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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於成龍：天下第一廉吏
作為傳統王朝的正統理論，儒家學說一向主張“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一原則雖然簡單，卻十分切用。《大學》中雲：“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無論做人還是做官，修身都是第一位的。所謂“九層之台，起於累土”，隻有修身的基礎打得牢，才能繼續往上發展，否則無異於空中樓閣，必有垮塌的一天。
康熙為政，一向主張以寬仁為本，其中一個特點就是大樹清官，以道德治國。由於康熙自幼受儒家思想熏陶，加上他本人也是理學大師。因此，康熙在選拔官員時難免潛移默化，總是把官員的操守放在第一位。
也正因為如此，康熙朝的清官群體比其他朝顯得更為突出，其中知名的如於成龍、湯斌、張鵬翮、張伯行、陸隴其、陳瑸、彭鵬、施世綸、陳鵬年、蔡世遠、傅拉塔、趙申喬等，其他還有像靳輔、郭琇、李光地、陳廷敬等，都是操守極佳的官員。
那麼，誰會是康熙朝的第一清官呢？這個卻眾說紛紜，難以蓋棺定論。為行文方便，這裏姑且以資曆與名望論，把“天下第一廉吏”於成龍排在第一位。
於成龍（1617—1684），字北溟，山西永寧人。順治十八年（1661）時，於成龍以副貢知羅城縣，時年45歲。所謂“副貢”，即鄉試中有兩榜，錄取者為正榜，是正途出身的舉人；正取名額外列入備取的稱副榜，可入國子監讀書，稱為“副榜貢生”。
清初，由於多年戰爭，進士出身的人員數量不足以選官，一些舉人乃至貢生由此獲得出仕的機會。當然，後者出仕的多為偏僻窮困、條件艱苦的地方，是一般進士都不願意去的。
人生易老，機會來遲。由於於成龍的功名資曆太低，隻能去最偏遠的地方做官。他任職的羅城縣位於廣西北部。那裏的條件十分惡劣，前兩任知縣都死在任所，眾官皆以為死地而視為畏途。當時，親朋好友都勸他不要去那種瘴癘之地赴任。但為了報國愛民，於成龍還是上路了。臨行前，於成龍在寫給友人的書信中表明心跡：“某此行，絕不以溫飽為念。所自信者，天理良心四字而已。”
然而，當於成龍來到羅城後，發現這裏比自己預想的還要惡劣。據記載，“羅城煙瘴地，官廨在叢箐中，插棘為門，虎白晝行庭中”。這裏說的官廨就是縣衙，箐是竹子，所謂縣衙不過是用荊棘圍起來的一處破落院子，裏麵僅有茅屋三間，雖然竹林頗有雅趣，但也容易把老虎招來，後者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出沒。
沒轍啊，於成龍來都來了，還是個縣令，他隻得“累土為案，旁置爨釜一、盂一”。好家夥，這就是要生火做飯，幹下去的意思了。
明清易代之際，流賊官軍往來廝殺，當時的西南地區飽受戰亂之苦，羅城縣也不例外。即便入清已經十餘年，但此地依舊民生凋敝，百廢待興，老百姓的生活非常困苦。雖然條件非常艱苦，但是於成龍絲毫沒有抱怨與氣餒，而是“召吏民從容問疾苦”，以盡快了解當地的民情民風。老百姓聽說後，皆感至誠而樂捐輸，於是羅城開始有了一絲生氣。
當時的羅城，漢瑤雜處，有些不服王化的瑤寨時而會來搶劫漢民。於成龍到了之後，組織鄉兵，將搗其巢穴，瑤民聽說後十分驚恐，派人來求和，互通有無，從此漢瑤和平相處。
每到春天，於成龍總令兩瑤仆用竹製的滑竿抬著他，往鄉間去，往田野裏去。遇上正在耕田的農人，於成龍就停下來打招呼，慰勞一番。吃飯時間到了，於縣令也不講究，就和老百姓一起坐在樹下吃飯，彼此毫無等級差序，歡笑如同一家人。幾年下來，羅城無人不知這位“待民如子”的於縣令。
說到於成龍為什麼會用兩個瑤仆，原因是羅城時為煙瘴之地（可能是瘧疾等疫區，如前文所說，之前兩任縣令都死於任上），他帶的兩位從仆來後不久就死了，隻剩下於成龍孤家寡人一個。羅城人看了過意不去，大家湊錢來看望他，於成龍卻說：“我現在就一個人，哪有什麼開銷？把錢拿回去孝敬你們的父母，這就和我收了是一樣的。”
數年後，於成龍的家人也來到羅城，羅城人又湊錢給他送去，但於成龍仍舊拒絕。說到感動處，賓主忍不住共泣一堂，不可抑製。
於成龍在羅城做了七年縣令，期間他主要做了以下事情：
其一，招募流民，恢複生產，鼓勵農耕，獎勤勸惰。畢竟，古代是農業社會，農業為一切之本，於成龍對此尤其用力。
其二，於成龍在農閑時帶領百姓修民宅、築城牆。遇上農家喬遷新居，他還會親筆題寫楹聯，以示慶賀。
其三，為施行教化，於成龍用有限的資金建立學校，鼓勵並盡可能資助老百姓的孩子求學。同時，因羅城漢瑤雜處，於成龍訂婚喪之製，以正風俗。
其四，於成龍設鄉兵，行保甲，令盜賊無處容身，羅城人得以安心耕種，安居樂業。
於成龍為老百姓做了很多好事，老百姓自然是看在眼裏、記在心頭。所謂官心正則民心正，羅城雖然依舊貧困，但野老稚子無愁衣食，雖然不曾達到“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的程度，但也堪稱民氣舒暢，其樂融融。在於成龍的治理下，羅城終於成了一座真正意義上的“城”。
於成龍在羅城任期中，總共上交賦稅不足百兩。這是因為他深知羅城百廢待興，需要休養生息。某次，新上任的廣西布政使因懷疑於成龍貪汙而特意派人去查他，後來得知於的清廉與才幹後十分感動，於是向巡撫極力稱讚與舉薦。
之後，巡撫召集屬下州縣官來省城，眾官皆官衣簇新，唯獨於成龍布袍如鐵，攜一蒼頭而來。眾人當中，巡撫一眼就看到了於成龍，曰：“此人必羅城令也！”之後，巡撫“與之談古論今，具有倫要，大為敬服”，於是將於成龍特別推薦給了兩廣總督盧興祖。
康熙六年（1667），於成龍因政績“卓異”而升任四川合州知州。羅城百姓聽說後驚呼：“公今去，我儕無天矣！”其大意是，大人去後，如同我們的天塌了！
於成龍離開羅城時，百姓遮道呼號，追送數百裏。於成龍也感動得一邊掉眼淚，一邊勸大家趕緊回去，不要誤了農耕。當眾人散去後，唯獨一個瞎子卻不離不棄，於成龍很奇怪，問他為何一直追隨，瞎子說：“我是個算命先生，知道大人您為官清廉，囊中所存無幾。合州遠在千裏之外，我怕您路費不夠到不了，所以決定一路隨著您，小人有一技之長，或許可以幫您解決一點困難。”後來，於成龍還真是靠著這位算命先生才到了合州。羅城是個窮地方，合州也好不到哪裏去。合州位於四川東部，屬下三縣，但在多年的流寇殘害與戰亂影響下，賦冊上的丁口僅剩數百人，每年向朝廷交納的正賦僅有15兩銀子。然而，正賦雖輕，但各種供役需索卻令百姓繁重不支。
某次，知府大人下帖要求合州獻魚，於成龍當即就回絕了這一要求。他生氣地說：“老百姓都窮得沒有辦法，還有什麼魚不魚？”不僅如此，於成龍還稟請上級部門減除正賦之外的各種加派，以紓民困。上峰震於這位新知州的廉名與敢言，無奈之下隻好裁革了十項對合州不合理的攤派。
目睹地方荒殘，於成龍的對策是招集流亡百姓，由官府貸給稻種牛具，鼓勵他們努力耕種。由於合州三縣隻有遺民百餘戶，於成龍發出公告：無主土地先占先種，不許爭議；新開墾土地，三年後歸開墾者所有。
這種做法，並非於成龍擅自所為，而是朝廷本來就有鼓勵墾荒的政策。畢竟，在大亂之後，四川人口劇減，由此出現了大量的無主荒地，清廷對於當時的“湖廣填四川”行為是鼓勵的，並對這些新遷入的農民實行“給以印信，永準為業”的政策。所謂“民若無恒產則無恒心”，土地權確定了，老百姓的心就安定了，這樣才能安心生產，此乃千古不易之理。
為了鼓勵農耕，招徠流民，於成龍經常騎著一匹羸弱的瘦馬，帶著一個仆人前往各鄉巡察。遇上墾荒或定居的爭議時，於成龍就親自為他們規劃田舍、登記造冊、借貸牛種，幫他們解決實際困難。在其政策鼓勵下，遠近百姓趨之若鶩，合州人丁迅速增長，經濟上大有起色。
做了兩年的合州知州後，於成龍於康熙八年（1669）被擢升為湖北黃州府同知。在任期間，於成龍善於捕盜，尤值一提。當時，由於“湖廣填四川”，湖北一帶人口流動較大，由此也帶來了盜賊問題。在黃州岐亭鎮一帶，有些盜賊竟敢在光天化日下攔路打劫，嚴重影響了地方的安定和民心。
於成龍上任後，親自帶人坐鎮岐亭。其以“微行”的方式扮成旅客或商人甚至乞丐，到各鎮各村調查疑情，從而對當地盜情了如指掌。由於於成龍察盜如電、破案如神、斷案似包公，當地百姓甚至稱頌他為“於青天”。民間一度還流傳著“鬼有冤枉也來申”的歌謠。
在清人的野史筆記中，於成龍破案的事跡，也多有記載，甚至進行了神化加工。如蒲鬆齡在《聊齋誌異》中就有一章名為《於中丞》，其中就講述了有關於成龍的兩個故事。其中之一，是說城內某富家嫁女，誰知出嫁前夜嫁妝被盜。報案後，於成龍令城門關閉，僅留一門供出入。同時，他命貼出告示，宣布要對全城進行大搜查，務必找到失竊的嫁妝。之後，於成龍密令公差觀察出城人等，如發現多次出入者，就立即捉拿。果然，公差在當天就捉住兩個疑犯。這兩人雖未攜帶任何行李，但解開衣服一看，裏麵居然是兩套華麗的女服，而這正是被盜的嫁妝。原來，因為害怕第二天的搜查，兩個小賊螞蟻搬家，多次出城轉移贓物，結果被捉了個現行。
另外一個故事是說於成龍微服察行時，看見兩人用床抬著一個女子，身上捂得嚴嚴實實，後麵還跟著四個健壯的男人。他們時而換人抬床，時而用手掖緊被子。於成龍覺得此事蹊蹺，於是派人去打聽情況。這些人說，他們家妹子快要病死了，現在把她送回婆家。於成龍待他們走遠，即命人悄悄地跟在後麵，看他們去哪個村子。衙役後來發現，那夥人來到某村某戶人家後，出來兩個男人把他們迎了進去。
接到報告後，於成龍立即讓衙役打聽附近有沒有大戶人家被搶劫，結果發現真有其事。於成龍說，路上這夥人必是賊寇。於是他立即來到當地縣衙，令縣官派出數十名強壯的衙役半夜出城，直奔那個村莊並當場抓住那八個大盜。事後，大家都欽佩於成龍斷案如神。於成龍說：“此案不難解。試問少婦在床，哪能隨便讓男人把手伸進被窩？不斷地換人抬床，說明抬的東西很重，上麵絕不止一個人；總是用手掖被，這不是關心，而是暗藏貴重物品，不想讓人發現；再者，如果真是媳婦病重送回婆家，必有女人在門口迎接，如何會隻有兩個男人出來，而且見後毫不驚訝就迎了進去，這顯然大有問題，必是盜賊無疑。”
由於在黃州任上表現突出，於成龍被湖廣巡撫張朝珍推為“卓異”而升為武昌知府。此時，由於“三藩之亂”爆發，吳三桂派人持封官“劄書”回湖北策反，各地變亂屢生。在《國朝耆獻類征》中，即繪聲繪色地記載了於成龍收服東山劉君孚數千亂黨之事。
劉君孚曾為於成龍手下衙役，在地方上頗具勢力。他見吳三桂勢大，以為時機已到，於是接受偽劄，企圖響應。後事泄，其遂反於曹家河，官兵為之所敗。於成龍偵知劉君孚雖反，但其徒眾並不齊心，於是率兵直抵賊寨十裏外紮營，隨後張榜公告，許自首者免罪，三日後則以逆賊論。懾於於成龍的威名，當天自首者即有上千人。次日，於成龍做出了一個大膽的舉動，其騎一瘦馬，令一人張蓋、一人鳴鉦為前導，並大呼：“太守來救爾山中人矣！”進去後，劉君孚避而不見，於成龍問：“老奴安在？”眾不語。於成龍遂問此地雨水如何，收入如何，家中父老妻子兒女如何？眾心大亂，皆羅拜而泣。於成龍說：“我累矣，且少憩。”隨後即睡，鼾聲如雷。劉君孚懼，待於成龍醒後叩頭受撫，一場亂事遂平於一指間。
對於劉君孚這樣的舊奴，於成龍用的是撫，但對於那些頑抗的逆賊，於成龍還有硬的一手。“三藩之亂”期間，於成龍組織各縣鄉勇數千人破賊數萬。其調度有方，臨陣有勇，每逢危急關頭他總是置生死於度外，由此平定了所轄地區的多起叛亂。於成龍的功績受到湖廣總督蔡毓榮的高度褒獎，隨後由知府升為江防道員，不久又升為福建按察使。
於成龍離開湖北時，據記載，“民遮送至九江，凡數萬人，哭聲與江潮相亂”。這又是一幕感天動地的畫麵了。誠所謂，民心不欺，民心亦不可欺。一個官員好不好，從百姓對待他離任時的態度就可以看出來。有些官員為了營造氣氛而弄些萬民傘、清水席，但未必是真。唯有像於成龍這樣實幹為民的好官，才有數萬民眾真心相送，追著相送。不然，難不成幾萬人個個都瞎了眼不成？
於成龍一路做官，一路清廉。據說他上船前買了幾十斤蘿卜放在船上。有人笑話說：“這等便宜貨，何必帶許多？”於成龍卻正色說：“一路上吃菜，靠的就是這些。”試想，蘿卜何等廉價之物，一個新任按察使，正三品的高官，又何必在這種小問題上苦了自己呢？這一路節省，又能節省幾個錢？但殊不知，於成龍求的不是口腹之欲，而是內心的心安。
事實上，於成龍的清介絕俗絕不是故意作秀，而是一向如此。在合州任上，其長子前來探望，臨別時於成龍沒什麼相送，隻買一隻鴨子拿給兒子在路上吃。長子孝順，堅持要留給父親，結果爭執不下，隻好一人一半。此事傳出，“於半鴨”之稱遂不脛而走。
後來，於成龍到了黃州任上。因為當地困苦，他日常以糠粥為食，被人叫作“於糠粥”。於成龍還被人稱作“於青菜”，因為他每日隻食粗米青菜，由此得了這個雅號。這些稱呼，雖然有些玩笑的意味，但足以看出老百姓對於成龍的信任和愛戴。
於成龍不僅在吃的方麵節儉異常，在其他方麵同樣如此。比如他對子女的教育，他的幾個兒子雖為高官之子，但同樣秉承父風，平日裏粗茶淡飯，冬天隻穿粗布棉衣，從不衣貂著裘。每次下縣巡察，於成龍都是羸馬一匹，仆人一位，其自帶盤纏，沿途自找住處，向來不要求州縣官員迎來送往。於成龍的辦公地點，一向重門洞開，一般人等都可前往相見交談。有時，其屬下官員找到他的寢室，隻見案左放著生薑、豆豉之類的鹹菜，右邊全是書籍文牘，真是如鄉間的教書先生一樣清貧。
據載，於成龍任職福建時，滿漢官員前來拜訪他，見幾案間除蛛絲鼠跡、文卷書冊外別無長物，眾人皆歎曰：“於公清苦，天下一人而已！”時有外番貢舶商人贈送禮物，於成龍一概回絕，外商也驚歎說：“天朝有此清官，吾儕未聞見也。”
有人說，清官之所以清廉，有些可能是因為在窮地方待久了，如果換個地方，可能就會像換了個人一樣。這種情況不能說沒有，不過對於成龍來說並非如此。之前在廣西、四川、湖北，可能算窮困之所，但之後到了福建、直隸、江蘇這些相對富庶的地方，他仍舊清廉依舊，不改本色。
康熙十八年（1679）春，於成龍抵達福建時，清廷正忙於“平三藩”，而且台灣鄭經也常派軍隊騷擾漳州沿海。為了盡快平亂，清廷派康親王傑書等率大軍駐於福建，而有些清軍將領為了冒功，經常抓一些出海捕魚的漁民作為通敵罪犯，要求嚴懲。作為按察使，於成龍認為這些人多是無辜老百姓，而其上司不敢得罪這些駐軍，並力勸於成龍不要多事。
於成龍氣得拍案而起。他指著庭前那些婦孺說：“你看看，說這些人通敵造反，這還有天良可言嗎？”隨後，於成龍獨自去見康親王傑書，力請釋放無辜百姓。最終，在於成龍的堅持下，康親王采納了他的意見，由此救活了數萬人。當然，人可以救，但贖金是少不了的，於成龍無力改變，隻能多方籌集金銀，為百姓贖身。
通常來說，清官去窮困州縣任職者居多，因為肥缺不易得，還得朝中有人。此外，清官不善於討好上司，能被發現多屬異數。而在這異數當中，於成龍無疑是靠自己的清廉與實幹拚出來的。最終，就連康熙皇帝也知道了他的事跡，於是在康熙十九年（1680）將其調任直隸巡撫。
直隸是京畿重地，直隸巡撫可謂清朝督撫之首。於成龍由按察使直升為封疆大吏，而且是“天下第一撫”，以他僅為副貢的功名，在整個清朝史上無疑甚是罕見。當然，直隸雖然重要，但因為八旗駐防眾多，一些旗兵橫行不法，有司不能治，“京兆尹”也不是那麼容易當的。當時，於成龍雖然已經63歲，但仍強毅依舊，其在任上支持清官廉吏，打擊貪官墨吏，八旗豪強也不敢冒犯，地方民風一時好轉。
康熙二十年（1681）春，康熙在懋勤殿召見於成龍，賜座、賜茶，並當麵表彰他是“當今清官第一”。接見後，康熙又在禦書房賜食，君臣交談，其樂融融。於成龍告辭時，康熙又特賜白銀一千兩，禦馬一匹，這馬還是康熙乘用之馬。數日後，康熙再賜禦製詩數軸，一時間，可謂恩寵備至。
數月後，康熙再次任命於成龍為兩江總督。這在當時可是個大肥缺了。康熙認為，江南富庶之區，民風奢靡，於成龍的廉潔自律，去後或能端風正俗，起到良好的表率作用。於成龍到任後，盛名之下，江南“望風改操”，江南民間也紛紛效仿，富足人家“相率易布衣”，社會風氣大為改觀。
清官出汙泥而不染，其品行固然高潔，令人擊節讚歎。但有時候，於成龍的過度清廉也會被人譏諷。有些人倒不是罵他作秀，而是認為他腦子有毛病，為了名節而名節，這輩子不圖權、不圖錢，也不圖享受，但他求的是名，希望自己能青史留名罷了。
為此，於成龍也曾經一度苦悶。他曾拜訪罷相閑居南京的熊賜履。兩人坐在梧桐樹下，於向熊述說憂讒畏譏的苦衷，熊說：“公亦有此顧慮嗎？大丈夫看得透時，雖生死不可易誌，何況其他呢？”次年，於成龍請求退休未被允準。他再訪熊賜履時，熊厲聲問道：“你忘記我們梧桐樹下的談話啦？”
康熙二十三年（1684）春，於成龍兼攝江西、安徽兩巡撫事。當年四月十八日，於成龍因病去世，年68歲。臨終前，於成龍召屬吏訣別，端坐而逝。是日，江寧將軍、都統及僚屬進其臥室察看吊唁，見其遺物僅棉被、布袍、靴帶各一，堂後瓦缸米數斛，鹽豉數罐而已。於成龍為官多年，而且還是總督這麼大的官，竟然隻有這麼一點東西。
於成龍去世後，江南百姓痛哭失聲，軍民爭繪其像用以祭祀，江寧、蘇州及黃州等地都設祠紀念。其出殯那天，街上市集商店紛紛關門歇業，江寧數萬人步行數十裏為之送行。於成龍的死訊報到京城後，康熙為之歎息，說：“於成龍在直隸居官甚美，朕特簡選他出任江南總督。聽說他上任後，為僚屬所欺罔。至病故後，始知他居家清廉，為百姓所稱道。由此可知，於成龍所行耿直，或有不合之人挾仇陷害，不足道也。”最後，康熙問眾大臣：“試問居官能如於成龍者有幾人？”
之後，康熙為於成龍手書“天下廉吏第一”，加贈太子太保，諡“清端”，蔭一子入國子監，並禦書“高行清粹”四字為祠額。帝師熊賜履為於成龍撰寫墓誌銘，稱他“性善吃苦，諸人所不能堪者，他卻處之如飴。為學務敦實行，不屑詞章之末，嚐曰‘學者苟識得道理，埋頭去做，不患不到聖賢地位’，識者都很讚成”。
“經史子集千本萬卷，無非仁義禮智四字；程朱理學滾瓜爛熟，無非天理良心四字。”這是於成龍用以自勉的對聯，也是他所信仰的天理良心。他用一生的時間加以踐行。按清朝獎拔製度，清正廉明、不取一物的官員稱“清廉”，治理有方、政績突出的官員稱“卓異”。於成龍為官20餘年，共獲得3次“卓異”獎評，其一生清廉如水，可謂既“清”又“能”，說他是康熙朝最負盛名的清官，是康熙養廉獎廉的形象代言人，也不為過。雍正十年（1732），於成龍入祀賢良祠，至今為人所敬仰。
最後順帶提一下，康熙朝有兩位於成龍，本文說的是“老於成龍”，後麵還有一位“小於成龍”，而後者也是由前者在直隸巡撫任上識拔舉薦的。小於成龍是漢軍鑲黃旗人，後來做到江寧知府、直隸巡撫、河道總督等職，由於在位期間廉潔奉公，很受康熙的賞識。其去世後，諡“襄勤”，也是有名的清官幹吏。
2.湯斌：理學名臣“豆腐湯”
康熙一朝，在吏治問題上一向提倡尚德興廉，清官成為其治國理政的一麵旗幟。清官多了，百姓的怨言就少了，天下也就太平了。
然而，要做清官並不容易，一些有操守品望的清官在生活上有如苦行僧人。如名臣於成龍長年隻吃青菜，故得一綽號“於青菜”。官至督撫的陳瑸平時舍不得吃肉，“其清苦為人情所萬不能堪”，康熙當著大臣的麵稱讚他是“苦行老僧”。再如江蘇巡撫湯斌，平日清苦異常，隻吃豆腐，人稱“豆腐湯”。
諸如此類，和其他朝代相比，康熙朝不能說多，但絕不算少。當然，做清官僅靠克己儉約是遠遠不夠的，最重要的是還得辦實事，道德與實幹結合起來。在康熙朝的清官群體中，湯斌可以算是身體力行的典型一例。
湯斌（1627—1687），字孔伯，河南睢州（今睢縣）人，順治九年（1652）進士，選庶吉士，授國史院檢討。當時，清廷討論修《明史》事宜，湯斌應詔上言：“宋史不諱文天祥、謝枋得之忠，元史亦著丁好禮、巴顏布哈之義。順治元、二年間，前明諸臣有抗節不屈、臨危致命者，不可概以叛書。宜命纂修諸臣勿事瞻顧。”一席話出，舉座皆驚。大學士馮銓、金之俊以湯斌涉嫌褒獎叛逆而擬旨嚴飭，順治皇帝以其敢言而召至南苑，後與沈荃等十人一同被選拔為翰林官。
順治十二年（1655），湯斌被任命為陝西潼關道。赴任時，湯斌僅帶一仆三騾，主仆各乘一頭，另一頭馱著兩副破舊被褥和一隻竹書箱，就這樣風塵仆仆地上任了。
在陝期間，湯斌處事精敏，訟無留獄，方圓50裏內，打官司的人不用帶隔宿之糧。公務之餘，湯斌時常出門體察民情，賑濟災荒，有時遇到下雨就躲在大樹下，老百姓為感其恩而用紅色的欄杆將樹圍起來，謂之“甘棠”。“甘棠”者，即“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語出《詩經》之《國風·召南》，意思是召公去世了，人們懷念他，連他種的樹都不忍心破壞。
順治十六年（1659），湯斌調江西嶺北道，剛到任三天，即清理積案800多件，民心大振。後來，因平南軍過南安縣殺人，有司以鬥殺論。湯斌駁斥說：“力量相當謂之鬥，今兵士毫發無損，而百姓被兵殺死，與律不合。”最終，在湯斌的堅持下，肇事兵士被處死。
然而，湯斌因此舉而得罪了有力人士，最終以病乞休。後來，因為父喪丁憂，湯斌脫離官場十餘年。其間，他拜孫奇逢為師，研習宋明理學。
康熙十八年（1679），清廷舉行博學鴻儒科考試，尚書魏象樞、副都禦史金推薦湯斌前去應試，後得一等，授翰林院侍講，與修《明史》。康熙二十年（1681），湯斌出任日講起居注官並被派為浙江鄉試正考官，事畢後轉侍讀學士。
康熙二十三年（1684），57歲的湯斌升為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同年四月，江蘇巡撫出缺，康熙對部議人選都不滿意而親自點了湯斌的名，說：“道學之可貴，貴在身體力行，見諸事實。現在講道學有名的人很多，仔細考究，大都言行相違，隻有湯斌是真道學，說的話是這樣，做的事也這樣，操守極好，江蘇巡撫讓他去做。”湯斌臨行時，康熙告誡他說：“居官以正風俗為先，江蘇習尚華侈，去後當用心教導。朕非忍出卿於外，顧吳俗奢靡，以卿耐清苦，冀有所變革也。”湯斌接旨後，康熙又賜鞍馬一、表裏十、銀五百，複賜禦書三軸，曰：“今當遠離，展此如對朕也！”見湯斌清苦，康熙又撤禦饌賜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