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初，林徽因同梁思成一起用現代科學方法研究中國古代建築，成為這個學術領域的開拓者，後來在這方麵獲得了巨大的學術成就，為中國古代建築研究奠定了堅實的科學基礎。
從1930年到1945年間，她與丈夫攜手走過15個省，200多個縣，考察測繪了200多處古建築物，獲得了許多遠溯唐宋的發現。
正是通過他們的考察，許多沒有被世人所熟知的古建築，漸漸進入人們的視線，得到了及時的保護，比如，河北趙州的石橋、山西的應縣木塔、五台山的佛光寺，它們有幸從曆史的小角落裏站出來，重新講述那段被遺忘的時光，煥發出本來的光彩。
長年累月的艱苦考察，侵蝕了林徽因的健康。早年就患有肺疾的她，在抗戰期間受盡顛沛流離之苦，病情不斷地加劇，最終惡化為肺結核。
為了繼續自己的事業，她拖著瘦弱的身體，陪著梁思成翻山越嶺到處尋訪古建築。兩個人不辭辛勞地到處尋訪那些古橋、古堡、古寺、古樓、古塔，將歲月的積塵拂去，勘定其年月，揣摩其結構，計算其尺寸，然後繪圖、照相、歸檔。
她的文學才華，使枯燥乏味的學術研究不再是刻板的論文，在她的筆下變得充滿了靈性，竟也有了散文的味道，比如《晉汾古建築預查紀略》的開頭：“去夏乘暑假之便，作晉汾之遊。汾陽城外峪道河，為山右絕好消夏的去處；地據北彪山麓，因神頭有‘馬跑神泉’，自從宋太宗的駿騎蹄下踢出甘泉，救了幹渴的三軍，這泉水便沒有停流過。千年來為沿溪數十家磨坊供給原動力，直至電氣磨機在平遙創立了山西麵粉業的中心，這源源清流始閑散的單剩曲折的畫意，轆轆輪聲既然消寂下來，而空靜的磨坊，便也成了許多洋人避暑的別墅。”
行雲流水般的文字，實質是一篇學術報告，事實上卻更像是一篇外出遊玩後的感悟。
他們的足跡深深淺淺地刻印在了九州大地之上，經久的風沙也許會將他們的足跡掩埋，但歲月卻為他們的貢獻留下了見證。
人民英雄紀念碑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徽的設計，皆有著林徽因的參與。她淵博的學識和無與倫比的創造力，成為她建築師生涯的基石。
她具備專業建築師的素養，而更加難能可貴的是，她知性卻不學究。在跋山涉水的考察中，身到之處，眼之所見，不僅僅是一動不動、不會言語的石頭，還有一種頓悟和詩的意境，以及那深藏在建築中的人文精神。
她說，在她的眼裏，“無論哪一個巍峨的古城樓，或一角傾頹的殿基的靈魂裏，無形中都在訴說，乃至於歌唱，時間上漫不可信的變遷；由溫雅的兒女佳話，到流血成河的殺戮”。
“石頭的詩篇是不會風化的”，她篤信建築的精髓在於傳承一種精神，一種美感。她看到了中國古建築的意義，“那不僅是一份壯美，一種力量，更是一種人文精神，一種民族風骨，它的文化內涵，象征著真、善、美的人格，既體現了佛家的無常、無我、寂靜的真諦，又展現了一個民族創造的超凡人生的終極價值”。
林徽因在她的建築論著中，時刻展現著嚴謹務實的學術精神，也處處可見文人的浪漫唯美，詩一般的抑揚頓挫、悠遠圓潤，閱讀她的學術著作，理論與美感兼得。
理性與感性，在林徽因的身上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她用理性的思維進行科學探究，拯救無人問津的古跡，用感性的思維領悟出凡人難以參透的聖音。
她身上的文人氣質，如空穀幽蘭般清香淡雅，她的俏皮與爽朗，又仿佛是濃得化不開的甜膩，吸引著眾多仰慕者和追隨者。
她在北京胡同的家，被稱作“太太的客廳”，聚集了中國近代大批的文學名家。他們聚在一起，談論藝術與文學，是典雅的藝術沙龍。
主持人自然是集才華和美貌於一身的林徽因。她是沙龍的絕對主角，人們眾星捧月般圍繞著她，豎起耳朵，認真聆聽她以藝術的眼光、詩的語言大談旅途見聞、讀書心得、人生感悟。
她顧盼生輝，光彩照人，思維敏捷，善於捕捉話題，具有控製場麵和調動情緒的本領，客廳中常發出笑語歡聲。大家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盡情揮灑著各自的情感。
梁思成這樣評價自己的妻子：“林徽因是個很特別的人，她的才華是多方麵的。不管是文學、藝術、建築乃至哲學她都有很深的修養。她能作為一個嚴謹的科學工作者，和我一同到村野僻壤去調查古建築，測量平麵爬梁上柱，做精確的分析比較；又能和徐誌摩一起，用英語探討英國古典文學或我國新詩創作。她具有哲學家的思維和高度概括事物的能力。”
她就是如此特別的一個女人，理性起來不刻板，感性起來不矯情，散發著恰到好處的迷人氣息。
林徽因的兒子提及母親，“有人問我，母親應該專心文學，還是研究建築，對她個人更有意義也會更有成就？我認為，在母親身上，那種詩人的氣質，和建築藝術家的眼光，相得益彰，缺一不可。她的建築文章，尤其是早期的這類作品，寫得神采飛揚。譬如《平郊建築雜錄》，其中有幾篇，就被行家認為是研究中國古建築的範文。建築除了要有詩情畫意之外，還要有建築意，這是我母親最先提出來的主張。”
林徽因是第一位將對建築的研究上升到“建築意”的人，這為建築獨添了幾分意境。
我們也許無法擁有詩人的妙筆生輝，做不到用玲瓏剔透的文字表達心中所想；我們也許無法成為聚會的焦點人物，贏不來那麼多的讚賞和掌聲；甚至，我們的感性被生活所困，變成了口無遮攔的抱怨和莫名其妙的壞脾氣。我們打著感性的幌子，將心中的不滿說了一次又一次，直到連親近的人都對我們避而遠之，最後連半點安慰和同情都沒能得到。
可有些人還是不知道悔改，一把鼻涕一把淚地控訴他人，“女人就是感性的啊，就是多愁善感啊”。可是你要知道，這不是感性，是矯情。
不求光環，隻求心安
有誰與石頭打一輩子交道，依舊心心念念？又有誰可以憑借冥頑不化的石頭斬獲輝煌，到達人生的巔峰，登高望遠，俯視九州大地？
那一刻的快感，讓一切辛勞、拚搏有了名分。
義無反顧的同時，也要清楚名譽不過是過眼雲煙，生不帶來、死不帶去，唯有奮鬥的路途中，收獲自己的心安才是首要的。
所有的努力與付出隻為在生命盡頭回顧往昔時，沒有懊悔，沒有羞愧。一生光明磊落，做任何事情隻為尋求內心的安妥。
急功近利是現代人的通病，對聲名地位急不可耐。心中的種種欲望，催促著人們使盡渾身解數，以求達成預設的目標。
如不及時修剪欲望的枝蔓，讓名與利成了畢生的追求，作繭自縛，何等愚蠢。
人民英雄紀念碑位於北京天安門廣場中心，在天安門南約463米，正陽門北約440米的南北中軸線上，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紀念中國近現代史上的革命烈士而修建的紀念碑。
人民英雄紀念碑通高37.94米，正麵碑心是一整塊石材，長14.7米、寬2.9米、厚1米、重103噸，鐫刻著毛澤東題寫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個鎏金大字。背麵碑心由7塊石材構成，內容為毛澤東起草、周恩來書寫的150字碑文。
1949年秋天，毛澤東主席為紀念碑的奠基填了第一抔土。1952年由梁思成和雕塑家劉開渠主持紀念碑設計；參加設計工作的林徽因，被任命為人民英雄紀念碑建築委員會委員，此時她已病得不能起床了。
並不寬敞的起居室兼起了書房的功用，林徽因將兩張繪圖桌擺進臥室，以方便她的工作。
梁思成在早晨天微亮的時候，先與林徽因共同製訂出一天的工作計劃，由助手一一記錄在案，以便林徽因隨時指導修改。她的助手是建築係應屆畢業生關肇鄴，剛剛20歲出頭，機靈能幹，盡心盡力地輔助她的工作。
林徽因主要承擔的是紀念碑須彌座裝飾浮雕的設計，從總體平麵的規劃到細微之處的裝飾圖案紋樣，她都親力親為，反複比較和推敲，以確定最完美的成品。繪製完小圖樣之後，工作還沒有結束，還要逐級放大，從小比例尺全圖直到大樣，並在每張圖紙上繪出人形，以保證尺度的精準。
林徽因主張以唐代風格為基調，為了更好地掌握唐朝的基本特點，她搜集了眾多翔實的資料，盡可能地將唐朝恢宏的氣勢表現到極致。
兩個多月，60多個晝夜，林徽因和關肇鄴畫了數百張圖案，經過精心地挑選，最後選定了以橄欖枝為主體的花環設計。
在選用裝飾花環的花卉品種上，他們花費了一番工夫。起初，是打算選用英雄花，在谘詢花卉專家後，得知英雄花並非屬於中國原產花卉，於是否定了這個設想。
中國花卉品種琳琅滿目，各自帶有獨特的深意，選出最適合英雄紀念碑的品種談何容易。不僅需要極高的耐性，也需要豐富的學識為依托。
經過多方麵的考慮，最後選定了牡丹、荷花和菊花三種，分別象征著高貴、純潔和堅韌，這正是那些為了祖國山河拋頭顱灑熱血的英雄們所具備的可貴特質。
須彌座正麵設計為一主兩從三個花環，側麵為一個花環。同基座的浮雕相互照應，運用中國傳統的紀念性符號。
這是英雄烈士們，用血肉之軀譜寫的樂章，鏗鏘有力的腳步踏出壯誌豪情，保衛著敬愛的祖國，守護著身後的親人們。
1953年，林徽因不顧病弱的身體，肩負起景泰藍的搶救工作，廢寢忘食地奮鬥在一線工作上。
景泰藍在她與同事們的共同努力下，擺脫了沒落的境況，以新的姿態出現在人們麵前。可惜的是，她的身體每況愈下，已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
寒冬將至，她的情況更加危險，往日依賴的藥物已經無法奏效，隻能靠她的意誌力堅持著。為了讓她好過一些，每時每刻都要保持室內的溫度，即使是輕微的感冒，對她而言，也是滅頂之災。
這年10月，中國建築學會成立，梁思成被推舉為副理事長，林徽因被選為理事。他們二人還兼任了建築研究委員會委員。1954年6月，林徽因當選為北京市人民代表大會代表，8月10日，《北京日報》刊登了她的簡曆。
由於林徽因的身體實在不能抵禦郊外的寒冷，為方便治療，梁思成在城裏租了房子。由於還未準備好，便先搬到陳占祥家裏暫住。不久，林徽因病情惡化，住進了同仁醫院。
林徽因不在乎什麼“偉大”之類的字眼，那些加在她身上的光環，雖是她應得的桂冠，可她耗費畢生心血，拚上性命也要為之奮鬥的並不是名望與地位。
這是她心靈的召喚，來自她靈魂深處的低語。
對於建築，她有著博愛的胸懷。
1941年，成都，日軍利用惡劣的天氣，以詭異的雲上飛行方式襲擊了中國空軍的雙流基地，一位中國飛行員不顧日機的轟炸掃射，冒死登機，起飛迎戰，壯烈殉國。
3年後，林徽因為這個戰死的中國飛行員寫了一首哀婉的長詩《哭三弟恒》。
這名中國飛行員，就是林徽因的三弟，“在北平西總布胡同老宅我們叫作三爺的那個孩子”——林恒。
梁思成進入營造學社後，從不與日本人來往。在長沙大轟炸的烈火中，謙謙君子梁思成怒吼出：“多行不義必自斃，總有一天我會看到日本被炸沉的！”
所以當梁思成提出保護京都和奈良時，這在旁人看來，是多麼難以理解的決定，而且，這也超出他的工作範圍。
他的弟子羅哲文這樣記載他們從事這項工作時的情景：“他們住在重慶上清寺中央研究院……每天，梁先生拿過來一些圖紙，讓羅哲文根據他事先用鉛筆標出的符號，再用繪圖儀器繪成正規的地圖。羅哲文雖然沒有詳問圖紙的內容，但大體可以看出，地圖上許多屬於日本占領區的範圍。而梁先生用鉛筆標出的，都是古城、古鎮和古建築文物的位置。還有一些地圖甚至不是中國的。當時羅哲文雖然沒有仔細加以辨識，但有兩處他是深有印象的，那就是日本的古城京都和奈良。”
梁思成這樣解釋他提出的這個建議：“要是從我個人感情出發，我是恨不得炸沉日本的。但建築絕不是某一民族的，而是全人類文明的結晶。”
這也是林徽因的心聲，她是有血有肉的中國人，在感情上，同全體中國人民一樣，與日本帝國主義有著不共戴天的國恨家仇。而作為一位致力於建築事業的研究者，不論這一磚一瓦、一草一木屬於哪個國家，它都是珍貴的建築文物。
1945年，盟軍不得不做出對其進行轟炸的準備。而為了最大限度地保護奈良的曆史遺跡，盟軍需要一張標明詳細文物地點的地圖。這一次，畫這張圖的，是林徽因。
與顯赫的聲名無關，這是一份心安。
縱然在李莊的每一刻都攸關生死存亡，“幾個月的時間就毀滅了她曾經有過的美麗”，每天都是受難日，沒有電，沒有自來水，甚至沒有幹淨的床鋪。
在北平時，是享受生活，而在李莊，則是將就著勉強生活。
而當費慰梅、費正清夫婦提議讓他們定居美國時，林徽因毫不遲疑地拒絕了。
選擇去科技更先進、生活更富足的美國任教，必然有利於林徽因與梁思成的事業發展，他們可以集中精力來進行未完成的研究，可以獲得更多的成就，屆時圍繞在他們身上的光環會更加璀璨奪目，而他們放棄了這個機會。
林徽因渴望在建築的研究上更進一步，在有生之年取得更為豐碩的成果，而這有一個前提，那就是要心安理得。
何向陽在《懷念林徽因》中說道：“她與疾病爭奪了10年，正是這最後爭來的10年的生命，使她為新中國做了一個知識分子該做的一切。生命已到秋天，紅葉的火總要燃著的，哪怕流血般耗盡生命，也要去做，誰又能擋住一個情願。”
一門心思地追名逐利，極容易陷入欲望的包圍圈中，膨脹的野心漸漸侵蝕了心靈，變得無所不用其極。眼中、心中隻有名利的女人，身上有一股市儈氣息，也許很強大，卻很不討人喜歡。淡泊名利的女人，則是有著清新、淡雅的芳華氣度。
對身外之物少一點在乎，也許就會多一分淡然從容，可以更好地享受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