不能讓七國列強滿意，那麼他們就有可能聯合起來向大清發難。如果他們真的要動起手來，那麼曾國藩回去肯定會被慈禧罵死，甚至還有可能惹來牢獄之災。
如果對鬧事的人處理得太重，向外國人賠錢太多，那麼就可能激起國人的憤怒，到時候不僅曾國藩自己要背負上賣國的罵名，而且清政府那裏也不好交差。
這樣也不行，那樣也不行，曾國藩真是不知道到底該怎麼辦好了。有一個辦法可以解決曾國藩的煩惱，那就是利用自己有病在身的借口推托，讓清政府另請高人。
如果那樣的話，無論結果怎麼樣都跟曾國藩沒有多大關係。這確實是個明哲保身的好辦法，可是最終曾國藩卻沒有選擇這麼做，為什麼呢？
他的回答是這麼說的：大將不辭刀頭死，豈能因禍福而避趨？
話說得很好，很有感染力。可是，這是曾國藩的真心話嗎？這是本色的曾國藩嗎？如果曾國藩很早以前就有這樣的氣魄，那麼他就不會在鎮壓太平軍的時候，天天戰戰兢兢地擔心會被朝廷革職或是降罪，甚至有時候為了保全自身的利益而不惜抗旨了。
看來，忠君和愛國的情感還是不一樣的。一個人可以不忠君，但是他不一定不愛國。而一個愛國的人也不一定是一個忠君的人。
那麼在這兩種感情中，曾國藩的哪種感情更強烈呢？往下看我們就可以找到答案。
忍辱求和
聽說直隸總督曾國藩要來天津處理天津教案，全國人們都對曾國藩寄予了厚望，他們希望能夠借曾國藩之手殺殺洋人的傲氣。
要知道，曾國藩殺人夠狠、夠辣的名聲可是當時社會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事兒呀。所以，當時的人們認為，像曾國藩這樣一個“鐵血”之人是不會像清政府那樣唯唯諾諾忍辱求和的，他們認為曾國藩一定會給國人一個滿意的交代。
所以，曾國藩剛到天津就受到了天津人們的一致歡迎。天津市民的熱情不僅沒能提起曾國藩的精神，反而讓曾國藩更加緊張，因為他看到了天津人的反侵熱情，也認識到了，萬一這件事處理不當，會導致什麼樣的後果。
於是，到達天津以後，曾國藩沒來得及休息就立即著手調查天津教案了。
而恰在此時，法國內部發生了普法戰爭，於是有很多大臣致電曾國藩趁法國內亂，迅速解決天津教案。如果法國人不同意，那麼就發動戰爭徹底把法國人趕出中國去。
接到這些信件，曾國藩動搖過，這何嚐不是一個好方法呢？如果能夠借天津教案這根導火索燃起全民的熱情，把法國徹底趕出中國去的話，那麼其他各國以後就不敢在中國的土地上太過狂妄了。
可是，曾國藩最終卻打消了這個念頭，為什麼？原因有三：第一，因為曾國藩知道，大清朝已經腐敗到心裏了，它再也經不起折騰了。
他隻想在自己有生之年，看著大清國還在，就算以後到了下麵，見到了對自己恩重如山的道光帝，曾國藩也可以問心無愧地說自己是個忠君的臣子，可以向道光帝說自己的一生都奉獻給了大清國，自己也就問心無愧，死而無憾了。
第二，清政府的一把手慈禧更是一個不願折騰的人。隻要她一個人能夠安安穩穩地活著，對她來說讓自己的臣民吃點苦也是應該的。誰讓我是他們的太後呢？
第三，如果清政府趁法國內亂向法國開戰，那麼已經和法國形成聯合的其他六國，會眼看著法國人挨打而不管嗎？要知道，他們雖然有利益上的紛爭，但是從對華侵略的整體利益上看，他們的關係還是息息相通的呀！如果他們七國聯手，到時候遭殃的還是人民群眾。雖然，中國的愛國分子都不怕死，可是，不怕死並不意味著不死！所以，如果真的打起仗來，最終受苦的還是百姓。
上述三個原因最終決定了曾國藩選擇了議和，而不是發動戰爭。
既然要選擇議和，那麼就要雙方達成共識，當然最主要的是讓法國人滿意。
於是，曾國藩在調查清楚了天津教案的緣由之後，向法國人發出了第一輪談判的邀請。
雙方代表：直隸總督曾國藩和法國領事館大使羅淑亞。
雙方後台：搖搖欲墜的大清政權和兵強馬壯的七國聯軍。
談判內容：一如何處置鬧事民眾，二賠償法國和其他各國多少銀兩。
談判第一回合：羅淑亞極力要求曾國藩嚴厲處置“暴民”，緝拿凶手、禮葬豐大業。曾國藩據理力爭，指出，天津教案發生的直接原因是法國領事豐大業先向中國官員開槍，從而激起了民憤，而不是中國民眾先群毆豐大業的。所以是法國人先挑起事端的。
對方啞口無言。即便如此，曾國藩還是表示，他將按照政府的意思嚴懲鬧事民眾。
於是，雙方進入第二回合。
羅淑亞提出，清政府要酌情賠償法國教堂被燒的損失和重建所需的費用，而且提出，賠償一定要合理，但是具體要清政府賠償多少，並沒有說明。
曾國藩表示這些都可以做到，但是，他首先要向清政府請示。
很好，雙方沒有發生激烈的衝突，也沒有惡語相向，雙方握手言和。第一輪談判就此結束，雙方各自回家。
可是談判才剛結束的第二天，曾國藩正準備向清政府彙報談判內容時，羅淑亞突然與英國公使威妥瑪聯名修書一封給曾國藩，公然指責曾國藩沒有談判的誠意，對於法國方麵提出的要求都沒有明確回複。
同時明確指出，他們向清政府索賠50 萬兩白銀，並要求處死“暴民首領”天津道員周家勳、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總兵陳國瑞。並威脅說，如果他們的這些條件在10 天之內得不到兌現，他們就會啟動法國第三艦隊和英國的加爾各答艦隊，炸平天津，攻進紫禁城。（出自莫爾斯·霍錫阿·巴勞：《中華帝國國際關係》）怎麼辦？本來還溫文爾雅的羅淑亞怎麼回去之後就立馬像變了個人兒似的呢？其實歸根結底還是因為人家腰杆硬，有強大的軍艦做後盾，如果沒有英軍與他們聯合，他們敢這麼囂張嗎？
看來，不僅國內戰爭是這樣，國際戰爭更是這樣。沒有強大的武力和軍隊做後盾，誰都不要去幻想什麼公平，否則隻會搞得自己太受傷。
對於這些道理，曾國藩比誰都明白，它們就像曾國藩的血液一樣，同曾國藩同在。所以，曾國藩最終選擇忍辱求和也是一種必然，隻是即使曾國藩有這個心，但是如果清政府有骨氣不同意，那麼曾國藩的想法隻能爛到肚子裏。
於是，曾國藩隻好轉告清政府英法兩國大使的要求了。但是，就在曾國藩的信件還沒有寄到北京的時候，英法兩國大使的公文已經早一步“跑”到北京來了，朝廷正在為這件事發愁呢。
曾國藩指出，英法兩國大使的要求雖然過分，但是如果不答應他們的要求，萬一他們真要開著艦隊打過來，麻煩可就大了。不過，天津道員、知府和知縣也確實沒有犯什麼大錯，如果把他們處死可能會引起公憤，不如先讓他們回老家避風頭，關於賠錢的事可以再商量。
誰知英法兩國大使態度強硬非要清政府給出處理天津道員、知府和知縣三人的方案。無奈，曾國藩隻好將他們三人押送京城，接受朝廷的處置。此外，英法兩國大使還提出，中國“暴民”打死了20 個洋人，就要中國殺死20 個“暴民”償命。
可是，法不責眾的道理誰都知道，更何況在當時那麼混亂的情景中，大家情緒都很激動，很難說誰是打死人的凶手。所以曾國藩一時之間根本就不知道這20 個人到底要去哪裏找。
正在曾國藩為難的時候，有人向清政府提出，法國國內正在內戰，應該趁機向法國宣戰。而曾國藩極力反對開戰。他指出，就算這一仗大清國打贏了，但是當法國內戰平息了以後，萬一他們又跑來報仇怎麼辦？這戰爭一打起來可就沒個頭了，到時候大清更沒有一天安寧日子可過了。
為了避免節外生枝，曾國藩隨即對天津教案作出了處理，革職並流放天津的知府、知縣，捕殺20 名“暴民”為洋人償命，並流放25 名氣焰囂張的“暴民”，以儆效尤，同時支付英法兩國撫恤費和賠償財產損失共計49 萬兩白銀，並應英法大使的要求，派崇厚為代表組成中國“謝罪團”前往法國馬賽向法國政府道歉。
曾國藩的處理方案一出台立馬引起了中國朝野上下一片憤怒，無論是鄉間野老，還是曾國藩的至交和家人都對曾國藩的做法表示反對。他們一致認為，曾國藩這麼做簡直就是忍辱求和，就是賣國，簡直要把中國人的臉給丟盡了。
一時間全國上下幾千萬人似乎都在罵一個人那就是—曾國藩。甚至有民眾指出，清政府不應該答應曾國藩這樣處理天津教案，否則就隻能說明清政府是在集體賣國。
很好，慈禧要的就是這個效果，隻要有人成了天津教案的替罪羊，那麼清政府就有了脫身的機會。針對全國這麼緊張的形勢，曾國藩真是身心疲憊，自己不辭勞苦換來的就是一個千古罵名。曾國藩簡直絕望到了極點，又加上他有病在身，於是，隻好請求清政府另派“高人”前來處理天津教案。於是清政府立馬決定回調曾國藩，改派丁日昌前去天津重新處理天津教案。
清政府這麼做無疑是在向全國人民告白，曾國藩的賣國行徑和他忍辱求和的處理方案純屬他的個人行為，和清政府無關。同時也是在向群眾表示我們大清政府是不會集體賣國的，我們還是有自己的尊嚴的，大家不要因為曾國藩是朝廷命官就否定了大清政權。
話說得很好，理由也夠充分。可是，曾國藩的處理方案難道真的就隻能代表曾國藩一個人的意思嗎？如果清政府堅決反對曾國藩這麼處理天津教案，那麼曾國藩最終就不會作出這樣的處理。畢竟曾國藩隻是清政府手中的一顆棋子，他們要讓曾國藩往西，曾國藩就算是想往東，他也得往西呀。所以說慈禧太後夠聰明。
作為一國最高權力的擁有者，慈禧不點頭的事估計沒人敢做，曾國藩也不例外。更何況當時曾國藩的湘軍已經名存實亡，雖說淮軍正處於發展階段，但是曾國藩很清楚，淮軍姓李，不姓曾，所以曾國藩當時所能做的就是老老實實地聽從朝廷的安排。
或許有人說我的解析太過於主觀，那麼先讓我們看看朝廷改派丁日昌重新處理天津教案以後，李鴻章的處理又是什麼樣的。
抑鬱而終
丁日昌，廣東豐順縣人，時任江蘇省“省長”（前任江蘇省“省長”李鴻章早在官文被調回北京後，被任命為湖廣總督了）。
丁日昌來到天津以後，不僅沒有對以前曾國藩的處理表示不滿，反而大肆替洋人修築教堂，極力討好洋人。同時他還安慰曾國藩說，隻要天下太平，隻要洋人能夠消停，老百姓的罵聲頂個屁用，根本影響不到咱們升官發財。
可是，丁日昌可以不在意世人的謾罵，而曾國藩不能。曾國藩是一個出身中小地主家的讀書人，從小就開始學習孔孟儒家思想，他是一個要臉麵的人，更是一個很在乎名聲的人，他一生最大的追求就是能夠做到忠君愛國。如果不是這樣的話，曾國藩早就在湘軍發展壯大的時候舉旗造反了。所以，天津教案的打擊對曾國藩來說是致命的，它讓曾國藩失去了努力了一輩子的名聲。
當然，丁日昌這麼猖狂的賣國求榮的舉動勢必會引起人們更強烈的愛國熱情。
為了控製局麵，清政府隻好改派李鴻章前去處理天津教案。
李鴻章到達天津之後，對曾國藩的處理方案並沒有作出太大的改動，隻是把原來的處斬20 名“暴民”改為16 名，並將其中4 名緩期執行。
從表麵上看，李鴻章的處理要比曾國藩的處理稍微輕了一點兒，然而事實上本質都是一樣的，李鴻章聰明的地方就是讓其中4 個人多活幾天罷了。而對天津地方官的處理比曾國藩還要狠，直接由慈禧太後欽判張、劉二人發配黑龍江。
從整體上看，李鴻章的處理跟曾國藩的相比，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可是，世人對曾國藩的憎恨好像要遠遠超過李鴻章，這是為什麼呢？因為，在人們眼中，第一個做錯事的人往往是不可原諒的，因為他開了一個錯誤的先河。就算李鴻章效法曾國藩，人們都會認為如果沒有曾國藩犯錯在先，說不定李鴻章就不會學他老師這麼賣國。是的，曾國藩開了一個處理天津教案的頭，可是後來的兩位朝廷命官的表現也並沒有比曾國藩高尚多少呀。無論曾國藩再作什麼樣的努力，都改變不了他在人們心中埋下的仇恨。以前曾國藩在各地所做的詩畫、匾額等，隻要題有曾國藩名字的大多都被人們撕破、砸爛、吐口水或是用腳踩。一個人如果活到這份上，那麼他活著還有多大意思呢？曾國藩真想一死了之。
可是，無論如何天津教案總算得到了和平解決，而且沒有引起什麼大亂，這對曾國藩來說也算是一種安慰吧。
曾國藩離開天津以後本想直接回保定，但是鑒於民眾反曾呼聲太高，清政府隻好讓曾國藩回江寧繼續去做他的兩江總督，而直隸總督的職位則由李鴻章擔任。
對於調到哪裏，或是任什麼官職對曾國藩來說已經不重要了，因為他奮鬥了一生贏得的名譽已經毀於一旦了。做什麼官，任什麼職，都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曾國藩再也找不到可以慰藉心靈的東西了。他已經成為了一個沒有靈魂的軀殼了。慈禧調他去哪裏，他就隻能到哪裏去了，他已經無力拒絕了。
他已經不知道在今後的日子裏他還可以靠什麼繼續支撐自己的生命，因為他的精神已經沒有了依托，理想也已經失去了出口。他突然間仿佛陷入了深深的絕望，他看不到希望，也找不到方向。他一個人隻能在無盡的黑暗裏，無聲地呐喊，喊什麼就連他自己都聽不見了。離開天津以後，曾國藩又回了一趟北京向兩宮太後和皇上道別，也算是曾國藩同北京城作了最後的訣別。
到了北京以後，曾國藩才知道，就連走，他都不能走得輕鬆自如。因為朝廷之所以讓他回任兩江總督，是因為前任兩江總督馬新貽剛剛被刺身亡。這就是曆史上存在諸多疑點的刺馬案，也是電影《投名狀》的曆史依據。
慈禧調曾國藩回江寧，一是為了讓曾國藩遠離天津，二是為了填補兩江總督的職位，三是為了調查馬新貽遇刺身亡的內幕。
回到江寧以後，曾國藩的身體更是大不如從前，有時他的兩隻眼睛幾乎都看不清楚東西，還經常出現眩暈。可是為了完成使命，他隻好勉強振作精神著手去查刺馬案，可是刺馬案並不像一般的案件那麼簡單。
表麵上看事情很簡單，兩江總督馬新貽在回總督府的時候被一名手持短刀的男子張文祥一刀捅死了。事後，這名男子並沒有逃跑而是老老實實地就地伏法了。
如果馬新貽是一個普通人，一刀被人捅死，也就算了。可他是堂堂大清朝的從一品大員，怎麼可能這麼簡單地被一個普通男子捅死呢？太不可思議了，這件事的背後一定蘊藏著巨大的陰謀。明明知道這件事背後一定另有玄機，但是，曾國藩也不能把這其中的玄機公諸於世。一是為了顧及大清的臉麵，二是為了粉飾太平。
據張文祥交代，他之所以刺殺馬新貽是因為他們之間的一段個人恩怨。
他曾經同馬新貽以及曹二虎三人是金蘭兄弟，後來馬新貽看上了曹二虎的老婆，就動了邪念，將之占為己有。後來被張文祥發現以後，張就告知了曹，二人多次討論過如何處理這件事。後來，馬新貽先下手為強殺死了曹二虎，張文祥則成功逃脫。為了懲治無情、無義的馬新貽，張就密謀了這場刺馬案。
從這上述兩個原因中來看，馬新貽的案子都不能鬧得太大，雖然他是個總督，但是對於他的死，朝廷隻能草草結案。
這正是曾國藩想要的結果。因為，曾國藩在調查這件案子的時候發現張文祥的供詞並非句句屬實，而且他還發現，這件事很可能與湘軍有關。如果繼續查下去可能還會牽連到自己，與其最終搬石頭砸自己的腳，不如糊塗結案。於是，刺馬案就這麼永遠地成了一個迷。雖然，在調查刺馬案的過程中多少讓曾國藩暫時地忘了一些煩惱，但是刺馬的內幕卻又讓曾國藩受到了一些刺激。
通過刺馬案，曾國藩再次確信了大清朝的末日真的不遠了。此外曾國藩也深深地為湘軍憂慮起來，10 年、50 年以後湘軍會走向什麼樣的一條道路呢？ 50 年以後，天下還是大清的天下嗎？一切都不可預知……可以明確的是，經曆了失望、困惑、痛苦、折磨以後，曾國藩陷入了深深的絕望之中。最後懷著深深的憂慮，他終於倒下了。
這一天是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曾國藩在江寧兩江總督府，突然肝病發作，兩眼失明，肢體偏癱，最後不治身亡，享年61 歲。
這位曆經滄桑的老人再也承受不住大清朝敗落的速度了，他在陷入了深深的絕望之後，無奈、無力、不甘又痛苦地離開了人間。
曾國藩死後，朝廷對他的一生作出了很高的評價，追贈他為太傅，賜諡號為文正，並準許曾國藩的雕像進入北京的昭忠祠和賢良祠，而且還專門派人在湖南和江寧為曾國藩建立都祠堂。此外，政府還關照“國家文化局”為曾國藩作了傳。
大清朝的確應該好好地嘉獎一下曾國藩，至少在他死後應該好好地嘉獎他一番。如果不是這個漢人，大清朝真有可能被太平天國給滅掉，還很可能更早地步入被各國瓜分的困境。正是有了這個漢人的忠誠，大清朝才可以勉強殘喘了50 年。
或許，有人會說像大清這樣腐敗的政府，早該被推翻了，曾國藩當年就應該直接去造反。可是咱們都不是曾國藩，曾國藩他有自己的一套為人處事的原則，他追求的是忠誠，忠誠得寧願做大清的幫凶，也不願同自己的主子翻臉。
這是曾國藩的局限，也是曾國藩的追求，就像一個母親明明知道自己的兒子經常做壞事卻不能用雙手殺死罪惡的兒子，所以她痛苦。曾國藩在死之前也是痛苦的，但是曾國藩的痛苦是絕望的。因為在人們的眼中他是一個賣國賊，是一個殺人狂，這些都是曾國藩致命的傷，所以曾國藩的死是因為他的心先死了。
雖然曾國藩已經去世了100 多年，但是，100 多年以後，人們並沒有因為他曾經的過錯而否定他對後世的其他影響。畢竟像他這樣的一位晚清官至極品的漢臣並非浪得虛名，他遺留下來的很多東西值得後人借鑒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