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reference_book_ids\":[7085661452316445733,7267090239162682427,6833642850618444808,6959122730671164446,7071200596837010446]}],\"18\":[{\"annotation_type\":\"0pos_info_v2\":{\"end_container_index\":18,\"end_element_index\":0,\"end_element_offset\":211,\"start_container_index\":18,\"start_element_index\":0,\"start_element_offset\":207},\"quote_content\":\"《鬼話》reference_book_ids\":[6914316517169433613]}]},\"author_speak\":\"code\":0,\"compress_status\":1,\"content\":\" 一、正聞烽火急
嶺南的秋天原本是最美的季節，然而風雲變幻，“宦局旋更”。當一個預料中的事實終於降臨，林則徐非常平靜，仿佛什麼事情也未發生，隨之將總督、鹽政兩方大印移交廣東巡撫兼署兩廣總督怡良，並繳清了他在粵期間收到的朱批奏折。
盡管早有預料，但林則徐此前隻是私下裏向怡良透露過，他仍然一如既往地幹著他該幹的一切，幾乎沒有人看出他有什麼變化。而這正是他所希望的，他不想因一己之變故而引起別的變故，作為大清帝國九位最高級的封疆大吏之一，牽一發而動全身，為了不引起震蕩或動蕩，最好的方式就是在平靜中完成權力交接。然而隨著聖旨降臨，林則徐遭革職的消息已無法隱瞞，很多人在“宦局旋更”的突變中非常震驚。從林則徐的非常平靜，到兩廣上下的非常震驚，隻能說，這事確實太不正常了！一位深受朝廷倚重的封疆大吏，日前還在海防前線巡查，怎麼一夜之間就被撤職了呢？
透過林則徐之命運，也可見官場之凶險，他來時是一個欽差大臣，走時卻已是皇上朱筆禦批、赴京受審的欽犯，從欽差到欽犯，這就是林則徐主政兩廣的全部時間。在這裏他抵達了人生仕途的巔峰，又在這裏跌入了入仕以來的人生最低穀，這種斷崖式的人生落差，可以改變他的人生命運，卻改變不了他這個人。而在接下來的數年裏，他將從一位曆史的主角而被徹底邊緣化。
在離別之際，若從世態炎涼看，一個欽犯隻會令人避之唯恐不及，城門失火誰都生怕殃及自己，但林則徐沒有遭受人情冷暖，那幾天，“撫軍以下皆來晤”，紛紛為他舉行“公餞”，而“公餞”並非公款宴請，而是公眾舉行的餞行宴，這更說明沒有多少人避嫌。尤其令林則徐感動的是，“連日鋪戶居民來攀轅者填於衢巷”，給他贈送靴傘、香爐、明鏡、頌牌等，那頌牌上寫滿了讚詞，如“民沾其惠”“夷畏其威”“煙銷瘴海”“威懾重洋”“公忠體國”……若是一個高升的官員收到這些東西也不算稀奇，甚至早已暗示其心腹去安排這一切，但一個欽犯或罪臣能得到這樣的禮讚，隻能是人們發自肺腑的言行。林則徐打量著那一張張真誠的麵孔，每個人都似曾相識，卻又不知在哪裏見過。一陣愧疚驀地湧來，他突然覺得很對不起他們。眼下烽火正急，他卻要抽身離去，他走得實在不是時候啊。
十月初一日，林則徐已收拾好行裝，定於次日啟程赴京受審，卻於當晚又接到了“奉旨革職，並折回廣東，以備查問差委”的部文。這下，他想走也走不了了，想幹什麼也幹不了了，他唯一能幹的就是“以備查問差委”，就是等待欽差大臣琦善來查問了。
那個總督府，林則徐自然是不能待了，他隻能連夜籌賃寓所，第二天就搬到了高第街連陽鹽務公所借住，這一住竟然又是半年多。從他抵粵到離粵的兩年多裏，他在這裏度過了四分之一的時間，那也是他在廣州度過一段苦悶而彷徨的歲月。
十月末，林則徐在彷徨中等來了另一個罪臣，鄧廷楨。
閩浙總督鄧廷楨和林則徐一道“交部嚴加議處”，旋奉旨革職，奉命抵粵“以備查問差委”。鄧廷楨任閩浙總督僅半年多時間，而閩浙軍備比兩廣更鬆弛，海防更是漏洞百出，他上任之後即如林則徐在粵海一樣，一方麵加強海防要塞建設，一方麵抽調熟悉海防形勢、水性的水師官兵駐守，並招募了大批水勇、鄉勇加以訓練。隻是苦於時間太短，而海防形勢又積重難返，一切還來不及全線展開，英軍便突入閩浙作亂。定海失陷後，他準備親自往浙江督戰，因道光帝另派欽差大臣伊裏布赴浙江辦理軍務而作罷，但清廷對他的處罰並非定海失守，而是與林則徐一道“坐粵辦理不善”。
這兩位誓言要“共矢血誠，俾祛大患”的戰友，自今春別過之後，終於又在嶺南聚首，時隔不過大半年，感覺卻已曆盡滄桑。六十四歲的鄧廷楨愈見蒼老，那白花花的長須一直飄拂到胸口，但那心髒還在拚盡餘力般地跳躍，胸口一陣一陣地起伏。五十五歲的林則徐早已摘下了頂戴，脫下了官袍，換上了一身青灰色的布衣，雖說苦悶而彷徨，但看上去倒也有了無官一身輕的灑脫。
兩人先互相打量了一下，又相對無奈地一笑。
曆史有太多的無奈之處，在清朝封疆大吏中，原本就極其缺乏林、鄧這種長於戰略運籌、精於軍事指揮又熟悉海防的人才，清廷將這兩位難得的帥才撤職查辦，視如棄子，實乃自毀長城之舉，令人扼腕悵歎。而這兩位罪臣，在接下來的時日裏，隻能眼睜睜地看著大患降臨而徒呼奈何。
此時又一位欽差大臣正在路上，那是林則徐和鄧廷楨的查辦者琦大人。
琦善還真是個有福氣的人，他赴粵的季節比林則徐要好得多。他於重陽辭京出發，歲歲重陽，但琦善覺得這個重陽非比尋常。琦善於重陽節那天啟程，不知是特意選擇，還是不經意，而重陽登高，充滿了吉祥的寓意。琦善若能不辱使命，再登高一步，就是位極人臣的首輔大臣了。
十一月初六日（11月29日），欽差大臣、大學士琦善終於抵達廣州，接署兩廣總督印務。按近代史家蔣廷黻先生的說法，這時的琦善實際上相當於中國第一任“外交總長”，但這位“外交總長”此前唯一的“外交”就是在大沽口與義律進行了兩天談判，連自己的翻譯也沒有。不過，這次琦善好歹有了一位屬於自己的翻譯。在琦善的隨從中，有一位白白瘦瘦的年輕人，此人名叫鮑鵬，原名鮑亞聰，號望山，出身於香山縣一個買辦之家，自幼學習“夷語”，還曾頂替其叔叔在威廉·顛地開的寶順洋行裏充當買辦，由於參與走私鴉片，遭到前總督鄧廷楨通緝，鮑鵬聞風而逃，他這鮑鵬之名就是逃到山東後改的。
他不知怎麼與山東濰縣令招子庸相識，就躲避在那兒。當英軍北上抵達山東，山東巡撫托渾布急需一個“熟諳夷語”的通事，招子庸便將鮑鵬推薦給了托渾布，托渾布命他到英船上辦理交涉。結果讓托渾布挺滿意，他對鮑鵬這個難得的人才也挺欣賞。當琦善南下赴粵路過山東，托渾布又將鮑鵬推薦給自己的老上司琦善。這讓正為翻譯犯愁的琦善喜出望外，隨即攜鮑鵬一同赴粵，還奏請清廷，授予鮑鵬八品官銜，一個通緝犯搖身一變成了朝廷命官。
清廷後來查辦琦善，其罪責之一就是“盡屏廣東文武，專用漢奸鮑鵬”，鮑鵬不僅是擔任琦善的翻譯，凡涉外公文都由其翻譯傳送英方，而琦善也把鮑鵬視為心腹，包括談判中的核心機密也被鮑鵬悉數掌握。而在與英國方麵交涉中，鮑鵬還向英人泄露了廣東沿海防務及內地情況，自然也包括琦善大量裁減虎門要塞的駐防兵力和不準擅自抵抗英軍等內情，這讓義律在談判桌上和戰場上可以隨機應變，抓住戰機，調整策略。但對於此說琦善一再辯解，他曾親自檢查過署卷（總督署案卷），發現鮑鵬確實在夷船當過買辦，但卷內既無告發之人，也無指證之案，因而認為鮑鵬並不是一個有重大案犯。而琦善聲稱自己隻是令鮑鵬照文譯詞，給英方遞文傳話，至於奏折密件，一概不令他與聞。鮑鵬也不承認他與義律有什麼挑唆勾串的“漢奸”行為，他甚至還與義律發生過激烈的爭論，義律一怒之下，用藤條打傷鮑鵬的手背，白含章和張殿元都在現場看見了。但後世對於鮑鵬的自辯依然充滿了懷疑，這是不是“周瑜打黃蓋”呢？
據當時見過鮑鵬的英軍描述，他那英語實在不敢恭維，他說的是一口典型的“廣東英語”（Canton English），那是比“洋涇浜英語”（pidgin English）更早的中國式英語，其特點是按廣東話字對字地轉成英語，主要在十三行經商的中外商人中混雜使用。但也不要小瞧這種英語，它在那個特定的曆史時期具有特殊的曆史意義。由於清政府奉行閉關鎖國的政策，嚴禁中國人學習“夷語”，也演進中國人叫夷人學習中文。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頒布了《防範外夷規條》，有個叫劉亞匾的人，竟因“教授夷人讀書”等罪名而被處死。
即便在一口通商時代的廣州，學英語也是官方禁止的，“嘉慶間，廣東有將漢字夷字對音刊成一書者，甚便於華人之譯字，而粵吏禁之”。當時英籍教士馬禮遜到廣州，入夜之後窗口便籠罩在一團黑暗中，其實他房間裏的燈是亮著的，為了學中文，他隻能嚴嚴實實地遮住房間燈光，來保護他的中文教師。直到道光年間，據美國商人威廉·亨特在《廣州番鬼錄》中所說，廣州人管外國人叫“番鬼”，把外國話叫“鬼話”，當時有一本不知是誰編的中英文對照小冊子就叫《鬼話》。在廣州隻有三個外國人懂中文，一個是馬禮遜，一個是他本人，還有一個是英國東印度公司商館駐廣州主任。而懂英語的廣州人就更少了。當時廣州人用粵語標注英語讀音，如“湯”（soup）注音“蘇批”，今天（today）注音“土地”。鮑鵬那英語可能就是這樣的英語，但也實在難得了。
琦善幾乎剛剛抵達廣州，已提前抵達粵海的義律就迫不及特地發來照會，催逼他根據英方提出的條款締約簽字。此時英軍也已易帥，喬治·懿律稱病退職回國，一說因與伯麥等人意見不合而辭職，而伯麥他成了英國東方遠征軍的總司令和全權代表，但外交上依然由義律主掌。而琦善比義律做得更絕，為了主掌“夷務”，他以“加倍慎密”為由，把怡良這個廣東巡撫和其他文官武將一律排斥在外，一切便任其一手遮天、獨斷專行了。——據廣東巡撫怡良後來奏報：“經琦善麵向臣告知，以夷務係其專辦，現惟加倍慎密，不便稍為宣露，囑令臣專管地方事件，俾免分心。”
對義律的催逼，琦善則采取避而不見的拖延戰術。在廣東中英談判期間，這個中國第一任“外交總長”一直不敢在談判桌上與義律麵對麵地較量，幾乎都是派自己的手下白含章、張殿元和翻譯鮑鵬去傳話遞信。據鮑鵬所記，他前後同白含章、張殿元去見過義律五次，同陳榮慶去見過義律四次，他自己單獨去見過義律四次。而在整個交涉過程中，琦善與義律見麵交涉僅有一次。當然，琦善采取避而不見之策，很可能真是一種談判策略，盡量避免直接遭遇，給談判留下回旋的餘地，多少也能掌握一點主動權。然而從曆史事實看，他從未掌握主動權，幾乎是被義律步步緊逼，無法招架。對於義律所提出的要求和條款，琦善一直不敢據理力爭，一旦針鋒相對，勢必損害了和談的氣氛。但他也不是一味地妥協讓步，他也沒有妥協的權力，這是皇上的權力。而對談判的原則，道光皇帝早有交代，他也一直在苦思冥想，如何在道光帝“上不可以失國體，下不可以開邊釁”的原則下找到一個雙方都可以接受或可以妥協的平衡點。要確立這樣一個基本原則不難，難的是幾乎不可能實現。琦善一直強調“禦外夷以智”，若琦善真能實現這一目標，我也會心悅誠服地承認，琦善的智慧和能力的確要遠遠超越林則徐。然而，事實上，連琦善本人也覺得不可能。
一個英國貴族越來越神氣，越來越強硬；一個滿洲貴族越來越沮喪，越來越軟弱。這不怪琦善，義律的腰杆子實在太硬了，隻要不答應他們的條款，英軍勢必訴諸武力，而伯麥的態度比義律更強硬。
琦善看過一次英軍殺氣騰騰的操練，義律還特意請琦善到現場觀看，這顯然又是義律故意在他麵前秀肌肉。據《夷氛聞記》：“善既目睹夷陣，怯其兵炮，愈執初見，以為非和則事未可知。”當琦善目瞪口呆地看著時，忽覺有些異樣，義律正盯著他呢，那瞳孔裏射出的藍光讓琦善猛地打了個寒戰。那眼神分明在說，你敢不答應我們提出的條件，那就讓大炮來開腔！琦善還真是給嚇壞了，他在奏報道光帝時，一再強調英夷如何如何厲害，夷船進攻，每船上都有大炮，那遠近兼施的飛炮，還有火罐、火箭、火槍、火球等各種極具殺傷力的火器。琦善沒有撒謊，這是實情，他在奏報中又一再示弱，並指責林則徐等主戰派為“輒喜貪功”之徒，“水師營務，微特船不敵夷人之堅，炮不敵夷人之利，而兵丁膽氣怯弱，每遇夷船少人稀之頃，輒喜貪功，迨見來勢強橫，則望而生懼”，“我軍以人禦炮，勢必不敵，將備相率陳亡”。這也是實話。他的結論是，廣東無要可扼，軍械無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堅，幾乎沒有任何勝算的條件。因此，琦善和後來的許多史家一樣，斷定英軍是不可戰勝的，“和”是唯一的選擇。
琦善看到的，其實也是林則徐早已看到的也一直承認的差距，但越是看到差距，就越要縮短差距，同時也應該看到自己的長處。林則徐對英人的德性比琦善要了解得多，他也知道琦善的德性，這讓他有一種比自身遭遇更具災難性的預感。據廣東陸路提督馬殿甲的後裔記載，“林公雖革去官職，住在書院，等待皇上如何查辦，整日閑若深山古刹的世外高人，院中是滿院爛漫的木棉，花色更加妖豔，縷縷沁人心脾的芬芳隨著悠悠春風彌漫在書院每個角落。林公每天隻是寫字、習武，和來訪的友人喝酒、下棋而已，已超然如聖的樣子”。
然而，這隻是一種表象，他內心的苦悶在外表上看不出來。在琦善抵粵後的那段日子，林則徐每天都是度日如年。據《林則徐日記》，他除給親友們寫信外，就是每天“作字”“作字”“竟日作字”，顯然是借此排遣內心的焦慮與憂憤。他其實一直在思慮，這仗該怎麼打。
從戰術設計看，林則徐從未高估清軍的作戰能力，更未低估英軍的作戰能力，若要戰勝英軍，必須以十二倍甚至十六倍的清軍來對付英軍，而中國依憑在本土作戰的優勢，完全可以在較短的時間內調集超過英軍幾倍、十幾倍的軍隊來會剿英國侵略者，後勤保障更無問題。關鍵是，清廷不想付出這麼大的代價來打仗。想想定海失陷之後，英軍北犯大沽，道光皇帝對英國侵略者從主剿轉向主撫，下令不準開炮，處於海防前線的清軍就喪失了戰爭的主動權，繼而又有欽差大臣琦善一味求和，清廷把一個帝國的命運都押在了談判桌上，押在了琦善那“片言片紙，遠勝十萬雄師”的舌尖上。但撫夷也好，和談也好，僅憑那三寸不爛之舌隻能是徒勞的，必須要有與英軍抗衡的實力，否則就隻能任其宰割。
如今很多人還在為琦善這個“被曆史所冤屈”的人物辯解，而最具影響力的一種說法，則是蔣廷黻在《琦善與鴉片戰爭》做出的評價：“琦善與鴉片戰爭的關係，在軍事方麵，無可稱讚，亦無可責備。在外交方麵，他實在是遠超時人，因為他審察中外強弱的形勢和權衡利害的輕重，遠在時人之上。”那麼，這位在外交方麵“遠超時人”的琦善又對英國有多少了解呢？說來，鴉片戰爭時，琦善也曾派人探聽了一些英國的情況，並據此寫了一份奏折（《琦善奏探詢英國各情形折》）：“該國王已物故四年，並無子嗣，僅存一女，年未及笄，即為今之國王。該國有大族二十餘家，皆其國之權臣，議事另有公所。
隻須伊等自行商榷，不受約束。揣其詞意，或前此粵省燒毀之煙，其中即有各該權臣之物。……是固蠻夷之國，犬羊之性，初未知禮義廉恥，又安知君臣上下？且係年輕弱女，尚待擇配，則國非其國，意本不在保茲疆土，而其國權奸之屬，隻知謀取私利，更不暇計其公家，……故求索不專在通市。”這就是琦善對英國的大致了解，若以這樣一點兒對英國的浮淺了解去與英人進行一場“遠超時人”的外交，那又真是一個笑話了。
若要證明琦善“實在是遠超時人”實在很難，蔣廷黻也沒有拿出令人信服的證據。但若要證明琦善喪權辱國則不難舉證，這裏還有一個“實在是遠超時人”的外交家王之春（號芍唐居士），這裏就據其所撰《防海紀略》，看看琦善到廣東後幹了些什麼事吧——
而十月琦善至廣東，查上年義律先後繳煙印文，欲吹求林則徐罪不可得，則首詰劫船之役，何人先開炮，欲斬副將以謝夷，而兵心解體矣。
撤散壯丁數千，於是水勇失業，變為漢奸，英夷撫而用之，翻為戎首矣。
撤橫檔水中暗椿，屢會義律於虎門左右，夷船得以探水誌，察徑路，而情形虛實盡泄矣。
聽鹽運使王篤之言，盡屏廣東文武，專用漢奸鮑鵬，往來傳信，其人故奸夷顛地之仆役，義律所奴視，益輕視中國無人矣。
義律與琦善信雲：“若多增兵勇來敵，即不準和。”於是已撤之兵，不敢再調，凡有報緝漢奸緝鴉片者，輒被嗬斥，有探報夷情者，則拒曰：“我不似林總督以天朝大吏，終日刺探外夷情者。”
所事一切力反前任之所為，謂可得夷歡心，而逆夷則日夜增造杉板小船，招集販煙之蜈蚣船、蟹船數百，此外火箭、噴筒、竹梯攻具，增造不可數計。
琦善原本就是帶著兩項欽差使命而來，一是與英國人繼續和談，一是追查林則徐、鄧廷楨妄啟“邊釁”，以至激變的罪證，要讓世人皆知這兩位罪臣確實罪有應得，這對於維護天子和清廷的崇高威信、維持朝野上下的穩定非常重要。這也是琦善的最高政治境界了。
琦善先追究林則徐破壞中英通商之罪，“欲求林則徐罪不可得，又誣林則徐不收英吉利國王通商之書，欲怡良證其事，怡良不從”。由於巡撫怡良拒不做偽證，他又追查林則徐挑起“邊釁”的戰爭罪，把這不可收拾的局麵推給林則徐，一句話，若不是林則徐妄啟“邊釁”、惹火燒身，以至於引狼入室，又怎會有今日之局勢？
琦善一心為天子和清廷著想，林則徐則心係江山社稷，這是兩人既有相同之處又有高低之別的政治境界。林則徐在遭琦善查辦時，依然以國事為重，一再向琦善建議，一邊談判，一邊抓緊戰備，嚴陣以待英軍的挑釁。而琦善雖說聰明透頂，還真是缺少林則徐那樣的大智慧，他對林則徐的建議不以為然，如果一邊和談一邊作軍事準備，那不是給英人添堵嗎？他可能真是沉迷於“片言片紙，遠勝十萬雄師”的神奇幻覺中，也可能是墮入了“英軍不可戰勝”的神話中。這位被蔣廷黻稱之為“遠超時人的聰明的外交家”，在其奏折中嚐謂：“姑為急則治標之計，則暫示羈縻於目前，即當備剿於將來也。”這句話被後世精煉為“羈縻於目前，備剿於將來”，成了義律“遠超時人”的證言，也是名言，一直為後世津津樂道，蔣廷黻等近代史家正是以此斷定琦善“遠超時人”，提出了治本治標的對外戰略，羈縻於目前是治標的一時策略，備剿於將來才是治本的大略。琦善是想通過長遠而曲折的道路來挽救迫在眉睫的危機，也算是“曲線救國”吧。很多人被琦善這句話迷惑了，這其實是琦善畏敵懼戰的借口而已，而所謂“備剿於將來”，更是虛妄的托詞。試問，大敵當前，如何能將大敵“羈縻於目前”？所謂“加意羈縻”，說穿了就是割地賠款，喪權辱國，這也正是英人提出的、必須滿足的要求，然而，琦善在談判中又做不了主，他的“羈縻”其實是對自己的“羈縻”，隻能是對英人低三下四，眼看著英軍把壞事做絕，他也隻能將好話說盡。
既然“和”是唯一的選項，那就必須以最大的誠意來議和。對義律提出的條件，琦善隻要自己能做主的，他都一條一條答應了，凡是他覺得有礙和談的，他都主動排障。他一直在努力表現最大的誠意和友善，他要讓義律明白，他這個欽差大臣不是那個與英國人處處作對的林欽差，他是英國人的朋友，一心為英國人著想的好朋友，英國人應該滿意了吧？當他鮑鵬去探尋義律的態度時，鮑鵬每次都像是挨了揍的孫子一樣，灰頭灰臉地回來。琦善這個一等侯爵、大清樞相，又何嚐不是在這些洋鬼子跟前裝孫子？可裝孫子也沒用。對道光帝那個“上不可以失國體，下不可以開邊釁”諭令，他是越來越絕望了，這是幾乎不可能達成的。這是美妙的幻想，也是無解的難題。但他知道道光帝是說一不二的，義律也是說一不二的，這個紅毛洋夷也成了他的皇帝，一個大皇帝，一個洋皇帝，誰也得罪不起。琦善開始像琢磨道光帝的心思一樣，琢磨著這位洋皇帝的心思。他已經陷入了裏外不是人的尷尬處境。越是這時候，越不能節外生枝，又起“邊釁”。
在軍事上，有人說琦善“對於一切防守剿堵等軍事事務置之不問”，這是片麵的，琦善幾乎時時刻刻在過問軍事，但他非但不加強防備，還生怕林則徐、鄧廷楨和他們那些老部下幹擾了他的談判進程，為了在談判桌上表現出最大的誠意，琦善一味屈從義律。義律照會琦善：“若多增兵勇來敵，則不準和。”琦善為了求和而討英人的歡心，“則首詰劫船之役，究何人先開炮，欲斬副將（陳連陞）以謝夷，而兵心解體矣”。琦善若要認真追究，在鴉片戰爭之前爆發的九龍海戰，是英人打響的第一炮，而他竟然要將開炮還擊英軍的愛國將領處斬，那些浴血奮戰的將士又怎不痛心疾首，以致“兵心解體”。連一些為琦善辯解的史家在鐵證如山的史實麵前也不得不承認，“廣東炮台的喪失和兵心的解體，琦善是有責任的”。而道光皇帝對琦善最憤恨的也是他不重視軍事，粵海軍民最痛恨的則是他“拆卸軍防，以致銅關毀鎖，門戶洞開”。琦善後來在北京受審時為自己百般辯解，他並未撤去水勇，但他承認自己說過：“水師不必設，炮台不必添。”他說這是自己一時糊塗。這倒也是老實話，他是被英軍給嚇糊塗了。相反，義律倒是一個“遠超時人的聰明的外交家”，他一邊在“和談”上與琦善較量，而伯麥一邊率領英軍進行實戰演習，隨時準備對虎門要塞發起進攻。又無論琦善怎樣說好話、軟話、人情味十足的話，但義律和英軍又怎會被他漂亮個空話所“羈縻”？英國人又何嚐不想在談判桌上獲得利益，但他們心裏十分清楚，若沒有強大的武力做後盾，你那談判桌上的片言片紙就跟放屁差不多。
琦善卻是說話算話，說打就打。每當義律在“和談”中進展遲緩時，英軍勢必就要從戰場上打開突破口。十二月十三日，義律抓住琦善撤防的有利時機，以戰爭威逼琦善無條件地接受英方的全部條件，否則，“照依兵法辦行，相戰以後，再行商議”。義律或是時常會想起林則徐封鎖十三行的屈辱經曆，他也像林則徐一樣發出了一個又一個“最後限期”，並以十五日八時前為限期，若琦善不答應英方的全部條件，英軍即向虎門海口守軍發起攻擊。而琦善早已焦頭爛額，心力交瘁，他隻能裝病了，這是故技重施，也是黔驢技窮，他可能不是裝病，而是真的病了，就像這個帝國一樣病入膏肓。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五日（1941年1月7日）清晨，在義律限定琦善答複的最後一刻，第一次鴉片戰爭終於在廣東主戰場打響了。對於此戰，史載幾乎是一筆帶過：“義律遂乘其無備，於十二月十五日突攻沙角、大角炮台，乃虎門第一重門戶也，副將陳連升守之，兵止六百，夷船炮攻其前，而漢奸二千餘梯山背攻其後，眾五倍於我，遂陷。”
此戰，是英國遠征軍在定海之戰後又一次集中其精銳主力作戰，當日清晨，在英國遠征軍統帥伯麥的指揮下，英軍共出動大小艦船二十多艘（英艦七艘、輪船四艘、舢板十餘隻），兩千多名英軍，一百一十門火炮，分左右兩翼，向沙角炮台與大角炮台同時發起猛攻。
我曾在前文描述過林則徐等在虎門海口構築的三道防線，沙角炮台和大角炮台構成虎門要塞的第一道防線，當時，沙角炮台的大炮射程僅及中泓（中線），炮火封鎖洋麵不夠得力，而大角炮台因距離航道較遠，一般隻作為信號台，駐守兵力不多。但若按林則徐的戰略部署，二角炮台，尤其是沙角炮台對海上來犯之敵還是可以發揮出一線阻擊作用。令人痛惜的是，或者說琦善最糊塗的是，他為了在和談中表示出對英軍的最大善意，一邊談判，一邊下令遣散了林則徐苦心招募訓練的數千水勇，打壓和罷斥抗英有功的將領，大量裁撤海防前線的兵力，還強令拆除了虎門珠江口的全部木排鐵鏈，裁減兵船三分之一。據《防海紀略》：琦善“撤散壯丁數千，於是水勇失業，變為漢奸，英夷撫而用之，翻為戎首矣。撤橫檔水中暗椿，屢會義律於虎門左右，夷船得以探水誌，察徑路，而情形虛實盡悉矣。……專用漢奸鮑鵬往來傳信，其人故奸夷顛地之仆役”。林則徐、鄧廷楨和關天培等苦心經營的海防設施，庶幾功虧一簣，這讓據守粵海前線的清軍官兵又有何可據？憑何而守？
對英軍攻打二角炮台，琦善是廣東官府中第一個知道的，義律甚至清楚地告訴了他開戰的時間——以十五日八時前為限期，對於英軍這不是什麼軍事機密，而是公然挑戰。但琦善在戰前的數天裏卻一直守口如瓶，仿佛這是一個不可泄露的天機或絕密情報，他既未及時向海防前線通報軍情，更未下令抵抗，作為兩廣最高軍政長官，他竟未作任何軍事部署。如此一來，英軍對二角炮台的進攻不是偷襲，但對炮台守軍而言實為突襲。而從定海之戰到二角炮台之戰，英軍都是以兩三倍的兵力來攻打清軍，一切皆已注定，二角炮台守軍又隻能以死相拚了。
左路英軍共四艦一千四百多人，一百一十門火炮，先用艦炮向轟擊大角炮台，其艦炮射程遠，目標精準，炮彈又皆為火藥彈，如琦善戰後奏報所雲：“該夷現在所用飛炮，子內藏放火藥，所至炸裂焚燒，不獨為我軍所無，亦該夷兵械中向所未見。”而大角炮台因距離珠江口航道較遠，射程又短，一般隻作為信號台，當時駐守官兵僅有二百多名。英軍炮火確實勢不可當，但鎮守炮台的千總黎誌安率官兵依然堅守炮台。黎誌安身負重傷，戰袍被鮮血浸透了，仍在指揮向英艦開炮，那揮動的手臂飛濺出一串串血液。炮台守軍的戰鬥意誌極為頑強，但終因器不如人又寡不敵眾，大部分官兵傷亡。在撤退之前，為防大炮被英軍搬走，黎誌安和幸存的官兵將十四門大炮奮力推入了大海。而大角炮台失守後並未出現定海水師那種一觸即潰的局勢，又有部分幸存的官兵突圍到沙角炮台繼續抵抗。
英軍右翼部隊主攻沙角炮台，他們的戰術與其左路軍的進攻如出一轍，先以艦炮轟擊沙角炮台正麵，壓製清軍炮火。隨著大角炮台被英軍攻破，英軍集中全部火力來攻打沙角炮台。
駐守沙角炮台的老將陳連升在官湧之戰中屢破英軍，被林則徐擢升三江口協副將，調守沙角炮台。林則徐對他如此倚重，讓他把守粵海第一重門戶，他深感責任重大，一雙老眼就像麵對大海的炮口一樣，一天到晚緊盯著英夷的動向。
在琦善主掌粵海軍政之後，大量裁撤水師巡船，而英國信使船（實為偵察船）頻頻到虎門要塞的第一道防線來刺探軍情，或進行火力偵察，對此琦善皆置若罔聞。當“有探報夷情者”向他報告英軍的動向，他一概拒絕，還譏諷林則徐：“我不似林總督以天朝大吏，終日刺探外夷情者。”難道琦善連“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的常識都不懂嗎？不是不懂，而是不屑，在他眼裏和談壓倒了一切，他壓根就不想一戰，遑論百戰。但即便不想一戰，在和談中也應該知己知彼啊，看來他又是聰明一世，糊塗一時了。而陳連升既沒有琦善那樣聰明，也沒有琦善那麼糊塗，一切按老規矩來，英船犯境，先開炮示警，在三聲炮響之後，英船再不退卻，他便命水師兵弁將入侵者驅逐。
琦善唯恐陳連升等具有血性的將領逞一時之勇，破壞了他與義律談判的氣氛，嚴斥陳連升向英國信使船開炮，甚至還要將他處斬以平息英人的怨怒。但他這一荒謬的行徑激起了廣東軍民的義憤，數千人自發到欽差衙門請願，琦善難犯眾怒，隻得收回成命，但仍三令五申陳連陞等不得“擅開邊釁”。
而這一次，不是陳連升“擅開邊釁”，而是英軍出動主力猛攻沙角炮台，一員老將，已毅然決然將自己這顆白發蒼蒼的、沒有被琦善砍下的腦袋，獻祭海疆。他之所以抱著必死的信念，其實也出於他對此戰勝敗的估計，這也是他必須麵對一種命定的結局，沙角炮台守軍僅有六百餘名，且不說英軍那堅船利炮，英軍投入此戰的兵力有沙角守軍的五倍之多。鴉片戰爭的曆史真是充滿了吊詭，按林則徐的戰略思想，我方最大的優勢就是人多勢眾，民力可用，然而那三四千遠道而來、孤軍深入的英軍原本是一支孤軍，卻總能以數倍於清軍的兵力投入作戰，反倒是清軍一次次陷入孤軍奮戰的絕境，這也是陳連升的絕境，一旦開戰，就是殊死之戰。
沙角炮台保衛戰，堪稱鴉片戰爭爆發以來，中國軍人第一次最頑強、最堅決的自衛還擊戰，他們隻能以自己的血性與意誌抵抗英軍猛烈的炮火。英軍自清晨至下午，共發射了千餘發炮彈，連岸邊的石頭也被炸開了花。而沙角守軍隻能使用那像一坨坨鐵疙瘩似的炮彈進行還擊。陳連升親自坐鎮炮台後衛，憑著自己身經百戰的經驗，使用杠炮及事先埋藏的地雷，還有那用厚重的青磚和花崗石築起的堡壘，抵擋住了那來自大海方向的一排排炮彈。但在英軍如此凶猛的炮火之下，守軍傷亡慘重又得不到增援，彈藥眼看告罄也得不到補充。陳連升一再派人飛檄求援：“請備兵與火藥！”但“琦善不許”。據王之春《防海紀略》載——
水師提督關天培、總兵李廷鈺察其情，均請增兵，琦善恐妨和議，固拒不許。許償夷煙價銀七萬圓，而夷必欲索埠地。琦善前以廈門及香港二地商之鄧廷楨，廷楨言廈門全閩門戶不可許，香港與尖沙嘴及裙帶路二嶼鼎峙，為粵海適中之地，形勢環抱，藏風少浪，若令英夷築台設炮，久必窺伺廣東。琦善既據以奏聞，至是不能自背前奏。義律遂乘其無備，於十二月十五日突攻沙角、大角炮台，乃虎門外第一重門戶也。副將陳連升守之，連升久曆川楚戎行之老將，兵止六百，夷船炮攻其前，而漢奸二千餘，梯山背，攻其後，陳連升於後山埋地雷，機發轟死百餘賊，而不能再發，賊後隊複擁而上，眾伍倍於我，我兵前後殲賊三百餘，而火藥已竭，賊火輪杉板船又繞赴三門口，焚我戰船十艘，水師或潰或死，其橫檔、靖遠、威遠各炮台，僅能自保，且俱隔於夷船，不能相救。陳連升父子戰死，賊遂據沙角、大角兩炮台。
時提督關天培、總兵李廷鈺、遊擊馬辰，尚分守鎮威、靖各炮台，兵各僅數百，相向而哭。李廷鈺回至省城，哭求增兵，闔省文武亦皆力求，琦善初僅允二百，繼增至五百，黑夜以小舟偷度，分布各處……追究“琦善不許”的原因，依然是不想讓“邊釁”的事態進一步擴大，一心隻想把義律“羈縻”在談判桌上。而由於“琦善不許”，此時駐守靖遠炮台的關天培、威遠炮台的總兵李廷鈺，均隻有數百兵力，進不能攻，退不能守，皆無法前往沙角炮台支援。一切，就全靠陳連升這位老將率孤軍奮戰了。
伯麥原本想集中主力速戰速決，而他已在定海之戰中看到了，清軍水師幾乎不堪一擊，沒承想在虎門遭受了如此頑強的抵抗。眼看從正麵屢攻不上，他命陸戰隊由漢奸帶路，繞道沙角山的後邊，架起竹梯攀登上了形勢險要的沙角後山，並焚毀了山下三江口守軍的營寨和水師船。說來實在悲哀，這些漢奸，此時已是名副其實的漢奸，但其中很多原本是林則徐招募的水勇，他們被琦善遣散之後，又被英軍“勾”去利用。如王之春《防海紀略》所雲：琦善“撤散壯丁數千，於是水勇失業，變為漢奸，英夷撫而用之，翻為戎首矣”。此前，以江蘇巡撫兼署兩江總督的裕謙就在奏折中揭露過此事：“聞琦善到粵後，遣散壯勇，不啻為淵驅魚，以致轉為該夷勾去，遂有沙角、大角炮台之陷。”
所謂“漢奸”一詞，實是清廷的發明，原本是指反抗清廷的漢人，後來泛指給英軍帶路並提供補給的漢人，在那個年代，清廷對老百姓采取愚民政策，沿海漁民（多為疍民）幾乎都是文盲，他們隻顧自己的身家，壓根就沒有國之意識，也就難免為“英夷撫而用之”，英國遠征軍在遠離本土又無根據地的中國東南沿海作戰，為什麼能夠源源不斷地獲得後勤補給？就是因為有了這些“漢奸”的支援。這是林則徐早已發現並意識到了的問題，在他革職之前就開始打擊這些漢奸。定海失陷後，道光皇帝也斷定“因思該夷先經投遞揭帖，恣其狂悖，逆夷文字不通中國，必有漢奸為之代撰。且夷船多隻闖入內洋，若無漢奸接引，逆夷豈識路途？”確實如此，在沙角之戰中，如果沒有漢奸帶路，英軍陸戰隊壓根就不知道沙角山後邊還有一條路，這讓他們一下插入到沙角炮台側後方，又搶占製高點，隨機架起野炮俯擊沙角炮台。炮台守軍原本在正麵就難以禦敵，而一旦腹背受敵，遭受英軍的兩麵夾攻，加之“琦善不許”增援，陳連升一開始就已預見那個命定的結局，正隨著南海冥冥茫茫的夜幕一起降臨。
陳連升率沙角守軍已激戰竟日，當火藥耗盡，大炮喑啞，英軍正在步步逼近，而對於沙角炮台守軍，這也是他們最後一搏的戰機。上陣還須父子兵，陳連升之子陳舉鵬（一名長鵬）為武舉人，亦隨父駐守沙角炮台。此時，父子倆默默地對視了一眼，隨後一起走出炮位，舉起了弓箭，沙角炮台最後的守軍們，也像他們一樣舉起了弓箭。當英軍進入他們的射程內，陳連升一聲令下，箭雨齊發，英軍又一次哇哇亂叫地後退了。當箭矢射盡，陳連升又抽出腰刀，一馬當先殺入敵陣，一場短兵相接的肉搏戰還沒上演，英軍就砰砰砰開槍了，陳連升身中數彈，每一個彈孔都在噴血。陳舉鵬眼睜睜地看見父親倒在自己的眼前，一雙眼睛熾烈如火，他悲憤地挺戟大呼，一連砍殺數敵，然後帶著十多處傷口、拖著一個鮮血淋漓的身軀跳下炮台，縱身躍入大海。
這冷兵器時代的一幕在中國近代史上總是一種不合時宜的方式反複上演，而當冷兵器遭遇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中國人想要守住自己的每一寸土地，隻能憑短兵相接、血濺三尺的肉搏。每當我眼前湧現出這悲愴的一幕，都禁不住淚流滿麵，中華民族的頑強、剛烈和血性，是世界上任何一個民族所沒有的，隔著一百多年，你還能聽到他們撕心裂肺的呐喊聲，而當這一切變得無聲無息，你看見的，便隻有月光下的斷垣殘壁和橫陳於其間的屍體，守衛炮台的三江協副將陳連升父子與絕大部分將士都是戰死的，中國軍人又一次以完美的完敗方式，抒寫了一個民族的光榮與屈辱。他們的熱血，順著被撕開的炮台的裂縫，源源不斷地注入大海，一直流淌了一百多年。
在近代中國抗擊外國侵略者的戰爭中，陳連升是第一位為國捐軀的少數民族將領。
英軍早已不屑於陳連升那種“野蠻的、偏離文明的軌跡”的肉搏戰，但他們竟然“臠割其屍”，將一位渾身彈孔的老將又擁刺刀捅出了滿身的窟窿，這就是他們充滿了榮耀的“英國式文明”。
讓後世值得銘記的，還有一匹馬。如今，隻要走進沙角炮台遺址，就會在一座要塞和大海之間，看見一位老將橫刀挺立的塑像，還有一匹馬的雕塑，旁邊還有一塊節馬碑。這匹馬就是陳連升的坐騎黃驃馬，一副叱吒奮蹄的雄姿。
這馬又別稱“透骨龍”，即使喂飽了草料，也凸顯出一根根堅韌的肋骨。在陳連升父子戰死後，這匹戰馬成了英軍的俘虜，他們想要馴服這匹中國戰馬，但“喂之不食，近之則踢，騎之則摔，刀砍不懼”，英軍既無法馴服這匹桀驁不馴的戰馬，又一直舍不得殺掉它，隻好把它放到香港太平山中，而它竟然連山上的野草也不吃，每天朝著虎門沙角炮台的方向嘶鳴。太平山中的中國居民來喂它，若將草料用雙手捧給它，它才吃，若是將草料放在地上，它連嗅都不會嗅一下就昂首揚鬃而去。每當人指著它說這是陳連升的戰馬時，它竟然熱淚長流。若有人說要帶它回虎門時，它就會抖擻起精神跟著走。但英軍一直不肯將它放歸虎門，它最終以絕食的方式死於香港。但虎門人民沒有忘記這匹馬，在為陳連升塑像時也塑造了這匹馬。從此，一位戰將和一匹戰馬永遠廝守在一起，守望著身後的炮台和前方的大海。一匹節馬的傳奇，無疑有太多民間傳說的成分，而這樣的民間傳說，恰好與一個民族的血性有關。而無論如何，沒有人會為那位“遠超時人”的世襲一等侯爵豎起一座花崗岩或大理石的雕像，他的曆史形象，在老百姓心中還不如陳連升的一匹馬。
曆史被傳說安慰著，一個民族的鮮血和傷口也被傳說安慰著。我凝神看著，一塊碑，一匹馬。給這匹馬立一塊碑，讓它和林則徐紀念碑、陳連升雕像並列在一起，恰好構成了一個民族最完美的精神譜係。
國破山河在，中華民族不亡，或許，正是因為有這樣一個精神譜係。
對於二角之戰的失敗，後世充滿了太多的追問和爭論。
誰來為這樣悲壯的失敗負責？琦善倒也明智，他知道自己推卸不了責任，一邊奏報清廷自請處分，一邊繼續描述夷兵夷器如何無堅不摧，廣東水師如何不堪一擊：“此間水師，兵械技藝，廢弛已久。該夷現在所用飛炮，子內藏放火藥，所至炸裂焚燒，不獨為我軍所無，亦該夷兵械中向所未見。經此次猖獗之後，我師勢必益形氣餒。”在另一奏報中，他更把戰敗的罪責推諉於林則徐此前的軍事準備，“前督臣林則徐曾備有灌注桐油之草船以備火攻，乃前日交仗之時，經守備盧大铖開放火船，迎頭焚燒，夷船未被燃燒，火船已成灰燼”，“陸戰之兵，技藝原不甚捷，而器械則甚屬淫巧”，所謂器械淫巧，指林則徐購置的新式武器裝備。琦善幾乎被嚇破膽了，尤其是那“子內藏放火藥，所至炸裂焚燒”的“飛炮”，實在太具有殺傷力和毀滅性了。他認為對英方的要求必須“從權辦理”，也就是必須妥協讓步，否則，那就不用說了，聖明的皇上一定會懂的。對於琦善奏報的事實，不能一概否認，追究二角炮台失陷的原因，英軍的堅船利炮也是原因之一，但絕非根本原因，而根本原因一如林則徐對琦善的指斥：“懈軍心，頹士氣，壯賊膽，蔑國威，此次大敗，皆伊所賣！”在林則徐眼裏，琦善就是一個賣國賊。
誠然，琦善確實沒有公開賣國，他也沒有理由賣國，要說琦善是“賣國賊”那還真是冤哉枉哉。然而，琦善如此屈辱求和，又與賣國或喪權辱國何異？
對琦善在粵之過，在拉開時空距離之後，後世也一再反思，如同治時四川候選直隸州知州楊廷熙，如是論斷：“自道光年間啟釁粵東，其前誤於琦善等喪師辱國，失守沿海炮台，任其盤踞香港，因得潛窺內地虛實，熟悉江海水道，故由廣東而江浙而天津，構數千年未有之禍，擾亂中國之邊疆，憑陵中國之城池，侵據中國之關口，耗散中國之財賦，荼毒中國之人民。屢和屢叛，國家之貧弱因之。”
然則，若理性地審視整個鴉片戰爭的曆史，琦善最多也隻能負一部分責任，負主責的還是道光皇帝這個最高決策者，他忽而主撫，忽而主剿，還真讓文武百官無所適從。如果說這就是所謂的隨機應變，他簡直是在玩腦筋急轉彎，思維混亂而跳躍，這讓他從一個極端很快就跳到了另一個極端。
由於當時通信的緩慢，加之當時中國日曆為陰曆（農曆），西方日曆為陽曆（公曆），這讓我對曆史的敘述往往顛三倒四。十二月初七日（12月30日），此時距二角炮台之戰爆發還有九天，道光皇帝收到了琦善此前關於和談的奏報，主要內容是義律提出的各項要求，也就是和議的條件，這讓道光皇帝大出意料又大為惱火，他原以為隻要諉罪於林則徐、鄧廷楨妄啟“邊釁”，就可以消弭“邊釁”，而義律所提的要求既打破威嚴的天朝體製，又觸犯了一個天子的尊嚴，道光皇帝決定拒絕英方所提要求，準備對其“大申撻伐”，一麵“飛調湖南、四川、貴州兵四千名，馳赴廣東，聽候調度”，一麵命令琦善加強粵防，“地方不能給與尺寸，貿易、煙價亦不可允給分毫”，並命琦善“督同林則徐、鄧廷楨妥為辦理”，“相機剿辦”，他還在詔諭中發誓：“朕誌已定，斷無遊移！”
然而，琦善若要收到這道上諭，至少也在十二月底，甚至已是又一年了。
盡管他此時尚未收到這道上諭，一位總攬兩廣軍政大權的欽差大臣和總督大人，又豈能不知道，在虎門要塞的第一道防線、粵海第一重門戶失守之後，當務之急就是抓緊時間加強第二道防線或第二重門戶的軍事力量。就算他真的如此無知，怡良等廣東軍政官員也去找琦善商討過對策。據怡良後來揭發：“十二月十六日，接準照會，有英夷兵船火船於十五日攻奪沙角、大角兩炮台之事。臣駭異之餘，實深焦憤，當即會同廣州將軍臣阿精阿、副都統臣英隆暨司道等，同至琦善署中，麵商戰守事宜。琦善問及攻剿有無把握，臣等均不敢謂有把握。但以該夷既經就撫，忽又稱兵犯順，占奪炮台，戕害將弁兵丁，是除攻剿之外，恐亦別無辦法。琦善複言現已寫信詰問義律，俟複到設法妥辦，若於挫衄之後，複遽開兵，聲援實恐不足，即奏調外省兵丁，亦須日久方到，而義律一聞派兵，益生疑忌，尤恐大釀事端。”
怡良的揭發足以證明，琦善最擔心的還是“義律一聞派兵，益生疑忌，尤恐大釀事端”，而在尚未收到道光皇帝“大申撻伐”的上諭之前，他隻能“按既定方針辦”，繼續與義律和談，將大敵“羈縻於目前”，如果此時憑他那三寸不爛之舌，還想達到“片言片紙，遠勝十萬雄兵”的神奇效果，那不是神話，而是一個笑話。英軍占領了二角炮台，把虎門要塞的第一道防線變成了他們對珠江口的第一道封鎖線，至此，英軍才終於達到了封鎖珠江口的目的，這也成了他們手裏的一張王牌，以此逼迫琦善就範。十二月十八日（1月9日），英軍圍困虎門各炮台，揚言要“打平炮台，即赴省城，再與琦善商議”。
麵對咄咄逼人的英軍，林則徐憂急如焚。一個社稷之臣“徒有救國之誌，而無尺寸之權”。禦史周春祺密奏請起用林則徐：“臣竊聞自南來者，僉謂林則徐在粵防堵極為周密。古人雲：‘使功不如使過。’林則徐已蒙逾格鴻慈，仍得差遣聽用，若再荷蒙矜宥，假以尺寸之柄，獨當一麵，令其帶罪圖功，俾得專精思慮。臣雖至愚，知林則徐必當捐糜圖報於萬一。”閩浙總督顏伯燾和新任浙江巡撫劉韻珂也主張重新起用林則徐，其理由之一正是“該夷所畏忌”。對此，道光皇帝已在上諭中命琦善“督同林則徐、鄧廷楨妥為辦理”，“相機剿辦”，可惜這道上諭還沒有降臨。
林則徐和鄧廷楨也曾請求琦善分派任務，願赴海防前線效命，但遭到琦善拒絕。眼看到了庚子歲末，辛醜將至，林則徐在憂憤中苦吟《庚子歲暮雜感》詩四首，尤其是第一首充滿了大戰在即的危機感——病骨悲殘歲，歸心落暮潮。
正聞烽火急，休道海門遙。
蜃市連雲幻，鯨濤挾雨驕。
舊慚持漢節，才薄負中朝。
二、問何人忽壞長城
林則徐那種“正聞烽火急”的危機感，琦善也感受到了，他已經玩不了拖延戰術，在義律的逼迫下隻能一步一步就範，與義律達成和談協議，所謂協議，其實就是義律提出的條件。
關於賠款，琦善早已複照義律，允準煙價賠償洋銀五百萬圓，先行說定以十餘年為期。
關於通商，當琦善奏報道光帝，他已答應對英賠償煙價並增開通商口岸一處時，道光朱批：“恰與朕意吻合。”
關於割地，義律提出將香港本島及其港口割讓與英王，這成了琦善與義律談判的一個死結。琦善深知道光皇帝的底線，除了割地，其他方麵還有商量的餘地，可以以賠款換和平，可以以通商換和平，但決不能以大清江山做交易。
琦善隻能一再複照義律，“隻有請給地方一款，實因格於事理”，“若貴公使大臣，必特此一款，始終堅執，勢必致諸率不能仰遇大皇帝允準”，請求義律對此“詳細思之”。然而在這一點上，義律是決不讓步的，而琦善要讓皇上答應“割地”又是根本不可能的。琦善的智商麵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他最後也不得不承認自己是個庸才和糊塗蟲，為了“化幹戈為玉帛”，他“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竟然采取了自以為聰明的變通之術，向義律表示“尖沙嘴與香港兩處，隻能擇一地方寄寓泊船”，而所謂“寄寓泊船”，其實就是割讓港口的婉約之詞，而這“語言藝術”，對於他幾乎是唯一的可乘之機，而他最終就栽倒在這變通之術和“語言藝術”上。
據琦善後來的辯解，因為英兵圍困橫檔炮台，事情緊急，後路空虛，不得已佯允所請，以解燃眉之急。但當時隻是允許英夷居住，並沒有指明丈尺裏數，也沒有指明地方，但他在辯解中也承認“雖權宜佯許，罪無可逃”，又說自己“才識短淺，因大兵未集，冀暫時羈縻，再圖後舉，實屬昏聵糊塗”。其實，琦善此前就割讓廈門、香港之事征詢鄧廷楨的意見，但鄧廷楨沒有琦善這樣“昏聵糊塗”，於私，他怎願為琦善背鍋，於公，他又豈能讚成割地求和？
他認為廈門絕對不能割讓，“夷居廈門，可以窺內地，且澎湖、台灣都在廈門東麵，聲勢所為，隔絕不得聯絡，其害至深，固萬無許給之理”。那麼香港呢？鄧廷楨也認為不能割讓，香港位於“粵洋中路之中，外環有尖沙咀、裙帶兩個島嶼，夷舶常借以避風浪，英夷早想占有，一旦給與，他們必然會建築炮台，始猶自衛，繼則窺伺廣東”。如此，琦善也就隻能一意孤行了。
十二月二十五日（1月16日），琦善和義律終於在穿鼻洋達成了一個沒有簽字意向協議，也可謂是“草約”吧，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以香港一島為英國寄居貿易之所，而英軍將定海及沙角、大角等處統行交還中國。義律還建議將妥協各款彙寫盟約一紙，擇地麵談，“以期訂明”。但義律在尚未接到琦善複文的情況下，就在十二月二十九日（1月20日）單方麵發出公告，宣稱他與琦善訂立了初步協定（即所謂《穿鼻草約》），其主要條款為：“一、割讓香港島與英王。一切在香港進行之商業所付之船鈔及關稅均交付與中國，如同該項商業昔在黃埔之辦理情形一樣；二、賠償英國政府六百萬元，其中一百萬元立刻交付，餘數按年平均支付，至一八四六年付清；三、兩國正式交往應基於平等地位；四、廣州海口貿易應在中國新年後十日內開放。並應在黃埔進行，直至新居留地方麵安排妥當時為止。”
據《中國曆史紀事年鑒》：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三日（1841年1月25日），欽差大臣、兩廣總督琦善因沙角、大角炮台失陷，背著清朝政府與英國全權代表義律議定《穿鼻草約》（亦稱《川鼻草約》）。主要內容為：割讓香港給英國，賠償英國煙價六百萬元，開放廣州為通商口岸；英軍撤出沙角、大角炮台，歸還定海。琦善不敢據實奏聞，詭稱賠款為“商欠”，割香港是許英人在外洋一小島“泊舟寄居”，但又做賊心虛，終於未敢在條約上加蓋欽差大臣關防。
對所謂《穿鼻草約》，史上還有多種版本。據1978年版的《劍橋中國史》說：“1841年1月20日，琦善無能為力地同意了《穿鼻草約》。”美國1980年版的大百科全書中說：“1841年1月20日，中國戰敗之後，被迫簽訂了《穿鼻草約》。”西方著述多以義律的公告為根據而斷言琦善與義律曾簽訂《穿鼻草約》，而據國內一些史家考證，“這些說法，顯然是站不住腳的”，更有人說，這是一個子虛烏有的協議。實際上，中英雙方並未正式簽訂過此約，琦善曾向義律麵允這些條件，但他向朝廷隱瞞了真相。他所奏陳的草約四條內容是：“一、準英人到粵通商，在香港寄居；二、英船在黃埔納稅，貿易由洋商議辦；三、鴉片及違禁物入口，船貨沒官，人即治罪；四、代申冤抑。”這與義律公布的《穿鼻草約》顯然不同，而這兩個大相徑庭的版本，到底是在翻譯上出現了嚴重的誤譯，還是琦善刻意諱飾以應對清廷，還真不好說。但即便是琦善奏報的這個版本，道光皇帝也憤然朱批：“一片囈語！”當他看到義律公布的那個版本，又怎會答應？
無論《穿鼻草約》是子虛烏有還是確實存在，但中英兩國都不承認，徹頭徹尾就是一個無效條約，但英軍強行占領香港確實是一個上帝也無法篡改的事實。
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四日，公元1841年1月26日，新年伊始，第一件載入史冊的大事就是英軍占領香港。英軍乘“HMS硫黃”號軍艦在水坑口登陸香港島，自即日起，香港的殖民統治時代開始。
義律選擇香港並非偶然的，早在律勞卑出任商務總監的時候，律勞卑就已提議過占領香港。但律勞卑沒有義律那樣急迫的要求和切身的感受。義律由於深感在澳門辦公受盡葡萄牙人的威脅，一直在尋求合適的島嶼，既能作為其租借地，又方便通商。1839年，林則徐將他們從澳門驅逐，義律和英國僑民在香港島對出海麵短暫居住，對香港島有了進一步的認識，這也是義律在“尖沙咀與香港兩處”選擇香港的原因。
在英軍占領香港的第二天，英軍在島上升起英國國旗，義律出任香港首任行政官。
義律隨後照會琦善，“尖沙咀不應寄存炮台軍士，致嚇該處洋麵及香港海邊地方”，要求中國方麵將軍械將士“統行撤回九龍（九龍城寨）。對此，琦善進行了軟弱的爭辯：“豈有貴國寄寓之人，留兵設炮，而天朝將原設兵炮撤回，未為情理之平。”但他最後仍然屈從英方的武力壓力，又借口尖沙咀、官湧的炮台“孤懸海外，不足禦辱，而新安地方緊要”，而下令將林則徐此前部署在那裏的五十六門大炮和附近山梁的守軍全部撤往新安縣城。英軍乘機拆毀了這兩座炮台，將炮台的磚瓦石塊運往港島修路，從而使九龍半島南端尖沙咀一帶成為不設防之地。
正月初八日（1月27日），清廷獲悉沙角、大角炮台陷落的消息，道光帝“天威震怒”，立即發布上諭通告中外，誓言對英夷“痛加剿洗，聚而殲旃”。同時他詔令兩江總督、欽差大臣伊裏布克日進兵，收複定海，命琦善激勵士卒，奮勇直前。又詔命禦前大臣宗室奕山為靖逆將軍，戶部尚書隆文、湖南提督楊芳為參讚大臣，赴粵會剿。史稱，這是道光帝正式下詔對英宣戰。
正月初十日（2月2日），義律發布公告，宣布英國對香港統治的開始，他表示將繼續以“中國法律和習俗管治香港，但中國的酷刑則一一廢除”，又規定凡在港英人及外人均受英國法律保護，在港華人即作為英國國民，所有稅餉、船鈔、掛號各等規費均交英方。由於義律軍務繁忙，無暇兼顧香港事務，於是他任命副商務監督莊士敦（A.R.Johnston）為香港護理總督，在義律離開香港時代理其職權，這個莊士敦並非清朝末代皇帝溥儀的外籍老師莊士敦，史上對此有較多的誤會。如今香港島灣仔區有一條東西交通幹線——莊士敦道，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正月二十五日（2月26日），義律再次照會琦善，拿出了他擬定的《善定事宜》（即《川鼻草約》）讓琦善加蓋關防。琦善急派鮑鵬帶書信兩封，麵見義律。琦善此時不知是否覺察，他與英人談判的核心機密皆已毫無秘密，失去了這些秘密也就失去了主動權，義律對他的底線了如指掌，於是牽著他的鼻子走。琦善讓鮑鵬遞交的這兩封信，一封信重申以前的意見，另一封信則答應給予香港全島，但琦善又告誡鮑鵬，若義律態度蠻橫，戰爭不可避免，後一封信便不遞交。結果義律態度十分惡劣，鮑鵬並未向義律出示後一封信，而是將此信帶了回來。鮑鵬到底有沒有出示琦善的後一封信，那就隻有他和義律知道了。
盡管琦善行事機密，又無論他怎樣巧舌如簧、機關算盡，但紙是包不住火的。而琦善這第一張紙就沒包住火，義律首先就戳破了這張紙，他不但提前發布了《穿鼻草約》的內容，還向廣東官府發出照會，怡良一看非同小可，他也知道清廷的底線，這大清江山是寸土不讓的，豈能割讓給英夷？他隨即將義律的照會告示等送交林則徐、鄧廷楨一閱，其實也是向他們討討主意。林則徐一閱之後就憤然提筆，必須立馬上奏清廷，但他長歎一聲又把筆放下了，他還哪有上奏的資格啊，一個罪臣，連話語權也早已被剝奪了。既無處可奏，又如何是好？林則徐為此而“彷徨夙夜，心急如焚”，而唯一的辦法就是勸怡良實奏。而對於怡良這也是一種極大的冒險，畢竟琦善是皇上倚為股肱的大臣，一個巡撫參劾總督，又難免涉嫌督撫之間的權爭，此乃官場之大忌。但林則徐的一番話卻點醒了他，作為廣東巡撫，保護廣東“人民、土地皆君（怡良）職，今（琦善）未奉旨而私以予叛逆之夷，豈宜緘默受過”？
林則徐勸說怡良上奏後，又將《穿鼻草約》的內容告知梁廷枏，他想借助廣東士紳的力量，給琦善施加壓力，逼迫他懸崖勒馬。梁廷枏隨即聯絡廣東士紳具詞請願，一石激起千層浪，從廣州到周邊府縣的紳民群情激昂，“白叟黃童，群思敵愾；耕氓販豎，共切同仇”，東莞士紳鄧淳在縣學集會，聯名上書廣東督撫，請求他們“陳師鞠旅，彰天伐之明威，禁暴除強，順輿情以撻伐！”梁廷枏等士紳們還直接向琦善投書請願，但遭到了琦善的拒絕。
正月末，義律已得知清廷對英宣戰，遂決定趁清軍增援部隊尚未趕到粵海之機，徹底打開虎門要塞。而隨著大角和沙角炮台此前淪入敵手，虎門珠江口已喪失第一道防線，第二道防線已經沒有緩衝的餘地，隻能首當其衝，直接受敵。關天培眼看形勢危急，急命總兵李廷鈺請求琦善增兵，琦善依然“固拒不許”。林則徐、鄧廷楨也一再苦勸琦善發兵增援，但琦善既不下令抵抗，又拒不發兵增援。這還真是咄咄怪事，既然義律已知清廷對英宣戰，琦善理應收到了道光皇帝“大申撻伐”的上諭，對海防前線還是拒不增兵，而上諭還“命林則徐、鄧廷楨隨同辦理夷務。然琦善不與林公商議一事，且英夷和議已絕，尚不許關天培增兵為備，而逆夷則號召日多，器械火藥日備，凶焰百倍於前矣”。難道琦善膽敢違抗上命？又莫非他手中無兵可調？即便手中無兵，一個欽差大臣、兩廣總督，完全有權從兩廣大範圍內調軍增援海防前線，何況皇上已對英宣戰，誰敢抗命不援？而據史載，當時琦善手握重兵，僅駐防廣州的八旗兵、督標兵及撫標兵即不下萬人。這還真是令人匪夷所思，連那些為琦善這個“賣國賊”辯冤的史家也難以自圓其說。不過，王之春的《防海紀略》倒是給出了一個可信的解釋，琦善對於二角炮台之戰的慘敗一直憤憤不已，“且奏言賊殲我兵無數，而我兵傷賊僅數十，以張敵而脅款”，一句話，這仗根本就不能打！
一個國家最大的毀滅力往往不是來自外部，而是來自內部的自我毀滅，尤其是那些獨斷專行的關鍵人物，而每一次慘痛的教訓都將以慘烈的方式驗證。
二月初六日（2月26日）拂曉，英軍乘上風對虎門海口第二道防線發起猛攻，這也是第一次鴉片戰爭中英國遠征軍同廣東水師的一次決戰。由於此前琦善已將據守虎門要塞的清軍幾經裁撤，此時每個炮台均隻有數百守軍，彈藥與後勤也難以為繼，與其說是據守，不如說是困守。
在發動總攻之前，英艦先必須掃除障礙，攻陷第二道防線的前哨陣地——上橫檔炮台和永安炮台。上橫檔島炮台處於威遠島諸炮台的正麵是上橫檔島炮台。珠江被上橫檔島和下橫檔島一分為三，東河道為主航道，西河道又稱後河，由於泥沙淤塞，平時很少有船這裏通過。但林則徐主持虎門防禦工事的建設時，反複察看，發現西河道在退潮時船不能通航，但在漲潮時又能通航。海水有潮汐，而江水有汛期，在江海交彙處，水漲水落，變幻莫測，越是變幻莫測越是要加以預防。而西河道位於威遠炮台後麵，若在汛期或雨天，水漲船高，英軍勢必從後河繞過來包抄橫檔和威遠炮台守軍，使虎門守軍腹背受敵，這也是英軍的慣用伎倆。林則徐與鄧廷楨、關天培當場拍板，在扼守西河道的下橫擋島設防，並在河道“雇船以備”，即使不能阻擋英艦的攻勢，至少也可以起到遲滯減緩的作用，為其他炮台贏得還擊英艦的時間。但琦善來此視察時，恰逢水落石出的枯水期，他又不像林則徐那樣懂水性水情，更沒有耐心像林則徐那樣往複踏勘，一看那河道裏露出的沙灘，他就咧嘴哂笑了，這個林則徐簡直是個書呆子，但英軍不是呆子啊，更不是瘋子，他們那麼龐大的艦船，怎麼會從水這麼淺的河道裏航行？於是乎，這位“遠超時人”的琦大人，當即命定下橫檔島撤防。
英軍在戰前做足了準備，先清除了廣東水師釘在海中的暗椿，又“暗放小舟，四測水勢，因而內河沙澳，盡為夷梢所悉”。何時進攻，隻欠東風（上風）。而此戰，英軍既占了上風，又正逢珠江之汛南海之潮，這也驗證了林則徐的先見之明，而林則徐最不想看到的那個局麵已經來臨，“適潮水盛漲，夷分船闖越後河，前後夾攻”，炮台守軍在正麵原本就難以抵擋英軍，一旦腹背受敵，其情勢可想而知。其他炮台守軍即使想要馳援橫檔，也難以突破英艦的封鎖線。橫檔守軍又隻能孤軍奮戰了。據守橫檔的將領為清廷特授武功將軍劉大忠，由於橫檔守軍太少，他還特派胞弟劉大義、侄兒劉承輝從家鄉潮州碣石招募了子弟兵二百餘人。英軍發起了一輪一輪的猛攻，“夷船之不時運送，彼此抽換地輪番進攻”，英軍艦炮一排排射過來，“台前攢排突進，炮密如櫛”。在英軍的輪番進攻和地毯式轟炸之下，劉大忠率官兵及子弟兵與英軍慘烈激戰，從黎明一直戰至午後，由於炮彈“不可源源繼，雖極力拒擊，究不能如夷舟之不時運送，彼此抽換也”，劉大忠在激戰中身負重傷，劉大義、劉承輝兩百多名子弟兵皆戰死疆場。
英軍攻取了虎門守軍的前哨陣地，隨即對虎門要塞發起總攻。這是廣東水師與英國遠征軍主力的一次巔峰對決。英軍由其遠征軍總司令伯麥直接指揮，清軍由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坐鎮威遠島指揮。這是我此前多次提到的一位老將，走筆至此應該交代一下他的身世或生平了。
關天培（1781—1841），字仲因，號滋圃，江蘇淮安人，出身於一個職位低微的行武之家。嘉慶八年（1803年），關天培考取武庠生。他投身行伍後毫無背景，但憑軍功，從把總、千總、守備、遊擊、參將、副將、總兵一步一步升遷至提督，這也是清朝軍人上升的階梯，而武將到了提督就已登峰造極。
自宋代以來，曆代王朝一直防範武將坐大而造成唐朝藩鎮割據的局勢，清朝亦奉行以文製武的政策，提督為一省最高武官，其品秩高於總督、巡撫，但政治地位在總督、巡撫之後，受總督、巡撫節製。若是遇到了林則徐那樣的欽差大臣、兩廣總督，凡軍政要務皆與巡撫、提督商酌切磋，督撫皆可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若是遇到了琦善這種具有大學士和欽差大臣身份的總督大人，又一味擅權，無論巡撫還是提督都隻能任其獨斷專行了，而那個世襲一等侯爵琦善簡直沒有把怡良和關天培放在眼裏。
關天培於道光十二年（1832年）春署理（代理）江南提督，又於道光十四年（1834年），調任廣東水師提督，可謂是大清帝國的南海艦隊司令兼廣東海防要塞司令。在粵海關一口通商的時代，粵海防務為大清海防的第一戰略要地，但海防要塞漏洞百出，英國兵船曾“越過虎門各炮台，直抵黃埔，守台官不能禦，乃燃空炮以懼之”，而義律能從澳門連闖數關直達廣州十三行，都無不驗證了粵海防務之虛弱。為整頓海防，關天培“親曆重洋，遍觀厄塞”，又“檢閱洋圖，摘查文卷”，他將粵海設防以來的經驗和教訓編成《籌海初集》四卷，並附有詳細的地圖和訓練圖表等，提出了“禦敵之道，守備為本，以逸待勞，以靜製動”海防戰略。而在鴉片戰爭之前，一直重塞防而輕海防的清朝，還很少有這種具有海防戰略思維的高級將領。
林則徐從抵粵禁煙到虎門銷煙，關天培出動水師承擔起在海上繳煙的重任，繼而又全程保衛銷煙現場，曾受到清廷加一級的嘉獎。而在繳煙、銷煙的同時，關天培又與林則徐、鄧廷楨協力同心構築起虎門海口的三道防線。那也是廣東海防的黃金時代，他們也堪稱是“金三角”。無論是整頓海防，還是打造“南海長城”，關天培都有奠基之功，林則徐的海防戰略思維也吸收了關天培的智慧。在鄧廷楨調任閩浙總督後，“道光辛醜（1841年），英人擾粵東，關與林文忠督兵事”，而粵海與閩海還可此呼彼應，隨著兩廣總督林則徐、閩浙總督鄧廷楨遭清廷革職，“金三角”隨之徹底解體，從此變成了關天培一個人的獨角戲。關天培倍感獨木難支，他也不知自己還能支撐多久。“關勢益孤，死守虎門炮台”，而他因為死守而幹擾了琦善與英人議和，還屢屢遭受琦善的叱責，而琦善還一再下令裁撤海防要塞兵力，讓他愈加難以支撐，他眼睜睜地看著琦善自毀長城卻隻能徒呼奈何。“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卻可毀於一旦”，這是全世界的人都明白的一個真理。而眼下，這位老將又隻能率炮台守軍以血肉長城去抵禦英軍的炮艦了。