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觀地說，吳江的自然條件絕不算差，但正所謂“江南膏腴，財稅重地”，當地老百姓的負擔也十分沉重。當時就有這樣一句話，“天下財賦首東南，東南財賦首蘇州，蘇州財賦首吳江”。吳江為天下財賦之首，這話雖然略顯誇張，但江南各縣是朝廷稅賦的重中之重卻是不爭的事實。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朝廷正稅之外，胥吏貪占盤剝，百般擾民，也是曆任官員難解的痼疾之一。
對於基層吏治的種種要害，郭琇早已了然於心。他上任不久，即推行一種新的征稅辦法，這就是後來的“版串法”。“版串法”的具體操作方法是：每年開征前，官府必須先將納稅單發到農戶家中，納稅單上列明每家每戶應繳納漕米及折銀數額，單子（又稱串票）共分十限，農戶完成幾成，就發給幾限版串。等十限全部完成，版串即全部發完。如此一來，農戶的繳賦憑證就是串單，衙門胥吏也就難以找到欺詐的空間。
正當郭琇在吳江興利除弊，搞得有聲有色之時，餘國柱於康熙二十年（1681）從京師轉任江寧巡撫，成為郭琇的上司。餘國柱是湖北大冶人，順治九年（1652）進士。他在戶部任官多年，頗具才幹，不過也難免喜好財貨，並與明珠結為一黨。餘國柱上任後，各項陋規變本加厲，江蘇各府縣雖然叫苦不迭，但為了保住官位，這些官員就把負擔轉移給了老百姓。
此時，身為吳江縣令的郭琇雖然管得了手下的衙役，但對於頂頭上司餘國柱卻無可奈何，隻得左右周旋，盡量滿足餘國柱的要求。如此一來，“羊毛出在羊身上”，郭琇自己雖然未必貪墨，但老百姓的負擔卻沒有減輕。在他們看來，郭琇做“好官”也就是一時，現今也不過是隨波逐流，泯然眾官矣。
所幸的是，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原內閣學士湯斌接任為江寧巡撫，這也成為郭琇一生仕途的轉折點。據《嘯亭雜錄》中說，湯斌上任後，他在基層巡察時發現上任的貪腐之風對地方危害很大，其中也有一些對郭琇不利的傳言。不過，湯斌畢竟是理學名臣，而非性急之人。他經過一番認真調查，認為郭琇的品性能力都很不錯，一時口碑不佳也是事出有因，如能正確對待，改過自新，未嚐不可以成為一個好官。
於是，湯斌將郭琇召至省城，兩人進行了一次長談。在湯斌的人格魅力感召下，郭琇也承認說：“向來上官要錢，卑職無措，隻得周旋而已。如今大人一清如水，卑職何敢再貪？”
湯斌，是學者，也是名臣，其為人自律，為官極重操守。如果不是他的出現，郭琇的後半生難免與貪官沆瀣一氣，最終以貪官麵目收場。弄不好，他還可能因為貪腐而鋃鐺入獄，最終身敗名裂，為天下笑。但幸運的是，湯斌的這次“誡勉談話”改變了郭琇的命運。
從省城回吳江的路上，郭琇決心痛改前非，和過去做個了斷。回到縣衙，他立即召集下屬及衙役，令眾人打來幾十桶清水，將衙門廳堂衝洗一新。之後，郭琇對眾人鄭重宣布：“前令郭琇已死，今來者又一郭琇也。”眾人不解，郭琇解釋說：“從今以後，我郭琇要做一清官、好官，絕不與貪官汙吏同流合汙，各位也要好自為之！”後來的京劇《郭琇洗堂》，即生動地再現了這一故事。
所謂“知恥者近乎勇”，郭琇的“洗堂”也就是“洗過”，這是一種幡然醒悟、棄惡從善的宣示，但此舉是不是作秀，還得用後來的事實來驗證。之後，郭琇不僅對自己高標準，對下屬也是嚴要求，並且對於上司的索賄與潛規則，也是一律說“不”。
當時，有位叫楊捷的提督駐紮吳江督修戰船。其派人向地方索取財物，但遭到郭琇的嚴詞拒絕。楊捷大怒之下，竟令人綁縛縣吏，迫使郭琇前來交涉。之後，楊捷自以為軍權在握而對郭琇出言不遜乃至於破口大罵。郭琇義憤填膺之下，出其不意擊其麵頰，竟然一掌將楊捷打入水中。這下，提督大人也知道這位吳江縣令的厲害了。此外，還有知府向郭琇索賄，被拒後則羅織各種罪名相威脅。郭琇憤然相告：“此等盜賊之事，吾不為也！”最終，這位知府也是無可奈何，隻得悻悻然而去。
據《清史稿》中的評價，郭琇在吳江任內“材力強幹，善斷疑獄，征賦行版串法，胥吏不能為奸。居官七年，治行為江南最”，是其他州縣官所不可及者。當然，郭琇敢於如此強硬，和湯斌的支持也有著莫大的關係。康熙二十五年（1686），在湯斌的舉薦下，郭琇升任江南道監察禦史，由此成為名震天下的“鐵麵禦史”。
由於出仕較晚，郭琇升任禦史時已年屆半百，但他仍舊敢於任事，銳氣不下壯年。結果，上任不到兩年，郭琇就連上三疏，相繼參倒河道總督靳輔、大學士明珠和南書房近臣高士奇，誠可謂“直臣之風”，“天子為之改容，舉朝為之失色”，一時號稱“郭三本”。
當然，禦史得名雖速，但本質是得罪人的活兒。所謂“盛名雲集之時，毀言亦隨而至”，不說被罷職的大臣，就是那些餘黨，也同樣對郭琇恨之入骨，必欲去之而後快。
康熙二十八年（1689），監察禦史張星法上疏彈劾山東巡撫錢玨貪墨瀆職，後者上奏辯解時，其中提到郭琇曾私信保舉即墨知縣，因被拒而指使張星法挾嫌糾參。被卷入此事後，郭琇上《剖明心跡疏》，其中承認寄書錢玨薦官之事，但說自己指使張星法彈劾錢玨則絕無此事，其抗辯曰：“某為總憲，豈不敢參一巡撫，而假手禦史耶！”最終，因為寄書一事坐實，郭琇被擬革職，康熙以其平日耿直敢言，改降五級調用。
次年三月，曾被郭琇參劾的佛倫出任山東巡撫。他在報告山東政情的密折中，稱郭琇之父郭爾標原係賊匪，欺君罔上，朝廷給予的誥封應予追奪。康熙接報後十分不悅，但考慮到郭琇剛剛參奏明珠、佛倫等滿大臣，如果立予懲罰，未免讓人覺得是為滿洲報仇，因此批示佛倫暫不追究。事後，吏部推補郭琇為通政司參議，康熙不同意而命“改推”，但未及改任，即命以原降之級休致。
在別人眼裏，郭琇落得無官一身輕，但在仇人眼裏，這正是落井下石的好時候。佛倫等人見郭琇已經失去聖眷，於是再次上疏攻擊郭琇身為休致之員，其潛藏京師而不回原籍，實際是圖謀複出。另外，江寧巡撫洪之傑為取悅滿員上官而拋出“兵糧案”。這是當年郭琇任吳江縣令時，縣丞趙炯徑取漕糧兩千三百餘石而致虧空。事後，郭琇已派家人代買米還倉，但仍於當年七月被押赴江寧聽訊。
由於審案人員對郭琇心存惡意，他們不是去追查“兵糧案”的主角趙炯，反而對接管趙炯印結的代理知縣張綺梅大刑侍候，企圖逼迫他供認是郭琇造成的虧空。經過多次夾訊，張綺梅仍抗刑不屈，江寧士民都為之抱不平。事後，郭琇之妻屈氏泣血草疏，率一仆、一婦、一驢入京喊冤，朝野內外，多有不平者。事情鬧大後，康熙得知一些人企圖置郭琇於死地，於是特別恩準放免郭琇回籍。
中國有句古話說得好，“月滿則虧，水滿則溢”。在短短三年內，郭琇因敢言而擢升高位，又因開罪群臣被構陷驅逐，真是“成也三疏，敗也三疏”，其間九死一生，不堪回首。遭此摧折後，郭琇回鄉蟄伏九年之久。在此期間，他非但閉門不出，而且謝絕親友來訪，人罕識其麵。如此，昔日直聲震天下，敢與權貴鬥短長的“鐵麵禦史”，已經形同隱士矣。
直到康熙三十八年（1699），郭琇的命運才出現轉機。當年，康熙南巡至吳江地界時，萬餘百姓於路旁口頌昔日郭琇為官之德。康熙大為詫異，而令侍臣傳旨詢問：“從前郭琇為官可好？”萬民齊聲回奏：“好！”
回鑾途中，康熙特令郭琇迎駕於德州。消息傳出，當地民眾一片歡騰。郭琇的進士同年、縣令盧道悅記載道：“同年郭華野來德州接駕，父老想望其風采，於道路上聚集觀望，以致車馬不能前行。”事後，盧縣令也不免感歎道：“從前史書記載，司馬溫公（司馬光）赴闕，衛士加額呼司馬相公，百姓遮道聚觀，以致馬不能行。如今郭華野前來，竟與司馬溫公同。”
德州召見時，康熙當著眾多隨行官員的麵對郭琇大加褒揚：“朕幸江南，吳江百姓時隔多年仍感念郭琇，可見確實是個好官。”回京後，康熙決定重新起用郭琇並發布上諭：“原任左都禦史郭琇，此前為吳江令，居官甚善，百姓感頌至今。其人有膽量，可授湖廣總督。”
趁著進京入覲的機會，郭琇向康熙當麵痛訴：“臣父郭爾昌係即墨縣學癢生，郭爾標為隻身光棍，並無妻室，何有子嗣？且臣祖父因郭爾標之亂而身亡，我怎能指仇為親？這實在是佛倫誣臣欺君！”康熙聽後，心結遂解，隨後將之前的誥封全部賜還，並嚴斥時為大學士的佛倫，令其以風聞引罪。
郭琇上任湖北總督時，時年已過花甲。不過，年歲漸高的他，魄力倒是不減，其在任期間，大力整頓吏治，清除弊政，湖廣百姓大受其益。尤其難得的是，郭琇仍不改剛直之氣。他剛一上任就參劾“襄陽知府貪酷”，接著又上疏參“興國州知州、嘉禾縣知縣貪劣”，一時間，湖廣“墨吏望風解綬”，貪腐之風頓時銷聲匿跡。
郭琇是康熙朝中期的督撫大員，康熙對他的作為是滿意的。據記載，當時康熙所倚重的有四人，即“湖廣總督郭公、北直巡撫李公、江南總河張公、廣東巡撫彭公”，在康熙眼裏，“四臣皆持正清廉”，“朝政大者，往往馳驛而谘焉，唯其言是采擇，天下號‘四君子’”。
這四人，即直隸巡撫李光地、廣東巡撫彭鵬、河道總督張鵬及郭琇四人。某次，河南巡撫徐潮赴任時，康熙即以郭琇的例子告誡他：“你去河南，隻要像郭琇一樣為官，不但會成為今日之名臣，即便後世也會對你敬仰有加。”康熙四十年（1701），郭琇自感精力衰退而以老病乞休，康熙降旨挽留，曰：“卿才品優長，簡任總督，正資料理，照舊供職，不必以衰病求罷。”不久，已覺不支的郭琇再次以病乞休，康熙為之感歎道：“琇病甚，思一人代之而不可得，能如琇者有幾人耶？”
次年，郭琇最終去職，返回即墨故裏終老。康熙五十四年（1715）三月初七，郭琇因病去世，年78歲。乾隆四年（1739），郭琇被列入即墨鄉賢祠和吳江名宦祠。
對郭琇與明珠的一段公案，乾隆曾有一段評價，說明代嚴嵩、溫體仁等竊弄威福、陰排異己、潛害忠良，舉朝側目而無可奈何。明珠雖為閣臣，勢力甚大，而郭琇抨擊甚力，“使明珠果能如明季諸奸之箝製言路，則郭琇矢口之間，早已禍不旋踵。……郭琇因此一疏，遂以鯁直受知，不及二年，即由僉都禦史洊擢都禦史，不聞明珠之黨有能為之抑沮者”。
乾隆以郭琇經曆作為本朝清明勝過前朝的案例，不免有文過飾非之嫌。事實上，郭琇因“三大疏”起家，又因“三大疏”招禍，雖說未遭明珠陷害，但又豈能逃過佛倫之暗算？其風光固然一時，蹉跎卻是半生，這也是為耿直的性格買單，為剛直的品質付出代價。對此，《清史稿》在為郭琇作傳時也不免感歎：“直道難行，不其然哉！”
然而，話又說回來，直臣難得，直道可貴，無論朝堂還是百姓，都需要郭琇這樣的人來激濁揚清，匡扶正義。但問題是，如何才能發揮直臣的作用，並加以保護呢？這又是另一個問題了。
最後要說的是，電視劇《康熙王朝》中雖然沒有出現郭琇這個人物，但他的一些事跡確實體現在李光地的劇情上。就這點而言，《康熙王朝》中的李光地更像是禦史郭琇，而不是曆史上的大學士李光地。至於真實的李光地是如何情況，請看下文。
4.亦師亦友：李光地聖眷正隆
李光地在電視劇《康熙王朝》中的戲份兒不輕，人物性格也堪稱飽滿，給觀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劇情而言，李光地是在收複台灣時出場的。當時容妃帶著藍齊兒格格回鄉省親，李光地領著因“遷界禁海”而受害的孤兒們攔路喊冤，由此邂逅藍齊兒並有了後續的故事。
之後，李光地被送去參與博學鴻儒科考試而受到康熙的重視，隨後又回到福建輔助姚啟聖收複台灣並舉薦施琅為主將。在立下不俗的功業後，李光地在朝中的地位迅速上升，康熙也認可了他與藍齊兒的戀愛關係。但劇情峰回路轉，噶爾丹進京時看上了藍齊兒，康熙為了拖住這個草原勁敵而不惜答應了噶爾丹的要求，李光地與藍齊兒的故事戛然而止。
為了補償李光地，康熙將李光地升為朝廷重臣，但後者很快因卷入索額圖與明珠兩大權臣的黨爭而一度被整得死去活來。最終，李光地利用康熙與權臣之間的矛盾而扳倒兩大對手。在索額圖、明珠都倒台後，李光地卻被發往台灣，康熙說他“用來懲惡則當之無愧，但用來行善，卻未免心腸太毒”。盡管康熙答應給李光地在京城外留三尺黃土下葬，但李光地卻要求從此駐守台灣，永不回來。
電視劇中，李光地的故事是完整的，可謂情節跌宕，有始有終。然而，這個李光地隻能說和禦史郭琇有幾分神似，和曆史上的大學士李光地幾乎沒有重疊。事實上，李光地出生於明朝崇禎十五年（1642年，清崇德七年），而康熙出生於順治十一年（1654），兩人年齡相差正好一輪，說他差點兒成了康熙的女婿，這個未免太過誇張了。
對於電視劇中的李光地，觀眾評價褒貶不一，有稱頌他忠君愛民的，也有讚揚他耿直敢言的；有為他抱不平的，也有認為他太過狠毒的。就此而言，曆史上的李光地也同樣如此，有人評價他是清朝大儒、康熙密友，也有人說他賣友求榮、實為“假名臣、真小人”。
追根溯源，李光地之所以在後世風評不佳，很可能與乾隆朝全祖望給他的惡評有關。後者在一篇名為《答諸生問榕村學術帖子》的文章裏，稱李光地“初年則賣友，中年則奪情，暮年則居然以外婦之子來歸，足稱三案”。作為全祖望的崇拜者，梁啟超亦拾其牙慧，曰：
“其純然為學界蟊賊，煽三百年來惡風，而流毒及於今日者，莫如徐乾學、湯斌、李光地、毛奇齡。……光地賣其友陳夢雷，而主謀滅耿、鄭，皆坐是貴顯。然斌之欺君，聖祖察之，光地之忘親貪位。彭鵬閩人，給事中，與光地同鄉，劾之，即微論大節，其私德已不足表率流俗矣。”
全祖望人稱“謝山先生”，浙江鄞縣（今寧波）人，是乾隆朝知名學者，其於乾隆元年（1736）中進士，入翰林院為庶吉士。在同年舉行的博學鴻詞科考試中，其因被人舉報“不忘有明”而被取消考試資格，所幸有名臣李紱援手，這才得以幸免於難。之後，在翰林院庶常館的散館考試中，全祖望被列為最劣等，由此仕途拗斷，再不為官。
從全祖望的經曆來看，很難說他對清廷沒有怨憤之心，而對於李光地的發達與盛名，若說他出自羨慕嫉妒恨，似乎也屬人之常情。此等逆反情緒，被清末革命黨之健將章太炎、劉師培及“貌為保皇、實為革黨”的梁啟超所繼承並發揚光大，實屬應有之義，邏輯上並不違和。類似的人物品評，就像全祖望那篇名為《答諸生問榕村學術帖子》的文章，其名為學術，實際上都是對李光地的人身攻擊，而其中所謂“三案”，實際上構成了近代學人鄙薄李光地的主要來源。
既然說到“三案”，那就有必要追根溯源，將這問題一一厘清。先說“外婦之子來歸案”。在電視劇《康熙王朝》中，索額圖拿住了李光地的一個把柄，那就是他在丁憂期間狎妓，後者育有一子，而這時也是李光地與藍齊兒情書往來的期間。這一情節，雖然加入了一定的戲劇成分，但來源或許就是這個“外婦之子來歸案”。對於這件事，曆史上的李光地並不承認，或許他年輕時確實狎過妓，甚至還真有可能讓妓女懷孕。但問題是，為何等到他暮年以後，這個私生子才來認祖歸宗？出於種種疑問，李光地將這個自報家門的“親生骨肉”拒之門外，絲毫沒有要認回的意思，似乎這也是一般男人的正常反應。畢竟，在當時的年代，狎妓並不是什麼大事而無非是個人小節，但突然冒出一個“兒子”，這就不得不慎重了。
關於這一問題，也有學者多方考索後認為，李光地的“私生子”一事僅為“市井浮說”，“捕風捉影，並無充分依據”。換言之，這事從頭到尾根本就不存在，種種傳說流言潑髒水，沒法細究，也沒有細究的必要。
至於“賣友”一案，當時也稱“蠟丸案”，倒有深究的必要。“蠟丸案”發生於三藩之亂期間。當時李光地與既是同鄉也是進士同年的陳夢雷一起回鄉省親。後來耿精忠據福州反叛清廷，陳夢雷因家在省城而被脅迫接受偽職，李光地一度也被“請”到福州，但很快托詞“父病”而離去。
事後，據陳夢雷所言，他與李光地密畫平閩機宜，再由李光地派人將此計策用蠟丸帶出福建，由此奏得大功。然而，在耿精忠兵敗後，陳夢雷被清算並流放遼東，其原因是李光地在“蠟丸疏”中並未將陳夢雷列名而獨吞此功，是謂“賣友”。
當然，以上說法隻是陳夢雷的一家之言。蠟丸獻書固然是事實，但其中究竟有沒有陳夢雷的參與，卻是兩回事。從內容上看，李光地的“蠟丸疏”是建議清軍先攻江西贛州，做進軍廣東狀，然後突然揮師向東，由汀州攻福州。而陳夢雷說的卻是先攻杉關，再由杉關直取福州，兩者的差異十分明顯。
從時間序列來看，“蠟丸疏”一事發生在康熙十四年（1675），但陳夢雷直到康熙二十五年（1686）才提及此事，此時距其遣戍也有4年之久。而從“蠟丸疏”的內容看，其中有“漳州守臣黃芳度嬰城固守，以待大師，此不可以不救”之語，而漳州於康熙十四年（1675）五月被鄭經派兵圍困，至十月城陷，則由此可以推斷“蠟丸疏”寫作時間為康熙十四年（1675）五月至十月之間。但這段時間，李光地與陳夢雷並沒有交集。
此外，陳夢雷在被發遣時，刑部侍郎杜肇餘曾問他：那時你老先生在福州，李在安溪，中間關津頗多，老先生有此蠟丸稿，如何得達與李老先生，或是他差某人來，老先生差某人去，將此人指出姓名來就可以質審。陳說：李差人來偶然不曾問姓名。杜又問他幾句，陳不能答。陳又對大學士魏象樞說李光地絕情。魏說：朝廷將此案淩遲七人，殺十餘人，而老先生得生全出關，誰之力也？朋友上本，至以百口相保，亦雲厚矣。如果有冤，頭上青天必有昭雪之日。陳說：李上本何不將我進蠟丸稿說上？魏說：蠟丸事老先生自言亦無憑證，誰敢以無憑證事為君啟奏？如此一來，陳夢雷亦無話可說。
實際上，在陳夢雷對李光地發《絕交書》後，此事影響麵頗大。就連康熙也對李光地起了懷疑之心，並曾多次詢問此事。然而，即便陳夢雷得見康熙，也未能為自己洗刷罪名，畢竟附逆事實俱在，無可辯駁，而“蠟丸”一事，實無憑據可言。當然，也有人說，陳夢雷一再撕咬李光地，一則是為李之政敵（徐乾學）所鼓惑利用，二來也有攪渾水的嫌疑。作為朋友，李光地並沒有對不起陳夢雷的地方，後者因耿精忠案被判斬首後，還是李光地為他求情才得以免死遣戍。
“三案”中的“奪情案”，發生在康熙三十三年（1694）。當年四月，李光地之母去世，按製他得去職回鄉丁憂三年。然而，康熙卻以李光地“提督順天學政關係緊要”為由，令其“在任守製”，這也就是所謂“奪情”。在此情況下，李光地也是左右為難，一方麵他篤信儒學，深知守孝的重要性；但另一方麵，皇帝的命令他又不能違背。因此，李光地想了一個折中的辦法，那就是請假九個月回鄉為母治喪，以求兩全其美。然而，李光地低估了輿論的壓力，之後很快就有兩位禦史上奏彈劾他不守孝道。但康熙不為所動，仍堅持讓李光地在任守製。這時，同樣來自福建的工科給事中彭鵬隨後連上兩折，指責批評李光地迷戀權位，不肯盡孝。其指出：皇上要李光地在任守製不過是試探，皇上是不會讓臣子違背孝道的；如果皇上堅持讓李光地在任守製，那天下人都會認為皇上不守古製，同時也都會指斥李光地貪位忘親、司文喪行。
由於彭鵬的措辭非常尖銳，而且還把康熙與李光地同時推上了兩難之境。最終，康熙擔心天下人指責自己不守古製，但他又不想屈服於彭鵬的輿論壓力，於是下旨解除李光地的職務，但又不允許他回籍，而是在京守製三年。
如此一來，李光地被夾在中間，左右不是人。不過，從事實來看，李光地事母甚孝，其從步入仕途起，曾多次請假回籍侍奉父母，以致有人指責他頻繁回鄉，事親而不事君。這次事件如此鬧法，可真不是李光地的本意。李光地的“三大案”先說到這裏，下麵簡單地介紹一下他的生平經曆。李光地是福建安溪人，其家族在當地頗具影響，明朝時出過五名進士、十餘名舉人，並且也出過武職人員。在明末清初的動蕩時期，李氏家族有刀有槍、有兵有炮，是地方安全的重要保障力量之一。
李光地少年時，曾被綁架為肉票一年有餘，後經家族合力圍攻，大股盜匪被擊潰，這才得以安全回歸。之後，李光地勤於學業，於康熙三年（1664）鄉試中舉，康熙九年（1670）以二甲第二名進士入翰林院深造。康熙十一年（1672）散館考試後，李光地被授為翰林院編修，時年30歲，可謂風華正茂，前途無量。
李光地早年曾受陸王心學影響，後期以程朱理學為主，在翰林院學習期間，他曾受明遺老顧炎武、孫奇逢指教。在輔佐康熙研習學問方麵，李光地講授易學頗多，《周易折中》即為他總裁其事，後來又奉命續修《朱子全書》《性理精義》等。不過，康熙一向篤信程朱理學，而李光地早年曾受心學熏染，因而他編書時，康熙仍叫熊賜履給他把關，令李光地有些哭笑不得。
康熙十二年（1673），李光地被指派為會試同考官。這在新晉翰林中可謂極大的恩遇。同年五月，李光地南下省親，其間遭遇三藩之亂，後協助清軍平定福建有功而升為侍讀學士。康熙十七年（1678），李光地因父喪回籍丁憂，其間蔡寅在安溪反清複明，台灣劉國軒部攻陷海澄，進逼泉州。李光地因協助平亂而再次得到優敘，升遷為翰林學士。康熙十九年（1680）七月，守製已滿的李光地回京後，康熙諭示不必候缺，直接升為內閣學士。
康熙二十一年（1682），因母親在京不甚習慣，李光地請假送母回原籍奉養，其間舉薦施琅為收複台灣將領，對收複台灣幫助很大。康熙二十五年（1686），李光地回京後被授為翰林院掌院學士，同時兼任日講官、起居注官、經筵講官等職。次年，因母親患病，李光地請假回籍探望。
康熙二十七年（1688），李光地返回京城時，因正值孝莊太後喪期，禮部官員彈劾他途中遲延，吏部議降五級調用，被康熙降旨寬免。次年五月，因奏進文章不合聖意，康熙斥其假道學而降為通政使司通政使。當年十一月，李光地出任兵部右侍郎。
康熙三十年（1691）二月，李光地擔任會試副考官。康熙三十三年（1694）正月，以兵部右侍郎提督順天學政。當年，因母親去世而被奪情在京守製，李光地因此飽受士林輿論攻擊。
康熙三十五年（1696），李光地服喪期滿，官複原職。康熙三十七年（1698），李光地先後擔任工部右侍郎、兵部左侍郎，並以右副都禦史巡撫直隸。康熙四十二年（1703），以吏部尚書兼直隸巡撫。在任期間，李光地對治理永定河水患及兵製、官俸、蠲免錢糧等方麵屢有建言。
從以上經曆來看，李光地前期主要擔任學職，之後出任六部堂官及直隸巡撫，仕途上堪稱一帆風順。作為理學大師與康熙朝名臣，李光地一生謹小慎微，清廉自立，不愛財，不收禮，無論官品與人品均無可指摘。
李光地擔任直隸巡撫期間，旗人官員朝琦因治河不力而被李光地彈劾去職。後朝琦被調往山西，康熙曾召見他問：“直撫果不要錢乎？”朝琦答：“論他待奴才，將許多勞苦事不直陳於上，這是他的不是。若說操守，實是不要錢。守巡供米食物和零星用度是有的，若要此外送銀子及金銀器皿，不收；衣服或收件許，珠寶不收。”康熙又問：“汝何從而知之？”朝琦答：“奴才自己送過。看他手頭不足，送些銀子。渠雲：‘且拿去，我用著再來，此時不用。’各屬所送吃食收些，也不全收，他物概不收。”康熙聽後，點頭道：“我亦知道。……汝應好好做，為滿洲吐吐氣！”
李光地為官，另一個特點就是好推薦人才，其曾自謂：“生平見一好人，喜歡至不能寐，即一技之長亦然。與吾何與？生性如此也。……見人之善，如己之善；聞人之不善，如芒刺在背。”
因為受到康熙的恩寵，李光地總能選擇最佳時機、以最好的方式從容進言，而其為朝廷推薦的優秀人才，如施琅、徐元夢、德格勒、湯斌、陳瑸、朱栻、李紱等，都是康熙朝舉足輕重的人物。
而在其他官員相爭之時，李光地總是站在清官的一邊，如陳鵬年與阿山之爭，李光地保陳鵬年；張伯行與噶禮之爭，李光地保張伯行；此外，還有楊名時、趙申喬、何焯、惠士奇、梅文鼎等人，都曾得到李光地的幫助。李光地能救援清官，這不僅僅是同情心，同時也是操守、價值觀與膽量所在。如果換了明哲保身之人，恐怕也不會冒險去援手他人。
如康熙五十年（1711），方苞因“《南山集》案”牽連入獄。某日，康熙偶問南書房眾臣：“侍郎汪霖卒後，誰能作古文？”李光地趁機說：“惟戴名世案內方苞能。”眾人聽後，無不股栗，而康熙不以為罪。事後，方苞不但被釋放，而且還被召入南書房，成為伴讀詞臣。而方苞也不負所望，後來成為桐城學派之翹楚。由此可見，李光地博得扶植善類的美名，並非虛言。
當然，李光地仕途太順，太得恩寵，又好舉薦人才，難免擋人財路，遭人忌恨。一旦被舉薦的人出了問題，李光地也難免受連累。
在明珠當權時，李光地最受徐乾學嫉恨，因後者欲為大學士，翰林院掌院學士為一捷徑，但不幸被李光地占去。後來，李光地推薦自己的同年進士、翰林院侍讀學士德格勒為康熙講解《周易》，但後者學業略遜，為康熙所懷疑。是年，因天大旱，康熙令德格勒揲蓍占卦，得夬卦。德格勒企圖借解卦之機向康熙進言除奸臣明珠，結果卻弄巧成拙。
德格勒在解卦時稱：“澤在天上，有雨，但決去小人，便立降甘霖。”康熙問：“小人在何處？”德格勒答：“陰乘陽，逼近九五，乃得時得位者。”康熙又問：“如何去之？”德格勒答：“卦辭說‘揚於王庭’，自然明正典刑。”康熙說：“彖曰‘健而說（悅），決而和’，不動聲色，隱然去之，豈不更好？”德格勒說：“‘健’與‘決’，似終從斬截為好。”
德格勒借解卦之機曲解《易經》以陷害明珠，康熙看出了他的心思，隨後即將之下獄受審。徐乾學企圖借此案傾陷李光地，但德格勒受夾刑而始終不屈，其對主審官圖訥說：“君為法司，而用刑不嚴，我不痛，安得成招？”圖訥問：“如何是嚴刑？”德格勒說：“夾我的足我有何痛？一夾就睡過去了，舒服得很。如果把夾棍往我頭上夾，我就害怕了。”
德格勒想以死殉誌，但康熙事前有旨：糜爛其皮肉無不可，但須留一活口。因此，圖訥不敢下重手，隻能據實複旨。後來，康熙令班第抄了德格勒的家，但得到的信息是：“其母亦恨德格勒之狂妄，但其家實無一物，敝衣糲食，窮苦不堪。”康熙問：“難道把財物轉移了？”班第答：“不太像。”事後，德格勒因為是清官才得以保全。
由於德格勒是李光地推薦，因而李光地也被追究責任。李光地表示：“我隻薦他有誌肯讀書，並不保其為人。但不曾奏明其狂妄，則認罪。”康熙接奏後下諭：“李某從來奏事不欺，如平台灣，舉朝無有建議者，而李某主其議。隻有薦德格勒一節錯，今既已服罪，令他還到掌院任職。”
說到這裏，據說還有一段奇聞。李光地受審之日，恰逢日食，“問口供時，日食將既，人麵才見影，天昏地暗。及旨意出，日方複圓”。眾人皆以為異，李光地自己倒認為：“天變乃一定之規，與此有何關涉？”別人說：“恰巧遇此，便是天意。”
由於在德格勒妄奏一事上未能達到目的，徐乾學又企圖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南巡時中傷李光地。是年正月，康熙第二次南巡，徐乾學事前即寫信給在南京的帝師熊賜履，其中攻擊李光地甚力。
被徐乾學愚弄後，熊賜履亦進讒言陷害李光地，說他在學問上“一字不識，皆剿竊他人議論瞎說，總是一味欺詐”。康熙說：“聽說他曉得天文曆法。”熊說：“一些不知，皇上試問他天上的星，一個也認不得。”
康熙大怒之餘，急令李光地上天文台，同時又急傳一欽天監官員前來。不幸的是，由於這位官員晚間飲酒已醉，加之傳召甚急，結果在上山途中摔死了。康熙不知其情，還追問為何不到，侍衛奏稱“跌下馬來了”，康熙怒氣衝衝地命用燒酒灌，侍衛隻得附耳報告“已死了”。康熙聽後，“即時氣平，言語也低了”。
下山時，康熙吩咐眾侍衛及隨從：“漢官不會騎馬，各衙門滿洲人員，夾著各衙門漢官走，莫使蹉跌。如有事，與你們說話。”當夜，李光地在問完話後即由庫勒納“夾緊下來，幸保全無事”。
以上記載，來自李光地自撰的《榕村語錄續集》之《本朝時事》，其中或有誇大之處，但基本事實應該大體不差（白摔死了一個欽天監）。大體而言，康熙最初對李光地大概還是有些懷疑的。但古話說得好，“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隨著一步步地深入了解，康熙對李光地也就疑竇盡消，轉為信任有加了。
康熙四十四年（1705），吏部接康熙諭旨：“李光地居官甚好，才品俱優，著升為文淵閣大學士。”如此，63歲的李光地終於入閣拜相，成為一時之重臣。與熊賜履所不同的是，康熙與李光地的關係在師友之間，用康熙的原話來說就是“義雖君臣，情同朋友”。而李光地不僅有真才實學，而且為人穩重、處世靈活（善於揣摩聖意），他也成為康熙推行文治的主要助手。
對於李光地的貢獻，康熙給予了高度評價，稱其“久任講幄，簡任綸扉，謹慎清勤，始終如一。且學問淵博，研究經籍，講求象數，虛心請益。知之最真無有如朕者，知朕亦無有過於李光地者”。
康熙四十七年（1708）後，康熙因為廢太子事件而心力交瘁，而立儲大事，他隻與李光地商量。據說，康熙一度打算處死太子，但李光地極力勸誡說：“廢太子不妨，但殺太子不可。古昔文王廢掉伯邑考而立武王，太子何妨廢？至於殺太子，則是大不祥之事，斷不可行。”康熙這才打消了念頭。
後來，因為諸皇子覬覦皇儲之位，康熙為了平息矛盾而打算恢複胤礽儲位。他對李光地說：“二阿哥之前暴戾不仁，不過是被大阿哥以鬼物厭魅所害，如今恢複本性，不妨複立。”李光地對此不以為然，但也不便反對。於是，康熙希望李光地能把這一信息傳遞給大臣們，讓大臣們主動提出來，自己才不失麵子。
可是，李光地心裏不同意複立太子，所以並未透露康熙的意思。結果大臣公推的結果是立八阿哥胤禩為太子，這使康熙十分氣惱而加以斷然否定。事後，康熙責問李光地為什麼不傳話，後者的回答也很巧妙：“此事關係甚大，隻應皇上一人乾綱獨斷，非臣子所當言。”太子胤礽複立時，李光地奉旨為冊立正使，但不出李光地所料，胤礽很快被再次廢黜。
康熙曾說：“朝堂中朕最了解李光地，大臣中也隻有他最了解朕。為朕考慮千秋萬世者，獨此一老臣耳。”然而，老臣也有老的一天。康熙五十年（1711）後，李光地屢次以疾乞休，但因為立儲之事心中鬱結而致年老力衰的康熙對這位老臣十分眷戀，他曾動情地對李光地說：“覽卿所奏，朕心慘然。當時舊臣如卿者，不過一二人。今朕亦老矣，實不忍言也。”在此情況下，已屆70的李光地隻能繼續待在京城鞠躬盡瘁。
康熙五十二年（1713），時逢康熙60大壽，李光地獲賜禦書匾聯，曰：“夾輔高風”，聯句為：“太平有象占霖雨，庶事惟康敕股肱。”次年十一月，李光地任武殿試讀卷官時因操勞過度而疝疾劇發，康熙得報後派魏廷珍、王蘭生前往慰問，之後又專門派人安排醫治，不斷地送給他昂貴補品，甚至派人多次叮囑如何注意忌口、如何休息等等，這在康熙一朝，堪稱十分罕見的禮遇了。
康熙五十四年（1715）六月，李光地再疏請休，且以母喪未葬為言，康熙暫準給假兩年，讓其處理完家中事宜後即返京辦事。同年八月，李光地赴熱河行宮向康熙辭行，後者在內苑設宴為李光地餞行，並禦賜匾額“謨明弼諧”四字。
據記載，李光地於康熙五十四年（1715）九月離京，大年三十才回到家鄉。在家不到半年，康熙又派魏廷珍密傳李光地是冬赴京。在密信中，康熙還特別交代：“南方暑濕，善自保，荔枝性極熱，毋多吃也。”
康熙五十六年（1717）二月，李光地從福建啟程，六月到京。次年五月二十八日（1718年6月26日），李光地在京去世，年77歲。當時，康熙尚在熱河，其聞訊後立派工部尚書徐元夢、侍讀學士魏廷珍赴京治喪，五阿哥、恒親王胤祺前往吊唁。同時，康熙令賜銀千兩助祭，並賜《禦祭文》，文中有“君臣之契，特有深焉”之語。李光地去世後，得諡號“文貞”。李光地作為相處時間最長的臣下，康熙對其確實異常恩寵、格外眷戀，君臣一場，亦屬難得。這種情緒，在當年親撰的遺詔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康熙甚至有些可憐地哀求一些老臣取消退休請求，說：“你們做大臣的老了可以退休養老，回家含飴弄孫，盡享天倫之樂，可我這個當皇帝的，什麼時候才是個頭呢？”
作為康熙朝的大儒、名臣與著名學者，李光地一生著述甚多，其中如《性理精義》《朱子全書》《周易通論》等均為禦鑒，另外還有《榕村語錄》《榕村文集》等，洋洋大觀。雍正元年（1723），李光地被加贈太子太傅，入祀賢良祠。
與近代學人看法所不同的是，民國前的多數學者對李光地的評價相對客觀公正，如紀曉嵐在《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中評價說：“光地所長在於理學經術，文章非所究心。然即以文章而論，亦大抵宏深肅括，不雕琢而自工，蓋有物之言，固與鞶帨悅目者異矣。數十年來，屹然為儒林巨擘，實以學問勝，不以詞華勝也。”
李光地的弟子、雍正朝名臣李紱稱：“（李）偶為詩古文辭，亦遂蔚然奇秀，盎然深醇，夐乎其莫可及。先生之文，固先生之道也……故為文必衷於道，而非末世雕章繪句之文所可及，其又可以文字目之哉？”
徐世昌在《清儒學案》中評價說：“安溪（李光地）學問淵博而精微，以朱子為依據發揮。……康熙朝儒學大興，左右聖祖者，孝感（熊賜履）、安溪，後先相繼，皆恪奉程朱，而窮究天理人道，研求經義性理，旁及曆算、樂律音韻。聖祖所契許而資讚助者，安溪為獨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