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先賢詩佩》卷五中記載：周早年喪父，李自成部起義軍過境荊州時，其母殉難死。周曾為州卒小吏，後附顯者入都門，充內閣供奉。這段時期，周培公是默默無聞的。據《清史稿》記載，周培公在圖海出征陝甘時成為後者幕僚，其間妙計屢出。而且，在勸降王輔臣這件事上，周培公立了大功，後被圖海薦為道員。
從以上記載可以看出，電視劇中所謂周培公為主、圖海為輔的劇情其實正好顛倒了。而所謂周培公率家奴軍擊敗察哈爾叛軍的精彩一幕，其實是編劇的虛構。不過，周培公勸降王輔臣這段，倒確實有曆史依據。三藩平定後，周培公因功升為布政使參政、山東登萊道等，但因為與同僚關係不佳，最終因為後台不夠硬而被罷官。之後，周培公猶喜言兵，在噶爾丹擾邊時，曾數次上書直陳利害。這一段，大概也是電視劇中周培公獻圖獻計的來源。當然，周培公並沒有被放到冰天雪地的關外為官，而是老死於家中。由此可見，曆史上雖然有周培公這個人，但其一生經曆比較平淡，遠沒有電視劇中那般風光。
說起平叛察哈爾一事，主角其實並非周培公，而是圖海本人。據《嘯亭雜錄》中記載：圖海，馬佳氏，中書舍人（筆帖式）出身，後遷內閣學士至大學士之位。吳三桂叛亂後，察哈爾也蠢蠢欲動，意圖乘虛襲擊京師。孝莊太後聽聞後，對康熙說：“圖海才略出眾，可當其責。”於是圖海臨危受命，得授將印。當時，京中八旗幾乎都調往南方征剿吳三桂，圖海隻得奏請選八旗家奴之健勇者，得數萬人。
次日，圖海令諸家奴聚於德勝門外，待檢閱畢即趨以疾行，不許夜宿。每至州縣村堡，即令眾家奴劫掠之，所獲金帛無算。不數日，至察哈爾，圖海下令曰：“前此所掠皆士庶家，不足為寶。今察哈爾承元之後，數百年之基業，珠玉貨寶不可勝計，汝等如能獲取之，可富貴終身也。”眾人聽後，無不奮勇當先，察哈爾部倉促應戰，果然大敗。
事畢，圖海分散財帛，獎勵士卒而歸。回京後，有人彈劾圖海縱兵劫掠，禍害四方。圖海辯解說：“臣實無狀，然以家奴之軍，以禦強敵，若不以財帛誘之以壯其膽，何以得其死力？皇上不立加誅戮，而待臣奏績後責之，可見皇上之聖明。”康熙聽後大笑道：“朕亦知卿必有所為也！”卒不加罪，而命圖海率領這支虎狼之師繼續西征。
至於王輔臣，其再次降清後，康熙並未深究，而仍命其為陝西提督，並加太子太保，授靖寇將軍。當然，王輔臣心裏也清楚，自己站錯了隊，日子肯定不好過了。最終，為了保全家人和部下，王輔臣在某夜狂飲大醉，並令親兵待他熟睡後用濕的桑皮紙蒙住口鼻，最終造成窒息而亡。王輔臣的自殺方法，因為容易被人誤會是酒醉猝死。最終，清廷也確實沒有株連其家人與部屬，而僅僅將其子王繼貞革職了事。
據說，在戰局不利之時，康熙曾提出要禦駕親征，其表示：“前方戰事一無進展，皆因各路將軍庸懦，八旗子弟懶惰，不肯用力之故，朕決意親征。”明珠則勸阻說：“皇上未必要親征，然而當今形勢，非‘以漢治漢’不可，漢將及綠營兵不可不重用。”
對此提議，康熙頗為認可，並在之後戰事中加以施行。西北平定後，為表彰綠營漢人將領的軍功，康熙加封靖逆將軍張勇為一等侯，襲十次；王進寶為奮威將軍，兼管平涼等處提督軍務；孫思克升為涼州提督。為了鼓勵各省綠營官兵禦賊殺敵，康熙還特別諭示，兵部察明功次後，即行議敘。對於八旗兵的疲弱，康熙也曾不無自嘲地說：“自古漢人逆亂，亦惟以漢兵剿平，彼時豈有滿兵助戰耶？”
陝甘平定後，吳三桂打通西北予以助攻的陰謀未能得逞，清軍也得以騰出兵力增援南方。對於福建和廣東戰場，也就是附逆的耿、尚兩藩，康熙則采取了剿撫相結合的戰略。為了分化吳三桂的勢力，康熙宣布暫停裁撤這兩藩，在京中也隻處死了吳三桂的子孫，而耿、尚兩家的在京家屬並未加罪。
康熙十五年（1676）六月，由於台灣鄭經派兵襲取漳州、泉州等地。腹背受敵之下，耿精忠被迫從江西建昌府撤兵，清軍則順勢翻越仙霞嶺，並攻破建陽、建寧、建平等地。耿精忠無力再戰，隻得派人向康親王傑書請降。十月初四，清軍進入福州，福建告平。
福建之後，即為廣東。吳三桂反叛之時，尚可喜本無意附叛，但因其年事已高，臥病在床，大權為其長子尚之信所把持。不久，尚可喜去世，尚之信繼為平南王，但他仍是首鼠兩端，既不反正，也不與吳三桂親近，隻是得過且過，待機而動。在福建平定之後，尚之信感到大勢已去，隻得主動派人攜密信前往簡親王喇布軍前請降。在得到清廷的赦免後，尚之信於康熙十六年（1677）五月宣布投降。與此同時，康親王傑書令將軍喇哈達、都統賴塔進兵廣東潮州，各地叛軍紛紛反正，廣東平定。
從這個意義上說，戰場在謀不在兵。軍事攻勢固然作用巨大，但政治分化也同樣效果顯著。靈活的政治手段與策略，有時候甚至勝過百萬大軍。因為康熙“給出路”的政策，耿、尚二藩不至於背水一戰。而將敵人陣營中的軟弱者分化出來後，便可以集中力量打擊最強硬、最頑固的敵人了。
陝甘、閩粵局勢穩住後，清軍與吳三桂的決戰也就開始了。康熙十六年（1677）二月，安親王嶽樂攻占袁州（今宜春）後，從江西進軍湖南。隨後，多羅貝勒尚善與順承郡王勒爾錦也渡江合圍長沙。然而，由於各部進展緩慢，配合失誤，此役無功而返。
由於諸王貝勒一再貽誤戰機，康熙大膽任用前鋒統領穆占為征南將軍，實授都統之職，並與安親王嶽樂一樣配以同樣兵力。之後，穆占率軍奮勇殺敵，硬是殺出一條血路，進抵長沙外圍，隨後與吳三桂軍隊在江西、湖南一帶展開拉鋸戰。
康熙十七年（1678）三月，在軍事連連失利、前途渺茫的情況下，或許是為了鼓舞士氣，或者是為了過過皇帝的癮，67歲的吳三桂在衡州（今衡陽）稱帝，國號“大周”，改元“昭武”，改衡州為定天府，設百官，封侯拜相。然而，登基當天，天公卻不作美，突然一陣大雨澆得吳三桂心情大壞，其心中不免暗想：難道這是天要亡我？
當年六月，吳三桂集中馬寶、王緒、胡國柱等部優勢兵力在湖南永興與清軍主力展開大戰。雙方在此激戰月餘，其間大炮晝夜轟鳴，聲震大江，戰鬥十分慘烈。此役，清軍都統宜理布、護軍統領哈克三等全部戰死，前鋒統領碩岱率兵入城死守，戰況十分危急。得此戰報後，康熙也為之焦慮萬分，其在《庭訓格言》中回憶說：
“前三孽作亂時，因朕主見專誠，以致成功。惟大兵永興被困之際，至信息不通，朕心憂之，現於詞色。一日議政王大臣入內議軍旅事，奏畢僉出，有都統畢立克圖獨留，向朕雲：臣觀陛下近日天顏稍有憂色，上試思之，我朝滿洲兵將，若五百人合隊，誰能抵敵？不日，永興之師，捷音必至，陛下獨不觀太祖太宗乎，為軍旅之事，臣未見眉顰一次，皇上若如此，則懦怯不及祖宗矣，何必以此為憂也！朕甚是之。不日，永興捷音果至。”
永興一役，不但讓康熙寢食難安，吳三桂也同樣挺不住了。最終，在戰役尚未結束時，一籌莫展的吳三桂於當年八月十七日一命歸西。消息傳出後，吳軍軍心大亂，隻得解圍撤去。這時，吳三桂的孫子吳世藩從雲南匆匆趕來奔喪。在草草收殮了吳三桂的屍體後，部將推吳世璠即帝位，改元“洪化”，退居貴陽，隨後再退回昆明。清軍則乘勢進攻，並於次年相繼攻下嶽州、常德、長沙、衡州等地，一舉收複湖南全省。
湖南收複後，清軍兵鋒直指廣西。廣西本為定南王孔有德封地，後為其女婿、廣西將軍孫延齡所繼承。三藩之亂後，孫延齡迫於吳三桂的壓力也附從叛逆。但廣西情況頗為複雜，孫延齡之妻孔四貞本為孝莊太後撫養長大，因而一再要求歸順朝廷。而廣西提督馬雄雖然也一同附逆，但他與孫延齡有矛盾。孫、馬與吳三桂同樣是相互疑忌，隻是因為戰局混亂，吳三桂來不及顧及廣西而已。康熙十六年（1677）冬，由於湖南形勢吃緊，吳三桂為鞏固廣西後方而派悍將馬寶進兵桂林，並將孫延齡誘殺，而此時馬雄亦病死。之後，吳軍主力撤出廣西，參與湖南大戰，廣西暫得偷安。吳三桂病死後，湖南既平，廣西危機也就迎刃而解。
康熙十八年（1679），三藩之戰勝敗已分，吳部及附逆叛軍所剩雲、貴、川三省。當年十月，康熙決定讓綠營兵充當平叛主力，其諭令提督趙良棟及將軍王進寶各率所屬綠營由漢中出陝西，建威將軍吳丹、將軍鄂克濟哈率八旗為之後繼，滿漢合兵，從速收複四川。趙、王兩人領命後，隨即分兩路進軍四川，一路奮勇殺敵，於康熙十九年（1680）正月收複成都，並在一個月內收複四川全境。
在雲貴方麵，由於八旗進兵緩慢，原督率大軍的順承郡王勒爾錦、安親王嶽樂均被調整離職。康熙改派貝子彰泰、都統賴塔率部從湖南、廣西兩路進軍。這與新任雲貴總督趙良棟提出的從湖廣、四川、廣西三路合擊方案不謀而合。
康熙二十年（1681）正月，彰泰率軍收複貴州，進逼雲南。二月，賴塔率師由廣西抵雲南。九月，趙良棟率部由四川至雲南，三軍會合，加緊圍攻昆明。事已至此，吳部悍將、吳三桂女婿胡國柱被困自殺，馬寶、夏國相乞降。十月，昆明城中糧盡援絕，陷於絕境。二十八日，吳世璠及偽國公郭壯圖服毒自盡。曆時近八年的“三藩”之亂由此平定。捷報至京，時已夜半，康熙披衣而起，賦《滇平》詩：“回思幾載焦勞意，此日方同萬國歡！”
這裏再插一段閑話。電視劇《康熙王朝》中，周培公在平定三藩中功勳卓著，但因滿洲親貴排擠而被放任關外，貶為盛京提督。當然，清朝並無盛京提督一職而隻有盛京將軍，但屬旗職，非漢人所能擔任。後來周培公還費盡心機製定皇輿圖，死前將謀略傾囊相告，康熙愧疚悲慟之餘，以皇帝之尊為其守靈。
曆史上的趙良棟，其遭遇與之有些接近。趙因得罪將軍吳丹（明珠之侄）並多次參劾滿將縱兵掠民而被反誣，有功不賞而幾乎被殺。康熙愛惜他是將才，命其回籍休養。後來，康熙親征噶爾丹前路過其家鄉，特意前去拜訪並征詢討敵方略，這是後話了。
三藩既平，有功賞功，該罰則罰，要殺的還得殺。前吳三桂部降將馬寶等被殺自不必說，尚之信、耿精忠兩藩也得處理。事畢，尚之信及餘黨尚之節、李天植等按律正法，尚可喜忠於清廷，予以厚葬，其子尚之孝、尚之璋、尚之隆等從寬免罪。至於其藩下兵馬則分入上三旗，另設廣州將軍統轄。耿精忠召入京城後以逆黨之罪處死，其藩下兵馬歸入漢軍正黃旗下，劃歸福州將軍統轄。至此，三藩問題徹底解決。
“平三藩”不僅是康熙朝的大事，也是清朝曆史上的一件大事，其困難之大、時間之長、耗費的人力物力之多，都是極為驚人的。從明末清初曆史來看，吳三桂的失敗並非偶然。畢竟，其山海關迎降對清軍來說隻是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隻不過讓清軍入關更為順利而已。即便其後來掃平南明反清勢力，也不過是作為清朝部將的角色出現，而絕非清軍合作者這種可以平起平坐的地位。因此吳三桂企圖仿效明朝沐英永鎮雲南的做法，顯然是不現實的。而其起兵造反，固然有受逼迫的成分，但也不能不說，他太高估自己了。
誠然，因為連年征戰，吳三桂多年來養精蓄銳，所部確實算得上兵強馬壯，但其弱點也十分明顯。從大勢上看，多年戰亂之後，老百姓渴望安定統一，吳三桂逆曆史潮流而動，不得人心，由此也得不到更多人力、物力、財力的支援。其次，曆史上由南攻北，少有勝例，而由北攻南，則要容易得多。再次，吳三桂畢竟已經60多歲，錯過了開創基業的最好年齡。
當然，在平三藩這一重大曆史事件中，康熙也不是沒有錯誤。如《庭訓格言》中所說，“三逆未叛之先，朕與議政諸王大臣議遷藩之事，內中有言當遷者，有言不可遷者。然在當日之勢，遷之亦叛，即不遷亦叛，遂定遷藩之議”。實際上，“遷亦叛，不遷亦叛”也屬主觀臆測，其實未必。當時的康熙畢竟年輕，還是有些急躁了。如果他再成熟一些，或者采取分步撤藩的做法，其過程與結果或許也可以避免八年戰火，生靈也免受塗炭之災。從這個角度來說，八年戰亂，老百姓成了康熙成為一代帝王的代價。
當然，反過來說，三藩之亂也不僅成就了康熙的個人名聲。作為康乾盛世的起點，平定三藩的康熙實際上等於具備了開國之君的功業。而在這次戰爭中，康熙所得到的鍛煉，所表現出來的才能與勇氣，都像金子一樣可貴。在這場時近八年的戰爭中，康熙運籌帷幄，指揮有方，賞罰嚴明，處置得當，既不急於求成，也不放過任何有利的時機，步步為營，穩步推進，最終取得了戰爭的勝利。可以這樣說，經曆了“三藩之亂”的康熙，已經無所畏懼。其成為一代聖君的起點，並不在於擒拿鼇拜，而在於平定三藩。
3.君臣合力，收複台灣
康熙引以為傲的“三大功”中，實際上收台灣啟動在先，不過收效在平三藩之後。大體而言，電視劇《康熙王朝》的劇情也是以“擒鼇拜”“平三藩”“收台灣”“擊噶爾丹”為主線。而“收台灣”一節中，由老戲骨蘇廷石飾演的姚啟聖這個角色可謂活靈活現，給觀眾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
劇中，周培公臨死前向康熙推薦了姚啟聖，但康熙查看其簡曆後發現，別人做官是越做越大，而姚啟聖做官卻是越做越小，最後被發配到白雪茫茫的關外看馬去了。為了挫掉姚啟聖的張狂與傲氣，康熙將他打入大牢，不準任何人跟他說話，一個月後才將其提出牢房，並當著各大臣的麵將順治皇帝永不錄用姚啟聖的聖旨燒毀。由此，姚啟聖被任命為福建總督，主平台之事。
那麼，姚啟聖這個人在曆史上是不是真實存在呢？答案是肯定的。
姚啟聖（1624—1683），字熙之（又作熙止），原為浙江會稽縣（今紹興）人，後附族人籍隸於漢軍鑲紅旗。據《清史稿》記載，姚啟聖年輕時可不是劇中那個尖酸刻薄的瘦弱老頭。他在二十來歲時行俠仗義，曾有英雄救美救難的壯舉，當時也算是小有名氣。至於劇中說姚啟聖酷愛讀書，就連康熙的書也想偷走，這個倒也沒錯。因為姚啟聖確實飽覽詩書，是正兒八經的科考正途出身。
康熙二年（1663），姚啟聖鄉試中舉，後授為廣東香山知縣。姚啟聖在任期間，因為擅開海禁，放開對外貿易，結果被人告發，由此罷官從商。三藩之亂後，姚啟聖捐資募兵，並投入康親王傑書麾下，因其屢獻奇謀，後升為浙江溫處道僉事。康熙十五年（1676），姚啟聖冒險勸降耿精忠，事成後升為福建布政使。兩年後，再升福建總督，負責平台事宜。
康熙十九年（1680），姚啟聖率兵攻克海澄，收複金廈。鄭經兵敗後退往澎湖。姚啟聖因功授兵部尚書銜、少保兼太子太保、右都禦史。在之後兩年中，姚啟聖協助水師提督施琅收複台灣。但因為種種原因，姚啟聖再未能獲得更高的獎賞，最終於福州鬱鬱而終。總體來說，曆史上的姚啟聖，其一生也是比較精彩的，但並非劇中刻畫的尖酸老頭。
當然，以上隻是姚啟聖的一個簡單經曆。他固然對收複台灣有功，但收複台灣可不是他一個人的功勞。這個過程既漫長又複雜，容筆者下麵一一道來。
自古以來，台灣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固有領土。隻是因為古代交通條件的落後，中原政權對台灣的控製較為薄弱。早在三國時期，吳王孫權即派船隊到達台灣，而後大陸與台灣更是來往不絕。宋元時期，在開拓澎湖列島的基礎上，大陸移民開始向台灣發展，到明朝中後期已成規模。明朝末年，遠道而來的荷蘭人一度在台灣建立殖民政權（1642年），但很快被鄭成功率艦隊趕走（1661年）。
康熙元年（1662）五月，鄭成功在台灣因病去世，其子鄭經與其叔鄭襲為了爭奪王位而火並，局勢十分混亂。獲悉這一情況後，清廷趁機派員到廈門與鄭經談判，希望能說服他歸順清廷。談判中，鄭經交出明朝敕命及玉印加以敷衍，暗地裏卻帶兵進台平定內亂。由此，鄭經要求仿照高麗、琉球例，“不登陸、不剃發、不改衣冠”，行藩國禮，否則雖死不降。招撫不成，清軍即於康熙二年（1663）攻下金廈。鄭氏失去在大陸沿海的島嶼後退往台澎。
順治年間及康熙初年，清廷對鄭氏政權主要采取以撫為主的策略。這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其一是清軍善於陸戰而水師薄弱，無法在海上與鄭氏的艦隊對抗；其次是剿滅南明政權費時耗力，國家財政十分困難，老百姓也需要休養生息；其三是清廷中雖然有不少投誠的鄭氏將領，但清廷對掌控這些人沒有把握，暫時不敢放手令其出海作戰。因此，清廷對台灣鄭氏政權的戰略基點不是主動進攻，而是以撫代剿，而且這一策略保持了近20年之久。
在投奔清廷的鄭氏“叛將”中，施琅是最出名的一個。施琅（1621—1696），字道侯，福建晉江人。他自幼熟悉水性，曾任明總兵鄭芝龍手下左衝鋒，後於順治三年（1646）隨鄭芝龍一起降清，並參與平定廣東之役。此後，由於不從鄭成功反清，施琅之父及弟弟都被鄭成功殺害。康熙元年（1662），施琅被任命為福建水師提督。
施琅善於水戰並熟悉鄭氏內情，其一貫主張以武力收複台灣。在和談失敗後，他上疏建議立刻攻剿，以杜絕後患。康熙三年（1664）十一月，施琅與同為鄭氏降將的周全斌、楊富等人率水師進攻台灣，不料半途遇到風暴而回師。次年三月和四月，施琅等再攻台灣，但再次因為台風無功而返，艦隊船隻損失嚴重。三次攻台均告失敗後，朝中王公大臣對施琅的能力尤其是忠誠度產生了懷疑。甚至有傳言說，他有親人留在台灣，與鄭氏仍舊藕斷絲連，不肯全力攻台，不可信任。
之後，施琅被召至京城報告攻台事宜。經過一段時間的深思熟慮後，施琅提交了一份《盡陳所見疏》，詳細闡述了“因剿寓撫”、武力收複台灣的方略。其中大意是：對鄭氏政權剿撫並用，但重點在剿，以剿促撫，敵順則撫，敵逆則剿，以強大的軍事壓力迫使鄭經就範，令台灣回歸大清。此外，施琅在奏疏中對練兵造船、攻戰機宜等方麵也多有建議。
客觀地說，施琅三次用兵受挫，其中確實有急躁之處。因為其招募的水軍多為投誠而來，很多人的家眷分處內地、台灣兩地，彼此心有顧忌，不肯奮力向前，也屬事實。此外，士兵招募未久，海上演練也不夠成熟，如此貿然進攻，在指揮上也有些欠缺。此外，因為施琅等人都是鄭氏“叛將”，福建官員給予的配合也遠遠不夠，由此導致了這三次攻台都不盡如人意。但應該指出的是，據多方核實，施琅艦隊在攻台時確實遭遇台風，並非怯戰或另有所圖。
然而，對於施琅的表現和方略，當時輔政的鼇拜等人不以為然。他們將施琅的疏章擱置一旁，而隻是將他留在京師，授內大臣職，閑散供養。至於施琅組建的水師，因為業已殘破，加上多數是鄭氏舊部，後被調往外省墾荒，戰船也幹脆被付之一炬，不再做攻台之想。
事後，清廷又改用招撫手段，並於康熙六年（1667）派福建招撫總兵官孔元章帶著鄭經舅父的親筆書信赴台勸導鄭經歸順朝廷，但鄭經仍舊予以拒絕。康熙八年（1669）六月，在鼇拜被逮治後，康熙命刑部尚書明珠、兵部侍郎蔡毓榮前往福建，同靖南王耿繼茂、總督祖澤沛在泉州府商討招撫台灣之策。一番商議後，太常寺卿慕天顏、都督僉事季全帶了康熙詔書與明珠信件前去台灣招撫。七月初六，慕天顏、季全來到台灣，鄭經對兩使雖予優待，但對於接詔、剃發、登岸等問題仍舊堅持己見，不肯妥協，談判再告失敗。
三藩之亂時，鄭經與吳三桂、耿精忠遙相呼應，趁機襲擾大陸。不過，鄭經並未聽從吳三桂“引舟師徑取金陵或抵天津斷其糧道”的指令，也未采納耿精忠“水陸配合攻取江浙”的建議，而是重返其最熟悉、最容易得手的閩南一帶。換言之，鄭經不是與清軍為難，而是趁機挖耿精忠的牆腳。在此情況下，康熙采取了對耿精忠用剿、對鄭經用撫的策略。結果在兩三年中，鄭經迅速占領泉州、漳州、潮州、惠州等七府之地，耿精忠反而隻剩下五府，最終隻能向清軍投降。隨後，耿精忠隨清軍反攻並收複大部失地，鄭經再次退守廈門及沿海島嶼。不過，由於清軍水師並未恢複，對鄭經所占區域也是無可奈何。
康熙十六年（1677），康親王傑書兩度遣使往廈門談判，其中答應按高麗例代為題請。但此時鄭經勢力壯大，他不但堅持之前的“三不”（不登陸、不剃發、不改衣冠）原則，而且得寸進尺，要求沿海諸島由鄭軍占領並由清廷支付糧餉。康熙十七年（1678）春，為了顯示實力並增加談判中的優勢，鄭經派手下悍將劉國軒進圍海澄（今龍海市），並將清軍殺得大敗。是役，福建總督郎廷相、提督段應舉因驚慌失措、應對無能而被罷職。在康親王傑書的舉薦下，時為福建布政使的姚啟聖升任福建總督，此舉也成為收複台灣的一大轉折點。由此可知，電視劇《康熙王朝》說姚啟聖在出任福建總督前在東北的冰天雪地裏看馬，這個純粹是編劇的虛構。試想，一個九品的馬廄官怎麼可能驟升為二品的督撫大員呢？
姚啟聖接任總督時，形勢並不樂觀。當時劉國軒圍困海澄83天後，最終將其攻破並乘勝北上連克南安、德化、安溪等地。一時間，福建沿海風聲鶴唳，軍民為之惶恐不安。
不過，新官上任的姚啟聖對此並不擔心。他對下屬說：“莫怕，莫怕，賊兵至此，黔驢技窮矣！”眾問其故。姚啟聖笑道：“賊兵不過三萬，占地越多，兵越分散，勢不能久，其破也易。再者，賊以漳州兵多而攻泉州，舍近圖遠，其心必怯，豈能勝乎？”
姚啟聖的觀點，不但眾人聽了覺得有道理，就連康熙見了奏折也十分滿意。他充滿信心地對眾大臣說：“閩督今得人，賊且平矣！”
姚啟聖對付鄭經的第一個辦法就是“挖牆腳”。此前，原總督郎廷相認為閩人與鄭經方麵的人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甚至懷疑他們通敵、資敵，因而采取了不信任的態度。但姚啟聖反其道而行之。他認為：在福建沿海尤其是漳州等地，何家何族與鄭軍沒有瓜葛？如果因為這個就加以株連陷害，那麼伊於胡底？即使有些人曾經“從逆”，隻要他能棄邪歸正，有一技之長，那就大膽使用，甚至任以參將、遊擊、守備等職也無不可。
在姚啟聖的新政下，人稱“黃道人”的黃性震即脫穎而出。黃性震是福建漳浦人，他曾在鄭成功手下任百夫長。鄭成功死後，黃潛回原籍出家為道人，以避亂世。姚啟聖出任總督後，在其寬大政策的感召下，“黃道人”脫去道袍，出山協助姚啟聖收複台灣。
按照黃性震的建議，姚啟聖在漳州設“修來館”，對鄭經手下官兵大力招撫，保證來投人員“官有俸，兵有餉，歸農者有土地”。即使投誠官兵拿了餉銀跑了，姚啟聖也不追究。因為這些人回去後會大肆宣傳姚的新政，引得鄭軍蠢蠢欲動，相互猜疑。最終，不到一年的時間，鄭經五鎮大將各率所部官兵來降，人員竟達3萬人之多。除了用錢、用官位收買，姚啟聖也整頓綠營，募足兵勇，並於康熙十八年（1679）恢複福建水師。在姚啟聖的請示下，湖廣嶽州水師總兵萬正色被任命為提督，率江南戰艦百艘、官兵萬餘人、西洋炮20具同時調往福建。萬正色，字中庵，福建晉江人，他原本也是鄭成功部將，因善使大刀而號“黃大刀”（因為他曾代姑夫黃氏從軍），有以一當百之勇。
隨後，姚啟聖指揮所屬綠營、福建水師同將軍賴塔、靖南王耿精忠等一起反攻漳州，鄭軍大敗。清軍則一路連勝，相繼收回長泰、同安等地，劉國軒隻得狼狽逃回海澄。康熙十九年（1680），鄭經見金、廈難守而將劉國軒等調回台灣，戰局再度回到三藩之亂前。
尤其值得稱道的是，在三藩之亂最終平定之時，姚啟聖上書請求滿洲兵撤出福建，而後者撤出時，打算將俘掠的叛軍及其家屬沒為家奴裹脅北上。妻離子散之下，福建省內一時哭聲動天。姚啟聖見後於心不忍。他找到康親王傑書請求製止，但後者以滿洲兵出征一向如此，慣例不得打破為由予以拒絕。被拒之後，姚啟聖不惜以總督之尊再三懇求，並答應以重金贖回子民，還其本家。康親王見姚啟聖誠切，這才下令：八旗撤軍之時，敢有私攜良民同行者，斬！事後，閩人爭說“姚公活我”，而“使閩人出湯火之厄”的姚啟聖也為平台之戰贏得了最大的民意。
康熙二十年（1681）四月，姚啟聖先後收到台灣方麵的密報，稱鄭經已於當年一月二十八日病故，其長子、監國鄭克臧被權臣馮錫範所殺，改立後者之婿、鄭經次子鄭克塽即延平王位。然而，鄭克塽當時隻有12歲，幼主新立，人心浮動，政局不穩。
得到這一消息後，姚啟聖立即上疏朝廷，建議抓住這一良機，盡早攻取台灣。奏折到京，康熙召集眾臣會議，商議攻剿方略。廷議中，一部分大臣不讚成立行攻取，因海上風浪莫測，而福建水師準備不足，缺乏必勝把握。當時，駐福建都統、寧海將軍喇哈達及福建水師提督萬正色均為此意見。至於讚成立行攻取的，則有福建總督姚啟聖、福建巡撫吳興祚及內閣學士李光地等人。總的來說，後一批人代表了閩浙沿海地方，同時也反映了沿海人民的迫切願望。畢竟，台灣如不剿平，東南沿海就不能安寧，安居樂業也就無從談起。
權衡再三後，康熙決定采取立行攻取的意見，並令姚啟聖等人推薦新的福建水師提督人選。非常巧合的是，姚啟聖、李光地及大學士李霨均推薦閑置已久的原水師提督施琅。因為李光地是福建本地人，康熙特召問他為何推薦已屆花甲之年的施琅。後者表示：若論才略、經驗，國內無人可比施琅，而台灣鄭氏政權所畏懼者亦施琅一人，“用之則先奪敵士氣”。
姚啟聖則在奏疏中給康熙吃了個定心丸。因為當時很多大臣反對任用施琅，主要是因為施琅之子侄都在台灣，一旦率水師出海，或有叛變之虞。但姚啟聖通過派往台灣的密探得知，早在一年前，施琅之子施齊、侄施亥打算“擒鄭逆獻廈門以報本朝”，後因事泄而致兩家73口全部被殺。如此一來，所謂施琅可能叛逃的嫌疑也就煙消雲散。事後，反對立行攻剿的萬正色改任陸路提督，施琅再度出任福建水師提督，準備攻台。
正所謂，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對於施琅的這一任命，康熙在《庭訓格言》中也有一段記載：
“先時台灣賊叛，朕欲遣施琅。舉朝大臣以為不可，遣去必叛。彼時朕召施琅至，麵諭曰：舉國人俱雲汝至台灣必叛。朕意汝若不去台灣，斷不能定。汝之不叛，朕力保之。卒遣之，不日而台灣果定。此非不疑人之驗乎。凡事開誠布公為善，防疑無用也。”
在接見施琅時，康熙問其平台方略，施琅仍堅持“因剿寓撫”之策，其認為：朝廷多次招撫而未能收效，可見鄭氏誠意不足，當以武力征剿。若以大軍壓境，鄭氏政權勢必瓦解。何況台灣孤懸海外，衣食尚需大陸接濟。兵丁也多為福建人，必懷故土之思。回歸乃天時地利、人心所向，越早統一就越加有力。至於台灣的軍情，施琅認為其兵力有限，操練不足，而且內政失修，可一舉而定。
為了防止別人說閑話，施琅特意請求康熙派遣身邊的親信侍衛吳啟爵隨同出征，一方麵可以對自己起到監督作用，另一方麵也能加強同康熙的聯係。對此提議，兵部認為並無先例且有違體製而駁回。但康熙卻明白了施琅的用意，說：“吳啟爵不過一侍衛，留在京城有何用處？如果發往福建，或能起到一些作用。既然施琅請求了，那就按他說的辦吧！”
所謂“朝中有人好做官”，後來的事實也證明，吳啟爵在反映軍情及溝通君臣意見等方麵起到了重要的橋梁作用。
當然，信任之外，還有時機問題。康熙初年時，施琅上《盡陳所見疏》，但被鼇拜等擱置一旁，而十幾年過去，康熙卻對之重視有加。這其中的原因是：此前的施琅尚未得到信任，當時清廷也沒有能力去收複台灣，所以他提出的平台方略也就不予考慮。但到了康熙二十年（1681），平定三藩之亂指日可待，清軍戰力還有國家實力也已經今非昔比，收複台灣也就擺上了台麵，到了認真對待的時候了。
當年十月初六日，闊別家鄉十餘年的施琅來到廈門就任水師提督。然而，就像電視劇《康熙王朝》中說的，施琅、姚啟聖兩人很快就因為攻台的細節問題發生了分歧。當時，姚啟聖主張利用北風，當年年底即兵分兩路，一路攻澎湖，一路攻台灣。施琅則認為，冬春之際，颶風時發，此時攻台勝算不大，不如先練水師，等到明年三四月進兵更為適宜。
對於福建前線的姚、施之爭，康熙雖然堅持總督、提督同征，但對於進剿日期等，並未做硬性規定，而是要求兩人協謀合慮，根據實際情況做出最適宜的作戰計劃。從軍事的角度來看，康熙不做具體決策是對的，畢竟海戰十分專業。即便熟悉海情的姚啟聖也未必詳悉，其兩路分兵非但有搶功之嫌，而且有些外行了。施琅的主張，是先打澎湖，因為據守澎湖的是鄭軍主力，尤其以劉國軒最為驍勇。如果打敗劉國軒，台灣即可不戰而克。試想，集中兵力尚不能保證必勝，何況分散兵力，兩路出擊？
作為富有經驗的水軍將領，施琅深知海上戰場的殘酷性，一旦與敵接戰，機會隻有一次，生死存亡，隻在一念之間。為此，施琅連上兩折，懇請皇上授以他對台專征之權，其表示：“皇上如信臣愚忠，獨任臣以討賊，令督撫二臣催辦糧餉接應，使臣整訓官兵，時常在海操練，勿限時日，風利可行，臣即督師進取，一鼓蕩平。如若失敗，請治臣之罪！”
施琅的用意很明白，福建地方上隻負責後勤給養，攻台軍務由他一人負責，免得像之前那樣相互牽製，無功而返。對於施琅的意見，康熙也十分慎重。他隨後召集會議，以聽取其他大臣的意見。會上，大學士明珠站在了施琅的一邊。他認為：“如一人領兵進剿，則可得行其誌；兩人同往，則未免彼此掣肘，諸多不便。既然如此，不如令施琅一人進軍，姚啟聖不必同往，似乎更為可行。”經過反複考慮，康熙認為明珠意見很好，於是同意由施琅自行進剿。
康熙二十一年（1682）十一月，在調集各路兵馬在海上操練時，施琅公開宣稱，將利用北風對台灣發起攻擊。消息傳出，鄭氏方麵風聲鶴唳，一時間草木皆兵。然而，這隻是施琅的疑兵之計，故意製造對方的緊張情緒。十二月，清廷對鄭氏政權做最後一次招撫，但後者仍堅持仿高麗、琉球例稱臣納貢，但不登岸、不剃發，企圖保持自己的獨立地位。在此情況下，康熙嚴令施琅“速進兵”，完全、徹底、盡快地解決台灣問題！
康熙二十二年（1683）六月十四日清晨，施琅率各類戰船230餘艘、水師官兵2萬餘人從銅山出發，進攻澎湖。十六日，施琅舟師進抵澎湖水麵，與劉國軒所部發生激戰。在第一次接觸戰中，清軍水師初戰不利，施琅被敵焰燒傷麵部，但仍堅持指揮不退；總兵藍理為救援主艦而冒死衝進重圍，結果被彈片劃傷，腹破腸流，但包紮後仍舊酣戰不休。
首戰之後，劉國軒因為損失較大並未追擊，施琅則命水師撤回八罩整頓。六天後，雙方水師在澎湖再次決戰。這次戰鬥從早上七時一直激戰到下午四時，隻見海麵上“炮火矢石交攻有如雨點，煙焰蔽天咫尺莫辨”，戰況十分激烈。最終，清軍水師擊沉或焚毀劉國軒部各類船隻150艘，殺敵1萬餘人，鄭軍水師主力幾乎全軍覆沒，而施琅水師也傷亡2000餘人，總兵朱天貴戰死。此役後，劉國軒率殘兵敗將退回台灣，澎湖守軍隨即投降。接到澎湖大捷的戰報時，康熙正在陪同孝莊太後駐於古北口外紅川。其興奮之餘，當即命將此捷報傳諭扈從諸王公大臣，並特派一名侍衛赴福建慰問全部官兵。當夜，康熙正登樓賞月，聞捷報而脫錦袍，並自作一詩，寫一手卷，令侍衛隨同帶往賜給施琅。事後，康熙對海戰中湧現的英雄人物也十分感興趣。他曾特召藍理至禦前詢問澎湖戰況，並令解衣視其傷痕，後又手書“所向無敵”四字橫幅賜給藍理。
說來有趣，此前姚啟聖與施琅在用兵問題上發生分歧時，在用人上也有分歧。對被姚啟聖處罰過的藍理，施琅十分器重，但他對姚啟聖賞識的朱天貴卻不打算使用。接報後，康熙認為兩人都是可用之材，特旨授二人官職。後來海戰中，藍、朱二人均英勇善戰，不負厚望。朱天貴更是為國捐軀，清廷予以厚葬。
澎湖之戰後，勝敗已分。在此情況下，姚啟聖主張乘勝直搗台灣，剿滅鄭氏政權。此外，也有人主張誅殺鄭軍殘餘，以血前恨。施琅則表示：為國為民，不必計較私人仇怨，不戰而屈人之兵為上策。如果鄭氏政權幡然醒悟，不戰而降，那將力請皇上赦免其罪，令其安心來歸。為此，施琅不僅厚待對方投誠人員，而且對俘虜也十分優待，如其願意回台灣即令放回，以便規勸台灣軍民來降。一時間，台灣軍民人心安定，眾人皆有思歸之心。據說，在施琅任水師提督前，有傳言說他回台灣“必報父仇”，不勝則罷，勝則一定會大行殺戮。為此，康熙也提前告誡施琅：“朕不怕你不能攻克台灣，朕擔心的是，鄭成功部下此前與你有恩有仇，恩怨聯結。如你一戰全殲，倒不必說。對於那些願意歸降的，務必記住八個字：隻可報恩，不可報仇！”施琅聽後，明確表示“斷不報仇”。
澎湖戰敗後，鄭氏集團也開始動搖。有人主張前往呂宋，有些將領則企圖獻台降清。在此情況下，劉國軒也力勸馮錫範、鄭克塽降清，以防再生變局。於是，鄭克塽派人攜降表赴澎湖呈繳。經姚啟聖轉奏後，眾大臣認為可以接受，康熙也認為：“若不許其投誠，則彼或竄處外國，又生事端，不若撫之為善。”
值得一提的，在清軍水師準備武力進攻台灣之際，荷蘭殖民者也想插手，但被康熙及施琅等嚴加拒絕。中國人的事，由中國人自己解決，絕不允許外國染指。這也是曆史的經驗與智慧。
之後，工部右侍郎蘇拜等奉命前往福建，齎送對台投誠人員頒發的赦詔。八月十一日，施琅率水師官兵前往台灣受降。到台後，鄭克塽親率馮錫範、劉國軒等文武官員列隊恭迎王師。十八日，施琅當眾宣布赦詔：“爾等果能悔過投誠，傾心向化，率所屬軍民等悉行登岸，將爾等從前抗違之罪，盡行赦免，仍從優敘錄，加恩安插，務令得所。煌煌諭旨，炳如日月，朕不食言！”念畢，鄭克塽等向北叩頭謝恩。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父弟子侄均為鄭氏先祖所殺的施琅，非但未對鄭氏後人大加報複，反而在事成後前往鄭成功廟行告祭之禮。此等舉動，就像次年康熙南巡時祭拜明太祖朱元璋陵一樣，不僅能夠安定民心，也足見施琅非但軍事一流，在政治上也極有胸襟與頭腦。康熙用他恢複台灣，可謂得人。
康熙二十三年（1684）十二月，鄭克塽、馮錫範等奉旨晉京並受封公、伯爵位不等，其餘投誠人員及官兵也都得到妥善安排。其中劉國軒實授天津總兵官，並特賜白銀、宅第等。至於施琅，則加授靖海將軍、封靖海侯，世襲罔替。
鄭氏既平，但台灣的棄守問題再次引起了爭議。一些大臣認為台灣乃“海外丸泥，不足為中國加廣”而主張“遷其人，棄其地”，僅留澎湖作為東南屏障。就連之前力主平台的內閣學士李光地也反對戍守台灣，其理由是：台灣設戍則加重內地人民負擔，而且可能出現新的分裂割據局麵。
對此謬論，施琅表示堅決反對，其上疏指出：台灣乃東南保障，對江浙閩粵意義重大。而且地實肥沃，一旦棄守，不歸賊即歸於荷蘭，後患無窮！大學士李蔚、王熙也奏稱：“台灣有地數千裏，人民十萬，其地甚要，棄之必為外國所踞，奸宄之徒竄匿其中，亦未可料；遷其人，恐奸宄生心，應如琅議。”
為此，康熙曾征詢李光地的意見，說：“汝恐台灣既擁重兵，尾大不掉，目下如何？”李光地答：“目下何妨？以皇上聲威，幾十年可保無虞。”康熙笑道：“如此且置郡縣。若計到久遠，十三省豈能長保為我所有嗎？”最終，康熙決議如下：“台灣棄取，所關重大，棄而不守，尤為不可！”
康熙二十三年（1684）四月十四日，在鄭氏政權的基礎上，清廷批準台灣設府，下轄三縣，即台灣府（轄澎湖）及鳳山、諸羅、台灣三縣，隸福建省。在軍事上，台灣設總兵一員、副將二員，分水陸八營，駐兵8000。其中，澎湖設副將一員，駐兵2000。
在姚啟聖的推薦下，原泉州知府蔣毓英出任第一任知府（並非電視劇中說的魏東亭），後者在任內頗有政績，在台灣經濟、文化等方麵均有建樹。蔣毓英三年任滿後升按察副使，仍管理台灣府事，實際是連任六年，此舉對台灣的穩定也作用匪淺。
台灣設府，海患既平，本就是權宜之計的“遷界禁海”政策也宣告廢止。康熙二十三年（1684）十月，清廷宣布開放海禁，福建、廣東、浙江諸省遷移百姓允準回籍複業，數十萬人得以回歸故裏。此外，廣州、廈門、寧波等處均設立海關，以鼓勵海上貿易。在諸多舉措下，東南沿海也開始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新氣象。
從康熙元年（1662）首次派員招撫鄭經，到最後台灣設府，清廷在收複台灣問題上共用時23年。在此期間，康熙與姚啟聖、施琅等大臣協心合力，遠程指揮，而姚、施兩位主要負責大臣也都以大局為重，即便偶有意見不合，也能一心為公、相互合作，這在曆朝政治上也屬難得。台灣收複之後，康熙解除了東南的後患之憂，其目光也開始投向北方，要解決隱然巨患的噶爾丹及俄國南下侵擾的問題了。
4.雅克薩之戰，一路向北
電視劇《康熙王朝》中，清軍大戰雅克薩雖然不曾涉及，不過俄國使者倒是在劇中客串了一把。在三藩之亂前，康熙讓遠道而來的尚之信、耿精忠等看了一出好戲。他先讓俄國人大放了一番厥詞，然後讓尚、耿等人痛斥俄國使者，以表示對大清的忠心。這一情節設計雖然純屬虛構，但作為基本事實，俄國在康熙初年確實已經派使團來到京城。
康熙十四年（1675）五月，康熙在太和殿、保和殿兩次接見俄國使團。這次俄國人的來訪，主要是為了通商貿易，對邊界爭端則隻字未提。在前往中國的途中，俄使尼果賴已經得知吳三桂在南方掀起叛亂。他也有意利用這一事件對清廷施加壓力，以便為俄國爭取更多的利益。
事實上，在16世紀時，中俄兩國仍相隔萬裏，彼此不通往來。但也就是從那時開始，俄國逐步對外擴張，並將觸角伸向遙遠的東方。明朝崇禎五年（1632），俄國人來到西伯利亞東部的勒拿河流域並建立雅庫茨克城，後者也成為俄國人南下中國黑龍江流域的主要基地。
崇禎末年，從雅庫茨克出發的哥薩克遠征隊開始沿勒拿河南侵，隨後越過外興安嶺到達精奇裏江（今結雅河）中遊達斡爾人的領域。在對達斡爾人進行暴力驅趕與殘酷殺戮後，俄國人在原達斡爾頭人阿爾巴西的駐地修建要塞，這就是後來的雅克薩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