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巡筆記》中，康熙特別記載了這樣一件事：“夜坐舟中，與侍臣高士奇談論古今興廢之跡，或讀《尚書》《左傳》及先秦兩漢文數篇，或談《周易》，或賦一詩，每至漏下三十刻不倦，日以為常。”康熙出巡而不忘讀書，君臣二人夜坐舟中，討論古今興廢每至半夜，若說高士奇沒有相當的魅力，這恐怕是說不過去的。
高士奇自己在《蓬山密記》中也說，康熙曾當著左右說：“當日初讀書，教我之人止雲：熟讀四書本經而已。……後得高士奇，始引詩文正路。他常向我言，詩文各有朝代，一看便知，朕甚疑此言。今朕邇年，探討家數，看詩文便能辨白時代，詩文亦自覺稍進，皆高士奇之功。”這段話，可謂君臣相證，應無虛言。
由於長期侍奉內廷，康熙與高士奇雖為君臣，而無異於師友。入值南書房後，高士奇每日“報籌而入，送燭而出”。有時回家太晚，康熙即加派人將其護送回家。為此，康熙還特別定下一條規矩：“宮中禁門，待高某離去後，方可落鎖。”
高士奇的勤勉，自然也有回報。康熙十七年（1678），康熙公開褒揚高士奇說：“爾在內辦事有年，凡密諭及朕所覽講章，纂緝書寫甚多，特賜表裏十匹，銀五百兩，以旌爾之勤勞。”康熙二十年（1681），高士奇因天熱中暑，康熙特發諭旨：“爾內直以來，勤慎盡誠，夙夜匪懈，近日聞爾偶得暑病，特賜以養之資，爾當安慰自怡，輔以醫藥。”
正所謂，近水樓台先得月，作為康熙身邊的紅人，高士奇自是奇貨可居，難免也有招權納賄之嫌疑。《簷曝雜記》中，就有這樣一段記載：高士奇發達以後，一些大臣對他趨之若鶩，都想從他那裏得到一些高層信息。就連他之前的恩主明珠，也不得不加入其中。而高士奇每次下班後徑直進門，對等在門外的大臣們看都不看，睬都不睬。至於明珠，高士奇還算給點麵子，每次吃完飯後都是先讓明珠進去，其他人則隻見一兩人，即命家奴出告曰：“日暮不能見，請明日再來！”聽了這句話，眾人才一哄而散。當然，被高士奇接見的人也不能空手而來。高士奇由此暴富，也就不在話下了。當時，京城裏即流行“九天供賦歸東海（徐乾學），萬國金珠獻淡（澹）人（高士奇）”的說法。
高士奇如此招搖，自然也會被人嫉恨。有人向康熙反映說：“高士奇當初來京城時，還是自己挑著鋪蓋，如今查查他有多少家產，就知道他受了多少賄賂。”某日，康熙有意問了高士奇一次，高也十分坦誠地承認：“督撫諸臣，以臣蒙主眷，多有饋遺。其實聖明威福不旁落，臣何能參預一字。在彼誠無益，在臣則寸絲粒粟，皆恩遇中來也。”康熙聽後，也就一笑了之。
《簷曝雜記》為乾隆朝官員趙翼所寫，趙翼以史學家聞名。不過，高士奇或許招搖，但招搖到以上說的這種程度，則未免過於誇張。正所謂，“木秀於林，風必摧之”，以高士奇的資曆而得如此恩寵，難免引起很多人尤其是正途官員的嫉妒與非議。
這不，在康熙二十七年（1688），山東巡撫張汧因赴京行賄被查，其中即牽涉高士奇。事後，康熙網開一麵，諭令勿得滋蔓，高士奇這才逃過一劫。次年九月，左都禦史郭琇上疏彈劾高士奇，其中指控高有“招搖、結黨、納賄、欺君”四項大罪，文中還不乏“貪贓壞法，國蠹民賊，欺君滅法”“豺狼其性，蛇蠍其心，鬼蜮其形”等激烈措辭。彈章既出，舉座皆驚。由於四項大罪皆有可坐實之處，朝議之下，康熙也沒有辦法，隻能讓高士奇解任回籍。
當然，高士奇畢竟隻是供奉內廷而沒有做過實務官職，在外招搖或許難免。但說他有多“貪贓枉法，賣官鬻爵”，恐怕也談不上。郭琇身為禦史，彈章固然錚錚有詞，不過很多也隻是故為誇大、聳人聽聞而已。高士奇的被劾，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並非正宗的科舉出身，由此為科道官員所嫉、所輕、所厭，也就在所難免了。
高士奇被解任後移居浙江平湖，暫時優遊林野，埋頭著述。康熙三十二年（1693）四月，康熙賜給高士奇手敕一道：“朕少年最不喜參，爾所素知。隻因前歲大病，後賴此藥複還元氣，所以使人到長白山覓得八九寸長、五六兩重者十餘根，上好者數斤，念爾江湖遠隔，苦楚頻躬，想是未必當年氣相也，故賜南方所無蜜餞人參一瓶，上好人參一斤，土木參二斤，爾當寬心自養，不必多慮。”同年七月，又賜禦製扇並附詩一首：“故人久別已三年，寄語封書白日邊；多病相鄰應有意，吟詩每念白雲篇。”
高士奇離開京師三年，康熙就將他稱為“久別的故人”，如此感情的流露在其一生中是不多見的。實際上，這也是在為召回高士奇打前站，放風聲。次年，康熙命大學士王熙、張玉書等在翰林院官員中舉薦數名長於文章、學問超卓者前來修書，其中用意，即為高士奇複出大開方便之門。對此，王熙、張玉書等人焉能不知，於是高士奇也就順順當當地官複原職，照舊供奉內廷。
康熙三十五年（1696），高士奇隨康熙禦駕親征噶爾丹。次年，高士奇以贍養老母為由向康熙請求告老還鄉，康熙封其為詹事府詹事，以榮其歸。其間，康熙賜詩一首：“廿年載筆近螭頭，心慕江湖難再留。忽憶當時論左國，依稀又是十三秋。”這說的是當年師生教讀情景，“左國”者，《左傳》《國語》是也。
康熙三十八年（1699），高士奇受賜“忠孝節義”匾額。這四個大字，似為康熙對郭琇彈劾高士奇“四大罪”的某種回應。康熙四十年（1701）八月，康熙再賜高士奇“忠為表，孝為裏；言有物，行有恒”對聯。以上兩例，也足以說明高士奇在康熙心目中品行無缺。
康熙四十一年（1702），高士奇被授為禮部侍郎，高士奇以母老未赴。次年康熙南巡，高士奇特奔淮安接駕。南巡後，高士奇隨駕入京，第三次入內廷供奉。某日，君臣同遊暢春園，康熙還特為高士奇指點說：“爾在內曆有年所，與眾不同，今日令爾遍觀園中諸景。”
康熙四十二年（1703），高士奇因老母病逝南歸，康熙似乎意識到這將是兩人最後一次相見，其動情地說：“見爾感涕，朕亦難忍！”後命闔宮首領內監將高士奇送至苑門外。後來的事實也證明，這確實是高士奇最後一次離京。
當年六月十五日，高士奇為康熙編纂《禦製詩》完稿並作跋。半個月後，高士奇即告去世。消息傳到京城後，康熙十分悲痛，其下旨曰：“高士奇簡侍內廷，勤勞歲久。忽聞在籍病逝，朕心深為軫惻！下部議恤。”部議以“士奇未赴侍郎任，例予祭一次”。康熙說：“高士奇在內廷供奉有年，其品級不應予諡。朕軫念舊臣，士奇應予以諡，以示特恩。”
事後，康熙“命加級全葬”，賜諡號“文恪”，並遣欽差前往浙江致祭。不僅如此，康熙還親製悼詞並禦書悼聯：“勉學承先誌，存誠報國恩。”
常言道，“伴君如伴虎”，以康熙對高士奇的知遇，這在曆代君臣關係中無疑是少見的。陳康祺在《郎潛紀聞二筆》中說：
“文恪以單門白士，徒步遊長安街，遭辰遌時，平陟通顯，仁皇帝（康熙）數十年之矜全培護，斷非他人夢寐所敢幾。奈詞章而外，他事無聞，其結歡內侍，納賂疆臣，無非為身家富貴之計，依恃寬大，巧言自文，不以墨敗，幸也！”
高士奇的“幸運”，也不是天上掉下來的，這與他平時的作風、家風也有莫大的關係。高士奇事母至孝，居鄉謙和，其家訓如下：“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是故，高氏子孫在平湖傳十二世而無一貪卑之徒、無一犯法之男，這恐怕與高士奇留下的祖訓不無關係。
3.天子近臣：南書房師友
通常來說，開國之君征戰四方，常無暇讀書，而守業之君雖有良師教導，但真心向學的也是少數。幸運的是，康熙正好屬於後者。作為幼歲登基、14歲親政的少年皇帝，康熙在政務繁忙之餘並不放鬆學習，這在曆朝曆代並不多見。畢竟，一般人學知識多為謀生之計，如孝莊所打趣的：你貴為天子，又何苦像一般讀書人那樣發奮苦讀，難不成你也要去趕考？
康熙曾說：“帝王勤求治理，必稽古典學，以資啟沃之功”，“人主臨馭天下，建極綏猷，未有不以講學明理為先務。朕聽政之暇，即於宮中披閱典籍，殊覺義理無窮，樂此不疲。”在父皇已沒而孝莊太後漢文化水平又不高的情況下，康熙能有此認識，殊為不易。畢竟，在其親政乃至擒拿鼇拜時，康熙也不過十七八歲，按年齡不過一個高中生而已！
康熙十年（1671）二月，康熙在保和殿正式舉行經筵大典，翰林院掌院學士熊賜履為首任講官。也就是從此刻開始，康熙皇帝的學習開始步入正軌。按製，經筵為盛典，春秋兩季各選三天舉行，相當於皇帝與高級官員集中學習，但僅有這個是遠遠不夠的。經筵之外，還有針對皇帝本人的日講學習，以期收到持之以恒的效果。曆史上，輔佐成年皇帝讀書的師傅又稱為侍講、侍讀或經筵日講官，如宋代程頤、朱熹、王安石、司馬光等人，都曾做過經筵日講官。康熙十年（1671）後，從翰林院中選取滿、漢大臣各八人以原官銜充日講官，每日為皇帝講解經書，並擔任起居注官，記載皇帝每天的學習與政務。
康熙朝的日講地點，最開始在弘德殿，後移至乾清宮，講官通常由翰林院官員（侍讀學士與侍講學士）擔任。除熊賜履之外，其他如史大成、杜臻、張英、史鶴齡、陳廷敬等，還有滿族學官折庫納、傅達禮、莽色、喇沙裏等都曾擔任過講官。從廣義上來說，這些官員也算得上是康熙的帝師了。在經筵日講製度恢複後，清朝帝王的教育學習製度也得以完備並為後世所遵守。這對於清朝的穩定與發展，無疑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對於學習，康熙的態度是認真的，要求也是嚴格的，從未放鬆過。如他自己說的，“向來隔日進講，朕心猶然未愜。嗣後爾等須日侍講讀，闡發書旨，為學之功，庶可無間”。“學問之道，必無間斷，方有裨益，以後寒暑不必輟講”。由隔日進講到每日進講，甚至連大寒大暑節氣也不休息，如康熙自雲：“無一日不寫字，無一日不看書。”這樣的做法，不但康熙不能偷懶，就算是講官，想偷懶恐怕也是不行了。
日講時，康熙要求講官不必顧忌，大膽講解，即使偶有失誤，也予以諒解。對於講官，康熙也是體恤備至，日講後常賜給禦製書畫卷軸以示慰勞。而在寒暑令節，也經常賜給禦用果品點心或內務府紗緞貂裘等。遇到優缺，講官往往從速升轉，有疾病則遣醫送診送藥，去世後，又遣使吊唁，贈予美諡，錄用其子孫，可謂關懷備至。如此一來，講官們無不感激涕零，傾心教讀。
作為近侍之臣，康熙在選任擢用前也十分謹慎，其曾指示說：“翰林係文學親近之臣，一向因為日講，時時進見，可以察其言行舉止。近日來進見稀少，講官侍班不過頃刻，豈能深悉？著將翰林院、詹事府、國子監官員，每日輪四員入值南書房，朕不時谘詢，可以知其人之能否，以備擢用。”
在講學過程中，康熙對於之前的日講製度也有所創新。康熙十四年（1675）時，他向講官提出：“日講原期有益身心，增長學問。今止講官進講，朕不複講，但循舊例，日久將成故事，不惟於學問之道無益，亦非所以為法於後世也。自後進講時，講官講畢，朕仍複講，如此互相講論，方可有裨實學。”
由於地位的特殊性，之前帝王學習時隻有講官口述，皇帝默記於心，但這種教學效果究竟是好是壞，隻有皇帝心裏清楚，講官既不知也不便問。有鑒於此，康熙這才創新學習方法，在講官講畢，再由自己複講，這樣就能看出學習的效果。客觀地說，康熙的做法，是完全符合教育科學與規律的。
至康熙十六年（1677）四月時，康熙在複講的基礎上再進一步，即改為親講。換言之，在每次進講時，先由康熙按講章題目講解全文或其中一節，然後再請日講官講解，兩相對照，取其所長，補其所短，師生互相切磋，共同討論。這種互講互考的做法，實際上已經是當下研究生的學習方式，這是很值得借鑒的。
從康熙十年（1671）到康熙二十五年（1686），也就是康熙18歲到33歲之間，在這15年的時間裏，不計入經筵學習的話，康熙總共舉行日講近900次。日講的主要科目為《論語》《大學》《中庸》《孟子》《書經》《易經》《詩經》《通鑒綱目》《通鑒》等。據清史學者白新良的統計，康熙在此期間學習《論語》182次、《書經》119次、《詩經》57次、《通鑒綱目》154次、《通鑒》347次，《大學》《中庸》《孟子》《易經》次數不詳。
從時間安排上來看，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日講活動都安排在禦門聽政前，此後則安排在禦門聽政後，兩者幾乎同等重視。從這個角度而言，康熙一方麵能勤於治國，另一方麵又能一心向學，這在曆朝曆代的君主中確屬十分難得。
對於經筵，因為是儀式性活動，以往君主多采取敷衍態度；對於日講，則往往以政務繁忙等理由百般推脫。但在康熙朝，除因巡幸或出征偶爾中斷外，經筵舉行了半個多世紀，從未停止。至於日講次數，從一開始即遠遠地超越了其他朝代的君主，但康熙仍隻嫌其少而不嫌其多。在以上經筵日講學習活動中，康熙熱情主動，持之以恒，其堅持時間之長、用力之深，在曆代君主中都是首屈一指、絕無僅有，成就也是如此。
值得一提的是，康熙不但自己愛學習，同時還會督促臣屬學習。如康熙二十四年（1685）巡幸塞外時，康熙令隨行大臣進書，並特別指示說：“凡文武各官，皆須讀書。於古今得失，加意研究。爾等各攜諸書，以備問答，甚善。朕所點定之書，爾等亦試觀之。”
康熙五十年（1711），時已58歲的康熙在回顧自己的學習經曆時說：“朕禦極五十年，聽政之暇，勤覽書籍，凡《四書》、《五經》、《通鑒》、《性理》等書，俱經研究。每儒臣逐日進講，朕則先為講解一過，遇有一句可疑，一字未協之處，亦即與諸臣反複討論，期於義理貫通而後已。”
或者可以這樣說，通過以上的經筵日講學習，康熙自己也達到了儒學博士水準。康熙二十五年（1686）停止日講後，康熙也沒有就此放棄學習，而是仍舊通過自學、問學的模式繼續學習，其學術水平，說達到當下人文社科的教授博導水平，恐怕也不為過。
在清宮內，有兩個書房特別容易混淆，一個是上書房，一個是南書房。實際上，上書房是皇子的授課讀書處；南書房則是翰林當值之所，以便於皇帝研究探討學問。之所以有“南書房”之名，主要因為康熙在乾清宮之西的懋勤殿讀書，其南麵乾清門右階下設“內廷詞臣值廬”，因其位於懋勤殿之南，故稱“南書房”。
南書房的正式設立，通常認為在康熙十六年（1677）十月，康熙向內閣大學士等提出：“朕不時觀書寫字，近侍內並無博學善書者，以致講論不能應對。今欲於翰林內選擇二員常侍左右，講究文義。但伊等各供厥職，且往外城，不時宣召，難以即至。著於城內撥給閑房，停其升轉，在內侍從數年之後，酌量優用。再如高士奇等能書者，亦著選擇一二人，同伊等入直。”
同年十一月，經各衙門推薦會奏後，康熙發布上諭：“命侍講學士張英，加食正四品俸，供奉內廷。其書寫之事，一人已足，止令高士奇在內供奉，加內閣中書銜，食正六品俸。伊等居住房屋，交內務府撥給。又令大學士傳諭張英、高士奇，選伊等在內供奉，當謹慎勤勞，後必優用。勿得幹預外事，其恪遵朕諭。”
當然，也有人認為，南書房的設立或早於康熙十六年（1677），而在康熙十年（1671）左右，最早入值的為沈荃及勵杜訥，兩人都因為善於書法而被推薦入內。關於這兩人，這裏稍做介紹。
沈荃為江南華亭人（今上海），順治九年（1652）進士，授編修，後為外官，不過仕途並不順利。據康熙在《庭訓格言》中的自述：“及至十七八……更耽好筆墨，有翰林沈荃，素學明時董其昌字體，曾教我書法。”可見沈荃入內廷教導康熙書法的時間，應該為康熙十年（1671）左右。
勵杜訥為直隸靜海諸生（秀才），按說沒有入內奉值的資格。不過他曾參與繕寫《世祖實錄》，想必其書法過人，所以為權要所薦，“命留值南書房，食六品俸”。康熙二十九年（1690），勵杜訥改任光祿寺少卿而離開南書房。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初，康熙南巡路過靜海縣，其特別降諭褒獎勵杜訥，說“（勵）向在南書房，效力二十餘年，為人敬慎，積有勤勞”。當時，勵杜訥已經去世，他的品級未達到賜諡的資格，但康熙仍特別賜給他“文恪”的諡號。
在曆代帝王中，康熙的書法稱得上是佼佼者。之所以如此，一方麵是康熙對書法十分癡迷，另一方麵也是沈荃、勵杜訥、高士奇等人的嚴格教導所致。有時候，康熙寫得不好或者用筆錯誤，沈荃就直截了當地指出來，分析錯誤之由。康熙不僅不生氣，反而十分高興地說：“沈荃是一個忠誠實在的人。”在沈荃離開南書房後，康熙仍時常將其召入，請教書法。沈荃去世後，康熙召其子沈宗敬入值南書房，以示不忘故人。除書法之外，沈荃也與康熙論及學問。其曾說：“唐吳兢所撰《貞觀政要》一書，君臣谘詢恭儆，大有裨於治道，皇上宜置左右，時時瀏覽加以反省。”康熙說：“此書朕亦時時覽之。”又說：“《四書》屢經講讀，朕心業已熟曉。每觀《通鑒》，事關前代得失，甚有裨於治道，應與《四書》參講。”
康熙十六年（1677），在張英、高士奇入值後，南書房也由輔導皇帝讀書寫字上升為講求經義，以備顧問。後來，甚至還增加了代擬諭旨、編輯書籍等職能。在這裏，先簡單介紹一下張英的情況。
在電視劇《康熙王朝》中，張英並未直接露麵，不過他的兒子張廷玉在處理索額圖與明珠案時卻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從某種程度上說，如果沒有父輩鋪好前路，張廷玉在康熙朝末期及雍正朝恐怕也難以大放異彩。
張英（1637—1708），字敦厚，號樂圃，安徽桐城人，康熙六年（1667）進士（二甲第四名），選庶吉士，散館時欽定第二，授翰林院編修。康熙十二年（1673）七月，張英被指為日講起居注官，四年後與高士奇一同入值南書房。任職期間，張英還同時擔任皇太子胤礽的師傅。
為了方便張英等人及時應召，康熙打破“漢人不得居住內城”的規定，張英也由此成為漢人大臣中賜居內城的第一人。此後，每日清晨雄雞未鳴之時，張英即與奏事諸臣一同入宮，在南書房隨時等候內侍傳召，為康熙講經谘詢。有時，即便回到家中正在吃飯，因有內侍宣召，張英也不能不放下飯碗隨即入宮。
在此期間，康熙每次出巡，都要張英侍從左右，信寵一時。按當時規定，官員扈從需自備開銷（無出差費可報），康熙見張英家境清寒，特下發諭旨：“（張英等）俱係遠離家鄉，京城毫無資產，常川隨朕，不免艱苦，殊為可念。”因此，張英的日常開銷也改由內廷負責。
對於張英的學問，康熙甚為肯定，稱他“每日進講，啟導朕心”，“所進講章甚為精詳，實於學問政事大有裨益”。為此，康熙親筆寫下“清慎勤”“格物”兩幅大字送給張英，以示褒獎。
在《清史稿》中，張英被評價為“性和易，不務表襮，有所薦舉，終不使其人知，所居無赫赫名”。這一點在推薦王士禎入值南書房一事上有所體現。據《嘯亭雜錄》中記載，康熙十七年（1678），原戶部郎中、著名詩人王士禎在張英等人的推薦下由部曹改為詞臣。
為此，康熙將王士禎召入懋勤殿當場麵試，令賦詩一首。孰料，王士禎雖然詩作得好，但文思遲滯，加上部曹小臣驟見皇上，一時竟緊張得不知如何下筆。張英見狀，心急之下隻好自己寫了一首，然後揉成紙團偷偷放在案首，王士禎這才得以完卷過關。不巧的是，張英之舉被康熙無意間看見。不過他顧及兩人的麵子，並不點破，隻是在事後調侃張英：“人家都說王士禎的詩豐神妙悟，不過在朕看來，跟你寫的差不多，整潔如一嘛！”張英臉一紅，說：“哪裏，王士禎的詩比我的要強得多啦。”
此外，張英還有一個流傳甚廣的故事，說他在朝為官時，其老家人與鄰居在宅基地問題上發生爭執，官司打到縣衙，誰也不肯輕易讓步。於是，張家人千裏傳書到京求救。張英收信後啞然失笑，隨後回詩一首：“千裏修書隻為牆，讓他三尺又何妨！萬裏長城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老家人接書後十分慚愧，遂自動退讓三尺。鄰居見張家如此舉動，感動之餘也讓出三尺，於是“六尺巷”的美談不脛而走。
張英的為人，低調謙和，從不與人爭名奪利，實一老實本分的讀書人。就這點而言，康熙是很欣賞他的。不過，康熙也認為，以張英的學問與性格，最好留在朝中辦理文墨之事而不宜放為外官，列為巡撫人選。這不，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時，翰林院掌院學士出缺，康熙以“張英為人厚重，不幹預外事，補授此缺最為合適”。然而，即使翰林院掌院學士這種清貴之官，張英做來也頗為費力。不久，張英即因教習庶吉士不嚴等工作失誤而被吏部議處，康熙雖命從寬處理，但他也意識到，張英雖然是一好人，但不能統轄翰林。最終，隻能由內閣學士李光地接任翰林院掌院學士，張英改任禮部侍郎。
經曆了這次挫折後，張英更為勤勉，其先後出任工部尚書、禮部尚書等職，並再度兼任翰林院掌院學士，同時兼管詹事府。康熙三十八年（1699），張英榮升為文華殿大學士，位列一品。其間，張英還先後充任纂修《國史》《一統誌》《淵鑒類函》《政治典訓》《平定朔漠方略》總裁官。
康熙四十年（1701）十月，張英以年老衰病乞休，康熙允以原官致仕。離京前夕，康熙在暢春園設宴送行，並禦賜“篤素堂”匾額留作紀念。之後，在康熙南巡時，張英仍一再得到接見。康熙四十七年（1708），張英在老家桐城病逝，年72歲。康熙得知後，賜諡號“文端”。
康熙曾以16字評價張英，稱其“久侍講幄，簡任機密，老誠勤慎，始終不渝”。對於張英的後世，康熙也頗為照顧，其子孫四世皆入翰林院，三世入值南書房。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其子張廷玉，其曆事康雍乾三朝，死後配享太廟，為漢人中唯一一人。
作為天子近臣，康熙也確實沒有虧待過那些南書房官員。當時入值南書房者，不論原係何職何品而一律授予翰林院職銜，稱“南書房翰林”，在兼任或轉任外職時，往往備受重用。其中如張英、陳廷敬、張玉書、王士禎、徐乾學、王鴻緒、葉方藹、孫在豐等，均為大學士、尚書之選，最不濟也是侍郎級別。
對進入南書房的詞臣，康熙都尊敬有加，十分優待，雖為君臣，實為亦師亦友之間。畢竟，南書房官員與康熙關係最近，待遇自然不同。《嘯亭續錄》中也說：“（康熙）與諸文士賞花釣魚，剖析經義，無異同堂師友。”平日裏，康熙常賜給南書房官員禦用筆墨硯台及字畫詩集，乃至撤自禦膳的食品，也都會送到南書房給大家品嚐，以示眷顧。
值得注意的是，入值南書房的官員大多為漢人。這一方麵是因為漢人官員較旗人官員的文化水平更高，另一方麵也有利於提高漢人官員在朝廷中的地位。
作為內廷中的非正式機構，南書房表麵上看隻是教皇帝練習書法、講解經史、賦詩作詞及編輯圖書等，但時間長了，其還有更重要的作用。如趙翼《簷曝雜記》中記載：“高江村士奇，康熙中入值南書房，最蒙聖祖知眷。時尚未有軍機處，凡撰述諭旨，多屬南書房諸臣，非特供奉書畫、賡和詩句而已，地既親切，權勢日益崇。”可見，南書房官員不僅是文學侍從，而且也承擔詔書諭旨的草擬工作，作用不容小覷。直到雍正朝設立軍機處後，南書房才成為皇帝讀書撰文、吟詩作畫的消閑之所。這與康熙朝時已經非同日而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