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這一點而言，得從蘇麻喇姑與孝莊太後，還有康熙及其子女們的特殊關係說起。首先，稱蘇麻喇姑為“格格”的是孝莊太後。畢竟蘇麻喇姑跟隨了孝莊太後一輩子，兩人一起度過了最艱難的時期。作為得力助手和知心人的蘇麻喇姑，早已不是一般的侍女，孝莊太後稱之為“格格”，似乎也並不奇怪。
至於“額涅”的稱謂，則來自康熙。由於幼年缺乏親生父母的關愛，康熙對曾照顧過自己的乳母、保姆等格外親近，後者通常都會受到特別的優待。當時，不僅蘇麻喇姑被直呼為“額涅”（母親），其乳母瓜爾佳氏也同享此榮。康熙是個重感情的人，孝莊太後對他的做法也表示寬容。而蘇麻喇姑的年齡與孝莊太後接近，前者為後者侍女，因而康熙稱之為“額涅”，也算是恰如其分，並無違和感。
至於“媽媽（奶奶）”，則是康熙子女對蘇麻喇姑的稱呼。尤其在孝莊太後去世後，隨著蘇麻喇姑年歲的增長，“格格”“額涅”等稱呼漸漸被放棄不用，“媽媽”則逐漸成為蘇麻喇姑的常用稱謂。至於現在人所熟悉的“蘇麻喇姑”的叫法，則在蘇麻喇姑去世後才出現。
當然，和皇室關係親密歸親密，但蘇麻喇姑畢竟不屬於皇族，而且她也有自己的信仰和生活習慣。據《嘯亭雜錄》中記載：“姑性好佛法，暮年持素。終歲不沐浴，惟除夕日量為洗濯，將其穢水自飲，以為懺悔雲。”
終歲不洗浴可能是蒙古草原常年幹旱缺水形成的習俗。而蘇麻喇姑晚年吃齋念佛，篤信佛教，一方麵與孝莊太後信佛有關，另一方麵恐怕也是蘇麻喇姑終身未嫁、孤老一生所致。在孝莊太後去世後，蘇麻喇姑又在宮中度過了18個春秋，直到康熙四十四年九月初七日（1705年10月24日），她才以年逾九旬的高齡去世，可謂長壽。蘇麻喇姑病危之時，康熙正在塞外巡視。當他得到蘇麻喇姑“腹痛痢血，食不下咽”的奏報時，焦急萬分。因為蘇麻喇姑還有一個習慣就是終生不吃藥。康熙不得不告訴三阿哥胤祉等人，將某種藥草摻混在白煮雞湯裏，試圖讓蘇麻喇姑喝下減輕病情（後來蘇麻喇姑並未服下）。不僅如此，康熙還特別指示，不可按以往慣例將蘇麻喇姑移往養病之所，而仍舊在其居所療治。在此期間，胤祹及其福晉日夜看護，其他皇子也不時前來侍奉。但蘇麻喇姑畢竟年事已高，十餘日後便離開人世。
蘇麻喇姑去世後，雖然她並非皇帝嬪妃，但康熙命以嬪禮治喪。全體皇子一律出動，親送其靈柩至孝莊太後的暫安奉殿內。雍正三年（1725），由於孝莊太後久厝未決，雍正命將暫安奉殿改建為昭西陵，就地安葬。由於蘇麻喇姑並非皇室成員，她不能跟隨葬入昭西陵，於是雍正命在距昭西陵最近的南新城東麵，為蘇麻喇姑單獨營建了一座園寢。從規製上看，蘇麻喇姑的園寢與妃嬪相似，其離孝莊太後的昭西陵僅有三裏遠，這似乎也意味著她與老主人仍然相伴在一起。
最後再八卦一下。在《康熙王朝》的後續劇情中，伍次友離開京城後就再也沒有出現，從此黃鶴一去，杳無音信。不過，編劇安排其學生李光地給蘇麻喇姑帶了個口信，告訴她伍次友已經在多年前去世了。聽到這個消息後，已經垂垂老矣的蘇麻喇姑依舊悲傷難抑，這說明她心中思念的仍舊是伍次友。
而在即將去世時，蘇麻喇姑又說：這輩子，或許最愛的是康熙。當然，這個愛應該不是愛情之愛，而是更廣泛意義的愛。至於康熙這邊，對蘇麻喇姑的愛，則是由愛戀到敬愛的愛。以邏輯與事實論，康熙和蘇麻喇姑應該是一種更接近於家人，而不是愛人的情感關係。
3.魏東亭的原型他是誰
魏東亭，電視劇中叫“小魏子”，他是《康熙王朝》一開場就出現的人物。話說小魏子也是不容易，天剛蒙蒙亮，作為侍讀的他就得陪著比他還小的小皇子玄燁去讀書。而玄燁犯錯，皇子的老師，也就是魏東亭爸爸魏承謨責打的，卻是魏東亭這個小侍讀，算是以儆效尤。
俗話說得好，“打是親來罵是愛”。在清朝，隻有旗人才能自稱“奴才”，漢人隻能稱“臣”。“奴才”的稱呼，透著親近、親熱的意思，由此事事爭先。反倒是那些稱“臣”的漢人，顯得生分，好事落不到前頭。很顯然，魏東亭就是這樣一個角色。他作為和康熙一塊長大的天子近臣，那真是“近水樓台先得月”，之後步步高升，最後竟然坐上了兩江總督的位子。康熙南巡時，魏東亭親自接駕。這個風光就不必說了。
認真說，魏東亭這個人還真不是小說《康熙皇帝》作者二月河憑空杜撰的。他在曆史上確有原型。那就是康熙朝赫赫有名的江寧織造曹寅，也就是《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的祖父。
為什麼說曹寅是魏東亭的原型呢？其實，小說裏麵蛛絲馬跡甚多。首先，曹寅字子清，號“楝亭”。在古代，因為三國曹魏、孫吳、劉蜀，“曹、魏”二字往往可以相互替代，曹就是魏，魏即是曹；而“東”的繁體“東”字，和“柬”十分接近，魏東亭之“東亭”，應該就是取自“楝亭”。
曹寅的經曆和電視劇中的魏東亭基本上是一個模子刻出來的。您看，曹寅的母親孫氏是誰啊，是康熙幼時的乳母。因為這層關係，曹寅在13歲時就被選為禦前侍衛，隨後又應召入宮，陪比他大4歲的康熙讀書。兩年後，康熙又打破慣例，將曹寅正式升為身邊的侍讀。
論身份，曹家係內務府滿洲正白旗下包衣。所謂“包衣”，滿語的意思是“家奴”或“家裏人”，即附屬於主人的意思。當然，家奴歸家奴，他們仍然是和旗人屬於一個小圈子。至於曹家的情況，那就更不一樣了。曹寅既是康熙的奶兄弟，又是少年天子身邊的陪讀與玩伴。那真的是“大樹底下好乘涼”，皇帝對其信賴與親近程度遠非一般大臣所能比擬。至於曹家的“包衣”身份，那都不是問題。
早在康熙二年（1663）時，曹寅的父親曹璽被任命為江寧織造，主要負責監造與收購宮中使用的絲綢織物，同時為皇家采辦相關物品。當時，清廷仿效明朝舊例在南京、蘇州、杭州三地設立織造署（所謂“江南三織造”），三處均由內務府管理。像這樣的肥缺，隻能是皇帝信任的人才有資格出任。
在江寧織造任上，曹璽鞠躬盡瘁了21年後卒於任所。而此時曹寅正在皇宮擔任鑾儀衛治儀正（相當於儀仗隊隊長）兼內務府正白旗包衣佐領。事後，康熙原本打算讓曹寅繼任其父留下的江寧織造一職，但因為曹家內部矛盾而暫時擱置。六年後，先後在內務府慎刑司、會計司、廣儲司磨煉資曆的曹寅被派為蘇州織造，三年後轉為江寧織造。蘇州織造一職改由其內兄李煦繼任。
曹寅上任時已是康熙中期，此時三藩業已平定，台灣也已收複，國力正處於上升階段。為更好地了解並加強對江南地區的統治，康熙於三十八年（1699）、四十二年（1703）、四十四年（1705）、四十六年（1707）連續四次南巡。而這期間也是曹家及蘇州織造李家、杭州織造孫家最為風光之時。這三家，彼此聯親，結為一體，就像《紅樓夢》中所說的“一榮俱榮，一損俱損”。
康熙六次南巡中，有五次以江寧織造署為行宮，曹寅在任內趕上四次。每次都是由他親自接駕，迎來送往。康熙待他跟自家人一樣親熱。某次，康熙到署後，曹寅之母、被封為“一品夫人”的孫氏正要給皇帝下跪請安，康熙見狀急忙上前一把扶起，並對身邊的隨從大臣們高興地說：“此吾家老人也。”而這時，織造署堂下黃花菜（又名萱草）開花，康熙又親筆書寫了“萱瑞堂”三字匾額賜給乳母，以示不忘當年的撫養之恩。
論品級，江南三織造不過是五品官，但因為他們都是皇帝親信，並直接為皇上服務，地方官員難免也要對他們另眼看待。更何況，江南是清廷最重要的稅賦之區，任何風吹草動都可能影響朝廷的財政收入甚至政治、經濟安全。江南三織造由此也就多了一項任務或權力，即所謂“密折奏聞”。
據統計，康熙朝的3000餘件密折，其中有曹寅119件，李煦413件。而這些密折，內容大多為江南晴雨、豐歉、米價、疫病、民情、官吏品行等。如康熙四十八年（1709）二月，曹寅向康熙報告：“目下江南、揚州各處，雨水調勻，蔬麥大長，百姓俱安生樂業。”當年六月，他又奏報：“目下麥子俱已收割。……近日湖廣米來，米價將次可平，百姓插秧，複望雨以力作農事。……今歲入春以來，複雨不止，低窪之處，二麥歉收。”從這個意義上說，江南三織造還承擔著情報官的職能。
除此之外，曹寅還有其他兼差，如他和蘇州織造李煦輪流擔任兩淮巡鹽禦史，這也是一個管錢的肥缺。在某些特定時期，他們也會奉命收購銅料以供鑄錢之用，或為皇室采辦各種物件，甚至為內務府代售人參，掙些外快以補貼皇室用度，同時也可以過過水，為自己撈點好處。
另外，曹寅本人富有文才，為人風雅。他在江南時與文壇名士交往頻繁，談笑風生，並曾奉康熙之命組織江南文士在揚州校刊《全唐詩》《佩文韻府》等書。用現在的話來說，曹寅當時做的是文化統戰工作，目的是為清廷收容江南士人之心。
對於曹家，康熙也一向關懷備至。如曹寅的兩個女兒，都由康熙賜婚，其中長女嫁給納爾蘇，後者襲爵平郡王；次女嫁給某王之子，後者為康熙侍衛。以曹寅的包衣身份，其二女皆嫁入王府，如果不是康熙的麵子，絕無可能。
在電視劇《康熙王朝》中，索額圖幫助太子胤礽奪位的陰謀被康熙發覺。索額圖暗令心腹噶禮與朱三太子勾結，企圖借後者之手除掉康熙。康熙南巡時，時為兩江總督的魏東亭未能及時發現這一陰謀，因此被發配到台灣，直到年老才得以回歸京城。
劇中，噶禮是魏東亭的副手。不過在曆史上，噶禮才是正兒八經的兩江總督（而且他的母親也是康熙乳母）。至於魏東亭後半輩子被罰去守台灣，可能是小魏子的故事編不下去了，這才借機將他打發了吧！劇終時，已是白發蒼蒼的魏東亭在參加千叟宴時居然睡過去了（去世了）。這既是編劇的神來之筆，也算是劇情有始有終、前後呼應了。
作為魏東亭的原型，曹寅在康熙五十年（1711）後身體一直欠佳，其自稱眼花耳鳴，體虛發胖，似有高血壓、心血管病的症狀。康熙得知後極為上心。他在密折朱批中問清病情，然後親自給曹寅開藥方：“惟疥不宜服藥，倘毒入內，後來恐成大麻風症，出（除）海水之外，千萬不能治。小心，小心！土茯苓可以代茶，常常吃去也好。”
康熙五十一年（1712）七月，曹寅去揚州督刻《佩文韻府》時患了惡性瘧疾，其急請李煦轉奏求賜“聖藥”。康熙接報後立即派人送藥，並給李煦寫了這樣一條長批：“爾奏得好。今欲賜治瘧疾的藥，恐遲延，所以賜驛馬星夜趕去。……南方庸醫每每用補劑，而傷人者不計其數，須要小心。曹寅原肯吃人參，今得此病，亦是人參中來的。‘金雞納’專治瘧疾，用二錢末，酒調服。若輕了些，再吃一服，必要住的。住後或一錢，或八分，連吃二服，可以根除。若不是瘧疾，此藥用不得，須要認真。萬囑，萬囑，萬囑，萬囑！”
批示最後，康熙連用四個“萬囑”，可見他對曹寅病情的關切程度。此外，康熙還特別規定，這次賜藥“限九日到揚州”，其重視程度可見一斑。
很可惜的是，曹寅最終還是在當年去世，且與其父一樣死在了江寧任所。痛惜之餘，康熙決定讓曹寅之子、年僅24歲的曹顒繼任江寧織造，以保全曹家。
據說，康熙四十四年（1705）南巡時，住在曹家的太子胤礽見曹顒在客廳玩耍，以其無知而逗問他：“你知道江寧有好官嗎？”曹顒說：“知道，有陳鵬年。”此時曹顒尚是少年，已能知是非而曉辭令。對於此子，康熙當然也見過多次並頗為欣賞，說他文武全才，在下一輩中頗為難得，將來可寄以重任。
可惜啊，天違人願，曹顒的身體也不好，他在任僅三年即病逝。更糟的是，曹顒太過年輕，名下無子，餘下曹寅、曹顒兩代孀婦（另一說是曹顒妻子馬氏腹中尚有一遺腹子，即曹雪芹），無人奉養。
為此，康熙親自主持為曹寅立嗣，其命內務府總管去問李煦，“務必在曹荃（曹寅之弟）之諸子中，找到能奉養曹顒之母如同生母之人才好”。最後，曹荃第四子、當時尚未滿20的曹被選中，並隨即奉命繼任江寧織造。康熙一而再，再而三地保全曹家，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曹寅死後留下了巨大的虧空。如由他人繼任江寧織造及兩淮巡鹽禦史，勢必令曹家陷入滅頂之災。這樣的結果，顯然是康熙不願意見到的。
事實上，康熙心裏也清楚，曹寅留下的虧空，自己也不無責任。如他對大臣說的，“曹寅、李煦用銀之處甚多，朕知其中情由”。康熙雖然沒有明說是什麼情由，不過眾大臣想必也知道，曹寅、李煦為南巡接駕耗費巨大，各類花銷真是像《紅樓夢》中所說的那樣，“把銀子花得像淌海水似的”。再者，曹寅的其他差使，如聯絡江南士大夫的費用等，這些都不是正項款項，因而也沒法報銷，隻能靠曹寅等人自己報銷。因此，虧空官帑也就在所難免。對此，康熙卻隻能暗中領情而不便令其賠補。
不過，曹寅等人接駕時的排場之大，花費之多，就連康熙本人也覺得過於奢華，有些過分了。在第四次南巡前，康熙特意下詔給江南三織造，說：“爾等三處千萬不可如前歲伺候，若有違旨者，必從重治罪。”曹寅在世時，康熙也曾多次提醒他減少開銷，盡快將虧空補上。康熙四十九年（1710）八月，康熙在李煦的奏折上批道：“風聞庫帑虧空者甚多，卻不知爾等做何法補完？留心！留心！留心！留心！”
康熙連用四個“留心”，可見其擔憂程度。同年十一月，康熙再下密諭，說兩淮虧空甚是厲害，爾等須十分留心，免得將來“被眾人笑罵，遺罪子孫”。
從這個角度說，康熙之所以安排曹寅、李煦二人輪流負責兩淮鹽政，恐怕也是打算讓他們以鹽政盈餘來彌補虧空。
不可否認，曹寅任江寧織造期間四次接駕，這是曹家最鼎盛之時，但也埋下了巨大的隱患。在報告曹寅死訊時，李煦即表示：“江寧織造衙門曆年虧欠錢糧九萬餘兩，又兩淮商欠錢糧，去年奉旨官商分認，曹寅亦應完二十三萬兩，而無資可賠，無產可變，身雖死而目未瞑。”
接報後，康熙令李煦代理兩淮鹽政（原本輪到曹寅），並令曹顒繼任江寧織造，與李煦一起設法填補虧空。次年，曹顒上奏說，李煦代任鹽差已滿，計得餘銀五十八萬六千兩，補足虧空後尚餘銀三萬六千兩，其奏請獻與康熙做“添備養馬之需”。對此好意，康熙批示說：“當日曹寅在日，唯恐虧空銀兩不能完。近身沒之後，得以清了，此母子一家之幸。剩餘銀兩，爾當留心，況織造費銀不少，家中私債想是還有。”最終，康熙隻收六千兩，其餘三萬兩賞給曹家做不時之需。
隨著曹顒的突然去世，曹家所受的恩寵也日漸衰落，不過這也是沒辦法的事。即便是曹家三代，康熙的關注程度也有明顯的區別。如曹璽這輩，康熙更多的是敬；曹寅是早年伴讀，關係最親；曹顒被康熙看成子侄輩，這已經是靠著祖蔭吃老本了，可惜還享年不永。隨著時間的推移，曹家的眷寵漸衰也是在所難免。至於曹的繼嗣與繼任江寧織造，那純粹是為曹家兩世遺孀著想。康熙是在還曹寅父子兩代人的感情債，其他還真談不上太多。對此，曹也是心裏有數。他一點兒也不敢亂說亂動，以致康熙後來還責問他：“你家中大小事為何不奏聞？”其中即有責備曹不如曹寅等人親近之意。曹挨批後，慌忙請罪，並把自己的家產情況也事無巨細地報告上去，還說自己未能啟奏的原因是“事屬猥屑，不敢輕率”。這也折射出到了他這一輩人與康熙的關係早已疏遠。
不過，康熙對曹的態度還算可以。他在密折上批示說：你雖是個無知小孩，不過職責卻不小。念在你父輩效力時間長才給你特殊恩典，派到任上。雖說織造監督不管地方上的事，但也可以像你父輩那樣將所見所聞統統密奏給我。不要怕說錯，我自會洞察。“就是笑話也罷，叫老主子笑笑也好”。
從這一批示看，康熙還是想恢複此前與曹家的親密關係。但曹在血緣乃至資曆能力上都與曹寅、曹顒差了一大截兒。到他這裏，家勢衰微的征兆已經很明顯。不過話又說回來，像曹寅和康熙那樣的密切關係，在傳統王朝中並不多見。曹顒、曹兄弟輩望塵莫及，無法恢複父輩的盛況，實屬正常。按此趨勢，曹家越往後與皇帝越疏遠，幾乎是無可逆轉的現實。
雍正在繼位前，應該與曹家有過交往。不過，他在康熙四十二年（1703）隨父南巡時是否見過曹則不好說。原因很簡單，一則曹其年紀太小，即使見過也未必有印象；二則曹係過繼而來，當時也未必在曹寅家。
從脈絡上說，曹得以繼任江南織造主要是康熙的恩典，與雍正關係不大。後者也不可能像父輩那般對曹家格外關照。雍正二年（1724）年羹堯取得青海大捷時，曹也上了賀表，其中讚揚雍正皇帝“智勇兼備”，知人善任，完成了康熙帝的未竟事業，可謂仁孝。接著，曹又說，這次大勝是皇上善政愛民，布德施恩，深合天心。
曹的這個馬屁倒是拍得很好。雍正收到賀表後，頗為開心地批示說：“此篇奏表，文擬甚有趣，簡而備，誠而切，是個大通家作的。”
曹的表態並非沒有原因。就在前一年，與曹家同氣連枝、任蘇州織造達30年之久的李煦被革職抄家，其家產被抵償虧欠，房屋賞給年羹堯，奴仆在蘇州變賣。當然，雍正的這一舉動並非專門針對江南三織造，隻是雍正初年清查虧空熱潮中的一朵小浪花。但這足以預告康熙年代的曹、李、孫三家的好時光一去不複返了。
總的來說，雍正對曹最初還是抱有期望的。這從李煦被治罪而寬限曹家三年還清虧空可以看出。但可惜的是，曹實在不成器，而且雍正的忍耐也是有限的。這也為曹家的覆滅埋下了伏筆，這就是後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