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八年（1669）四月，也就是擒拿鼇拜的前夕，康熙做出了一個不同尋常的舉動，那就是親自前往國子監祭祀孔夫子，並行三跪六叩禮。禮畢，康熙又至彝倫堂聽講《書經》《易經》，並稱頌孔子學說為“聖人之道，如日中天”。康熙的尊孔，一方麵是發自內心的崇敬，另一方麵也是一個信號，那就是要以孔孟之道替代滿洲家法，同時為清除鼇拜勢力做輿論準備。
康熙九年（1670）四月，在鼇拜被扳倒一年後，熊賜履遷國史院學士。隨後，康熙召其入宮，命做楷書，熊大書“敬天法祖，知人安民”八字以進。接著，熊賜履又進講《大學》《中庸》。康熙聽後，為之首肯者達四次之多。當年十月，原內三院（國史院、秘書院、弘文院）被改為內閣，設翰林院，熊賜履被任命為掌院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次年二月，康熙在保和殿行經筵大典，以熊賜履為講官，知經筵事。
此後，經筵每年春秋兩季時舉行（每次三天），經筵講官均為德才兼備的學問優長之士，如翰林院掌院熊賜履、工部尚書王熙、吏部尚書黃機、刑部尚書馮溥、都察院左都禦史明珠等，其他還有禮部左侍郎常鼐，戶部右侍郎田逢吉，刑部右侍郎多諾，中和殿學士折爾肯，保和殿學士達都，翰林院掌院學士折庫納，侍讀學士傅達禮、史大成，侍講學士胡密色、李仙根，國子監祭酒徐元文等，都是康熙欽點的經筵講官。
在眾多的講官當中，最為康熙重視與信任的無疑是熊賜履。他曾表示：“朕政事之暇，唯好讀書，始與熊賜履講論經史，有疑必問，樂此不倦。繼而張英、陳廷敬以次進講，於朕大有裨益。”又說：“朕初立講官，熊賜履早夜惟勤，未嚐不以內聖外王之道，正心修身之本，直言講論，務得至理而後已。”
熊賜履是清初理學名臣，專於程朱之說，其主張默識篤行、穆然清靜，提倡治國寬緩平和，反對嚴猛繁苛。對於理學，熊賜履主張三大理念：一是首重主敬，二是推崇躬行，三是崇正黜邪，以捍衛理學的獨尊地位。對於治國，熊賜履提出五點主張：一是致治以服，人心為本；二是民為邦本，休養生息；三是清心寡欲，臨下以簡；四是用人唯慎，好問好察；五是為政務實，不尚空談。
在熊賜履的諄諄教誨下，康熙對“與民休息、以人為本”的治國方針表示深刻認同，並將之貫穿始終。為此，他特意寫了一篇名為《寬嚴論》的文章以闡述其治國理念。其中大意是：致治之本在寬仁，古之聖王知其然，以體上天仁愛之心；古之帝王，以寬得之者多，而未聞以寬失。在其晚年，康熙仍反複強調此理念：“朕自幼讀書，略觀經史，知道持身務以誠敬為本，治天下務以寬仁為尚，雖德不厚，性不敏，而此心此念兢兢持守五十年，未曾間斷。”是言不虛。
某次，康熙與熊賜履談及治世與擾民問題，熊說：“為治固患廢弛，然而求治甚急，將更紛亂叢生，必然困擾百姓，弊端叢生，所謂欲速不達。求治太急，還是人欲用事，必須無欲，然後可以言王道。”換言之，官員為求政績而急於用事，這非但欲速而不達，而且必將擾民，與初衷南轅北轍。
對熊賜履的看法，康熙深表讚同。他認為：清靜無為方為治國上策，致治不宜太快而須日積月累，久之自有成效。對於那些急於建功以求升遷的官員，康熙也反複教導：“從來與民休息，其道在於不擾民，與其多一事，不如省一事。朕觀前代君臣，每多好大喜功，勞民傷財。紊亂舊章，虛耗元氣，上下訌囂，民生日蹙，深可為鑒。”
在熊賜履的影響下，康熙也同樣崇尚並大力提倡理學。如《嘯亭雜錄》中所載：“仁皇夙好程朱，深談性理，所著《幾暇餘編》，其窮理盡性處，雖夙儒耆學，莫能窺測。所任李文貞光地、湯文正斌等皆理學耆儒。嚐出《理學真偽論》以試詞林，又刊定《性理大全》《朱子全書》等書，特命朱子配祠十哲之列。故當時宋學昌明，世多醇儒耆學，風俗醇厚，非後所能及也。”
不僅如此，康熙還在《庭訓格言》中教導子孫：“凡人養生之道，無過於聖人所留之經書。故朕惟訓汝等熟習五經四書性理，誠以其中，凡存心養性立命之道，無所不具故也。看此等書，不勝於習各種雜學乎？”
熊賜履能成為康熙至為信賴的帝師也非偶然，這與其為官清廉、為人剛正的個人氣質有著極大的關係。康熙親政後，對熊賜履頻繁召對，所學習與討論的內容也十分廣泛，諸如經史文藝、國計民生、用人行政等，無所不包，無所不論。通過與熊賜履的反複論講，康熙的修身功夫得以不斷提高，這對於治國無疑是十分有益的。以此而論，康熙一生的成就，除去天資、好學與勤政的成分，其受益於熊賜履的指導亦屬不少。
在具體政事上，熊賜履也對康熙理政多有裨益。康熙十二年（1673）撤藩之前，熊賜履即表示反對，其告誡康熙撤藩必定引發反叛，不宜操之過急，後來不幸言中。當然，在“三藩之亂”爆發後，熊賜履仍積極協助康熙指揮平叛。其在代擬的《宣諭雲貴等處官民敕》中，一方麵宣布削除吳三桂爵位，另一方麵又告諭雲貴官民，朝廷絕不會株連他們，如“有能擒斬吳三桂頭獻軍前者，即以其爵爵之；有能誅縛其下渠魁及以兵馬、城池歸命自效者，論功從優敘錄，朕不食言”。這道敕令，既孤立分化了吳三桂勢力，同時又籠絡了民心，對當時的平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康熙十四年（1675），熊賜履升為武英殿大學士，一時位極人臣。然而，就在次年，熊賜履卻犯了一個大錯誤，以致灰頭土臉，清譽大減，這就是所謂“嚼簽案”。
原來，在吳三桂叛亂之時，因為軍情緊急、事務繁忙，內閣大學士們常錯批奏章，按朝議當罰俸，但康熙均令免議，說“他們心亂了，本無大事”，不予追究。然而，所謂“言者無意，聽者有心”，熊賜履等人雖然感激皇帝寬容，但身為重臣，心裏難免感到過意不去，並力免再次犯錯而被人指摘。
所謂“越怕犯錯就越容易犯錯”，在康熙十五年（1676）七月，熊賜履又不慎批錯一件而被康熙查出來過問。當時，熊賜履與馮益都、李高陽、杜立德同在內閣當值。為了推脫責任，熊於次日一大早就來到內閣，他讓中書拿來奏本後又支走中書，然後趁機將自己錯批的簽子（批答小票）嚼了。由於同在內閣共事的杜立德平時有些糊塗，熊賜履就裁去他所負責的奏折批簽，把自己錯批的文字書於其上。
待杜立德來後，熊賜履迎上前說：“老先生昨日又錯批本子。”杜立德這天卻不糊塗，他取本看後搖頭作色道：“這本我不曾見。”熊說：“不是你是誰？老先生不會忘記了吧？”杜聽後又審視一遍，說：“昨日並未見到這本，如何會是我批？”遂厲聲將林姓中書呼至麵前罵道：“此本我不曾見，若是你等作弊，我必啟奏，先夾起你來審！”林為之大懼：“此事與中書不相幹，作弊何為？”杜厲聲問：“那為何這條簽要短些？”林答：“不知。”杜又問：“這條是你的字嗎？”林答：“不是。”杜問：“別簽是你的字嗎？”林答：“是。”杜立德把本子一丟，說：“這其中必定有弊了！”
聽了這番爭執後，索額圖在一旁道：“這事也容易，隻需查查昨日幾本、幾原簽，即可知是誰錯批。”結果一查，自然少了熊賜履的一份原簽。熊為之憤然，道：“難道這是我作弊不成！”這時，大學士覺羅沙麻從背後走過來冷笑道：“熊阿裏哈達（滿語，意為‘宰相’‘中堂’‘大學士’）何苦如此？某今夜在親戚家喪事守夜，過來得更早，正南炕上倒著，看見阿裏哈達檢本，口內嚼了一簽子，如何賴得？”熊賜履聽後，頓時臉色通紅，為之語塞。如此，索額圖遂拉上杜立德奏報康熙，康熙命交明珠等人審問。
待各大學士到場後，熊賜履卻不言嚼簽事，隻說：“公等如何落供，即如何，某無可說。”索額圖冷笑道：“這原本也不是大事，但就是審賊犯，也要他自己親供方可定罪，老先生不言，如何定案？”熊賜履仍一言不發，索額圖又揶揄說：“老先生也不必怕，如今就是吳三桂、耿精忠自己說出真情來，皇上也隻會赦了他，又何苦不言？”一番審問下來，熊賜履可謂窘辱備至，斯文掃地。最後，見責任再也推不掉，熊賜履也隻得說：“罷了，罷了，就是如此罷了。”
當時，熊賜履在社會上聲望甚高，世人都以為他是被索額圖誣陷。如明珠同黨徐乾學即對熊說：“熊老師不出，天下何以治之！其去之事，全是椒房（椒房，亦稱‘椒室’。漢代皇後所居宮殿因以椒和泥塗牆壁，取溫暖、芳香、多子之義，故名。後亦用為後妃的代稱。索額圖侄女是皇後，故以椒房指索額圖）害之。”但由於這事被當場抓了個現行，無可抵賴，康熙也不好袒護熊賜履，後者不得不暫時落職回籍。
因“失大臣體”而被革職後，熊賜履遷居江寧（南京）清涼台閉門讀書。因其為官清廉，家無蓄積，熊賜履每日耕讀，並與童仆一同鋤地種菜，有時遇到青黃不接，還得“數米粒而炊，雜以野菜”，這才得以渡過難關。日子雖然過得清苦，但熊賜履自得其樂，其自號“清涼老圃”，並利用這段時期潛心學問，並寫出了《學統》《樸園邇語》等著作。
康熙二十三年（1684）十一月，康熙南巡至江寧時，熊賜履受到接見並獲賜“經義齋”禦書匾額。四年後，熊賜履被起用為禮部尚書，但不巧的是，其因母喪而守製三年，直到康熙三十年（1691）才入京就職，次年調任吏部尚書。
康熙三十三年（1694），熊賜履與同部尚書庫勒納保舉吏部侍郎布彥圖為兩江總督。康熙知庫勒納與布彥圖有私而切責之，對熊賜履則置之不問。次年，其弟熊賜瓚因事下獄。禦史龔翔麟趁機彈劾熊賜履，稱其“竊道學虛名，負恩溺職”，請予嚴懲。都察院議降三級調用，康熙命從寬留任。
康熙三十八年（1699），熊賜履任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其間，熊賜履四次出任會試主考官及《聖訓》《實錄》《明史》《平定朔漠方略》等書的總裁官，可見康熙對他的信任與重視。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近七旬的熊賜履以年老多病為由乞休。康熙不忍其離去而命留京食俸，參預機務以備顧問。康熙四十五年（1706），熊賜履再度乞休，陛辭前應召入宮講論數日。熊賜履請康熙留意南巡事不可靡費，以致官民不便，康熙為之首肯。之後，康熙命馳驛歸，官為護送。次年，康熙因視河工而南巡至江寧，賜熊賜履禦用冠服。康熙四十八年（1709）八月，熊賜履病逝，年75歲。康熙聞訊後，命禮部遣官治喪，賜銀千兩，並贈“太子太保”，諡“文端”。
除遣官治喪外，康熙還命江寧織造曹寅協助料理喪事，並令打聽熊賜履“用何醫藥，臨終有甚言語，兒子如何”。另外，康熙還特別交代：“爾還需送些禮去才是。”事後，據曹寅奏報，已送去奠儀240兩銀子，其中還提及熊賜履歸葬之處、熊子名字年歲等。此外，曹寅還提到，熊賜履死前曾自撰遺本。康熙接報後批示：“聞得他家甚貧，果是真否？”曹寅調查後再次奏報：
“臣細探得熊賜履湖廣原籍有祖遺住房一所，田不足百畝，江寧現有大住房二所，田一百餘畝，江楚兩地房田價值約可七八千兩。其內中有無積蓄，不得深知，在外無營運生理之處。其家人上下大小約有百口。熊賜履在日未聞其向人借貸之事。其間或有門生故吏周濟，或地方來往官員贈貽，故過日充裕，較之漢官大臣內，亦屬中等過活，未見甚貧。臣謹據實奏聞，伏乞睿鑒。”康熙接報後朱批：“熊賜履遺本，係改過的，他真稿可曾有無？打聽得實，爾麵奏。”
關於熊賜履遺疏，尚有一段小插曲。當時，熊賜履遺疏至京後，其中有同姓編修熊本竄入薦己之語，康熙讀後，說：“熊賜履學問既優，人品亦端，此遺疏內薦舉其侄熊本，必係虛偽。”於是，命兩江總督噶禮確察，後者取其疏草以進，果無是語。熊賜履去世後，熊本作為本家也參與治喪，又是翰林院編修，於是趁便在熊賜履的遺疏中摻入誇讚自己才能超卓而加以推薦的話語。因為上下文過於突兀，由此引起康熙的懷疑，最終偷雞不成反蝕一把米，熊本被依律治罪。
對於熊賜履30餘年的教授輔弼之功，康熙一直感念不忘，常說：“熊某之德何可忘？我至今曉得些文字，知些道理，不虧他如何有此？”因眷念其舊勞，康熙之後又擢用其子。康熙五十五年（1716），康熙命曹寅嗣子曹照看熊賜履之子。據後者奏報：“奴才隨親往其家，先送與銀二百兩，為其家盤費之資。”康熙朱批：“好，知道了。”康熙六十年（1721）十月，也就是康熙離世前一年，他仍想起熊賜履事。據《清實錄》中記載，康熙曾諭大學士等：
“原任大學士熊賜履，居官清正，學問優贍。朕每念舊勞，不忘於心。其長子素有風疾，其孫亦故，所存幼子二人，朕每諭織造李煦、曹周恤其家。今其二子來京，觀其氣質，尚可讀書。熊賜履屢為試官，所取門生不下千人，身後竟無一顧恤其家者。朕於故舊大臣身歿之後，不時存問，蓋共事日久，不忍忘懷，待滿漢臣工皆然，朕天性如此也。當熊賜履居官時，政事言論有不當者，朕未嚐不加訓飭，即凡大臣皆然。及已去位身故，則但念其好處，如李霨、王熙之孫，勵杜訥之子，俱現為京職，身居大位。現任大學士王頊齡之子王圖炳，亦在內廷行走。沈荃之子沈宗敬為人參劾，朕念伊父存日勤勞，姑留其職。杜立德、張玉書之家，時時問其子孫何如。至於讀書學問之事，必思及李光地，其子侄亦現為職官。此皆爾等所知也。今熊賜履二子，家甚清寒，爾等亦應共相扶助，令其讀書，俾有成就。”
據《永憲錄》中記載，在康熙發話讓眾臣扶助熊賜履幼子誌契、誌夔，尤其說到“熊賜履為試官，所取門生不下千人，身後竟無一顧恤其家者”之後，“（熊之）門生尚書王鴻緒等，非門生大學士王掞、王頊齡等助銀三千兩。命交江寧織造曹生息給予用度”。
關於熊賜履之子，尚有後話。據《嘯亭雜錄》中載，熊賜履去世時，“家無擔石，賴族人熊本主喪，始獲葬焉。其暮年始生子名誌契，公甚鍾愛。然誌契才智庸劣，幼失怙恃，無人訓迪，遂至目不識丁。仁皇念公舊德，召見誌契，欲賜科目，因問曰：‘汝所羨慕者何？’誌契童，因遽曰：‘我欲策蹇驢遊都市中。’上嗟歎曰：‘賜履無子矣！’因命歸。乾隆甲子，授翰林院孔目，遂命上駟院賜驢一頭，以遂其誌。後誌契以孔目終其身，曆官幾四十餘年，乾隆丙午始卒，年已七十餘矣”。
康熙對熊賜履的一再包容及對其子孫的一再關懷，一方麵是康熙不忘舊情，知恩圖報；另一方麵也是熊賜履對於康熙一朝的貢獻非同一般。這是人臣治國的大手筆，非一般智謀權略可以相提並論。
當然，在康熙的早年帝師中並非熊賜履一人，其他如魏象樞、陳廷敬等，康熙同樣禮遇有加。而之後的張英、李光地等也都在師友之間，康熙亦受益良多。但總的來說，像熊賜履這樣一再得到眷顧者，可謂是其中的異數了。
2.伍次友：一見如故高士奇
《清朝野史大觀》中有這樣一則傳聞，說康熙年間有位南方士人赴京趕考，雖才華橫溢，卻意外地榜上無名。懊惱之餘，這位先生打點行李，準備回鄉來年再考。就在他臨走的前一天晚上，突然有人敲門，開門一看，隻見幾個奴仆打扮的人送上聘禮，說自家主人想請先生做他們家公子的老師。某先生聽後大為詫異，正驚愕間，這家主人已經來到並懇切地說：“我和先生雖然素昧平生，但對先生的道德文章聞名已久。我家有一小兒，希望托付在先生門下好好受教。”某先生受寵若驚，趕緊謙讓道：“我不過是一南方讀書人，這次應試也未能考上，怎敢枉為人師？恐怕難以從命。”
這家主人說：“我家嫂寡居，隻留一幼子，一直想找個好老師來教導，先生既然已經來到京城，何不在此靜候下次科考，如此也免受來回奔波之苦。”某先生轉念一想也對，來回奔波費時耗力，不如在京做三年老師，以待下次科考，於是便答應下來。
數日後，又是深夜時分，前次來的仆人請某先生上路，一行人扛著行李靜悄悄地打著火把而行。一路上，某先生膽戰心驚，茫茫夜色中也不知走了多久，最後來到一高院深宅，裏麵規模宏大，看來主人非富即貴。卸下行李後，仆人特別囑咐：“先生在此歇息，千萬不要亂走。餓了渴了，隻須叫我們就可以。”
次日，這家主人果然帶了一個小孩來向先生行拜師禮。之後，這個小弟子便每天午後到此讀書。此子倒也聰明伶俐，某先生也是盡心盡力，賓主相處頗安。就這樣，某先生在此一待就是三年。某晚，他對主人說，今年即將大考，想要辭去教職前去應考。主人聽後嗬嗬笑道：“先生不用擔心，日後定會飛黃騰達，姑且再教吾子三年吧。”某先生無可奈何，隻得再教了三年。之後，主人過來道謝，說：“吾子承蒙先生教導，如今已能自立成人，先生有求於功名，不敢再留，當敬送先生而去。”
某先生大喜，便收拾行李準備離去。臨行前一晚，仆人又引導他到了一處，說：“先生在此稍待，等天亮後就帶你出去。”不久，隻聽殿外傳呼召見，進來幾個穿著太監衣服的人過來引導，所過之處都是金碧輝煌的森嚴宮殿。見了這架勢，某先生嚇得走路都哆嗦，好不容易進了一間殿堂，隻見一人高踞龍座之上。某先生偷偷一看，頓時嚇得魂飛魄散，原來上麵坐著的不是別人，正是自己教了六年的弟子——當今皇上康熙！
電視劇《康熙王朝》中，有一位人物與以上野史記載的“某先生”有些接近，這就是所謂“伍次友”。伍次友同康熙的關係類似亦師亦友，但因為他與蘇麻喇姑的感情糾葛，最終隻能選擇離京而去，從此再未出現。當然，從名字上可以看出，伍次友這個人物是虛構的，伍次友者，“無此友”也。
如果說，一定要在曆史上找出一位和伍次友接近的人物，那隻能是康熙的寵臣高士奇。說起這個高士奇，也堪稱一代奇人。他既無兩榜進士的出身，也沒有出任過任何實務官職，但論恩寵與信任程度，整個康熙朝還真找不到幾個像他這樣的。
高士奇（1645—1704），字澹人，號瓶廬，又號江村，浙江錢塘人。據《嘯亭雜錄》中記載，其早年“家甚貧窶，鬻字為活，納蘭太傅明珠愛其才，薦入內庭”。就像電視劇中的伍次友那樣，高士奇與權臣明珠的相遇，以及與康熙皇帝的相知，也是相當傳奇。
關於高士奇是如何入京的，一種說法是他早年隨父高古生北上遊學京師，後因父亡故，隻得以賣文為生。另一種說法更為具體，說他早年家境貧寒，肩扛破被舊褥徒步入京。如後來左都禦史郭琇在彈劾文中所說的：“士奇出身微賤，其始徒步來京，覓館為生，皇上因其字學頗工，不拘資格，擢補翰林。”
關於高士奇與明珠的相遇，同樣有兩種說法：一種是說高士奇為了謀生，在街上擺了個攤子，給人寫對聯、扇麵等，掙幾個錢糊口。某日，大學士明珠發現管家用的扇子上詩文寫得很漂亮，於是就隨口問了一句：這是何人所寫？管家告訴他，這是街上的一個書生寫的。明珠一向喜好漢家文化，對漢官文士、博學碩儒一向十分看重，於是就讓管家將此人請到府中一見。孰料，兩人見後一談就是一晚上。明珠覺得高士奇才智過人，而且善解人意，書法高超，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說來也巧，當時康熙正好缺一位書法老師，於是明珠便順水推舟，將高士奇推薦給了康熙。
另一種說法是，高士奇在京困窘之時，一度在明珠管家的家中教館為業，同時又賣文自給。他經常書寫聯句扇麵遍贈權貴悍仆，以圖敲開求見之門。一日，明珠要寫一聯句而一時找不到人，管家趁機推薦了高士奇。得此良機，高士奇表現不俗。他當場一揮而就，所書文采斐然。明珠見後大喜，遂將他留府自用。後來，通過明珠的舉薦，高士奇得以進入南書房，成為康熙的近臣。
作為文學侍從之臣，高士奇確實夠格。他不但學問淵博，而且琴棋書畫無不精通，既能詩，又善書，精考證，能鑒賞。如光緒年間《平湖縣誌》中所說，高士奇“策圖書編纂最富，善神王小楷，工詩尤長應製體，論者與桐城張相國英並稱；精賞鑒，凡法書、名繪、彝鼎、琬琰，經拂拭者，聲價十倍”。如此可見，高士奇在文學、史學、政典、書法、鑒賞等方麵都有很高的造詣。如此全才之人，對少年康熙的學習自是幫助極大。每次康熙遇到生僻艱澀的問題，高士奇也總能對答如流。因此，康熙也不免為之感歎：“以廷臣中博雅可與道古，莫士奇若也！”
尤其難得的是，高士奇這個人頭腦靈活，說話幽默，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情商極高，由此君臣相處極為融洽，教讀與學習也不再是苦差事，而是成為一種極大的樂趣。由此，高士奇成為康熙身邊不可或缺的人物。無論出巡、打獵還是遊覽，康熙都會帶上高士奇，聊以解悶。而高士奇也不負所望，凡事總能讓康熙感到滿意。
《嘯亭雜錄》中說，康熙每次巡狩出獵，都會讓高士奇同侍衛護軍等並馬扈從，故後者自撰詩雲：“身隨翡翠叢中列，隊入鵝黃者裏行。”這說的就是扈從一事。此外，還有一個小插曲也頗能證明高士奇的應變能力。據雲：高士奇“性趫巧，遇事先意承誌，皆愜聖懷。一日，上獵中馬蹶，上不懌，江村聞之，乃故以瀦泥汙其衣，趨入侍側。上怪問之，江村曰：‘臣適落馬墮積瀦中，衣未及浣也。’上大笑曰：‘汝輩南人，故懦弱乃爾。適朕馬屢蹶，竟未墜騎也。’意乃釋然”。
這段話是什麼意思呢？說的是康熙某次打獵，突然馬失前蹄，差點兒給摔了下來，搞得康熙臉色陰沉，十分不快。高士奇得知後，就故意摔進一個水坑，弄得自己滿身是泥，然後跑到康熙的身邊。康熙見後問他何以如此。高士奇就假裝說：“剛才騎馬不小心，結果掉進了水坑，衣服還沒來得及洗呢。”康熙看了他的狼狽樣，也忍不住哈哈大笑，說：“你們南方人身體弱，不會騎馬。你看朕剛才也被馬蹶了好幾次，但朕也沒被摔下來。”正所謂，人類為何會笑？其中大部分原因就是幸災樂禍。如此一來，康熙的心情也就一下子變好了。
認真地說，高士奇以上做法有些類似於小醜，但他的本事顯然不僅於此。某次，康熙南巡至鎮江金山寺時，君臣同遊，登高望遠，極目千裏，心情十分愉悅。趁著皇上高興，寺僧上前請求禦賜匾額，康熙欣然同意，但毛筆蘸了很長時間的墨，思緒卻一時卡殼，想不出合適的詞句，場麵很是尷尬。高士奇見狀，便在手心上寫了“江天一覽”四個字，然後裝著趨步上前磨墨的樣子微露了一下。康熙見後，會心一笑，便照著他擬的四個字題了匾額。
高士奇類似的急智故事還不止一個。在遊蘇州時，康熙見獅子林景致奇妙，連連說“真有趣”。賜匾額時，康熙提筆沉思，高士奇在一旁說：“皇上既然說‘真有趣’，何不直書‘真趣’二字？”康熙一聽正合心意，於是賜書“真趣”。遊杭州靈隱寺時，康熙為寺僧題寫賜額，在寫“靈”字時不慎把“雨”的字頭寫大了，下麵結構不好安排。正犯難間，高士奇佯裝磨墨而示以“雲林”二字，康熙微微一笑，遂題以“雲林寺”三字。由此，靈隱寺就多了個名字叫“雲林寺”。
據康熙《南巡筆記》中記載，以上金山寺、獅子林、雲林寺他確實都去過。若說康熙偶爾思緒卡頓，高士奇在一旁幫忙或許可信。若說每次都是高士奇以急智化解窘境，則不甚可靠。或許，作為文學侍從之臣，擬定題匾詞句的任務本就是高士奇的分內事，這才會被野史如此附會。
當然，高士奇絕不是一個隻會拍馬溜須的諂媚之臣。他曾先後兩次進入南書房，時間長達20年，若說沒有才華，那當然沒有可能。事實上，康熙本人也曾對侍從們說過：“朕初讀書，內監授以四子（儒家早期四位代表人物孔子、孟子、子思、曾參的著作稱《四子書》，也稱《四子》《四書》）本經，作時文；得士奇，始知學問門徑。初見士奇得古人詩文，一覽即知其時代，心以為異。未幾，朕亦能之。士奇無戰陣功，而朕待之厚，以其裨朕學問者大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