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上當受騙的人往往在事後采取忍讓和不再交往的辦法，因為他們對自己的要求並未改變，依然堅持用誠信的態度處世為人，靠道德的約束而忽視法製的作用，在現代社會已被證明是不可行的。然而，“誠信”在法律化的前提下隨著社會文明的發展而被推進，而在人們相互的交往和所發生的關係中發揮著愈來愈大的作用。
窮人要成大事，就要做到誠摯待人，光明坦蕩，寬人嚴己，嚴守信義。隻有這樣，才能贏得他人的信賴和支持，從而為事業發展打下良好的基礎。
孔子的弟子曾子有句話：“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作為一個有德行而對社會有責任心的人，在社會交往中誠信是做人的美德。與朋友交往要有誠信，“君子養心莫善於誠，至誠則無它事矣”。為官從政要“謹而信”，“敬事而信”，“言而有信”。孔子說：“信近於義，言可複也。”一個做事做人均無信的人，是很難在社會立足的，因為人們均不齒於那些言而無信的人。
所以，孔子說：“言而無信，不知其可也。”信是離不開誠的，誠是信的基礎和保證，誠摯待人，就能嚴守信義。
範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也，一名汜。少遊太學，為諸生，與汝南張劭為友。劭字元伯。二人並告歸鄉裏，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約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實白母，請設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裏結言，爾何相信之審邪？”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為爾釀酒。”至其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
真理、正義和公平亦是誠信的原則和標準。朱熹說，人與人要約“合議則言，不合義則不言。言義，則其言必可踐而行之矣！”這就是說“輕諾寡信則殆”。在動蕩的社會中，人心叵測，因而背信棄義的事也是經常發生。食言而肥的人，所在多有，又如張儀蘇秦的故事。又如春秋戰國的“盟誓”之風，其無信義可說是朝令夕改，一日三變。因此，“求事”、“要約”、“做人”，信與不信，當看合不合理、合不合義；不合理、義，就如孔子所說：“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
輕言寡信，如蒼梧澆娶妻而美，讓於其兄；尾生篤信，水至不去而死。這種不合理義的迂腐誠信，隻能是有害無益，連古人也已有非義，今人又何足取？
周公恪守臣道，匡扶幼主，忠誠不渝，雖有流言，誠信不懼；齊桓公夾穀之會，許返魯地，信及諸侯，因而成就霸業；晉文公楚地得信，遵守諾言，退避三舍，成為千古美談；鄧訓、鍾世衡以誠信撫慰諸羌，諸葛武侯鞠躬盡瘁，並七擒孟獲安撫南方，邊疆的穩定和民族的安居樂業均是由誠信取得的；陸抗、羊祜，互為敵國，而能以誠相待，各自保境安民；朱暉、範式、卓恕一諾必踐，不讓季布。至於曾子殺豬取信於6歲兒子的故事，更是家喻戶曉，人人皆知。這些是人人傳頌的美德，也是我們應該養成的習慣，繼承和發揚這些優秀的東西，並在自己的前進之路上運用起來，對待身邊的人和事，相信這樣的人定是人群中的佼佼者。
4． 培養社會責任感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如果一個人對社會的存亡、盛衰，從內心感到有強烈的責任感，就會思考和探索社會發展的正確方向，並調整自己的追求、行動與社會發展趨勢相一致。
社會責任感作為人的情感，一方麵受生活環境和生存條件的影響，同時它又影響著人的思想和行為。它在人的心理活動中既具有張力，也具有斥力。對於符合社會利益的事情，它會持支持、參與、促成的積極態度；對於損害社會利益的事情，便會產生一種消極的排斥態度。社會責任感形成或激發後，就會成為其人生價值觀的重心，常常在不知不覺中左右著一個人行為的取舍，並通過經常地取舍表現出這個人的道德品質。
古今中外，無數仁人誌士為了正義的事業，為了民族或人民的利益，不畏艱難險阻，進行堅忍不拔的鬥爭和探索。寧願被烈火燒死也不改變“日心說”的布魯諾；忍受貧困、矢誌為無產階級解放指明方向的馬克思；在放逐中一心報國，堅決不與奸佞小人同流合汙的屈原；被囚困在冰天雪地中十九年頑強不屈、不辱使命的蘇武；寫下了“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青照汗青”千古絕唱的文天祥；在國民黨特務的槍口威脅下大義凜然的李公樸、聞一多；戴鐐長街行，高呼“砍頭不要緊，隻要主義真，殺了我一個，還有後來人”的夏明翰；視死如歸的瞿秋白、吉鴻昌、劉胡蘭，還有董存瑞、黃繼光、羅盛教；20世紀60年代的雷鋒、王傑，90年代的張鳴岐、孔繁森、李潤五、鄭培民……他們的高尚品質和行為不是生來就有的，也不是他們一時的心血來潮，而是基於他們內心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因為社會責任感作為人的心理意識，能夠調節和控製人的情緒、興趣、意誌和態度。有了它，人的感情和理智才會統一。社會責任感能使詩人在詩歌中傾注憂國憂民的激情，使杜甫“窮年憂黎元”，陸遊“位卑未敢忘憂國”，使魯迅“俯首甘為孺子牛”。社會責任感使朱自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寧可貧病而死，也不領取侮辱性的美軍救濟麵粉。
富有社會責任感的人，會愛人民之所愛，憂國家之所憂，會先天下之所憂，而後天下之所樂；富有社會責任感的人，無論窮達榮辱，窮會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無論在什麼情況下也不會從事危害社會、民族、集體利益的事。社會責任感強者，如蘇武、夏完淳、譚嗣同、瞿秋白、張誌新等能做到“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即使麵對刀山火海，也不改變自己為國為民的初衷。
中國的第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幾乎都是在青少年時代就培養起自己的社會責任感。他們的青少年時期，祖國正處在遭受帝國主義列強瓜分的危急關頭。“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挽救民族危亡的社會責任感，使他們接受並信奉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同誌在1915年聽到袁世凱同日本簽訂“二十一條”不平等條約的消息後無比憤慨，在揭露袁世凱的《明恥篇》上題字明誌：“五月七日，民國奇恥，何以報國仇，在我學子。”周恩來在學生時代寫道：“吾輩生於二十世紀競爭之時代，生於積弱不振之中國，又生於外族日逼目顧不暇之危急時間，吾人既生於是時也，生於是國也，安忍坐視不一救耶？”他立誌要“為中華之崛起”而學習。許多開國元勳都是在這種社會責任感的激勵下四處尋找救國真理，經過多方對比、實踐和總結，認識到隻有馬克思主義才能救中國，社會主義才是屈辱的“東亞病夫”擺脫欺淩、走上繁榮富強的唯一正確道路。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如果一個人對社會的存亡、盛衰，從內心感到有強烈的責任感，就會思考和探索社會發展的正確方向，並調整自己的追求、行動與社會發展趨勢相一致。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許多青年希望讀書，希望在科學上、教育上、文學藝術上對人類有所貢獻，麵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他們千裏迢迢毅然奔赴延安，投身到抗日救國的洪流中去，擔負起抗日救亡的重擔，與階級和民族的敵人展開殊死的鬥爭，用自己的血肉組成捍衛中華民族的長城。新中國成立後，為了消滅三大差別，早日改變祖國貧窮的麵貌，大批青年到邊疆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艱苦創業。在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中，以海爾集團的張瑞敏為代表的企業家有膽有識，積極參與國內、國外兩個市場的競爭，在世界上樹立起中國名牌產品的形象。這些行動都表現了他們對祖國命運和社會前途高度的責任感。
無數事例表明，社會責任感有助於建立一種能夠對社會作出更大貢獻的人格，它會使一個人經常考慮社會公眾的利益，並從為大家的幸福而進行的努力中找到自己的樂趣。任何時代、任何情況下，一個人隻要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他就不會做危害社會、損害集體利益的事，就會成為一個高尚的人——以關心他人、關心集體、關心社會為重的人。
5． 勇於承擔責任
養成勇於負責的習慣是完善人格必備的素質。隻有那些勇於承擔責任的人，才有可能被賦予更多的使命，才有資格獲得更高的榮譽。無論你所做的是什麼樣的工作，隻要你認真地、勇敢地擔負起責任，你所做的就是有價值的，你就會獲得尊重和敬意。
我們每一個人從出生那天起，就生活在複雜的社會關係中，和他人、集體、社會之間存在著這樣那樣的責任關係。因此，在生活中當我們作出某種滿足自己需要和願望的個人決定並且付諸行動的時候，都應該考慮對個人、對家庭、對他人、對社會甚至對整個人類所應當承擔的責任。這種高度的責任感是我們應該具備的基本品德，也是我們擁有人格魅力的基點。
放棄承擔責任，或者逃避自身的責任，就等於在可以自由通行的路上自設路障，摔跤絆倒的也隻能是自己。清醒地意識到自己的責任，並勇敢地扛起它，無論對於自己還是企業，都將問心無愧。
17歲時，《邁阿密先驅報》的幽默專欄作家戴夫·巴裏在一個營地裏擔任輔導員，主要負責管理一群10～12歲的孩子，讓他們在一起時不要鬧事。此外，他還要帶著他們到森林裏郊遊。能夠到迷宮一樣的森林裏玩，自然令人興奮，可是當他要帶著一群比自己小的孩子同行時，他的興奮感一定會拋到九霄雲外。因為他們的生命安全，似乎全部係在他一個人身上。他必須運用自己所有的能量和膽量，幫助他們應付遇到的突發情況。這對向來有些膽小的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可是他必須這麼做。他帶著一群孩子在湖邊安營紮寨，當時他是這群人中唯一的白人。他們在湖裏遊泳時，碰上了一艘載著白人孩子的摩托艇，艇上的白人孩子向他們的隊伍叫嚷著帶有種族歧視的話語，並企圖用水濺濕他們的帳篷。當時，他完全拋開了自己的膽怯，和自己的助手一起警告他們：“如果你們再敢靠近這些孩子，我們將抄下你們的艇號，打電話叫警察來。”那些挑釁者最後還是離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